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元恺

　　二○二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打破了评论与创作难以兼得的区隔，不但使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作为奈保尔的研究专家，古尔纳无疑从这种研究中汲取了独到的文学养分，转而丰富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从而取长补短。作为英国移民文学四杰之一，古尔纳截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开掘非洲移民的横断面。他的贡献不止于描述移民表面的苦难经历，而且由此进一步深入人性的幽微之处，探触到普世价值的核心所在。

　　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颇具有代表性，通过揭秘的形式，对移民的离散心境进行皈依式的探寻，有隐喻和象征的意义。《最后的礼物》是他比较晚近的作品，二○一一年出版，当时他六十三岁。在此之前，他已有《分离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朝觐之旅》（Pilgrims Way）、《多蒂》（Dottie）、《令人羡慕的宁静》（Admiring Silence）、《海边》（By the Sea）、《抛弃》（Desertion）和《天堂》（Paradise）等作品面世。本文聚焦《最后的礼物》，作为寻找解析古尔纳文学密码的一个直击视点。

　　《最后的礼物》这篇小说共分五章，长短不一，却被绵密地编织为一张社会的大网，以家族史为经，家庭和个人为纬。第一章的标题是“一天”，在全书中却篇幅最长。继之分别为“迁移”“飞行”“返回”和“仪式”，各章有各章的内涵，却紧密相连。

　　小说以倒叙追忆的方式，展示了一个英国黑人移民家庭的家族史。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亲阿巴斯，母亲玛尔雅姆，大女儿安娜和小儿子扎马尔。整个故事从阿巴斯下班的路上开始，年逾半百的阿巴斯在街头发病摔倒，被送医急诊，一直没再能彻底康复，直至最终病逝。这样一种开场方式首先刺激了读者的感官，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一开始就把小说推向了一个戏剧高潮。这是古尔纳抓住人心的笔力，也是一个普通外来移民家庭的真实写照，整个故事情节由此而推演展开。也正是在这个医治疗养阶段，一向沉默寡言的阿巴斯断断续续地回顾了自己的生命，到最后才分别向妻子和孩子袒露心迹。

　　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正如老话所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四口之家也不例外。父亲阿巴斯原来是个逃婚者和犯了重婚罪的人，遗弃了前妻莎莉法和未出生的孩子。对现在的家人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当年草率成婚的阿巴斯，怀疑莎莉法肚中的孩子非己所出，自己成了拉郎配的冤大头。他疑心是姐姐芳兹雅吃了莎莉法家人的贿赂，从中做局让自己娶了未婚已孕的莎莉法。由于阿巴斯家境贫寒，一无所有，而莎莉法来自商人家庭，生活富庶，这种社会不平等使阿巴斯低人一等。阿巴斯的父亲奥瑟曼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认为子女除了干活，不应该有任何其他需求。对于这样一种生理意义上的存在，他们的幸福指数可想而知。其实阿巴斯在非洲部落的家族，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阿巴斯多次想过，自己如果没有流浪到欧洲，肯定会重蹈乃父的覆辙。离家出走时的阿巴斯已经成人，对自己的家庭已有很深的记忆，有在长兄卡斯姆抗争下得到的问学快乐，但更多的是生存的艰辛。

　　成婚后的阿巴斯看到村民對自己讥笑的表情，怕由此一生遭到嘲弄，遂逃亡出来，做了商船上的伙计，浪迹天涯，去了很多地方。在一个海港受到一位男子帕斯卡尔的帮助，到其家就餐时与帕斯卡尔的美丽妹妹科莱拉相识。两人有过一段暧昧的情感，却中途夭折。要说阿巴斯走南闯北，很是见过一些世面，但他一直都在负重而行，像是背负着逃婚的原罪，对朦胧中的疑惧不能自已，这使他跛行于世，自卑、自愧、自怨、自艾。不仅对社会如此，对家人也是如此，所以在生活中选择三缄其口。

　　母亲玛尔雅姆也是个苦出身，原来是一个弃婴，襁褓时在一家医院的门口被发现，生身父母下落不明。其间被辗转收养在多个家庭，饱受虐待，直到遇见养父维贾伊和养母弗洛兹，才算终于获得了一点儿有人性的待遇。但由于养父外甥迪尼什的到来，私下不断加重对玛尔雅姆的欺负，甚至图谋不轨，致使玛尔雅姆也像阿巴斯一样逃了出来。

　　无论是阿巴斯还是玛尔雅姆，都从不过生日，他们的出身背景对子女来说是个谜。这给子女带来极大的困惑，尽管他们并没有表述出来，却影响着他们的成长，如同一团阴影笼罩。

　　父母晚年的倒述，给子女带来巨大的震撼。先前他们已然感受到家境的气氛有些不正常，父母似乎对他们隐瞒着什么，以致他们对父母的成长历程一概不知，都想离开这个畸形家庭过独立的生活。姐弟俩对父亲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怨恨，这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更有着深层次的矛盾，涉及移民身份的认同和种族血统的蹈袭。尤其是在安娜的眼里，父亲简直是个吝啬鬼，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感情上，都让子女很没面子。

　　这里的阿巴斯、玛尔雅姆与安娜、扎马尔的关系，除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之外，在古尔纳的笔下还有着种族、教义的历史现实因素。在对待父母上，尤其是对待父亲上，安娜和扎马尔有共同语言，但姐弟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不同认识与追求。这里有安娜的女性敏感，也有扎马尔相对宽容的生活态度。

　　不甘沉沦的玛尔雅姆理想是当一名专业护理人员，这个并不算很高的职务可望而不可即，她只能在一家医院从事清洁等杂务。即便这一份活计，由于要照顾卧床不起的丈夫阿巴斯，也只能辞掉。好在这一对苦命鸳鸯还是相濡以沫，尽管彼此之间有着许多隐瞒，到晚年却还能互相谅宥，扶持前行。尤其是作为母亲的玛尔雅姆，用自己的种种努力维系着这个家庭。最后她选择了一家服务难民的慈善机构，在里面当义工，还在这家机构组织的义演中担当角色，得到来自子女和友人们的赞许。

　　安娜和扎马尔这一对儿女也有自己的曲折和挫顿。安娜心强气盛，与家里矛盾最大，尤其看不起父亲，认为心性内向的父亲过于萎缩，导致全家的社会地位低下。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是“Hanna”，发音应该是“哈娜”。她很不喜欢这个名字，认为太土了，里面带有种族和宗教异端的偏见。而父亲阿巴斯确实把自己家乡约定俗成的东西带到了欧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安娜，与现任男友尼克在伦敦同居。结果尼克不但自恋，大男子主义，还与另一个女人茱莉亚搞外遇，假开学术会议之名，行私通之实。再加上安娜与尼克的父母家人不睦，日常接触中横生枝节，最后走向分手。这里也有种族的冲突，尼克及其家人都看不起安娜，当然不是表面的歧视，而是通过微妙的细节，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对安娜父亲及其社会背景的轻蔑。这使安娜觉得很受侮辱，在家庭聚会中如坐针毡。当安娜向尼克诉苦时，尼克反而讥讽安娜小心眼，无端猜度，对他的家人不敬。

　　弟弟扎马尔，性格上与父亲非常相似，在家里往往也是沉默寡言，时时处于某种冥想的状态，待人接物也颇为内向。这种性情上的传袭，有时会让母亲有些担忧。在情感关系上，父子关系要比父女关系亲近一些，扎马尔会默默地守候在病父的床边，轻抚着父亲的手。这时的父亲虽然已经没有知觉不能言语，扎马尔还是轻言细语地与父亲对话，甚至幻觉父亲有了昙花乍现的细微表情，兴奋地向母亲描述。这些细节的刻画丰富了这个移民家庭的关系，在冰冷的大环境中带来些许温情的传递。

　　

　　当时作为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扎马尔的命运似乎要比挣扎在社会低层的父母好一些，前景闪烁着进入主流社会的一线曙光，但这种光芒若即若离。夹在其间的扎马尔其实面对更加复杂的境遇，既不能完全切断与父辈的血肉联系，生活、习性、皮肤等都时时提醒自己的身份所在;同时又有更为丰富的生命感召，拥抱新的追求。有时心猿意马，有时又要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导致双重性格。这是新一代移民的定位及生存纠结。

　　涉世不深仍然懵懂的扎马尔，与同是学生身份的女友勒娜租房子同居。从某种意义上说，扎马尔填补了勒娜的感情空档期，因为勒娜与前男友罗尼耶发生龃龉而分手，再加上她弟弟马尔考患精神障碍有自杀倾向，种种不幸驱使勒娜主动向扎马尔示好。扎马尔及时填补了勒娜生理与心理上的双重需要，成了另一种牺牲品。就这段经历而言，从扎马尔身上不难看出乃父阿巴斯的影子，两代人之间的交递影响在顽强地进行，这种历史惯力是巨大的，不容低估的，反映出了移民家庭的立体横切面。

　　小说的最后，母亲玛尔雅姆带着一对子女，重返逃离之地，与养父母再次相聚。这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养父维贾伊已经病入膏肓，动弹不得，只能听不能说了。养母弗洛兹披露，经警方和多方机构调查，玛尔雅姆的生母可能是一位波兰裔未婚年轻女子，犹太人，生父是二战大兵，皮肤浅黑。这就是调查的全部结果了。玛尔雅姆窃喜于自己有波兰血统，而子女提醒母亲，另一半是黑人。玛尔雅姆却坚持认为生父是“浅黑”，可能是印度裔，对非洲的排斥与成见由此可见一斑，令人唏嘘。而阿巴斯的宗教背景，也给家庭生活蒙上一层伊斯兰底色，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特意为之，在这里却埋下了与犹太教纠葛的伏笔。

　　行至终篇，随着回放类似遗言的父亲录音，女儿安娜对亡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冰释前嫌。这种“和解”或许就是古尔纳所谓的“最后的礼物”，这不仅仅是亲情上的和解，也象征着某种社会关系与族裔关系的和解，尽管古尔纳的小说没有学理性的直言，而是通过情节的推进形象地表达出来。

　　虽然安娜和扎马尔对父辈有了同情、谅解，但这并不是一个悲剧的结束，而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回溯与反思使人生的历程更加悲壮。

　　《最后的礼物》不但是了解和认识古尔纳文学创作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切入和把握移民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条路径。如何反映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等所说的文明的冲突，是移民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西方在后殖民时代在亚非国家与地区的历史遗产，在相当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一种原罪，这成为古尔纳通过作品予以检视的一个侧面，突出映现在《最后的礼物》中的性格冲突之中。

　　古尔纳的小说属于战后英国移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相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移民文学处在边缘状态，但古尔纳的可贵之处是并没有因为边缘而偏废，其批判精神贯穿主流意识，给其创作带来极大张力，开创了后殖民文学的新面貌。

　　在古尔纳的文学书写中，当然绕不过去历史因素。同样是向后看，同样是缭绕于非洲故土，但与美国作家哈利（Alex Haley）的《根》（Roots）等不同，古尔纳的小说把身份认同和种族冲突提升到普世价值的层面。

　　在古尔纳笔下，小说人物在异国他乡呈现一种无根的状态，在浮游中为生存寻找平衡。古尔纳既是英文作家，又是少数族裔移民，双重身份使他在争取获得英国主流社会认同上，要克服许多本土作家所没有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古尔纳作为非洲移民的融入难度，以及移民题材作品的被边缘化。为此，如何使移民作品与乔叟以来的英国文学传统相衔接，而不是相扞格，同时又保留非洲的文化传承，古尔纳做出了努力。古纳尔的成就表明地域文化没有高下，只是呈现的面貌不同。

　　作为非洲第一代移民，古尔纳直接体验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对难民的处境感同身受。这里不妨再浏览一下古尔纳其他的文学创作，能够从多角度看到他的作品并未停留在表面的情緒发泄，而是不断开掘深度的思考，这是他的创作得以升华的关键，从而有了人类关怀的终极意义。这在《天堂》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通过主人公一生的经历，再现了东非在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历史进程，以非洲中心为基点书写非洲历史，这种历史自觉为此部作品带来极大声誉，增加了古尔纳的创作分量。

　　

　　民生层面的跨文化关系在《令人羡慕的宁静》中更多地表现出来。在这部作品里古尔纳塑造了以白人女子为妻的非洲大学生形象：一方面回归却不见容于故土，故乡变得生疏;另一方面在欧洲居住地被视为外来者、二等公民，任其努力融入却终有隔阂，成为中悬其间上下失据的夹心人。至于《海边》里置身伦敦的难民，则公然受到来自欧洲的强烈抵触，从心灵到身体都被深刻烙印上“他者”符号，像霍桑的《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一样，成为被羞辱与被损害的对象。不清楚这些刻画里面到底有多少古尔纳自况的成分，但可以肯定地说有相当的典型性。这里也不局限于非洲人，可以概括到所有流动的移民，文化与文明就在这种流动状态中碎片化，这也是全球化与地域化的交错凝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一种常态，这也使古尔纳的个体描写成为集体写照。

　　鸿篇巨制《抛弃》展示的是百年历史长卷，是古尔纳最成熟的作品。从十九世纪末欧洲学者抵达非洲，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非洲青年到欧洲问学，百年轮回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与文化隔膜的怪圈，时空的转换带来更多检讨的空间。

　　值得提及的是，研究之余在英国写作的古尔纳，所有长篇小说都在写移民，不是已经移民，就是在移民的路上。说流动也好，说流散也罢，是一种漂移和飘零的生命动态。晚近的移民已然渐少被动成分，有时是自觉的择抉，中心与边缘的颠覆性界限变得模糊，相对来讲减少了批判和检视的道德力量。另外，完整的本土故事在古尔纳那里是缺席的，这应该是他的自觉取向。我个人认为，这是古尔纳文学的一点缺憾和局限。也许这种专注的做法有助于把一种书写发挥到极致，但也难免有题材过于重叠之虞。这种顾虑或有些杞人忧天了。

　　古尔纳被称为“比较特别的讲故事的小说家”，设想如果他的作品局限在其出生地桑给巴尔，可能写得也很生动，但缺少社会现实意义的话，那就会与经典有距离。古尔纳的启示还在于，他的获奖进一步证实，移民文学大有可为。仅在英国，除了古尔纳之外，奈保尔、拉什迪和石黑一雄都先后摘冠。当然并非以诺奖为成败准绳，但至少从这个角度看，移民文学已经是世界文坛一支生力军，已经形成系统的建树。同时说明族裔与文化的冲突非但不是文学创作的障碍，而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之一，带来巨大的灵感和火花，甚至成为一种创作优势，关键在于如何驾驭与运作，要有宏大與细微相结合的视角。

　　古尔纳小说《最后的礼物》，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