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洁

　　二○二○年的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授予了艾尔维·勒泰利耶的小说《异常》。引人注目的是，获奖者艾尔维·勒泰利耶作为乌力波团体主席的身份，将这次获奖赋予了一个更有标签性的意义：乌力波得了龚古尔奖。

　　乌力波（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这个在一九六○年发源于法国的实验性文学研究组织，是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等组成的打破文理界限的松散的国际写作团体，最知名的成员有卡尔维诺、乔治·佩雷克、雷蒙·格诺等。在过去的六十余年中，这个文学先锋社团一直致力于一个目标：创造出跨越学科边界的“限制”写作，从而挖掘文学创作的无限可能性。

　　数学在乌力波文学中的运用，是其打破文学边界性的重要特征。乌力波的创始人雷蒙·格诺就是法国数学协会的会员，他尝试将各种文字材料放入数学法则中进行运算推演，希望能将数学稳定的规则运用到文本创造中。这要求作家同时具有数学和文学的才能，在文学创作中进行文字游戏。作为近代图论之父的法国数学家克劳德·贝尔热就是在雷蒙·格诺的邀请下加入社团，成为乌力波早期的重要成员之一。

　　乌力波作家的这个特征，在龚古尔奖获得者艾尔维·勒泰利耶的身上也得到了印证。艾尔维·勒泰利耶拥有数学和天体物理学的DEA文凭，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坚实的数学知识和科学知识。在小说中，甚至还出现了数学家人物，为了“国家安全”去破译数学问题。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看到图论、排队理论、肯德尔记号、利特尔法则、马尔科夫链、遍历性假设、稳恒分布等数学概念。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数学元素，成了这部以侦探小说形式出现的故事的解谜之眼。

　　正如《異常》的译者余中先所说：“印象中，乌力波团体的作家其作品大都非常奇怪，难读。难读是因为难写，因为写作中作者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障碍，种种束缚。”换言之，乌力波的作品阅读的门槛很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很多读者。这些障碍，是乌力波作家赞赏和沉迷的游戏。就像在《异常》一书第一章扉页上所写的：“有一事实在令人赞叹，它始终超越知识、智性，甚至还有天才，那便是不理解。”

　　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对读者要求颇高的乌力波作品，目前在法国的销量超过了九十七万册，成为销量仅次于《情人》的龚古尔奖获奖小说。可以说，这让人看到了一本畅销的乌力波小说的可能性。

　　法国《世界报》这样评论这本小说：“勒泰利耶赋予了它通俗文学的那种魅力（悬念、快节奏、人物的频繁更迭），引人入胜。这是向文学的致敬，也是语言的发掘与探索。”侦探小说的形式加上悬疑的色彩，使这本书具有了通俗文学的魅力。这在乌力波作品中，并不是第一次尝试。近代图论之父克劳德·贝尔热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乌力波作品《谁杀死了丹斯莫赫公爵》中，就使用了匈牙利数学家杰尔吉的“区间图论定理”来铺设情节、锁定凶手，使这本侦探小说成为一个数学迷案。

　　而在《异常》中，勒泰利耶设置的谜题是：法航一架波音客机在从巴黎飞往纽约的航行中一度神秘消失，后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三个月后，同一架飞机又出现在纽约上空，飞机上坐的是原班人马—他们并不知道另一个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复本”已经降落，并比他们多过了三个月的生活。这是平行世界的错误交会，还是宇宙系统的3D打印？作者借用了太空漫游类科幻作品的套路，讲述了这些乘客与自己的“复本”相遇之后的所行所思。

　　“既是惊悚小说也是科幻小说”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作者在写作中给读者设置的障碍感，但反过来说，如果只将这部作品放在科幻小说的单一维度来评价，科幻迷大概会觉得其中不过是一些老套的似曾相识的元素。作者想达成的野心更加宏大，如勒泰利耶本人所说，“我想写一本宏大的小说，一个让人们读完头晕目眩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乌力波的元素在成就这本书上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除了通俗易懂的悬念外，乌力波的文字游戏设置了更为精巧的谜题。例如乌力波作家们喜爱的“回文”形式，小说中画家阿比在手腕上文了一个和他祖父一样的文身“OASIS”（沙漠上的绿洲），祖父曾告诉他这个词应该倒过来辨认，是“51540”—这是祖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徒编号。再比如询问小说中虚构的作家米耶塞尔的“复本”自杀的原因时，人物对话中提到，《异常》（Lanomalie）这一书名的法语拼写做了同字母移位的文字游戏后，即为“Amo ilena L.”这句话，意思是“我爱依列娜·列”。还有需要靠译者的注释对照法语词句才能明白的文字游戏，比如作家米耶塞尔的“复本”在遗书的结尾写道：“我并不结束我的存在，我为不朽赋予生命。无奈，最终，我写下一个最后的句子，它是不会寻求延期的。”在这里，无奈（en vain）与最终（enfin）的读音相似，是一个文字游戏。像这样读音和拼写相近的文字游戏，在行文中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还有致敬乌力波作家前辈的彩蛋。小说中被扣留在麦奎尔空军基地的米耶塞尔在记录机库中发生的事时，完全模仿了乔治·佩雷克的《穷尽一个巴黎地点的尝试》。一九七四年，佩雷克曾在连续三天的不同时刻坐于圣许尔皮斯广场的区政府咖啡馆中，试图记录下他所看到的事物，由此开列了一个日常生活的清单，写下了单调的生活，以及时间、光线、背景等细微变化。知道这一点后，看到《异常》中米耶塞尔接下来写的“日期”“东西”“天气”“清单”就有了更多一层的理解。还有书中题为“回归的维克托·米耶塞尔”的一节，影射的是佩雷克的《回归》，其姐妹篇《消失》是乌力波里程碑式的作品，这本放弃使用法语关键元音“e”的小说，极致地体现了乌力波文字技巧的限制方式。

　　即使读者并不能完全看懂这些谜题，也能看到一部精彩的小说，但你知道得越多，得到的乐趣就越多。这与乌力波发现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潜在性的目的，某种角度上来说是相合的。

　　对于乌力波文学，不少人表示过这恐怕会成为少数人的文字游戏的担忧。因为将乌力波的文学理念运用到一般文学写作中绝非易事。如何成为超越少数人的文字游戏，是乌力波文学从创建之始就在面对的问题。

　　作为乌力波最广为人知的作家，卡尔维诺展现过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读者也许会对立体阶梯状的目录感到惊叹和困惑，但在精密的结构之后，记忆、欲望、过去、未来……这些唤起人类共感的主题和在文字技巧之外的人文关怀，也许才是能从少数走向大多数的要义所在。

　　他所追求的永远在自己的前方，即使是过去的，也在旅行过程中渐渐变化，因为旅行者的过去会随着他的旅行落线变化而变化，这并非指每过去一天就补充一天的最近的过去，而是指最遥远的过去。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

　　卡尔维诺写的这段话对于《异常》中那些从飞机上下来后面对自己的“复本”的人物竟然也适用：不复存在的故我，不再拥有的事物，与不得不面对的陌生感。

　　抛开深奥的数学和物理理论如何解释飞机上的人们为何拥有了“复本”—一个完全模拟了自己样貌、过去、记忆的人，在他们相见时，原本和复本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同一个人。他们共同拥有三个月前所有的秘密和生活，而在他们相见之后，注定有一方的身份要不复存在，不再拥有过去曾拥有的一切，要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生活。

　　與自己的“复本”相见，与其说是一个科幻的命题，不如说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命题：你是如何审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它值得你争夺，还是可以放弃或分享。如《世界报》所言，这是在“拷问生命的本质以及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以及最后被证明是不重要的或是多余的东西”。

　　小说以十余位主要人物具像化了这个哲学命题。有相对容易处理的：复本在本体未经历的三个月中已经死亡。小说中的米耶塞尔的复本，在写完一本同样名为《异常》的小说后跳楼自杀，作家迎接的是这部小说和他的传奇经历带来的名利双收的人生。机长戴维·马克勒则要重复他的复本的悲剧：治疗癌症、走向死亡。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亲人经历了两次悲伤。有与复本未能和平共处的：杀手布莱克杀掉了自己的复本取回了自己的人生，电影剪辑师吕茜被迫要和复本分享自己的儿子，而律师乔安娜则因为复本在自己未经历的三个月中怀孕，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当然也有和复本共享人生的，尼日利亚歌手“苗条男孩”公开宣称自己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两个具有一模一样音乐天赋的人组建了“苗条男人”音乐组合。而很快接受另一个自己成为好朋友的小女孩索菲娅，在两个小女孩发现彼此拥有了和父亲共同的秘密后，说出了在母亲不在时被猥亵的事实，将之送进监牢。

　　在书中，勒泰利耶对自己设置的哲学命题进行了这样的总结：“无论是否被模拟，人们都活着，都有感觉，都会爱，都会痛苦，都会创造，都将在模拟中死去，留下一点点痕迹。”

　　这种突破自我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在半数以上法国文学都关注自身的文学环境下，还有着超越小众之外的意义。就像法国《人道报》评论的：“《异常》也许能让我们摆脱自我虚构小说，那类自恋的小说就像伪装成智性作品的个人成长手册。”

　　如果到这里读者还没有领会到作者隐藏在文字游戏之后的伤悲的话，结尾的设置会给他们最后一击：在相同的航班第三次出现在大西洋上空时—还是相同的机长、相同的乘客，得知这一消息的总统下令击毁这一航空器。“毕竟，不能允许同一架飞机一而再再而三地降落。”

　　写乌力波，译乌力波，读乌力波其实都是一件辛苦事。为了理解这些精巧的文字谜题，译者余中先为这部小说加了近一万字的注释，读者读的过程也未必轻松。然而就像玩多米诺骨牌一样，前期的辛苦，是为了最后推倒那一下的快感，当所有故事和线索交汇，就像书中所说：没有一个作者写下读者之书，没有一个读者读过作者之书，最后的句号，到终了，对他们可以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