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苏东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也有一些因为恃才傲物所遭遇的灾难。他一生的三大事业，就是被贬到黄州、惠州以及海南岛的儋州。苏东坡自嘲的本领，也是天下第一的。我们看他的经历，九死一生，却都能够很宽心地度过。所以我时常讲，苏东坡的人生是豁达的，他这个豁达不是单纯的、呆呆的、天生的，而是他从生命经历当中，从学习和读书当中，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吸取到的很优秀的一些因素，造就了他个人的人格。当时的人觉得他有宰相之才，假如他不跟王安石起很大的冲突，假如他能够稍微收敛一点、能够改变一些想法，可能就可以拜相了。可是，他有一些坚守的原则，他坚守原则的方式，是他对人的关怀，对于自己的要求。

　　苏东坡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的，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1101年8月24日），以中国的岁数算法是六十六虚岁。他二十岁虚岁就举进士，然后也做过一些小官，比较重要的一个经历是三十五岁到杭州做通判。之后他到山东密州去担任知州，又到徐州任知州，再去湖州当知州。他任湖州知州的时间很短，马上因为乌台诗案被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乌台诗案的结果，是他被贬黄州，这是他第一次遭贬。他在黄州停留了五年之久，一直到神宗皇帝晚年。神宗皇帝心里知道苏东坡是个人才，只是觉得他桀骜不驯，很不听话，难以驾驭。神宗虽然贬了苏东坡，可是心里头记得他，到晚年的时候，还想要把苏东坡调回来。但是官场复杂，有许多人嫉恨苏东坡，制造各种障碍。等到神宗皇帝过世，王安石的新法被废，司马光这批老臣回来了，苏东坡也就回到朝廷，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尚书等。

　　与自己政见相近的朋友一起掌权之后，还是有不同的意见，以及党派斗争。苏东坡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愿意完全攀附司马光。人的性格影响行为，也影响交往的圈子。比如说，他的性格跟当时的大理学家程颐很不相同，两个人走不到一起。程颐比较严肃，受不了人家开玩笑，苏东坡则性格诙谐，随便乱讲话，随便嘲笑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程颐的门人是后来整苏东坡的主要“打手”—你居然戏弄我的老师，我跟你没完！以苏轼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完全不是他预先能够想到的。苏东坡觉得朝廷很麻烦，一直希望能够调到外面去。所以他后来就调到杭州做太守。

　　之后他还在不同的地方做官，可是朝中斗争不断，他又被贬，基本上就没有回到京城去。一○九四年哲宗皇帝亲政，新党回朝，苏轼被贬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儋州，到海南蛮荒之地去了。在他死前一年，哲宗升天，徽宗登基，施行了调和新旧的政策，把他从海南召回。他还蛮高兴的，终于活着离开海南。在回来的路途上，或许因为旅途劳累，或许是流放累积的宿疾，他到了江南就病倒了，一直拖着回到常州，在常州去世了。

　　“东坡”这个号是在他贬到黄州之后才有的，所以在一○八一年之前，也就是在他四十六岁以前，不叫苏东坡。我们后代尊敬他，称他为东坡先生，好像他生下来就叫苏东坡，其实不很恰当。苏东坡写过《东坡八首》组诗，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其中序里提到，他到黄州两年了，生活实在是很苦、很惨，积蓄都用完了。老朋友马正卿，觉得他连饭都没得吃，就到郡里申请了城东门外面的几十亩废地，让他像农民一样躬耕自足，其实是很差的坡地。第一年收成的麦子很好，他很高兴，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浸润了血泪的。

　　二

　　从苏东坡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志趣及心态的变化。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写过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很有意思，他那时还很年轻，跟他弟弟离别的时候有一些感慨，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人生一定会遭遇挫折，生离死别也是无可避免的。苏轼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他很入世，很想要做一些事情，很有抱负。可是他同时也很看得开，知道人生的经历有其因缘，不一定能符合自己的心愿。

　　他踏入政坛以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有些人说新法是进步的，反对新法的都是落后的、保守的。但苏轼经常讨论的是新法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影响了老百姓的生计，是不是执行方式过于鲁莽，甚至违背立法的初衷，这却是许多官僚不管的。王安石有长远的目标，认为即使有短期的困难，也不能改变大趋势。苏轼想得很具体，体恤民情。这是苏轼跟许多官员不同的地方，他关心新政执行中扰民的问题。政策改变过程中有人遭殃，那么，受难的百姓怎么处理，如何改善民生？一个好的当政者应该计划好改革的步骤，知道怎么处理具体情况，可是王安石管不住下面的这些官僚。王安石新法造成的问题，往往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可是历史是具体的人世展现，新政一旦执行不当，老百姓就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苏轼总是觉得新政不太恰当，提出各种质疑，也就变成了阻碍变革的保守派。王安石觉得苏轼每次都来捣乱，苏轼既是当朝名士，奏章写得很好，逻辑也很清楚，作为绊脚石的危害性就大了。王安石受不了改革期间的扞格，苏轼也受不了当政者的压力，因此外调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苏轼第一次去杭州当通判的背景。他在外服官，先是在杭州当通判，再到山东密州去当知州，然后又去了徐州，最后一路到湖州，都是当太守，好像官运亨通，其实中间一直潜伏着新政执行的党派冲突。

　　在杭州当通判的这段时间，苏轼写的诗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品。他跟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述古性格相投，意趣相合，这使得他在杭州为官的岁月十分惬意。后来陈述古离开杭州，苏东坡写了首《虞美人》词给他：“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把杭州生活寫得十分耽美，像是可以终老的温柔乡。苏轼早年只写诗，三十多岁以后才开始写词，可是他的词别有特色，反而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他在杭州写了好几首词，都与陈述古相关，都写得非常好。我们可以从他的词，看出他内心深处的细腻，看到朋友给他带来的灵感，看到他宁谧平和的心境，他的词反映了他当时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陌上花》三首，是按照民歌的方式写的，也透露了他在杭州的岁月悠游。杭州这个地方文风很盛，风光宜人，对生活有着比较细腻的审美感觉。苏东坡是四川人，离开四川以后先到汴京，接触到权力中心的繁华；后来第一次外出当官是到陕西凤翔，生活条件比较差；再后来到了杭州，非常喜欢江南的湖光山色与饮食美味。他对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宣的缅怀。吴越国是钱镠创立的，都城在杭州，王妃回家乡苕溪省亲，听说快要回来了，钱王就给她送个信过去，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简简单单一句话，感觉很有风韵和诗情画意，成为传世的佳话。苏东坡喜欢这个故事，就以民歌的风格写了这三首诗：

　　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軿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貴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

　　苏东坡虽然有治平天下之心，后来也做过大官，但他内心深处就是个诗人，他无法放弃诗的感觉，诗情画意也不可能放过他。他喜欢跟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有什么感觉，老百姓经历了什么，都给他带来了生命的热度。所以他讲的许多道理，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充满了人情和生活气息，这就跟王安石的态度很不一样，后来他跟程颐的冲突也是这样。他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情”字里面。他对生命的感觉，对生活的暖度，从来没有放弃过。

　　苏轼写西湖的诗，我们最熟悉的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的第二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大概人人都会背诵。其实，他写过很多咏赞西湖的诗，都很精彩，有些更有意境，不只写眼前美景，还描绘了诗人的心景，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的第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是他在杭州望湖楼写的，说是“醉书”，应该是像李白醉写那样，与朋友聚饮欢畅之时，诗兴大发，在众人围观之下，提笔濡墨，龙飞凤舞，一口气书写了五首绝句。诗写的是真好，意象的运用非常活泼。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写出了雨过天晴的爽朗心境，反映他的乐观心态：暴风雨过后，总是晴朗的天。

　　苏轼潇洒自如的个性，经常在他的诗中展现。杭州吉祥院园圃广袤，牡丹盛放之时，游人如织。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名人巨公皆所游赏，具见题咏。”苏轼就有《吉祥寺赏牡丹》一诗：“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我们发现，这首诗半写实半自嘲，非常有趣。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牡丹记叙》，说他跟太守沈公一起观花的经过，看花的人多如过江之鲫，拥挤程度不亚于二十一世纪的西湖，“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苏轼自己也在头上插了花，畅饮半醉，招摇过市。年纪一把了，也不害羞，像小姑娘一样，满头插了花；自己不害羞，却以拟人笔法描绘花都害羞起来，觉得二八姑娘戴的鲜花，怎么插在这个老家伙头上。末句的出典来自杜牧的《赠别二首》的第一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原诗是为十三岁的歌妓张好好所作，正是豆蔻年华，所有卷上珠帘的歌妓都比不上她的青春美貌。苏轼把这典故扭了一转，变成插花半醉的老人家，颠颠倒倒走在路上，惹得十里长街人人都卷起珠帘看热闹。其实，他还不到四十，笑自己风流浪荡，人老心不老，诙谐恣肆，他的风趣个性从这里头也可以展现出来。

　　他在杭州的时候还写了一些诗，有的是感叹年轻人怀才不遇，有的则对新政带来的社会问题，做一番嘲讽。他碰到一个年轻人叫王复，属于怀才不遇一类，住的地方有棵桧木，他就写一首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他称赞这个年轻人正直，就像桧木很直，连根都是直的，可是也只做到秀才，没有人知道，但没关系，地下的卧龙是知道的。这首诗后来惹了大祸，几乎成了一个杀头的大罪状。

　　他还在诗中批评新政扰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盐开始专卖，政府控制的销售，盐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所以他写了这么一首诗，后来也成了他讽刺政府的罪证。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是讽刺青苗法，青苗法是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钱下来给老百姓。老百姓可以买苗，渡过难关。可是实际状况却不是这么理想，因为钱发下来，经过层层政府、官僚之手，或许出现盘剥，或许积压拖欠，老百姓不一定能够及时拿到钱。有的时候，老百姓拿了一笔款项，不知道怎么有效利用。有些老人家赶紧冲到城里去花费，钱转手就没了。小孩跟着生活在城里，一年里有半年在城里混着，口音倒是正点了。

　　杭州给苏轼的印象是十分美好的。他后来经历了冤狱与贬谪，过了十五年再回到杭州担任太守，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这时他五十多岁，已是暮年，回到杭州还是感到欣慰。秋天到了，正往冬天走的时候，一般人想到的是肃杀之气，严冬快要来了。但苏轼强调的是，看看秋天这丰收的季节多么美好，即使寒冬就要来临，也别忘了当下的璀璨与快乐。他有一点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的内心是一整个光明面，永远在追求生命中的光辉美丽。

　　三

　　在山东密州做太守时，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重要—《超然台记》，写于一○七五年，这个时候他四十岁。他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这段时间，先遇上蝗灾，后来又是旱灾，他都尽心尽力救灾，显示了具体办事的能力与效率。他登上超然台，对如何面对生活的困难，有所感悟，说我们不一定都要最美好的东西，但是可以乐观面对世界上所有的境遇。他说：“夫所为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欲望太深，生活不可能满足你的欲望。如果我们整天陷入无穷的欲望，开心的事情就很少，而可悲者就常多了。这段时间，他读了很多老庄的东西，特别是《庄子》，庄子齐物的观点从哲学的角度影响了他。有趣的是，他不是一个从哲学概念出发、从理念出发，得到结论的人，他是从真正的日常生活里面体会的。像《超然台记》这篇文章就非常有意思。“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天下的事物有的时候会蒙蔽住我们的思维。他的超然观念，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这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遭过难。

　　也就在这年的中秋，他写了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苏东坡的词了。《超然台记》讲到要有超越的心灵，《水调歌头》这一首词就表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对亲爱的人的思念，对相聚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跟他弟弟苏辙是最亲密的，这首词就是他中秋想到弟弟而写。后来，神宗皇帝看到这首词，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原来苏东坡总是在想我！苏东坡人不错，远远在外面，他心里头还记得我。”其实是神宗皇帝惦记苏东坡，这个轶事很有趣。

　　他从徐州调到湖州之际，攻讦他的人想方设法罗织他的罪名。有的人收集他的诗，断章取义，在其中挑出讽刺朝廷新政的诗句。其实苏轼没有直接攻击政府，更没有直接反对神宗皇帝，只是在奏章里头表达了一些意见，写诗的时候流露出来对政策的不满，结果这些都变成罪名。他在湖州当太守，突然就听说朝廷要来抓他，速度很快，那些人恨他恨得入骨，星夜兼程派人來抓他。苏轼好端端在湖州官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朝廷来人站在衙门外面，气势汹汹，他还以为是赐死。后来苏轼自己提到这段经历，说了个故事，当时强颜欢笑，安抚妻小：

　　真宗东封还，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否？”朴言：“无有，惟臣妻一绝云：‘且休落拓贪杯酒，更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命其子一官就养。（《题杨朴妻诗》）

　　苏轼被抓的时候，全家哭天喊地，不知下场如何。后来大家知道不是赐死，是要把他绑起来，押到京师去，一家人愁云密布，都在哭，苏轼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对他老妻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他的妻子哭着哭着就笑了。你可以由此看到苏轼这个人的个性，到了这样的生死关头，一开始以为是就地赐死，结果不是，只是五花大绑押送京师，生死未卜，他居然镇定如恒，说了个笑话。全家号啕大哭，他却给妻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让她宽心，破涕为笑。

　　苏轼被捕，关到御史台（乌台）狱中，这是他生命中遭受的第一次生死攸关的打击。乌台诗案讲起来还蛮复杂的，并不都跟新政执行的政治斗争有关，还牵涉有些人对苏轼嫉恨，落井下石。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弹劾苏轼，李定弹劾的资料来自与苏轼政见不同的沈括。舒亶上奏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东坡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从苏轼诗句中挑出违碍字眼，作为其攻讦政府的证据。苏轼八月十八日就被押解到汴京，关进御史台狱。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呢？因为御史台有很多柏树，也称作柏台，上面栖息了成群的乌鸦，所以通称乌台。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写了一首《戏子由》，是写给他弟弟的一首玩笑诗，可后来变成很大的罪名。这首诗充满了调侃与讽刺，主要是调侃他弟弟，也调侃自己，当然同时也调侃别人。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都是感慨他在当杭州通判的时候，执行新法政策，让他们兄弟感到可笑的事情，搞得老百姓不得安生，官员也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这些诗句后来都变成他攻讦政府的主要证据。

　　他在御史台牢中待了一段时间，神宗皇帝想要算了，结果宰相王珪说，苏轼暗恨皇上，有诗为证。在那首写给王复的诗中就说“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是欺君之罪。苏轼不求你真龙天子，反而去地下求暗龙，就是讽刺皇帝你的。王珪一心陷害苏轼，说苏轼有不臣之意，说他写诗是针对皇帝而来的，把神宗吓了一跳，回应说，苏轼虽然有罪，但他写那些诗可能只是一时感慨，不至于有叛乱之心，王珪为之语塞。章惇（子厚）虽然与苏轼政见不同，也在旁边缓颊解说，总算让苏轼免掉了亵侮皇帝之罪，后来章子厚对叶梦得说：“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王珪身为相国，居然这个样子，非要害死人不可！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这个章子厚就是贬谪苏东坡到惠州的主要人物，他后来对苏轼也挺坏的。

　　苏轼关进监狱，本来觉得难逃一死。他在牢里头待了一百三十天，从八月十八日，一直关到十二月二十六日，一直到快过年了，才有了定案，放他出狱，贬到黄州。儿子给他送牢饭的时候，他跟他儿子有个约定，可以送所有的食物，但是不要送鱼，送鱼就表示判了死罪。有一次他儿子不在，托人给他送牢饭，那个人想着给苏轼送点好吃的，就给他送了一条鱼，他这一下觉得自己死定了，没办法，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狱中寄子由二首》给他弟弟。第一首是：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这首诗有小序曰：“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能不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我们从诗序知道，后来帮他传递两首诗的狱卒名字叫梁成，也算是青史留名了。第二首：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两首诗都显示了他对亲人的思念与不舍，更对连累了他们深感惭愧。苏轼被关起来以后，他曾经服官的地方，例如杭州、徐州、湖州的老百姓都烧香拜佛，保佑他可以平平安安。所以他说，我死了，我的灵魂会到浙江西，与群众一起。关了一百三十天以后，经过御史台与大理寺的法律纠缠，最后由神宗拍板，把他放了出来。他刚一出狱，正逢立春，感到无限解脱，春风满面，就又写了两首诗。这两首诗非常有趣，居然是次韵原先的绝命诗，也有序：“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

　　百日归期恰及春，残生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

　　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他一出狱就得意万分、意气风发，写了这两首很好的诗，然后就踏上征途，去了黄州。第一首最有趣，因为他似乎完全忘了因写诗遭到大狱，一出来就说“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也反映了他豁达开朗的性格。苏轼遭人陷害，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他不再计较，也不再去想什么人怎么陷害他，而且他后来历任礼部与吏部尚书，位高权重，也没有去整过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