一、青年精神的淬火时刻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给中学同学赫伯特·贝尔莫的书信中，开始提到一个新朋友—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海因勒（Christoph Friedrich Heinle， 1894-1914）：“看看我交往的人……海因勒，一个好小伙，‘豪饮，暴食，制造诗歌（Sauft， fri?t und macht Gedichte）。他们应该都不错—我会很快听到一些评价。永远的梦幻和德国（Ewig tr?umerisch und deutsch）。穿着不太讲究。”当时，本雅明已进入大学的第三个学期—第一个学期在弗赖堡大学，第二个学期在柏林大学（现为洪堡大学），第三个学期回到了弗赖堡大学。大约就在这个夏季学期之初，海因勒带着激情漫溢、放浪不羁的诗人形象开始跻身于本雅明的朋友圈。

　　海因勒比本雅明小两岁，朋友们叫他弗里茨。他来自德国西南小镇迈恩（Mayen），中学在亚琛就读，其间就加入了当地的诗人群体。这群诗人心仪兰波、惠特曼和德国诗人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868-1933），写着具有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的诗歌。从一九一二年四月开始，他来到哥廷根大学学习德语语文学。两学期后，转入弗赖堡大学，与本雅明结识。

　　在哥廷根大学，海因勒已加入声势浩大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他的诗歌里充盈着这场运动的激情回声—正如这场运动的精神导师维内肯（Gustav Wyneken，1875-1964）所说的：“世界就是我的理念。”青年运动力图扫除陈腐死板的教条和约束，反抗密不透风的家庭和学校权威，让德国精神焕发出青春的荣光，邀约青年们来到美和真理之中沐浴歌吟，尽情释放生命的力量，重建人性，走向自然，在生活的巨浪中拥抱行动。维内肯的学校改革思想率先在弗赖堡大学得到回应—该大学成立了德国第一个完全遵照维内肯思想的团体“学校改革促进会”，成为教育改革的引领者。于是，这所大学吸引了诸多青年纷纷来这里求学、生活，挥洒青春激情。青年时期的本雅明

　　维内肯曾是本雅明在利茨寄宿学校（Hermann-Lietz-Schule Haubinda）的老师。在腓特烈大帝中学毕业前夕，本雅明就与尚未改名为赫伯特·贝尔莫的赫伯特·布鲁门塔尔、弗朗茨·萨克斯等同学一起激情澎湃地投身“青年运动”。

　　本雅明和海因勒，两个忽忽行动于“青年运动”中的青年就在弗赖堡大学相遇了，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他们一拍即合，相互爱慕—痛饮友谊和精神的甘醴。他们的友谊迅速变得炽烈，一起去黑森林旅行，长时间讨论艺术和思想问题。海因勒总是站在本雅明的一边，逐渐疏远了亚琛诗歌旧友，尤其是菲利普·凯勒（Philipp Keller，1891-1973）。表現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凯勒比海因勒早一年入读弗赖堡大学，已经成功吸引了本雅明的目光。本雅明甚至称凯勒的小说《混杂的情感》（Gemischte Gefühle）是“一九一三年最值得阅读的书籍之一”。但情感与精神的强度偏偏让海因勒迅速成为本雅明的密友，而不是凯勒。七月三日，夏季学期后期，本雅明写信给贝尔莫：“最后，海因勒成了学生中我唯一交往的人，与他真正有私人往来。凯勒现在神经衰弱—我们很少见到对方，然后我们说话时谨小慎微。”

　　这一年，本雅明是一名正努力从哲学里获取真理的大学生。他在与康德和克尔凯郭尔展开思想的角逐。在友人们眼里，海因勒则在“制造诗歌”，而不是传统地写诗。“制造”（machen）这个词充分体现出青年运动所渴求的行动力量。六月七日，本雅明在给贝尔莫的信里描述了他和海因勒、凯勒一起阅读里尔克诗歌的情形，并引用了一首海因勒的近作《肖像》（Portrait）：

　　从亚麻衬衣，径直升起一个瘦小的

　　脖子，赭褐而明澈。然而全神贯注于

　　馈赠的盛宴，灼伤的一对情侣沉入

　　雅致的拱门，获取弧形的欲念。

　　如暗黑的葡萄，成对的嘴唇跃动

　　出于骤然的成熟，抵达激荡不安的胸口。

　　（胡桑译）

　　不过，与激荡不安的诗情形成反差的是，学校改革促进会未能激活弗赖堡大学。本雅明发现，这里气氛依然保守而陈旧，并不能点燃他作为青年的理想主义之火。一九一三年下半年的冬季学期，本雅明和海因勒双双转入柏林大学，延续在弗赖堡大学的教育改革活动。次年二月，即冬季学期临近结束时，本雅明和海因勒被选入柏林自由学生联盟（Freie Studentenschaft）委员会，本雅明当选为主席。自由学生联盟是青年运动中的重要组织，然而其思想派系林立，导致纷争四起。三月，另一个同学格奥尔格·巴比松（Georg Barbizon）代表一派，海因勒代表一派，形成了紧张的对峙。本雅明刚开始试图在中间斡旋调和，但到了四月十一日，因与巴比松断交，他给维内肯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退出前一年五月开始正式出版的《开端》（Der Anfang）杂志。杂志的核心编辑之一正是巴比松。这也意味着本雅明与青年时代的精神导师维内肯的决裂。显而易见，本雅明选择融入友爱的激流，站在了海因勒一边，站在了美和艺术的一边—他作为《开端》杂志的重要成员，曾将第一期的副标题定为“未来的文艺杂志”（Zeitschrift für kommende Kunst und Literatur）。海因勒将本雅明的世界割裂成了两半，在两半世界的中间则是一道深渊。这是诗的深渊，艺术的深渊，青春的深渊。本雅明毅然跨过深渊，或者说，海因勒的生命和诗歌激情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命中的深渊。而维内肯将在该年十一月发表题为《战争与青年》（Der Krieg und die Jugend）的演讲，号召青年们投身军国主义和战争暴力。这再一次撕裂了本雅明的心灵和思想疆域。本雅明将在深渊的崖岸边，满心彷徨地继续写作和思考。

　　七月二十八日，一战爆发。接下来，令本雅明悲伤欲绝的事情发生了：八月八日，海因勒和她的女友莉卡·塞利格松选择开煤气自杀，以抗议战争，反抗青年运动被战争和暴力收编。他们自杀的地点恰恰就在自由学生联盟的会堂。房间是本雅明租下的，也被成员们亲切地称为“家”（Heim）。“家”凝结着这场青年运动对教育改革理想的寄托，也萦绕着这场运动所渴求的蓬勃的青年精神。对于本雅明而言，海因勒的死，成了这场一八九六年发端于“候鸟”（Wandervogel）运动的青年运动的重要转折点。青年精神在他的死亡里塌陷为难以复原的废墟，当然也在另一部分青年那里升腾为狂热的战争烈火。

　　痛失密友，让本雅明的思想地质运动般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形。甚至可以说，海因勒的死成为他需要偿还一生的情感和思想的债务。在对亏欠和虚空的尖锐体验中，他告别了激情澎湃的青年精神，义无反顾地跃入了幽独的思想黑洞，让他生命中的深渊变得绝无弥合的可能。

　　海因勒死后，本雅明一度变得沉默寡言，消极，冷漠，他无可诉说，与周围的人产生了疏远感甚至敌意。书信也变得稀少。直到十月二十五日，他才写信给昔日的中学同学恩斯特·肖恩，抱怨大学死气沉沉，在毒害青年人的精神。在信的末尾，本雅明难以抑制悲痛和绝望之情，引用了海因勒的一段笔记：“哦，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我可以对他们说，我很难向他人学习。”

　　海因勒的灵魂成了一面冷暗的镜子，让本雅明得以照见自身的精神面孔。这是一面支离破碎的镜子，一面虚空之镜：“我沉默的同伴如今何在/他们静默，砸碎所有的精神之镜。”（本雅明《十四行诗》，第四首;王凡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本雅明突然捕获到了另一种生命秩序，另一种陌生晦暗的宇宙时空。这种时空秩序正是由海因勒的死开启的。不同于一战所构形的整齐划一、铁板一块的政治秩序、铁血秩序，本雅明所试图构形的依然是一种精神秩序，只不过不再是激情的青年精神秩序，而是内嵌了死亡和废墟的、零落幽冷的生命秩序、美的秩序、诗的秩序。

二、在十四行诗中哀悼

　　如此不厌其烦地复述本雅明与海因勒之间仅仅持续了一年多的友谊，当然是因为这一段历史鲜有学者深入讨论，更没有多少人将之与本雅明的语言、媒介、记忆、历史理论进行内在的勾连。然而，这样的复述并不只是想要探究本雅明写作十四行诗的动机和初衷，而是试图呈现本雅明这些十四行诗真切的“起源”（Ursprung）。因为“起源”在本雅明的思想星丛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位置。起源，在他的思考中，不是事物的发生和变化，而是有着涡流般搅动事物秩序的力量，同时也是为事物建构秩序、重构姿态的时刻。

　　我们知道，本雅明从一九一五年开始，一直通过写十四行诗，来弥合海因勒离世后出现的深渊。到一九二五年，他一共写下七十三首怀念海因勒和莉卡·塞利格松的十四行诗。这些诗，连同海因勒的诗文，还有海因勒弟弟沃尔夫的文稿，本雅明一直带在身边，视若珍宝。他曾经编辑海因勒的诗文，谋求出版，只是未能成功。令人痛心的是，一九三八年，在流亡巴黎时，他弄丢了这些文稿。所幸的是，那些十四行诗最终交付给巴塔耶保管。直到一九八一年，阿甘本在巴黎国立图书馆发现了这些诗稿，使其在尘封了四十余年后得以重见天日。一九八六年，罗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赫尔曼·施韦彭霍伊泽（Hermann Schweppenh?user）等人编辑出版《本雅明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七卷收录了这七十三首十四行诗，以及六首以爱情为主题的十四行诗。另有一首写于一九三三年夏天名为《致B.》（An [B.]）的十四行诗收录在第六卷。

　　本雅明视若生命的海因勒手稿并没有保存下来。直到二○一六年，约翰内斯·施泰辛格（Johannes Steizinger）四处收集散佚文稿，结集出版了《海因勒：诗与散文》（Christoph Friedrich Heinle： Lyrik und Prosa），人们才得以看到海因勒诗文一个残缺的样貌。

　　我们知道，海因勒的生命印迹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在本雅明这里终结。本雅明将携带着对海因勒的记忆拓展自己的生命和思想疆域。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五年间的冬天，本雅明写出了《荷尔德林的两首诗》（Zwei Gedichte von Friedrich H?lderlin），他在荷尔德林的诗歌里寻到了“诗人之死”的母题。他在“诗人之死”中深切体会到了世界必然的溃散甚至消亡。“死亡是将产生诗人之死的世界的中心。在那一世界的存在便是诗人之勇气。但在这里只有最警觉的预感力，才能从诗人世界中感觉到这一规律的闪烁。它只是羞怯地发出歌唱宇宙之声，而诗人之死同时意味着宇宙自身的消亡。”（王炳均、杨劲译）显然，这是在通过对荷尔德林的解读，来排遣对海因勒之死的伤痛。更重要的是，本雅明在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试图避开对诗歌动力学、创作机制的探讨，而直接进入“诗的任务”这一超越了现实、形式、情感的领域。诗歌承纳的是从可能性领域吹袭而来的风，瓦解的是现实环境甚至形式本身。本雅明当然知道诗歌有着具体的情感动力和传统渊源，比如，荷尔德林的发疯与爱恋的苦痛，浪漫派诗歌的主题和想象方式。本雅明并不关心这些。

　　即便到了一九二八年，海因勒已离开人世十四年，本雅明也已人到中年，他对海因勒依然念念不忘。在这一年的《论斯特凡·格奥尔格》（?ber Stefan George）初稿中，他解释了当年阐述荷尔德林两首诗与海因勒之死的关联：“我的朋友死了。不是死于战场。”“数月后，我对此无从知道更多。在这几个月里，无论如何，我毫无保留地献身于第一篇主要作品，即一篇关于两首荷尔德林诗歌的随笔，我把它题献给他—我的朋友，他身后留下的诗作接替了这仅有的领域，在这里，诗歌依然可以决定性地影响我。”在被本雅明删去的文字里，我们得以发现，他曾经将《荷尔德林的两首诗》视为自己的“第一篇主要作品”。這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第一”？是他在这里真正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范式和思想路径？还是实现了批评与诗之间的联通？无论如何，在将诗歌视为“创作物”（das Gedichtete）的过程中，本雅明发现了诗歌可以在现实确定性之外蠡测更高的确定性这一任务。而最高的确定性正是诗的整体性“内涵”，就是生活被建构而形成的流动、对抗的世界。诗的任务并非屈从于循迹于世界的僵死形式，而是在现实的死亡中，在生活的废墟化过程中，将现实的、生活的世界重新建构起来，成为一个内蕴着紧张的封闭空间（das Gedichtete）。所以，对本雅明来说，诗，是对虚无化、废墟化、碎片化的哀悼。自我虚无化，即自杀，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语言的自杀，是对世界的最高的哀悼。唯有生命的、语言的自我哀悼—自我抹除和自我消解，方能触及诗歌的最高确定性。这无疑就是海因勒之自杀给本雅明的启示，不仅是在诗歌上的，而且也是在思想上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了。在《论总体语言与人的语言》（1916）、《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1919，博士论文）、《暴力批判》（1921）、《译者的使命》（1921）、《歌德的〈亲和力〉》（1922）、《德国悲悼剧的起源》（1925，教授资格论文）等文中，本雅明毫无保留地透露出对语言、情感、批评、翻译、爱欲、伦理、法律、历史、记忆中的矛盾、冲突、瓦解、摧毁、延滞、破坏因素的敏锐把握，而其精神底蕴里似乎总是萦绕着对海因勒之死的哀悼，对虚空和无能的无所适从，对语言和书写的自我讽喻的坚持。正如博纳富瓦在《声音中的另一种语言》说的：“诗完全抵达自身的行动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可能实现的。”（曹丹红译）一语道出了诗对真理的揭示。诗本是袒露与隐瞒、无言与度量之间的缠绕与争执。“终有一日，记忆与遗忘/是他摇篮里最后的歌谣/似无所袒露，又无所隐瞒/似无言之歌，又无言度量。”（本雅明《十四行诗》，第十二首）

三、爱在罅隙中发出音鸣fv

　　在本雅明的写作中，一直贯穿着与现实秩序之间的错位、偏移甚至决裂。早在结识海因勒的一九一三年，本雅明就写过一篇短文《“经验”》（?Erfahrung?），开篇借着满腔的青年运动热情，攻击庸俗的成年人世界，决绝地撕下他们虚伪的面目：

　　围绕所谓的责任，我们正在与戴着面具的人们作战。成人戴着的面具就是所谓的“经验”。这个东西没有表情、无法理解，任何时代都是同样的。那是因为身边戴着面具的大人已经什么都经历过了：青春、理想、希望、女人，所有都是幻想我们听了后，往往会胆怯、沮丧。也许大人们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我们还什么都没有经验过。（徐维东译）

　　本雅明贬低“经验”，是为了召唤高强度的“精神”（Geist）。精神意味着青春、理想、希望、友谊和爱欲，唯有精神才能重建一个梦幻的德国。精神属于青年。在同一篇文章中，本雅明引用了席勒的诗句：“请对他们说：/当您成为大人的时候，/依然要尊重青年时代的梦想。”（徐维东译）庸俗者避之唯恐不及的就是“青年时代的梦想”，他们满心想要去攫取庸常的利益，“绝不会仰慕伟大的事物、有意义的事物”。本雅明要义无反顾地与之决裂。“与精神生活无缘的人们的怠惰的自我，被冲击悬崖的起伏的波浪那样的人生所作弄，我们难道还要步他们的后尘、重蹈覆辙那样度过人生吗？不！绝不能那样！现在我们的经验中具备了精神的内涵。”（徐维东译）熟悉隐忍、绵密、曲折、繁复、幽深的本雅明文风的我们，何尝听到过他发出如此桀骜不驯的呐喊？不过，这的确是青年本雅明吐露的炽烈心声。这一年，他的心灵正在被诗人海因勒浸润和激荡。海因勒这样一个满身洋溢着精神生活与梦幻的青年来到了本雅明身边，不可能不将他折服。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自带光环的青年却选择了自杀，这对本雅明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打击。

　　为自杀的海因勒和莉卡·塞利格松，本雅明写了十年的十四行诗。如此漫长的书写过程，不可能只由一种私人化的哀悼支撑着。本雅明在十四行诗里，无疑圣化了青年海因勒，无疑凝注了自己对海因勒的无限友爱。但这些十四行诗不仅是对青春梦幻的祭奠，更是对梦与醒的秩序的执着探寻，一场对语言讽喻性的苦苦求索。十四行诗体起源于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直到十七世纪才传入德国。早期的德语实践者是格吕菲乌斯（Andreas Gryphius）和韦克赫林（Georg Rudolf Weckherlin）。在德语中，这种迟到的诗体具有天然的外在性和陌异性。悖谬的是，十四行诗又具有高度的形式整饬性或束缚性。对此，本雅明了然于心：“何等贫瘠，累积的哀诗韵律稀少/何等无情，商籁的格式将我捆绑。”（本雅明《十四行诗》，第五十二首）本雅明的十四行诗韵律整饬，显得十分拘束。然而他正是要借着束缚去收拢自己对亡友漫无边际的哀思。在形式与内容的错位中，本雅明要将星丛般的构型、流动力量赋予十四行诗这一诗体。束缚性和陌异性的冲突激荡，大概就是本雅明认识到的生与死、在与不在之间边界模糊的梦幻境况。在他笔下，十四行诗拥有了幽灵一般的生命，方生方死，方现方隐，游走在声音与沉默之间。“唯有这歌/给予悲伤，也赐予安慰/歌里交织着星空与野兽。”（本雅明《十四行诗》，第十二首）

　　十四行诗在十八世纪的西欧各国普遍受到冷落，无人问津。但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纷纷复兴了这种诗体。在法国，首开风气之先的是波德莱尔和戈蒂耶，随后又在魏尔伦、马拉美、兰波、瓦雷里等诗人手里大放异彩。而本雅明正是波德莱尔的译者。《译者的使命》是本雅明为他自己翻译的波德莱尔诗集《巴黎的忧郁》写的序言。现在看来，他所谓的“纯语言”，就像死亡，是一种永远处在到来中的语言。任何人间的现实语言都无法承受“纯语言”的摧毁性力量，就像任何凡人都无法抵挡死亡的到来。纯语言或死亡意味着彻底的终结，也意味着救赎。译者的使命就是讓纯语言不断降临于语言的空隙，就像日光穿过拱廊街，就像救赎是不断让死亡降临于人类个体而进入神圣秩序。纯语言打开了语言的门，让语言朝着陌异敞开。在翻译中，纯语言是让译者的语言在“阵痛”（Wehe）中经历一次次新生。“阵痛”显然是一种生命性的隐喻。这种疼痛在本雅明的十四行诗里得到了呼应。“我的生命呵，看在你的佑护中/闪烁着那准备用爱来满足的人/当母亲忍受生育之痛/圣灵在母亲体内凝聚。”（本雅明《十四行诗》，第八首）本雅明眼里的语言是有生命的，诗歌是有生命的。但是这生命并非由情感触发，而是在语言自身的反讽、悖谬、冲突、滞留中构建出来，或者干脆说，由死亡护佑，得到超验者的滋养。最终，生命凝聚为爱。写诗，成为凝聚爱的过程。

　　事实上，作为思想家的本雅明极少使用“爱”（Liebe，lieben）这个字眼，无论是其名词还是动词形式。但是，在十四行诗里，他却丝毫不吝于使用这词。在第三十五首中，他发问道：“你问我，是否爱那个朋友？/多年来的滞塞因此而疏解/在我信赖的，你的声音里/它的气息融化了欲望的晶体。”爱能够疏解欲望的滞塞，将生命净化为澄澈的晶体。在这首诗的结尾，他甚至直言不讳要向全世界袒露满心的爱：“这颗秘密爱着的心，如今在诗中/要让全世界知晓。”在第三十六首十四行诗中，本雅明甚至构筑出一座“爱城”（die geliebte Stadt）：“如今香料的气息何其流丽/充斥爱城，时光苏醒。”“爱”和“苏醒”在这里相互应和、缠绕。爱的力量正在于沉醉与清醒之间的回环互动。这座“爱城”，到了第三十七首中，成为一度丧失又在归来中的城：“此城将再度属于我们/因所有幸运都已归来/如森林的回音悉数响起/许多罅隙同时献出音鸣。”将来时在这里起了推延的作用。爱，是一种缺席与存在并存的情感。因为，缺席与存在之间的无数“罅隙”（Klüfte）永远都是“爱”发出音鸣的通道。爱，在又不在，有又没有。爱，召唤一个别样的、可能的生命秩序。这一秩序，伴随着语言的显隐运动，始终引领着本雅明的诗歌写作。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最能体现本雅明的这一写作特质：

　　你沉睡，却是清醒的光

　　你悲伤，却是忧郁之人的安慰者

　　你沉默，却是呼告之人的救赎者

　　你哭泣，却是欢笑之人的疗愈神

　　你是孤独者的伴侣，你是最伟大的

　　你是在死亡之舟的边缘被抛弃的人

　　你是爱欲的守贞者，迷醉中的恪礼

　　你是至美的使者，困厄里的赤裸者

　　你是和平的天使，却遭暴力摧毁

　　你是流血的孩子，是死神的同伴

　　你是拯救者，在毁灭的中心召唤

　　你是祈祷者，被驱逐出麻木的门槛

　　你是年迈诸神的使者，带来新的恩典

　　你成救世主，为我们而救赎

　　这首诗的每一行都充满着词语的冲突和悖谬，即便在升华性的最后一节里，每一行依然没有放弃词语间的冲突。然而整首诗并不显得支离破碎，因为笼罩着爱。爱使得整首诗具有了整体感，也让海因勒消失的生命被召回，被安置在由星辰所代表的广袤的宇宙时空和精神序列。“星辰”（Stern）和“光”（Licht）在这些十四行诗中频繁出现：“新的春天簇拢的新光/时光在寂静的春天里/从死亡的如镜水泊中探望”（第二首）;“他眼里的星辰/曾是我栖所的唯一明亮”（第四首）;“那颗召唤你死亡的星/仍在垂落的手中燃烧/在我生命中作出指示/带我完好地逃离困境”（第四十四首）;“痛苦凝成水泊/如今在理念的镜像里/果实与星辰浮现”（第六十首）;“于是我们苦苦寻求，成为暗夜/在身上捕捉，拯救我们的光明/从我忍耐的手中升起”（第六十六首）。之所以是“苦苦寻求”，是因为有暗夜在侵吞光，正如死亡在侵吞生命。与“暗夜”（Nacht）一样，“海”（Meer）也不断出现在这些诗里，成为一种与星辰、光对立的不确定、动荡、痛苦与迷失。“即使迷失在深邃的痛苦之海中/你生命的浪潮也依然澎湃汹涌。”（第六首）“若你拒绝迷醉的歧途/—谁将唱出你的奥德赛征途？/你的大海恼怒，你的狂风痛楚/—你渴望再次进入这屋。”（第五十七首）

　　在本雅明眼里，海因勒是一个复杂情感的集合体，是“爱欲的守贞者，迷醉中的恪礼”（Der Liebe keuscher Herr und Rauschentfachens）。爱和守贞，迷醉和恪礼，对峙和统一在海因勒身上，就像一个红白蓝三原色融汇在一束白光中。当然，这里的“爱”（Liebe）是普泛的、救赎的，而不是源于身体的“爱欲”（Eros）。当然，在另外七首爱情十四行诗里，源于身体的情欲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尤其是在那首神秘莫测的《致B.》里：

　　你的话绵延不绝，就像你的身体

　　你的呼吸充满石头和金属的味道

　　你的目光像球一样向我滚来

　　沉默是你最好的消遣

　　第一个男人初尝第一个女人的滋味如何？

　　站在我面前的你，我恳切的回声

　　四面涌来击中你，我的请求它有

　　千条舌头的彻响，在喊：留下

　　本雅明在这些十四行诗中的确使用过一次“爱欲”这个词，那是在第二十四首结尾：“贪婪的厄言将图像撕毁/亘古的星群闪烁，划过头顶/厄洛斯（Eros）葡萄般的嘴唇，在我们的话音之间。”“星辰”再一次作为救赎秩序而出现。本雅明与海因勒之间的友爱可能游弋着“爱欲”的影子，但本雅明将它们提升到了星辰所预示的至高秩序里面。

　　语言的显隐运动集结着语言的潜能。爱的有无运动则召唤着爱的能力。正如在第六十七首十四行诗中，本雅明如此写道：“爱的方式都已耗竭殆尽/唯一能够去爱的就是你/生活已膨胀至极限的边缘/重返平静，是我们的希冀。”耗竭殆尽意味着能力的缺失，能够（im Stande）又意味着能力的拥有。爱揭示了盈满、迷狂，平静又揭示了空无、淡忘。可见，本雅明的语言和体验不断地升腾又降落，一再地停顿在某个点上，又不断地启程、延异，让我们获得了回环往复、起伏跌宕、幽径丛生的阅读体验。

　　需要指出，本雅明并不是在海因勒之死后一夜之间成为诗人的。早在一九一○年，尚在腓特烈大帝学校上中学的本雅明就开始尝试“制造诗歌”，其三首诗作《诗人》（Der Dichter）、《暴风雨》（Sturm）、《春天隐匿之处》（Des Frühlings Versteck）被刊登在维内肯主编的《开端》上。这个杂志正是由维内肯的信徒格奥尔格·巴比松于一九○八年创办的，当时还是非正式出版物。本雅明发表诗作时用了笔名阿多尔（Ardor）。

　　这些诗，就像叶芝的早期作品，柔和，抒情，親近自然，倾心梦幻，句法完整，语义清晰。在《诗人》中，他塑造了这样一个诗人形象：

　　看，在巨大深渊的边缘。

　　你见到那里有一人无忧无虑站着，

　　在漆黑的夜晚和多彩的生活之间。

　　这人站在无墙的静默中，

　　孤独，偏离了生活的道路。

　　那深邃的目光迅即转向自身。

　　时而在光中勇气十足地向我们走来。

　　时而用伟大的目光望着人群。

　　（胡桑译）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孤独的诗人形象。这里的确存在着一道“深渊”，横亘在“诗人”与“人群”之间，“在漆黑的夜晚和多彩的生活之间”，守护着诗人和诗歌的自足性。不过，这并非海因勒之死让本雅明望见的那道深渊。海因勒之死所开辟的深渊嵌入了诗人和诗歌内部，让诗人的主体变形为一个生死交织的幽灵，让语言蜕变为推延、冲突、停顿、毁坏、扭结着的废墟。所以我们在十四行诗中，看到了本雅明的诗歌语言的混杂、模糊，词句之间的界限被抹除，几乎没有标点符号，词句之间不断地渗透、缠绕、交织、过渡和越界。这样的书写就犹如一个巴洛克废墟，遍布着交错凌乱的无名骨骸。十四行诗被本雅明变形为了破碎之诗，讽喻之诗。它们混乱无序。唯有源于生命深处的爱才能让它们闪耀出整体性的光。

　　在《柏林纪事》（Berliner Chronik，1932）中，本雅明说过：“海因勒是诗人，是我唯一不‘在生活中（im Leben）而在其诗歌中（in seiner Dichtung）遇见的诗人。”而本雅明，正是“在诗歌中”完成了对海因勒的救赎。对于他这样一个忧郁的思想者而言，写诗，是一个隐秘的救赎仪式。本雅明通过诗去救赎密友，也用它来救赎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在诗里，本雅明实现了对世界、生活、语言和思想的爱，当然，首先实现了对友人—海因勒的爱。

　　二○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