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城

　　

一

　　博尔赫斯的经典名篇《小径分岔的花园》，我很喜欢。它向我们展示了时间与命运的复杂和残酷。在小说中，德国间谍余准走进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的家，遭遇了来自祖父彭冣的谜题。紧接着，艾伯特满怀激情地为他揭示了谜底，原来祖父那座小径分岔的花园的谜底是时间。一个人选择走往哪一个路口，将会开启一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时间的迷宫里，人的一生拥有着无限的可能。然而，当余准拔枪射杀艾伯特那一瞬间，他的命运便尘埃落定了。余准成功地向柏林传达了轰炸的目标，最终以德国间谍的身份被捕。在犯罪口供上，余准充满了“无限的悔恨与疲倦”。

　　命运的复杂与残酷在于，看似拥有着无限的可能，实际上我们只能选择一条道路。正如弗罗斯特所咏唱的“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正是因为此，我们穷尽手段（生辰八字、星座、梦兆、自然现象等）推测命运的面貌，试图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最优的选择，进而改变命运。这自然是人类的傲慢，但同时也体现出人类的渺小与胆怯。在面对着莽莽的命运之时，我们穷尽所有的手段，不过只是为了寻求一丝安定感罢了。而当我们人生将尽，往事浮上心头时，又会充满“无限悔恨与疲倦”，因为在某个人生瞬间，自己或许可以作出更好的选择、更好的道路。而这，不仅仅会改变自己的人生，亦将改变他人的命运。

　　在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中，主人公陆冰峰于一个日常的瞬间，遭遇了命运的抉择。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牙科医生的他，从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口中，得知父亲生前的遭遇和得到复仇的遗命。本有着不错的前途的父亲，命运因同事的检举而急转直下，被下放到东北农村劳改，摘掉帽子后又因档案丢失的原因，导致他成为身份未明的“黑人”。父亲被迫提前退休，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只得前往北京求医。在近乎绝望的境况之下，父亲不得已写信向仇人求助。然而，他等到的却不是帮忙，却是“限期离京”，却是“被发现已服毒自杀”。与父亲的凄惨相比，祝国英却是一路扶摇直上，进而飞黄腾达。原本起步相似的战友，因在人生路途上作出不同的选择，命运却大相径庭。遗恨离世的父亲，将遗书夹在《史记》之中。

　　这是一封充满无限悔恨的遗书。在遗书上，父亲自陈“反省一生罪过，悔恨不已，咎由自取，无怪他人。希望列为反面教材，以供来者鉴戒”。换言之，父亲并没有直接命令冰峰为自己复仇。那么，命令又藏在何处呢？复仇的信息被父亲加密，隐藏于《史记》所载的伍子胥的故事中，隐藏于他用指甲划下的具体字句之中：伍奢是楚国太子建的太傅，因奸臣费无忌陷害太子建而被牵连。费无忌害怕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与伍员（即伍子胥）报仇，便向楚平王进计，以伍奢为人质，试图将伍尚与伍子胥骗进宫中，来个一网打尽。接到楚平王的旨意后，长子伍尚毅然前去救父，而次子伍子胥深知楚平王与费无忌的险恶用心，于是趁夜逃跑。果然，伍尚一进宫，父子二人很快就被楚平王处死。伍子胥日夜兼程，东奔西躲，沿路乞讨，终于逃到吴国。幸好，在吴国伍子胥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才干得以施展。伍子胥怀着强烈的仇恨，发动了几次对楚国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五○六年他带领着吴国军队攻入楚国国都。此时，楚平王已死，为消除心头之恨，伍子胥掘开楚平王坟墓，鞭尸三百。所以，从这一点来理解，父亲其实是留下两封意志互为抵牾的遗书。

　　必须要讨论这两封遗书，究竟哪一种才是父亲的真实意志。就我个人的理解，两封遗书，或者更准确地说，两种意志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即，它们无关真假，亦无关以谁为准，而是父亲临终前无数念头、情绪的具体呈现。人是复杂、精微的生物，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存在，人性更是光明与黑暗的结合体。因此，父亲必然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过苛刻的拷问，必然会对自己多舛的人生进行过无数次的复盘：自己是否可以像祝国英那样行事？自己是否真的有罪，才导致人生惨淡？祝国英是否真的是罪魁祸首？父亲会有所怀疑的思想，亦会有所坚持的信念;有所悔恨之处，亦有所怨怼的对象。于是，这复杂难明的思绪，都化为最决绝的反抗。

　　受命，简单来说，就是承受命运。受命有被动与主动之分。被动的，典型者如余华小说《活着》中的福贵，坚韧地承接着、忍受着苦难重重的命运。他不去反抗，亦不逃避，只坚持着活下去的信念。毕竟，活着才会有希望。然而，希望具体是什么，却是模糊的、无法确认的。主动者，则是肩负起沉重的使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冰峰是后者。因为讯息尽管是父亲留下的，但解读出复仇意志的却是冰峰。同样的线索与信息，不同的人完全可解读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比如说，冰峰的弟弟铁峰。如果他得到父亲遗留的讯息，想必会践行遗书上的教诲，想必会放下仇恨，踏步向前看。在小说中，铁峰所做的选择，正是如此。当他遇到祝家公子后，便敏銳地意识到摆脱黯淡无光的命运的机会，就在眼前。铁峰毅然决然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帮助祝家公子创业。

　　因此，复仇是冰峰的自我意志，只不过借助父亲遗留的信息得以确认。他在光中发现父亲留在《史记》中的划痕，为父亲复仇便成为一种神圣的使命。他必须执行，否则无法对父亲乃至整个家族所承受的苦难交待，否则无法厘清暧昧不明的历史。

二

　　确认复仇的意志后，冰峰按部就班地准备着，比如寻找仇人。事实上，找到祝国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冰峰的困境来自别处。在一次诗歌小组活动中，他认识了大学生叶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人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处于甜蜜的暧昧期。直到春节，叶生领着冰峰回家，参加家宴，冰峰这才赫然发现，叶生的父亲竟然是祝国英。原来，他复仇的最大阻碍，并不是现实中的困境，而是遭遇到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悲剧。为了完成复仇大业，冰峰只得选择远离叶生。为了舍弃对叶生的爱，冰峰甚至与同院的护士芸芸相恋。

　　复仇是冰峰的执念。他不只舍弃了对叶生的爱，甚至利用了叶生对他的深情。在复仇的前夕，冰峰作最后的准备，与自己身外之物告别，如文学杂志，“笔记本，一些写了诗句的散页，贺叔叔的信，还有父亲留下的那册《史记》”。他“在粗略翻了一下，荒废已久，看着都有些陌生了。忽然看见一行不知什么时候写的句子：记忆是一部未烧的书”。记忆既然是书，那么就意味着可被烧毁、可被遗忘。

　　有一点让我很在意，这句话究竟是谁写的呢，究竟是写在何处，写于何时？从文字的风格来说，将它默认为冰峰所写，自然是个稳妥的选择。可阅读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着狡猾的叙事者，必须多留一份怀疑。叙事者并未明确地告知我们，这就意味着至少拥有其他的可能性。它可以是冰峰写的，可以是父亲写的，可以是贺叔叔写的，也可以是母亲写的。不同的书写者，意味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

　　关于父亲的记忆、关于复仇的记忆，一直遭受着来自各方的侵袭。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是一个象征，是“疾病的隐喻”。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母亲的记忆已被病魔摧毁，脑海中已无仇人祝国英的记忆;冰峰的弟弟与妹妹，则无法触及这段记忆。至于两名相关人士，贺叔叔承认是承认，但也自有一套逻辑去阐释与开脱。祝国英呢，我们无法得知他确切的、真实的态度。冰峰寄出那封“警告信”，对于他来说，类似的信件过于常见，完全失去了警示的作用。冰峰试图在他的言语之中获取忏悔的意图，注定会是缘木求鱼。

　　无论是亲人，还是相关者，关于父亲的记忆，关于父辈的苦痛，正在加速地流失、遗忘。而这，正是冰峰所擔忧的。当记忆被淹没在经济大潮之中，淹没在“向前看”的乐观情绪之中，父亲所谓的“以供后来者鉴戒”，也就无所谈起。因此，复仇只是冰峰的目标之一。他还有更深沉的目的，就是对抗遗忘。他试图以流血事件唤醒那即将被遗忘与尘封的记忆。

　　在小说中，伍子胥的故事被反复地提起。冰峰所面临的境况，比伍子胥更为复杂。因为父亲所扮演的角色，既是伍奢又是伍尚，“而自己除了生在父亲倒霉的那一年，算是一点因缘外，彼此相处的十年光阴里，究竟有什么表现使得父亲寄予厚望呢？显而易见，冰峰只有真正成为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人，才能完成复仇的大业。而最令冰峰佩服的是，当这一突如其来的境遇强加给伍子胥时—实际上是伍尚的话影响了他，而伍奢对他也有同样的期待，他的人生方向就改变了，他沿着这个方向，一生只做这一件事，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动摇”。

　　似乎，摆在冰峰面前的选择，只能是成为伍子胥。似乎，他的命运注定要当一名复仇者。其实，止庵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之中，给冰峰提供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写作。在对抗遗忘上，写作是最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因此，当冰峰在诗歌小组说出自己要写一部与伍子胥相关的诗剧时，不禁让人松了口气。复仇固然是使命，但他至少可以用写作去完成。我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猜想，如果冰峰完成了他构想中的诗剧，他与叶生之间的爱情，会不会有个美好的结局？

三

　　好了，最后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开头，也就是楔子部分。

　　准时起床、吃早点、等公交、到达医院，上午限挂六十个号，下午仍限挂六十个号。其间，护士叫号声、牙钻声此起彼伏。下班后离开医院，挤公交，穿越大半个城市后，回到家。晚饭“凑合了事”，睡前阅读诗集或小说。明天若是星期天，则会多睡一会。

　　止庵的叙述，事无巨细，仿佛是电影中的长镜头，向我们展现了牙医冰峰的日常生活。“不出意外，日复一日可能要在同一岗位干到退休”，这样的叙述充满了危险的况味，容易让人误以为冰峰的人生陷入平庸、陷入某种困境，急需一场“意外”，帮助他逃离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平庸。

　　尽管这样的解读，未尝不可，然而将日常生活视为困境的观点，却使我心有戚戚焉。日常生活固然有其平凡、无聊，甚至是令人沮丧的一面，但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糟糕。在看似机械的日常生活中，亦有令人神采飞扬的瞬间。大多数人的一生，情感会有一瞬间的绝望，亦会有一瞬间的喜悦，人生中的困难，有些会成功地跨过去，有些又会无法逾越，然后继续着各自的人生。度过这些起伏后，大多数人都会回归为安静的自我，正如冰峰睡前在书柜里精心挑选小说或诗集的瞬间。

　　这就是日常生活，这就是人生。所谓的困境，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小说创作之中，一些写作者往往会对日常生活怀有巨大的敌意，对“逃离”“边缘”“例外”“游离”怀有巨大的热情，夸大它们的价值，进而过分依赖传奇。对于写作者而言，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并赋予其耀眼的光芒，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这样的写作，除了需要时间与经验的积累，更需要坚韧的耐心与苛刻的审美。

　　因此，在楔子里，止庵所呈现的也许不是陆冰峰的人生困境，而是日常生活的魅力。看似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充满了令人怀想的温馨与美好，如此起彼伏的牙钻声，睡前的一小段阅读。其实，怀揣着复仇使命的冰峰，并不适合当一名复仇者。在小说的第二章，冰峰在胡同里打探祝国英的消息，忽然发现一处铁门紧闭的深宅大院，“祝部长进出得坐汽车，没准就在这里”。紧接着，止庵笔锋一转：

　　冰峰站在那几棵丁香树旁边。有白丁香，也有紫丁香，一天里不同的时间香味似乎不同，现在比下午香得多，仿佛天黑下来开始发力了。香味是弥散性的，但不是散发，而是喷射，不像是天然的，倒像是人工的，有股洗衣服的味道。

　　由于冰峰没有见到祝国英，几天后他又去了一趟。此刻，冰峰所关注的，仍是 “丁香不如上次香了，仿佛已经精疲力竭。但在某个风向突然出现浓烈的香味，离开这个方向就闻不到了，尽管风很小。甚至看不出枝条摆动。或许因为冰峰走来走去，或许有的花比别的香，但从外表看那些树、树上的花都差不多，只有白色与紫色的区别，他也分辨不出哪种更香”，仿佛他并非复仇者，而是一名耐心的赏花人。

　　类似的细节与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可以说是整部书的肌理。它们构筑了止庵的记忆王国。相比于冰峰的复仇，我更喜欢这些卓越的闲笔。在媒体报道中，我们得知小说最初的构思，其实发生在八十年代，遗憾的是止庵当时并未完成创作。其中缘由，大概是当时人事、风物、景致在作者看来皆是“只道是寻常”。

　　以故宫博物院为中心，四处陈列着景山公园、中南海、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王府井书店、仁爱医院、北京游乐园、首都博物馆等地标建筑。这张随书赠送的地图，既清晰无比，又模糊不清。清晰之处在于各处建筑、景点、街道井然有序;模糊之处则在于我们无法捕捉到更多的细节。没有精准的距离，没有确切的路口，只有景物从从容容地相处着。这是记忆的特点，经过岁月涤洗，最终留下的是生命中那些无比重要的场所与时刻。在这张记忆的地图中，有冰峰、铁峰、叶生、芸芸、诗歌小组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点点滴滴。经过四十年的时间洗涤之后，止庵记忆中的寻常之人、之事、之物终于散发出温润而美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