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锦

　　日记往往让我们误会，以为作者下笔之际毫无掩饰，也就最真实地记录了事、人，还有情。却忽略了毫无掩饰，也常流为毫不在乎、遗漏，甚至错记了不少信息。《谭献日记》中写到陈廷焯，已经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夏承焘日记》中也不例外。这就需要一番考订，但有时往往只能靠揣测。

　　陈廷焯一生僻处泰州，从未进入当时社会的主流，他的名望完全靠身后刊印的一部《白雨斋词话》获得。这部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齐名，被称为近代三大词话。光绪二十年（1894），陈廷焯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由他的父亲陈壬龄亲自删定，几位亲近的朋友、门人协助的《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刊印。但词话刚印出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陈家后人说，很多书当时就堆放在书房白雨斋里，陈廷焯的手稿也在里头。后来手稿被珍藏起来，那些书似乎没人过问。我专程去泰州探访陈氏旧居，白雨斋虽然早被别的单位占用，却并未拆除。我在外边徘徊许久，感慨这位不靠圈子，不靠平台，仅靠著作留名后世的词学家。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献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记下：丹徒友人李恩绶寄来了《白雨斋词话》。这一年，谭献不断重读这部词话，誉之为“人间精鉴”（七月廿六日），更一再叹惜“未得接席深谈”（十二月十六日）。这大概是《白雨斋词话》接受史上首次重要事件，毕竟作为词学家，尤其作为常州派词学家的谭献，地位摆在那里。但他却把这部词话记录作《白雨轩词话》，始终没有改正过，如此推许，竟连书名也记不准，毫不在乎的态度着实出人意料。而且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把陈廷焯的名字记作“陈丹崖孝廉”，不知何据。陈廷焯的岳父名王丹崖，我怀疑谭献大概是搞错了。

　　谭献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廿九日的日记里讲到，许增，就是那位以刊刻词集出名的榆园，来信说想刊刻诸家词话，谭献检出四种借给他，其中就有谭献一直那样叫的《白雨轩词话》。许增这桩事业未就，而《白雨斋词话》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都没有再印过，逐渐觅之不易。那个时期《白雨斋词话》有过油印本，我在泰州图书馆见到过一种，是一九二六年春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友会学艺部词曲研究会印的，内封面为任中敏题耑，可见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夏承焘日记》中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记录夏承焘一直在求购《白雨斋词话》。另外，《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里，也有一封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写给钱名山的信札，说到此书“搜求未果”。这四年当中，《白雨斋词话》确实出了两个新版，夏承焘都未能及时得到。其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的日记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闻有新印本。”这个传闻并不错，苏州中報馆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了嵇丹生（锦枫）校印的《词话汇刊》第一集，共收六种词话，《白雨斋词话》列为第一种，另外五种是《莲子居词话》《周济论词杂著》《冯煦词论》《谭献箧中词评话》《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这个刊印的思路倒是蛮接近许增和谭献的。《白雨斋词话》一函两册，铅排线装，可以单独出售，定价一元。其二，《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里还有一封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致谢玉岑的信，里面说：“榆生谓文瑞楼有《白雨斋词话》新出版（价四角），陈廷焯著，弟未见。”这个印本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上海文瑞楼和苏州绿荫堂联合发行，由上海鸿章书局印刷的石印本，线装四册，定价是八角，也许售价有折扣，所以是四角。这部书题名《评点白雨斋词话》，评点者王启湘。王启湘研究先秦诸子，其《周秦名家三子校诠》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知道他的人不少。但这本书中，他仅仅写了一篇不怎么着调的序言，连一个字的评点也没有，估计是书贾利用他的名头来招摇，也或许是担心两年前中报馆的《词话汇刊》本占据了市场，才出此下策。这两个印本应该都不难找，不知夏承焘为何没有买到。时至今日，前一种我仅花七百多元就买到了，书品还很不错，后一种花了不到四百元，但书品很差。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连续出了两种印本来看，《白雨斋词话》那个时候已不再受冷落，只是如王启湘序里说“原板颇不易得”，夏承焘想找一部已经不容易了。幸好我以五千五百元的价钱购得一部挺新的《白雨斋词话》原刻本，这让我不再挂念当时白雨斋里那些书最终流落到了何处。

　　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夏承焘终于得到了《白雨斋词话》，日记里说：“陈适寄来《白雨斋词话》。”在五月二十四日看完，日记里说：“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完。陈氏光绪年间丹徒人，论词一主沉郁顿挫，立论甚高。飞卿、东坡、白石、碧山十数家外，皆不当意，后主、易安亦无佳评。清人朱、陈、厉、曹，尤多微词，只服其父之从母弟庄中白棫《蒿庵词》，谓‘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廷焯极推碧山，亦受中白教也。全书大体可观，立论与张氏《词选》相表里，惟间有皮傅之谈，措辞时挂荆棘，为小疵耳。”可以看出，夏承焘总体是肯定这部词话的，但也有批评。所谓“皮傅之谈”，是一般给予常州派的大帽子，套上谁都不奇怪，且不论。过度推崇庄棫，自无可为陈廷焯讳言，夏承焘代表了普遍的看法。至于“措辞时挂荆棘”，我却不明所指，从文字本身看，陈廷焯还是很出色的。但讲“清人朱、陈、厉、曹，尤多微词”，实在是误解，陈廷焯对这四人，尤其是朱、陈、厉，评价是极高的，不过指出了各自的局限而已。这一点在他编选的《词则》里看得更明显，除了评语，选词数量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夏承焘这时得到的《白雨斋词话》是什么印本，无从知晓。八月三十一日，也就是他看完词话的三个月后，日记里说：“又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附诗词，词极高，无媿其所言。”似乎他得到的不是原刻本，因为原刻本附有诗词，不会三个月后才看见；那就应该是苏州中报馆或文瑞楼印本中的一种。而他在三个月后看到了一部原刻本。这年的十二月十二日，夏承焘又得到一部，日记里说：“上海来青阁寄来《宋元名家词》、汲古阁本《草堂诗余》《七修类稿》《白雨斋词话》《诗余偶钞》，共十金左右。”同样不知道是什么印本。也许是他没有的另外一种新印本，也许竟是原刻本。

　　夏承焘在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九年的日记里，都提到“阅《白雨斋词话》”，一九三九年时还说“他日拟为评泊一过”。这两个时间点，又出了两种《白雨斋词话》印本，不知是否夏承焘买来后即再读。一种是一九三四年唐圭璋《词话丛编》初版所收，铅印线装。另一种是开明书店印本，但不知何故不印版权页，只印定价，据张海涛博士核查《申报》广告，确定为一九三八年初版，定价二角。这是《白雨斋词话》的第一个铅排平装本，反复印了十多年，发行量不小。却一直不印版权页，只印定价，我花几十块买到一本定价五角的印本，也不知是哪一年印的。

　　夏承焘“他日拟为评泊一过”的愿望大概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八日时还有，日记记有：“得《文艺报》函，嘱为读书笔记谈《白雨斋词话》诸书。八月底交稿。”足见他对《白雨斋词话》一直很有兴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日记说：“午后往西单商场买《白雨斋词话》等三本。”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杜维沫的校点本，收入那套著名黄色封面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极为流行。这次夏承焘所购，应该就是这个版本。似乎一如既往的习惯，他四月三十日买回之后，很快就开始“点读”，日记记录从五月三日开始，到五月六日完毕。此后现存的《夏承焘日记》中，就没有再提到陈廷焯和《白雨斋词话》了。

　　但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三日，《夏承焘日记》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录：“傍晚过吴眉老谈词，彼极以近人作梦窗者支离不通为病。予亦谓周、吴在今日，物极必返。眉老幼从陈亦峰廷焯学词，谓白雨斋论词，实从常州之绪而充廓之。曾得亦峰《词则》稿，拟印之行世。其书分八大类，四大厚册。”这位吴眉老，据张海涛兄推测，可能就是吴庠，字眉孙。吴庠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出版过，也较知名。吴眉老幼从陈廷焯学词，恐不甚服朱祖谋，我疑心“近人作梦窗者”即暗指之。这公案且不去管他，我关心那部《词则》稿。《白雨斋词话》是在《词则》的基礎上完成的，两部书相辅相成，是陈廷焯词学最重要的成果。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陈氏后人保存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两种手稿影印出版。《白雨斋词话》手稿因是十卷足本，受到更多关注，先后有屈兴国、彭玉平、孙克强等的整理本出版。但《词则》始终未见整理本。除了手稿本外，还有两种抄本，一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本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后者据张海涛博士目验，八册存七册，都以工整的楷书抄写，并有抄录者细致的校勘，《别调集》卷三末有识语：“甲戌七月初五日晚访王雷夏归，重校《别调集》三卷。”王雷夏和他的两个哥哥王耕心、王夔立都和陈廷焯交往密切，王夔立的儿子还娶了陈廷焯的次女（历史学家王赓武就是他们的文孙）。吴庠好印书，印过陈廷焯崇拜的庄棫的《中白词》，这抄本的批语提到陈廷焯未见《蒿庵集》的遗憾，就让人又把陈廷焯和吴庠联想到一起。不知这部抄本是否即为印书而用，晚访王雷夏是否即为商讨刊印事宜，吴眉老是否即与此有关？都留下让人想象的空间。《词则》分《大雅集》《放歌集》《闲情集》《别调集》四集，没有八类，夏承焘的“八大类，四大厚册”，大概是“四大类，八大厚册”的误记。

　　我少年时代购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词则》稿本，数十年来讽诵不断，对之感情和理解更是日益加深。自二○一八年底开始我着手对该稿本进行全面整理，今年《词则》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少时所深爱的一部书，居然在三十多年后，由我亲手标校，并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真是感谢运气的佳赐。我还和彭国忠教授搜集了能够看到的陈廷焯全部著作，计有《骚坛精选录》残卷、《云韶集》《词则》《白雨斋词话》《白雨斋诗存》《白雨斋词钞》六种，凡一百七十余万字，合成《陈廷焯全集》，也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只是在网上搜寻到，拍卖会上还曾出现一部陈廷焯《杂诗偶采》的稿本，现已不知所踪。热切期待着藏家及早公开，为我们提供这位词学家更为丰富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