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舒晋瑜是一位极有亲和力的专业记者。作家和评论家们都认识她，习惯于在各种文学活动现场见到她的身影。她站起来，向你微笑，面前放着电脑，或是手机。从不见她喧哗，也不见她空闲，这样惯常的场面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她早已经成为参与研讨和评审的专家学者，你可以随意和她探讨当前文坛热点话题，或谈论一部最新作品的得失，她都有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学术含量。但她更乐于抓住机会追踪你的见解，从中获得灵感，形成想法。显然，她热爱文学，但对于文学的关注充满现场感，保持职业兴趣。

　　现在我们相继看到的两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深度对话茅奖作家》和《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就是舒晋瑜切入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史的一种方式。能够明显感到，三十一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四十九位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以及两奖众多评委，都乐于接受她的采访。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城市、不同场合下同时回顾起同一件事：两奖及历届获奖作家作品。其中，有些回顾甚至不是在一天内完成，如凌力的讲述，是她在病床上慢慢写就的，“一个问题也许要写好几天”。史铁生的答问，则是通过e-mail逐篇完成的，为着均衡体力。所以，离开舒晋瑜特殊的亲和力，这件重大选题是难以完成的。

　　

　　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含金量最高的文学奖项。如今，每年纸质长篇小说出版数量已达上万部之巨，茅奖却只是四年一评，每届仅评出五部，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鲁迅文学奖是除长篇小说外其他所有文学体裁，包括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门类的全国性最重要奖项，也是四年一评，每奖五部，竞争同样激烈。这两个奖项，尤其是茅盾文学奖，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作家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有成就的作家很多，往往需要排队，按名额算下来不少人是一辈子都排不到的，这便更增加了两奖的传奇性，而关于两奖的评选标准、评选内幕、获奖作家情况等，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

　　舒晋瑜是有心人。她早发现了这个课题非同寻常，在工作中开始悄悄准备和积累，采访不同当事人，一篇篇慢慢凑齐，加以研究和结构，直到最后实现这两项工程。她做了一件别人未来得及想到或想到也做不到的事。书中的获奖者彼此相隔数代，人生历程迥异，艺术观念不同，但都是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者。他们讲述着各自的体验，解释着各自的理念，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茅奖和鲁奖的秘密。书中的评委们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遴选过程，如茅奖朱向前评委说出当年他如何凭借对徐贵祥创作个性的熟悉为其担保，澄清了作者抄袭之嫌;鲁奖丁帆评委回顾他当年如何与其他评委一起坚持原则，拒绝降低标准推出作品。这些述说无疑增进了外界对两奖权威性的认知，也使作家们了解到评委眼光所在，发掘出奖项的个性。

　　两书中的受访者屠岸、顾骧、陈忠实、雷达、史铁生、红柯先生已先后辞世，他们是中国当代重量级作家和评论家，出现在两奖活动中是必然的。舒晋瑜的记录使他们的身影仍然浮现在这两部著作里，留下了他们对两奖的箴言与殷切期待，两奖也由于刻有他们的名字获得更高声誉。

　　在每篇采访文字中，舒晋瑜向不同作家和评论家提出的问题各有差异，提问简短，但皆有来由，深意存焉，背后隐含着问者对答者生平创作的全面把握。她总与对方谈得投机、谈得尽兴。她在访谈录中精心插入的导语，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受访者的理论;专门撰写的多篇采访手记，分别阐述了自己对采访对象的研究结论，介绍了相关背景。这些工作终使全书构成完整的体系，使读者在作者的导引下领略两奖全景。因此，恰如书题所示，两书是与获奖作家的深度对话，展现了作家的深度，也显示了记者的深度。

　　一位作家能够获奖，其创作必有过人之处，必有自己的心得，他们都曾度过长期的摸索过程。在作者的诱导下，他们谈出了自己的经验，这些言辞未必进入他们著书立说的内容，但对于很多同行来说，可能会深受启发，甚至一着点醒。铁凝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现在越写越知道害怕了—如果一个人去一个国家，十天能写成十篇，当他住一年，可能一篇都写不出来了，待的时间越长，越明白自己知道得少。所以作家应该有回过头来打倒自己的勇气，用新的作品打倒以前的作品。刘庆邦回忆到他作品《鞋》的原型，小说里女主人公本是她姐姐为他介绍的对象，对象为他精心做了一双鞋。而他进煤矿上班后，渐渐想自己找对象了，便把鞋退还给姑娘。后来，嫁人的姑娘很不幸福，他也很后悔，因为鞋是专门给他做的，她收回鞋毫无用处，看见鞋只会让她更加难过。这篇作品感人至深并获奖，自然与作者积聚的愧疚之情和忏悔之意有关。显然，在舒晋瑜面前，所有作家都放松下来，毫无保留，愿意把心底里的感受、真实的观点讲给她听。它们看上去来得随意，随兴所至，却无不经过毕生的揣度和斟酌，皆可归于真知灼见。文学写作就是这样，其秘笈绝非几部教科书能够归纳，而只能无限量地埋藏在成功作家们的心底。因此，舒晋瑜的这两部著作，或多或少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优秀创作的来由。

　　舒晋瑜对两奖组织者们的访问，具有特殊意义，使读者们能够了解到评选活动的内幕。在中国作协，曾长期具体负责评奖工作的领导者有两位，一位是陈建功，一位是李敬泽，他们都对舒晋瑜坦率说出自己的经历，使公众的好奇得到很多满足。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评选是对《白鹿原》的取舍，为了评不评，曾拖了近三年，开评时组织者依然眉头紧锁。陈建功感动地回忆了会上关键时刻德高望重的评委陈涌的一席发言，是他出以公心，彻底扭转了乾坤，表白了一位老评论家的良知和操守。陈建功和史铁生是至交，见面时史铁生从不打听评奖的事，自己作品落选也并不为意，陈仍可以毫无顾忌地出入他家。实际上，对于那一代理想主义的评委和作家而言，世俗因素在他们身上起不到什么作用，这是今天人们未必能理解，也至今令人怀念的。李敬泽接任陈建功后，到现在长达十数年具体负责评奖，这无疑是作协面向公众工作中难度最大的一项，他对此必须付出足够的承受力。最难的是，他需要在任何情况下确保各奖项评选结果孚众，维护奖项的历史性荣誉。但令人欣慰，凭他的责任感、经验和清晰头脑，他把握住了，做到了。正若他所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没有谁比我们作为组织者更希望评奖过程公正、干净，否则有了麻烦还不是我们的？”“我们是在公众的充分监督下工作，这不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这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还得在这薄冰上表演花样滑冰。”从李敬泽等组织者的口述中，人们可以真切领略到评奖工作的基本氛围、大致纹理，体会到中国作协的两奖为何长盛不衰，至今是众多作家心向往之的文学殿堂所在。

　　应该感谢舒晋瑜，她是位出色又不動声色的记者，经年累月后为人们贡献出这两部著作。它们的文学价值、文献价值、研究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