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写下副标题自己也迟疑：这对台静农先生是否有些不敬？

　　但难道不正是那些悲而能艳、哀而不失其艳、郁而不妨其艳的笔致、笔墨、笔力，才形构了最动人的台先生？他是饱满、蒸腾、含容、低回。他是荒寒而从不枯槁。他是森戟而居然妩媚。台先生的健笔从来也是艳笔。他是丰色。

　　一

　　台静农（1902-1990）生日是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湾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纪念展大抵仍是以阴历纪岁，于二○二一年年底举办，收到师友隔海惠赐的书画册则是二○二二年晚春了。这部《百廿诞辰纪念专辑》特意收取曾与他生命交集的一些老辈学人文章。纪念文第一篇出自彭毅老师之手。在余韵悠远的“温州街里岁月长”中，女弟子不乏犀利的视角检证之下，处家的台静农和他“布包铁”一般倔强又温润的书法，看起来极其一致。

　　台先生可能是鲁迅晚年最喜爱最信任的学生，《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收入这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四篇小说外，鲁迅在序言里不吝赞美其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的深切勤奋。与许广平通信中更称台静农、李霁野等青年辈待他有“老朋友的态度”，而非势利眼。

　　在那个时代，台静农婚姻自是家庭包办，且为所谓的“指腹为婚”那种。但台静农对待这种旧式婚姻，与鲁迅、陈独秀等人截然两样，甚至和他堪称“发小同志”的韦丛芜、李霁野等人都不同—后者一旦走出皖西乡间，见识了大都会的新文化，便和家乡父母之命的婚姻坚决告别了。台静农不仅温存地接受了旧式家庭的安排，且终及一生能与妻子彼此爱敬。这是见诸青少年密友亲述的。

　　渡海之后的悠长岁月，台师母常被人看见每日拎着大菜篮去黄昏市场买便宜菜，“尽她所能，让所有人不会饿着”。家中有长寿的台奶奶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们，还有临时寄宿的亲眷，乃至跑来蹭食的学生。

　　彭毅老师回忆台师母晚年骨质疏松身体孱弱，先生每晚都亲自热了牛奶倒在杯子里，再送到妻子面前。台先生一生都是自许“不养生而寿，住浊世亦仙”的旷达者，而于他人却能极尽宁谧。他完全清楚也敬意妻子在岁月颠簸中对家庭生活的默默承荷，这也即是师母亡故悼诗中所言“儿女相看催人老，柴米商量累汝多”。这样柔细用心甚至也会体现在他观察朋友的眼力。他会戏谑自己的老友“道貌”如“老太婆”或“苦媳妇”，理由竟然是：

　　刻画在老太婆脸上的，是成家立业的辛劳；刻画在苦媳妇脸上的，是忍受委屈而担起一家的辛酸。（《何子祥这个人》）

　　如此细腻的观察来自现实生活中对女性日常的共感与同情。在学生辈的彭毅看来，台老师待师母熨帖无间，没有隔膜或保留。她忍不住感叹，具有很多新派思想的台先生处这旧式婚姻却一点都不“敷衍”。

　　坊间一直流传，台先生在京时期，朋友中并非没有彼此很能谈得来的新女性，而少年台先生的英秀过人是有目共睹的。他仍然选择回乡接受父母之命的传统婚约且能尽行寿尽其认真，家教之外，或者最重要的原因已经写在了他的《地之子》里：他不容已的道德情感；他对于苦难的不忍与对于弱者的同情；他必然深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保守的淮南乡间这段婚姻对于深闺女子决定性的命运意义。当他携妻回京，为应对张扬的新式女友邀请他们共进西餐—估计是传说中曾热烈追求台先生的某著名才女。台先生提前一天带妻子到西餐厅悉心教她使用刀叉，避免次日可能遭人奚落的窘迫—有這样细致照拂的丈夫，才会有倾诚相待的妻子。当时台先生和关心社会的朋友在隔壁房子开会，一旦警察来查，台师母就架起梯子翻墙通知他们，一点不胆怯。一位出自安徽乡绅家、并未受多少新式教育的年轻女子，真能了解台先生那些英气勃勃的青春理想吗？这毋宁就是一种基于古典承诺的肝胆相照。朋友的记忆中，台先生甚至能令那热情才女都不失体面，一直相处甚好。台先生的风度或说“悲心”，也是他在《地之子》里善待生活的态度：他承认人世的不圆满，但包容众生。他笔下贴地的草人即使在恒久苦难中辗转，仍不失最后一线生机。就像《拜堂》中乡间枯丛的喃喃低语：“总得图个吉利，将来还要过活的。”

　　这样的台先生的心思，在渡海之后仍一一流泻于纸面之上。观其写《辽东行》中女性的不幸、写《世说新语》所及石崇的残暴，台先生的温厚仁柔、穆然厚重，依然时时鲜明地跃然纸上。

　　二

　　“温州街里岁月长”中弥散的，还有被彭毅老师称为“一绝”的台先生的笑声：

　　既嘹亮，又清雅，我想可以说是“明澈”。很多人的笑声是很复杂的，用来掩饰尴尬或其他情绪，但台先生的笑声不带任何杂质，没有一丝挂碍或算计，完全把自己敞开，他对家事、对系务也都是如此。

　　台大师生记忆中几乎是人人喜欢台先生，大抵就是基于他学问好、修养好、性情好，待人接物如沐春风。处处好了，弟子辈居然也有了操心的猜想。诸如这么好的台先生那罕见的有艳冶迷离韵味的几首诗，“梦里凌波惊照影，月中消息误鸣鸾”“要负今宵天岂许，欲寻往事梦难期”，究竟梦里是何人，往事在哪边？

　　台先生说了再说，那是政治隐喻诗。美人香草历来有此传统。何况又是“坐对梅花吟，吞声诵楚骚”呢。但他那甲子年（1984）的春日信笔，“淡淡斜阳淡淡春，微波若定亦酸辛。昨宵梦见柴桑老，犹说闲情结誓人”，又是何意呢？还自己招供了，“《闲情赋》欲自往而结誓，惧冒礼之为衍”，还绝非无意地写出两个字形不同的“闲”。这下是连膝下聪颖诗弟子都要忍不住一和再和，说台老师是“依稀重见稼轩老，识得渊明梦里身”。一向立言谨慎的叶嘉莹教授也忍不住去找天津的李霁野先生，考证了一番少年本事。

　　然而在台先生嘹亮又清雅的笑声里，这些绵丽杳渺，真的可以“世味如禅参已透，三生同听一楼钟”。他绝不算短的一生公认“刚正不阿，一丝不苟”，台大先后两任校长傅斯年、钱思亮皆有此断。他“刚毅木讷”近乎仁的本色厚重，足以令这些宛转呢哝皆化作满天花雨。那正如他的二十梦中得句，却在时隔一甲子后的八十岁方才补足：“春魂渺渺归何处，万寂残红一笑中。此是少年梦呓语，天花缭乱许从容。”你真的也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禅机，所谓“蟪蛄灵椿俱可哀，任他春去与秋来。小窗寂寂枯禅坐，忽见桃花朵朵开”。

　　台先生性情中深藏的柔美，笔墨间略略几分丰艳，至少表明他并不拒绝这类题材。包括一九八九年选录梁任公辑台湾《竹枝词》，也都是些艳丽情歌。这密潜深藏的婉丽其实同样见诸他最成熟期的书法。那些溢出言表的沉重凝练、结构森严，但厚实的线条却往往导出纤柔的转折，奔放的笔力也会突然以压抑的回锋收尾，这使得他书法的整体气氛居然是凄迷阴柔的。不是刚猛，更非野气；不是愤懑，而是深情。那种渲染饱满而又含蓄收敛，那种突破常规而又控制得宜，那种且枯且润的张力弥漫。

　　但又当如何理解他仿佛无处不在的“郁结”呢？

　　这自然未尝不包括“身为北方人，于海上气候，往往感到不适宜，有时烦躁，不能自已”的现实困顿，抑或也是语带双关的。岛屿盛夏“天气奇热”常令他“满身湿疹，忽痒忽痛，甚是难受”，或初冬犹要“燠热烦灼，蚊虫纷扰”，更未免时常“缅想故人，墓有宿草”。这已是他渡海而来二十年之后的事了，仍是不能适应。

　　因为晚岁经常慨叹的“人生实难，大道多歧”，因为他为自己书法作品自序直称的“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更因为他被认为属于人生绝笔的那首诗：

　　老去空余渡海心，蹉跎一世更何云。

　　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

　　坊间仍然未免于推论：国家不幸书家幸。台先生的欣慨交心之中，应该有些政治寄托吧？他为什么没有更鲜明的表现呢？于是推测：那时台省还在“戒严法”管制下，人们噤若寒蝉。台先生一九四六年应鲁迅至交许寿裳（时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之邀赴台，先到编译馆任职，旋即掌教台大中文系。不足两年之后的一九四八年二月，迁任中文系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家中惨遭杀害。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半年之后的自杀，常被做富有政治意味的解读。台静农此际出面掌系亦被认为具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台先生生前无自传，理由之一是“生平经历，大都记不清楚”。奇怪的是，时隔三十余年之后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追忆乔大壮的《记波外翁》，居然连言行细节衣服食物均能刻画分明。与张大千、庄严、董作斌等人不同，乔大壮是因偶然的同事关系进入台静农的视野的，显而易见两人不仅交往时日短（乔1947年8月来台，1948年5月离开，在台不足十月），如其所言“我交波外翁日浅”，台静农却用了甚长的篇幅记录这段往事，其中隐约之情正值得推思。

　　三

　　喬大壮（1892-1948）名曾劬，以字行，号波外翁。他是四川华阳人，出身清末北京的译学馆。髫年习经史、小学，以诗词、骈文、书法、篆刻知名一时。一九三五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等职。他应聘来台比台静农晚一年，却在次年二月即遭遇许寿裳的横死，又在接任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不足三月之后渡海回归，更在又两月之后自沉苏州。

　　时隔三十余年，台静农还记得乔大壮“本为避开中大方面的是非”，初到台北却遭逢“置身异域之感”—未免令人觉得有某种自况之意。他对这位“言语举止，一派老辈风貌”却又酗酒不醒的年长同事照顾有加，近乎天天相陪或看望。许寿裳遇难后，他一再哀感：“应该具有无尽的生命力的老人，竟不能活下去，另一不算老的波外翁，反要毁掉他自以为多余的生命”，“中年刚过，体力犹强，可悲的，竟以生命为多余，必欲毁之于自家之手”—流泻在《地之子》中那种善待人子与生命的热情，仍时时会跳脱出来。尤其看到乔大壮自书挽联甚至偷藏毒药，感受更甚，台静农居然同样用“郁结”解释了乔大壮的生存困境：

　　他对我也好像共过患难的朋友，放言无讳了。因他久处京朝，轶闻旧事，不雅不洁的知道颇多，谈起来也不免愤慨。像他这样将一切郁结在心中的人，只有痛苦。果然，他又再度纵酒不吃东西了。

　　一九四八年五月乔大壮渡海回沪，台静农送他到基隆码头，看他“白西服，黑领带，蹒跚的背影走过桥头上了船”。是年六月六日接到乔大壮寄自上海的信函，其中提到“四方靡骋”，这是《诗经·小雅》之意，台静农读懂了其中“在动荡的年代，这原是一般人的心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感受，最为深切”。听闻七月二日乔大壮在苏州自沉的消息后他再次感叹：“旧时代的文人，饱受人生现实的折磨，希望破灭了，结果所有的，只是孤寂，愤世，自毁。”此际分明又是一个鲁迅期待的“没有冷气，但求向上”的台静农了。然仍是同情。仍是看到了乔大壮这类人何以过不了的那道坎：

　　久居冷衙门，不知波外翁有无冷冻之感？不过当时教育部确有不少名士，艺术文学，皆有高手，想波外翁会乐此穷官。可是后来竟拂袖而去……若波外翁这样人，穷并不可怕，几个月不给薪俸，他受得了，但不能伤害他的尊严。

　　他还特意录下乔大壮在重庆任职中央大学时醉酒酩酊中写的一首词：

　　画帘钩重，惊起孤衾梦，二月初头桐花冻，人似绿毛幺风。 日日苦雾巴江，岁岁江波路长，楼上薰衣对镜，楼外芳草斜阳。

　　台静农感慨道：“这首词颇传于同道之中，个人的寂寞，时事的悲观，感情极为沉重，尤以末后两句明显的指责当时局势。”他更追加了一句：“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

　　乔词“末后两句”上半“楼上薰衣对镜”，亦以美人香草喻志趣高洁。耐人寻味的是，“香词”于乔大壮的创作来得数量特别密集而意象鲜明。唐圭璋《回忆词坛飞将乔大壮》一文对《波外乐章》评价很高，称其“深婉密丽，烂如舒锦”，特意提到一首《菩萨蛮》，其中凑巧也提到了香，且是名贵的水沉：

　　夕阳红过街南树，梦飞不到春归处。翠羽共明铛，为君申礼防。 东风寒食节，阑外花如雪。百褶缕金裙，去年沉水熏。

　　唐圭璋将词作时间落实为抗战期间乔大壮避地重庆，夫人不幸亡故后为湘潭杨公庶夫妇邀约，暂寓沙坪坝雍园，时“有请为高官者，翁深恶痛绝”，作词以明志，“百褶缕金裙，去年沉水熏”乃是“以美人自喻，身份绝高”。

　　“香”之意象出现在乔大壮词作中，于此洁身自好、狷介不屈之意特别凸显。《壬戌十一月三日夕，漫理弊麓，就睹濩尊辛亥遗墨，既惭学道，复畏修名，小诗始成，泫然而已》，起句就是“熨衣须好香，理鬓须劲刷”。《依元陈氏谱，和古龙涎始成，以诒稻孙》则从题目到内容都重温了一个湮没于历史很久的香故事：

　　听残铃索检衙香，一炷聊纾十载忙。

　　堆案成山除目里，为君重叙蔚宗方。

　　题中所言“陈氏谱”即宋元之际的《陈氏香谱》，乔大壮依循谱中“衙香法”合了一味“古龙涎”香，并希望与这香礼的接受者钱稻孙一起重温范蔚宗（即撰写《后汉书》的南朝史家范晔）的《和香序》。

　　范晔这篇《和香序》一向被认为是指桑骂槐、借香喻人，所谓“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今无伤”，或者“零藿虚燥，詹糖粘湿，枣膏昏钝，甲煎浅俗”，皆是“此序所言，悉以比类朝士”。考虑到钱氏与日本文化尤其江户文化的深刻联系，当是知香之人，以及钱氏在沦陷时期被视为失节的表现，兼之乔大壮本人一直推崇的风骨气格，则乔氏这首赠香诗，是大有深意。

　　乔氏另外一首提到“合香方”的作品是《千秋岁引·赠尹默》，创作时间不明，内容也是相当耐人寻味：

　　萐莆微凉，红巾半蹙。隔座螺杯酌仙醁。新声偏传井水处，高名自映吴兴录。九天风，五湖雨，远穷目。? 明镜照人双鬓绿。归梦未阑更筹速。甚日经帷理丝竹。床头练裙斜草满，班中袖简霜台肃。和香方，养生论，花前续。

　　尹默即书法大家沈尹默，曾是台的书法老师，陈独秀却毫不客气批评其“字外无字”。由乔大壮的郁结与香词，或可理解台静农的艳笔与郁结？

　　四

　　杨儒宾教授在《多少蓬莱旧事》里说，台先生即是日语里的“一生两身”，他可谓高寿的一生居然整齐地被海峡切分两半：前四十四年与后四十四年。且之前写作《地之子》与《建塔者》的台静农与之后撰写书法、篆刻、研究古典文学的台静农，令人有易代之感。他写何子祥，要何“为发一发闷气，多灌些老酒也好”，正如自我刻画。

　　他会脱笔就写出阮籍“与物无伤，只是好饮酒”是因“他越是麻醉自己，内心越痛苦，别人看他是放达，实际上他是在肢解自己”。“麻醉”二字正是他早年向启功解释自己不时而酒的直接理由。这也更像台静农一生最重要的朋友庄严病势沉重，台静农坐在庄严的卧房床前，依然奉命而手握杯酒，自感“当我一杯在手，对着卧榻上的老友，分明生死之间，却也没有生命奄忽之感。或者人当无可奈何之时，感情会一时麻木的”—这是时隔数年再度念及老友故去的平淡。却是至痛。

　　他也会论及陶渊明“人们只见其旷达高怀，有谁知道他永远藏着一颗热烈的心，耿耿不灭，以至于死”—也足可以做他的自叹。

　　台先生温厚有，幽冷有，这温与冷原本就是一体的两面、一身的两生。他的温厚是待人律己，他的幽冷则来自对历史悲情的苍凉之感。犹如他写信给认为“绝对可信任”的学生施淑，赞美她鹿港的家乡，理由却是“真喜其荒寒”：

　　当年的大街，今日的陋巷……如果我有资本可以告老，此地大可卜居。由今日的荒寒，想到昔年的繁荣，其兴废之机，又操之于自然的力量。

　　他甚至兴发了少年时的“酒旗风暖”，认为可以“拿它作一小说的题材”。

　　这种幽冷荒寒其实早就现于他的笔端。尤其是诗。例如他自喜的早期作品“颓坟狐穴黄花老，废殿乌栖泥马尊”，理由便是“冷”。于诗道颇精的舒芜言其诗中“郁怒深沉，冷寂森寒”，这是确论。他的和易清穆是真，他的幽冷荒寒也不是假。

　　既然“老夫学庄列者”，他就有更高的精神期许，一庭独对，漆天冷星。

　　唯独某种动荡的热烈与其无关。犹如他在《地之子》的时代也明确拒绝了那些未免浮夸浪漫的“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

　　他“每感郁结”当然不必简单挂搭于政治沿革，若仅释之为独负家务、系务、校务的辛苦，也未免浅薄，遑论更以个体情事拟之—倘若此“情”扩充为悲及众生的历史悲情，却还使得。

　　试看他追忆乔大壮时节制恳切中的特别悲慨。试看他对陈独秀暮年生命风姿不大以声色的赞美。这是罹患癌症之后的高年仍要病榻伏枕完成的纪念。正是陈的“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人”，却又保持了“目光射人”，不失《新青年》时代的“叱咤锋利”。以及书道“体势雄健浑成，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真不可测”。乃至陈诗“俯仰无愧怍，何用违吝悔”体现的磊落倔强。慨叹陈独秀落难之际章士钊不计前嫌假以援手，赞美二人患难之时平生风义，岂不正应对了他自己深感的“一生孤直自爱，犹遭小人环伺”。

　　试看他对当代教育的剖析：“学位不过是成绩单直线累积的成果，有‘己饥己溺’那样怀抱者，不必从此中出，虽此中也未必没有此种人，所不幸的，太少了。”（《雪地里的春天》序）这更关联着一生执教上庠的“郁結”。耿介自好如他，至于说出：“有人确以知识净化了人生，坚定了他的操持，相反有了知识，更助长其狡黠，这种人从校园走出来的多的是，而前一种人则绝少。”又谓：“在生存竞争于今日的工商业社会，能将知识狡黠融会贯通，才是第一等人才呢。至于说大学是培养以学术为己任与己饥己溺为精神的人才，已是理想主义了，不合时宜了。”（《〈钟声二十一响〉序》）—这是他为后学之书作序，多少基于长者的宽和，恐怕还有更深的无奈，他当然更期待“知识者的泥土，滋育茁壮，必有能使人振奋的人物”。王德威教授敏感地意识到台静农身上有近乎神秘的执着，这是因为叛逆而很难轻易停靠的执着，却未能注意到台身上同样潜流的深厚的传统意味。他经常征引的“饥溺”之叹正出自《孟子·离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岂是肤浅的现代性的个人主义所能比勘？比照其为人师表的漫长教育生涯，纵然台静农总是留给晚辈学子又温煦又豪爽的印象，其内心又何尝没有深深的岑寂沉埋。毕竟，他从另一个并不如此的时代走来，他亦见识过完全不同的精神风采，那个时代已经与他的“渡海心”一起沉埋：

　　我现在回忆这几位先生，同时也想到，若按照现在大学教员任用条例，不经审查，没有教学资历，或者学位等等，决不可能登上大学讲台的。可是六七十年前旧京的文化背景，自有它的特异处，那里有许多人，靠着微薄的薪俸以维持其生活，而将治学研究作为生命的寄托，理乱不闻，自得其乐，一旦被罗致到大学来，皆能有所贡献。（《北平辅仁旧事》）

　　台静农思念北平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那仅仅是一座城吗？

　　他甚至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怀念初渡而来的台北，可以供人“踉跄而行”的台大附近安静的街道，不像如今连校园之内也非散步的福地。那个他初到不久“安静质朴的都市，小酒馆既不烦嚣，公卖局的清酒也远比后来的好”。令人分明也有老北平之想—但這并非老去之人常见的怀旧，而是旧日之城里有更令其神往的精神。

　　在那座古城那个时代，即使激烈的反抗传统者如鲁迅如陈独秀，也更神似国史上一脉相承的另类反抗：以菲薄礼教的行为试图捍卫真正的礼教精神。所谓“诚恳”，必须诚意。台静农一定更愿重见和重建这样的时代。那是诚笃劝慰他“人情复杂，似不必介意。待人处世，只有忠信笃敬四字。以弟饱经忧患，定能领略。至于待遇之多寡，更不足计较”（陈垣语）的时代。针对台湾教育“主持大学教育者，固然要有卓越的学识，更须要有独立的人格与情操，才能负得起大学教育的使命”的主张，也正与那样的回忆遥遥呼应：“清正自守，不苟且取容，‘潜心锐志，生死以之’，应是青年学者的风范。”（《粹然儒者》，1983年）

　　可是时代已经有些不允许了。“窝居一地，过着教书匠生活，僵化了，什么兴会都没有了”，至于偶被惊动竟然自拟为“尘封的败琴”这样的哀感。这最可解释为何他坚持不写自传，为何他如此看重与庄严、张大千等人的往来。那一连三首“老夫”诗到底是他“布包铁”中的绵里针，以及他在涵养深稳之外留给自己的抗争：

　　腐鼠功名侏儒泪，蜗蛮岁月大王雄。

　　老夫一例观兴废，不信人间有道穷。

　　（《腐鼠》）

　　无明大夜难成寐，狐鼠穿篱折屋行。

　　魑魅魍魉都见惯，老夫定定到天明。

　　（《夜》）

　　时因秉烛销长夜，寂寞清尊醒醉间。

　　一语语君君记取，老夫心事犹如环。

　　（《有感》）

　　但他终是从容的。兀自立着。既然看刘越石、张宗子皆是“大概一个人能将寂寞与繁华看作没有两样，才能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则岑寂与郁结也如天边浮云，可以斜阳坐对而不失超然了。他对老友庄严赞叹：“当今之世，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点文学艺术的修养，才能活得从容些。如慕陵之好事，正由于他有深厚的修养，加以天真淡泊，才有他那样的境界。”说的也正是他自己。

　　他的开张向外是需要笔笔用力克服了天性的严谨内敛才使得出来，至于“越写越觉得难”。包括晚年爱用日本温恭堂长锋羊毫“一扫千军”与“长锋快剑”，绝不同于早岁赴台还流连硬毫，希望朋友托带给他。这有意对运笔困难的全力克服，以成带点苦涩的回味—却也并不过分。

　　所谓“无穷天地无穷感，坐对斜阳看浮云”，正是由梁启超首倡而唐君毅发扬的“天地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的另版。只是前者属于诗人，更触目兴发、意象联翩；后者属于哲人，更层层突越、方向明确。

　　只是从《地之子》到“江山此夜寒”—那是他很著名的一幅字，极尽清冷森寒—台静农的渡海之心一直还在路上，至今未能还乡。犹是人间“歇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