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大约是关于民族主义之类的政治概念。不过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一本著名的书,一首曲子,一幅画,甚至一个持久存在的广场或者雕塑,都会在世界上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它们都有持续的受众,尤其是在语言、叙事中进进出出,被各种新闻、笔记洗礼过,担当过许多故事背景的一群“听说过它们的人”。
我想,音乐会现场的听众,也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经过疫情期间两年左右的艺术大萧条,最近加拿大的各类音乐会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上演,我自己则充满甜蜜的烦恼,面对密布的演出信息陷入选择焦虑。也因为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空前密集,各种人群交集增加,不同经验就纷至沓来。比如有些场次的演出,居然有了乐章之间乱鼓掌的人。之前若干年,我在北美几乎从未见过这种现象,也几乎没有经历过音乐会上的不安静。
乐章之间的掌声,我个人不喜欢,但感觉也有点复杂。某些心胸宽阔的朋友说,乱鼓掌不是坏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听,这不是音乐人群扩大的象征吗? 我没那么乐观,不过扪心自问,掌声虽然惹人嫌,倒还不至于是洪水猛兽,但往往会破坏我个人对这个“共同体”的想象。虽然我去音乐会都是自己默默听,有时候忙着翻乐谱,根本不关注周围的人,但现场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我。有时候,演出现场效果非我所喜,但现场的热烈反应让我小小吃惊,也受到感染。而我原本就十分喜欢的演出,则在他人的烘托和强化下使我的情绪更得到释放,也使我更感动。演出后的全体起立鼓掌,是仪式也是礼物,让人的感受有安放之处,让热情化为相信。
二
我一向喜欢观察运动员,觉得他们跟舞台上的音乐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运动场上或者表演舞台上,人处在一种“热”(hectic)的状态,太深的思考做不了,但情绪上的刺激可以引发身体这个系统的变化。比如,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们会没听过球迷喊“加油”,会没听过教练说“努力,别泄气”“别紧张,没问题”?这些老生常谈对电视观众是废话,但对场上的人就还真管用。同理,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也处在“运动员”状态,乐队指挥对乐队成员做出某种特别的刺激(手势、表情),真就能引发音乐的变化。而台下的掌声,对资深艺术家仍然未失激励。处在“热”状态的人,自成一个奇妙的系统—就拿乒乓球来说,每当教练在暂停的时候对选手说“放慢”“控制节奏”这样的话,我都觉得十分精彩和奇妙—这往往就是呼吸的节奏,动作的节奏,甚至包括跑去捡球的节奏,教练观察球员的动作,自然知道他处在哪种状态。教练成功的语言激励,犹如“点穴治难疾”。
人们之所以去现场,无论是球赛、演出还是竞选演说之类,大多是着迷于那个气场。气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真实存在吗?是某个空间里破碎的声响、气味、环绕自己的空间感,还是人头攒动之下互相传染的群体认同?现场球迷的大哭大笑,如果在家看电视恐怕不会发生,因为各种情绪要经过身边人的镜像和放大才能表达透彻。气场之外,“士气”“人气”亦然。大概,人是一种生物,“很多人”又是另外一种,个体在“很多人”中淹没,但“很多人”迸发出另一种力量:生机、热情和暴力。至于“气”的参数,则可以讨论。细分“很多人”,两百人和几千人大约有明显差别,几万人和一亿人可能就没那么大差别了。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里,这一点特别令人震撼:人类数量还是太少了,如果多到几百亿,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此为题外话。
关于“场”,最近我读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多多少少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它的重点不在于人群行为学和心理学,但它展开讲述的“系统1”“系统2”概念,对我思考感兴趣的音乐表达、人群反应极有启发。
在心理学家卡尼曼这里,“系统1”是指一些较自发、不用多想的精神活动,而“系统2”是需要集中精神进行计算或选择的活动。“系统1”包括(仅选几个例子):
辨析两个物体哪个更近
找出声音的源头
计算2+2
辨别声音中有无敌意
理解简单句子
……
而“系统2”包括:
在馬戏团表演中关注小丑
在记忆中搜寻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一个句子中数出字母a 的频率
计算17×24
……
真正有趣的是“系统1”,因为它无所不在,但可能被忽视。让我来举一些类似的例子,关于“系统1”的判断(仅限于社交类):
小朋友去上学,感觉同学们看不起自己,虽然他们没说什么。因为小朋友说话有乡下口音;
别人恭维我今天头发格外好看,虽然我细想觉得不是真的,但当时仍然十分欣喜,因为这种迅速的反应令人无法抗拒;
到了一个新环境,感觉同事们很不友好(事实上没有人做任何坏事,也没有骂人);
政治家现场演讲的煽动(只看录像的人,觉得很蠢;现场的人则疯狂跳脚欢呼);
开会的时候,某人想说什么,大家都看出来他欲言又止。
这些例子仅仅是“系统1”的一小部分,但可以说明,人不须细细思索计算,就能从表情、声调等因素中捕捉气氛,也能判断出社交中的动态,“××不喜欢我”。其他的社会性例子还包括:种族/城乡/性别歧视(因为表面的印象不自主地误判)和社交礼貌—微笑或者一句温和的“你好”,貌似肤浅,但能深刻影响情绪,所以陌生人之间的礼貌和尊重并非可有可无。
两个系统之说,并无科学定义,作者用“较少的努力和较直接的反应,并且很难抗拒”(差不多也就是所谓“下意识”)来定义第一类,已经很严密了。但如果问,哪个脑区负责“系统1”?肯定得不到好的答案,因为它在调动全脑,既不愚蠢也不简单,而且没法像开关一样被关掉,所以种种一眼之内形成的社会偏见极难克服,它需要有意识的努力。
“系统2”则负责复杂、较专注的思考和自我批评。它经过工作,可能推翻或者批准“系统1”的认知。但它很懒。而且任何学习、记忆和思考过程都要消耗大量葡萄糖,所以它非必要不活跃—进化过程中,生物体都尽量节省能量,能偷懒就偷懒,即便在需求很多的人类这里,也是只有“不得不”才努力思索。
人类大脑的不理性(也就是被“系统1”主导的),是卡尼曼研究的主要课题,贯穿他的几本书。除了《思考,快与慢》, 后来的《噪音》(Noise)一书,更是关于误判、误信、错觉的分析,包括专家的认知陷阱。仅就音乐而言,大家都知道,音乐大师对同行的反应,也未必都出于理性,不然国际音乐比赛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专业经验让他们的“系统1”跟普通人略有不同,但他们也一定有直接的反应,尤其是那种压倒一切、格外自信的感受,所以比赛评委可能会有严重误判,资深教师、教练对年轻人的预测,也可能与现实有天壤之别。
作者举出一些“系统1”的特性,除了“只关注已存在的证据,忽略可能未知的证据”这种网络争论中极常见的现象之外,其中有几点特别有趣:
夸大一致性(光环效应)
为联想记忆中出现的几个想法创造出一个完整叙事
第一点往往表现在:某方面有趣(颜值高或者有故事)的人,往往显得其他方面也很好。即便在相对客观的古典音乐界,著名音乐家来演奏,观众会更聚精会神,吸收到更多东西;作曲家、演奏者的人生故事会参与音乐叙事,影响听者对音乐的判断。而对第二点,网络词汇中有的是“脑补”这类说法,所以相信读者都能举出自己的例子。两者其实相关,都出于人的“讲故事”愿望:想把已知的较少事实,串出一个自己愿意相信的圆满故事。
人脑的这些毛病闹出的笑话自古有之。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中,就有当时著名的德雷福斯冤案对朋友圈的分裂一事(这个官司长达十余年,原本简单的事件在历史中越卷越复杂,越来越难澄清)。种种传播极广、已经深深嵌入大量人群和叙事的谣言,原来根本不新鲜,类似的上下文和条件,在历史上复现过无数次,只是历史上的反转和辟谣较慢而已。但在本书之上,我想斗胆补充一点:不理性、误信和误判是双刃剑,人的艺术感受、快感、美感等,多多少少来自此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脑能力的局限,包括懒惰、轻信、情绪化、短期记忆对当下判断的操纵,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基础。我觉得普鲁斯特就是个“脑补大师”,他也是把社交之中的“系统1”观测透彻,并把“系统1”和“系统2”的互相转化玩到极致的大师。在他那里,音乐、绘画、表演、教堂、火车站这些情景的渗透,就是巨著灵魂的一部分,普通人“系统1”的快闪般运作,在他这里变形、放大,凝固成一座座雕塑。
不管普鲁斯特笔下的富人们如何附庸风雅,这些情景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系统1”深刻参与社交,帮助人们创建一个个音乐会共同体、画展共同体。对艺术而言,这样的无形社区是生存之本—但凡走向衰落的艺术,首先是这个共同体受到威胁,如果放在古典音乐上可能就是,大家很难凑在一起玩室内乐了(更有甚者,操习古典音乐深深影响了人正常社交的机会)。当然,经典艺术在历史上被人反复研究分析,多少会中和社交或者个体直观经验的影响,因为即便反复观看,可能会给个体注入新的幻觉和记忆,艺术体验仍然和记忆、和人捆绑在一起。
普鲁斯特放纵和放大自己的“系统1”,从来不脸红,各种瞬间印象被他理直气壮地定格成连篇累牍的陈述,一件衣服,一个握手的姿势都会被分析透徹,“系统1”早已在“系统2”这里获得合理化。他也会着迷一些人的姓名,动辄展开两页;某人名字的发音和颜色的联系,又可以写好几页。这一点,我们也都实践过—语言可以不精确,也可以充满联想和发散,章回小说、民间传说,换一个上下文就是“网络谣言”。诗歌呢,语词的外延都由联想而生,而它刚刚生发的时候,并没有足够逻辑的佐证,只有妄人才能接受它。然而在语言中,哪怕跟科学相近的词语,都充满隐喻和意义的跃迁,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几何学中的“几何”,这个跳跃体现人脑之“错”,但也是些微奇迹;从作为“物质运动转换的量度”的绝对数值“能量”,到特指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精神能量”,是误读也是生活体验下的替换和拉伸。语词被近似地替换几次,可能面目皆非,也可能更抽象、更丰富。
三
在科学读物中阅读人脑胚胎的发育过程和人脑的结构,对此我会窃笑不已:人脑这个设计啊,太搞了!全无章法和效率,就像一款糟糕过时的老软件,全靠凑合,有问题现想办法。它能把有用的东西都塞入这个有限的空间,已经很棒,此外还能运转,就更了不起。所以,人脑无论从物理形态还是运行的功能来说,绝对不是来自上帝或者一个天才的精准设计,而是在漫长的进化中挣扎出来的一款烂软件,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确切地说,或可优化个体,而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拥有漫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惯性极强。你改得了自己,改得了别人吗?就连电脑软件,也依赖于整个工业的环境呢。
那么上面说了,因为“系统2”的特性:专注、深度思考、自我克制,它对人脑消耗较大,故经常缺席,所以人会陷入海量的误判之中。如果你的目的是做出投资决策、投票给候选人、计算较复杂问题,绝不能让“系统1”来主导;但人脑对熟悉事物的亲近和喜爱,不仅是生物演化的结果,也是进步和变化的基础。作者有一章专门谈认知上的放松(cognitive ease),举出几种在人类生活中某对象可以称为“熟悉”的情况(如下图)。作者也说过,好心情、创造力、容易轻信和“系统1”的主导性,往往同时出现—也就是说,有的人容易轻信,但也可能表现为直觉强、有创造力、精神愉快(所谓一时兴起)。这种放松可以是轻信的原因,也可以是轻信的结果。
之后作者又谈到一些错觉:“自以为”记得,“自以为了解”。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们即使没读过莎士比亚,也理直气壮地说他已过气;贝多芬同理,在没听过或者只熟悉几秒钟的旋律的情况下仍然感觉他“过时了”,这时如果你调动“系统2”认真辨析,可能会告诉自己“这些作品对自己都是新鲜的”,但“系统1”糊里糊涂又不可抗拒地告诉你:太熟,土得掉渣。又比如,近年来我一场完整的篮球赛都没看,只见过网上几个镜头一闪而过,但认为自己 “知道篮球怎么回事”,甚至觉得自己“看腻了”。缤纷万物难以取舍,我们靠着“系统1”的哄骗过完一生,只有少数自以为值得的事情,才肯投资较多的葡萄糖,去格物致知。
四
“系统1”还有个特点:对巅峰和结束印象最深。
作者在“生命的故事”一章中也说到,看了很多次歌剧《茶花女》,每次仍然觉得最后十分钟对女主角至关重要,为什么?她之前的生命不重要吗?但在我们观众眼里,患绝症的人多活一年或者少活一年没那么要紧,偏偏那几分钟最要紧,因为这几分钟就造成一个不同的人生,我们也会读到一个不同的故事。这些判断都建立在我们的“系统1”的需求之上:靠巨大的、短时间内的对比来完成体验。我看歌剧不算多,印象的确如此:主人公的人生往往在草草的叙述中度过,比背景还模糊,只有几个戏剧场景中,咏叹调没完没了。大约歌剧的形式,加上大明星炫技的需求,必须无限夸大可以大唱特唱的段落。
故事要有高潮,要有记得住的结尾,这在任何跟叙事有关的艺术中都是老生常谈,连纯粹的器乐曲也会模拟这个叙述弧线。作者说,人有两部分,“经历中的自己”和“记忆中的自己”。我想大胆延伸一下:所有的经历都来自讲述,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种叙事,“自我意识”就存在于讲述之中。
所以,从《奥德赛》到《西游记》,再到情节剧,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互相拉黑的朋友圈,在主人公去世前几分钟,会出现和解吗?伤痕累累、众叛亲离的英雄会活到战争的结束吗?这些事件,都是导演最着力的地方。算算每个人一生中的悲喜,加加减减算不完,为什么某些时刻更为重要?为什么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喜极而泣的瞬间,能顺利地说服自己过去十年的痛苦很值得?在这一点上,艺术和人生互相模仿。人们津津乐道名人离婚,但忘记人家已经在一起度过几十年,婚姻已经比离婚后的人生还长;也有人年轻时快活半生,但在故事中成为“老来潦倒”的主人公,好像生命接近终点的地方才是人生的定义,甚至不仅旁观者,当事人很可能也这样总结自己。历史的书写也是如此,和平、少变化的长时期获得的笔墨往往少于剧烈变化的短时期,因为我们的记忆容易忽略时长,但容易记忆结尾和巅峰—虽然也有“××在于过程”这种说法,但过程一旦化为叙事,往往由“事件”串联。所以,度假村都是按给人创造新奇巅峰体验、储存有趣记忆来设计的。作者说,很多人都相信,如果自己将来失去记忆,现在的度假就毫无意义—同理,假设自己会失忆,当下的痛苦也不再那么痛。
五
关于错觉,作者举了上图的例子:虽然左右两个框中的B都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可看成13,但左框绝大多数人都读成B,右框绝大多数人读成 121314,虽然两个B完全相同。我读到这里吃了一惊,我的天,多少艺术手段都建立在用上下文来玩弄意识和记忆的“错误”(fallacy)之上啊!
话说我自己弹琴,老师会说这个句子要这样呼吸,因为之前类似的段落就是这样的,要保持一致;也有时候因为某些缘故,要故意做出改变,跟前面形成对比。这些音乐处理的前提,都是我们有共同的记忆、想象和幻觉。音乐形式中的曲式、配器、和声规律,无不如此,有时甚至能跨文化。
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设计音乐处理的演奏家、指挥家往往是出于“系统2”的考虑,但听音乐的人,往往处于“系统1”状态,负责“被打动”。
就拿“对比”这个手段来说,它几乎存在于所有跟时序相关的艺术中(甚至包括空间顺序),典型的是音乐。假如需要加强两小节,演奏者往往故意把倒数第三小节做得弱一些,以求效果更佳。即便在强音较多的长段落,演奏家一定找机会偷偷弱一下。而强弱,还不一定真用声音的物理性强弱来体现,它可以用微微休止、断开来造成强调感。这里的假设是:听者的短期记忆能够持续至少三四小节,并能不需努力地辨識出来;听者的短期记忆没有持续全曲。这个假设针对的是演奏家想象中的“公众”,调动“系统1”恰好能达到效果。而如果听者是古尔德那样的记忆天才或者是熟读乐谱的人,有些小手段可能没那么有效(所以我们对熟悉的作品,有时候不喜欢太廉价的处理,这被称为庸俗);当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非常熟悉一段音乐,到了经过“系统2”的思考的状态,那么它已经改写了我的“系统1”,所以我的下意识和熟悉之前已经不同。
而如果听者完全没有音乐经验,或者对这个作品整个“蒙圈”,根本没听出这一强弱对比在上下文中的作用,手段同样无效。
这些基本的手段貌似简单,依靠的正是人的下意识和习惯认知,若听众无此误读或者错觉,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系统1”的共同体,艺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当然,人群的误读并不那么均一,所以艺术家也并不总能获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六
作者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奖。经济、金融、政治决策,大约是直接和人脑的错觉有关,也直接和群体行为有关;但我期待有人会条分缕析地,从艺术语言和心理学、神经科学的互动,来写新的接受史。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而他的另一本《规范和形式》依我看也和错觉相关—规范一词看上去死板,实则掩藏了大量“系统1”的机密,这是我的大胆猜测,并且我以为,音乐的种种传统法则中,曲式最能体现记忆和声响的互动,故音乐史家完全可以写这样一本音乐中的《规范和形式》,去解读节奏、音色、曲式之间互动的心理和生理基础。
总之不管哪类艺术,只要它的复杂度足够进入历史和叙事,一定充斥着这两种系统的缠斗与合作,哪怕在个体上合作得并不顺畅。但终归,有了“系统1”,我们有直接的反应,能承接和享受快乐,而且因为它的不可抗拒,追求快乐永远是人类社会的驱动力之一;“系统2”让我们去设计和创造快乐,去经历较长的努力,所以我们有了复杂不和谐音乐、不自然的色彩、晦涩的叙事。人追逐快乐,但快乐在复杂文明中呈现出多样性,它可以分为“快的快乐”和“慢的快乐”,“快乐到底的快乐”和“混合不快乐的快乐”。就拿音乐演奏来说,虽然音乐家尽量引诱、满足听者的“系统1”,但可能也不放过你我的“系统2”,音乐家甚至期待这样一场智性的对话。比如赋格曲这个东西,主题遍布全曲,它的严密形式和微妙变化超越了一般的短期记忆范围,听者的“系统1”往往抓不住它,对多个声部更不能一下子做出准确反应。又如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所谓变奏,其实极难辨识,种种手法都得仔细阅读才能看清。在规模较大或者结构细致的作品中,音乐家不肯迁就听者,而是努力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些必须经过“系统2”、消耗大量葡萄糖才能发现的东西。结果可能是音乐不易听,不好卖,但这样的音乐还就存在了,经久不衰,类似的文化产品数不胜数—开个玩笑:人类既能耕作,世上的葡萄糖存量就会不断增加,可供无数大脑制造艰难的精神产品去燃烧。
而作家之心对“系统1”和“系统2”的贪婪征用,更是满坑满谷。最近的英国《卫报》上,澳洲作家米勒(Patti Miller)评论《追寻逝去的时光》,我读得真是醍醐灌顶—她说对普鲁斯特这段特别有感(这是著名的小玛德莱蛋糕出现之后):“……这很像日本人玩的一个游戏,他们把一些折好的小纸片,浸在盛满清水的瓷碗里,这些形状差不多的小纸片,在往下沉的当口,纷纷伸展开来,显出轮廓,展示色彩,变幻不定,或为花,或为房屋,或为人物,而神态各异,惟妙惟肖,现在也是这样,我们的花园和斯万先生的苗圃里的所有花卉,还有维沃纳河里的睡莲,乡间本分的村民和他们的小屋,教堂,整个贡布雷和它周围的景色,一切的一切,形态缤纷,具体而微,大街小巷和花园,全都从我的茶杯里浮现出来。”米勒接着说:“每次我读到这句,都会瞬间感到那种创造力一下子弹跃出来、种子突然迸裂、胚胎中的心脏开始了第一跳的力量,那种不可抗拒的谦卑和新事物的恐怖感都轰然现形。”
普鲁斯特这样的句子实在俯拾皆是,不过它的确是个不错的例子,充满“系统1”和“系统2” 的美妙追逐,米勒捕捉住这一点,让我颇为共鸣。而我认为,“这些形状差不多的小纸片,在往下沉的当口,纷纷伸展开来,显出轮廓”这一句,就来自快闪的妄念和穿越,也正是“系统1”的灵光乍现。所以米勒的标题我非常认同:“天啊,充满巨大弱点和可怕缺陷的人类,怎么居然能创造?”
参考文献: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2/nov/12/reading-proust-aloud-how-can-it-be-that-deeply-flawed-and-terrible-humans-have-the-capacity-to-create 《卫报》;
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eman, Penguin Books, 2011;
Noise: A Flaw in Human Judgment, by Cass R. Sunstein, Daniel Kahneman, and Olivier Sibony, Harper Collins, 2021;
《追尋逝去的时光》,[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著,周克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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