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众多古典园林里,各代主人皆有藏书佳话,如拙政园主人王献臣、耦园主人沈秉成、留园主人盛康、听枫园主人吴云、网师园主人李鸿裔等。很多园林主人因为事变、时变而更迭不息,但是藏书文化却是园林里绵延不绝的一道流动风景。网师园第一代(按:自称呼网师园开始)主人宋宗元就是一位著名藏书家,不但读书、藏书,而且自己著书、刻书,并为唐代古诗做笺注,可谓在园林里经营起了自己的“出版社”。
从万卷堂到网师园
位于沧浪亭东不远处的网师园,原为宋代藏书家、官至侍郎的江都人史正志的“万卷堂”故址,后花园名为“渔隐”。直到宋宗元一代才被称为“网师园”。因此如果说“网师园首任主人”,则非宋宗元莫属。两位主人有一个相同嗜好,就是藏书。
史正志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中进士,官歙县尉。后因其撰写《保治要略》八篇、《兵鉴》十篇、《边问》二篇,受到宰相陈康伯器重并被推荐入朝。
因为学识渊博、观点受用,史正志先后得到宋高宗、宋孝宗的重用。但是处于偏安时期的南宋王朝也有很多无法解决的痼疾,史正志也曾受到贬谪。正如同先他很多年的苏舜钦一样,早有归隐之心,于是在苏州购买沧浪亭以度余年。
乾道六年(1170),史正志在任上受谪,曾一度闲居旧籍丹阳,自号吴门老圃,以校勘为乐事,著有《清晖阁诗》《菊谱》。而史正志在任上一大功绩就是编修《建康志》十卷,是历史上第一部建康志。宋宗元画像,苏文绘
根据明代《苏州府志》载:“万卷堂,侍郎史正志所居,在带城桥南,旧有石記,为僧庵磨毁。《施氏丛钞》云:‘正志,扬州人,造带城桥宅及对门花圃,佳处号渔隐,淳熙初落成,费百五十万缗,仅一传,不能保,园废。先售宅,索价十万缗。孙支伶丁,厚得一万五千缗,售与常州丁卿昆季……”
居住在吴地的史正志一定想不到,他所在的园子虽然一度废弃,他储藏的古卷典籍虽然随风而散,但是他的“万卷堂”至今仍在,其藏书遗风仍被后辈继续传承。
根据曹汛《网师园的变迁》一文称:“梅花铁石山房前有老梅一株,传为史正志手植,后枯死不存。现在看松读画轩前原有古老罗汉松,也已枯死。今存古柏有八百年树龄,主干已枯,枝干尚绿,池南又有‘槃涧二字石刻,传系宋时旧物。”
宋宗元,字光少,号慤庭,苏州人,生于一七一○年,即康熙四十九年。宋家世居长洲县,与苏州名门彭家为姻亲。苏州状元彭启丰就是宋宗元的姐夫。宋宗元曾任天津知府、天津道台,后又改任清河道台,署理臬司藩司公务。
宋宗元入主网师园应该是在乾隆中期之际,也正是因为他的到来,使得荒废已久的旧园得以焕发生机。网师园西部邻居有沈德潜居所。沈德潜诗才极出众,乾隆下江南多次召见沈德潜,并有和诗。乾隆帝曾赐诗给沈德潜:“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并为这位忘年交的诗集作序。甚至有人说乾隆帝有些诗文出自沈德潜之手。只是在沈德潜去世后,乾隆查出此人有悖大逆,严令重惩。沈德潜故居至今仍在网师园西数百米处,为苏州昆剧传习所所在。苏州文学山房掌门人江澄波先生曾自述当年保护沈德潜故居的传奇故事,令故居幸得留存,否则早已经被商业大楼代替。网师园
沈德潜曾作《网师园图记》,其中谈及:“同年观察宋君慤庭,以名孝廉,为令畿辅,有廉能声。数年中洊历监司,政和民洽,大吏重之。天子知之,行将畀以节钺,入参机务,如文忠之致,位两府。乃年未五十,以太夫人年老陈情,飘然归里。先是,君在官曰命其家于网师旧圃筑室构堂,有楼有阁,有台有亭,有泮有陂,有池有艇,名‘网师小筑,赋十二景诗,豫为奉母宴游之地,至是果符其愿。”
沈德潜比宋宗元大三十多岁,但是沈德潜却称与宋宗元是“同年”,即在科举考试中同年中举。沈德潜以六十七岁高龄才得中进士,应该说宋宗元入仕较早,前途一片大好,但实际上后者对仕途并不留恋,而是借着回乡孝敬母亲的机会,归隐雅园,安心于梨枣之事。而他在此勤于辑书,相信一定也与沈德潜有过文字来往。
从天津卫到姑苏城
据《天津县新志》 第二十五卷记载,天津常被大水(灾害),乾隆三十五年(1770),天津道宋宗元在“芥园”之东偏,为祈祷河神而建造了“河神庙”。
宋宗元早期在天津为官,曾为治水做了很大的贡献。对此,天津历史中也有对他事迹的记载,详见清代《续天津县志·名宦》。
根据吴裕成《网师园与水西庄》(《天津日报》,2020年5月25日第12版)一文:
乾隆十四年(1749)升任天津知府。有诗《正月十九日任天津守事》,“六街日丽嬉燕九,五马风驰拜命三”,前句说正值北京燕九节,后句讲“由县令,历州典郡,凡三拜朝命”。同年九月,乾隆帝谕旨“天津道员缺,著天津府知府宋宗元补授”。改任天津道,这是主管河务的官员。
此文提及,宋宗元在天津对于运河之畔的水西庄园林非常中意,这里曾被称为乾隆皇帝驻跸之地,还被认为是《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原型之地。宋宗元本就对园林景观感兴趣,他在游览水西庄后留下两首诗《游水西小筑两首》:
圃临河埝北,潮截海门东。
远水千股汇,幽栖两屐通。
庭虚偏垒石,窗小不关风。
结构窥心匠,蓬壶徙倚中。
结友烟霞外,题诗竹石间。
锄云三径辟,带榭一溪湾。
木落苍崖瘦,秋深细草斑。
偶然驻车马,恰趁片时间。
而他将自己在苏州的园子也命名为“网师小筑”,既是一种自谦态度,也是一种风雅气息。
根据吴裕成的文章介绍,宋宗元在天津为官期间,曾整修东北角护城河,清理河底杂物和陈年淤泥,并对“积沙占水,民占沙田”的情况进行清理整顿。
宋宗元在天津任职不到两年,就以孝敬老母为由请假归里,在苏州修筑网师园。根据曹汛在《网师园的历史变迁》的考证,此时当为“乾隆二十二年”。理由是有彭启丰的《戊寅岁元夕网师园张灯合乐即事》为证,该诗作于乾隆二十三年。而后彭启丰又有《题慤庭杏花春雨图卷》和《网师小筑》,其内容时间皆为乾隆二十四年。彭启丰为宋宗元的姐夫,而彭启丰之子彭绍升后曾作《仲舅光禄公葬记》,叙述舅舅宋宗元的生平纪事。其中叙述乾隆二十三年元宵节,网师园已经张灯结彩、其乐融融了。说明宋宗元回归苏州奉养母亲,当是在乾隆二十二年。
就此,沈德潜记录了宋宗元归隐网师园后的生活:“既归,循陔采兰,凌波捕鲤,奉太夫人晨餐夕膳。每当风日晴美,侍鱼轩,扶鸠杖,周行曲径,以相娱悦。时或招良朋,设旨酒,以觞以咏。凭高瞻远,幽崖耸峙,修竹檀栾,碧流渺弥,芙蕖娟靓。以及竦梧蔽炎,丛桂招隐,凡名花奇卉无不萃胜于园中。指点少时游钓之所,抚今追昔,分韵赋诗,座客啧啧叹羡。”《巾经纂》(乾隆十六年网师园刻本),现藏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
实际上,宋宗元居住在网师园内并非只是奉养老母,宴请友朋,更多的时间还是用来治学辑书。
他在辑注《巾经纂》(又名《经世史镜》)书中有序:“薄书之旁,偶参剩简,轮蹄之会,间扶残篇。”落款为“乾隆辛未夏五梅花铁石主人宋宗元”,查此年份为乾隆十六年,而且有“尚絅堂藏板”字样。
“尚絅堂”是网师园十二景之一,而且可能就是宋宗元的刻书堂号,由此可知,网师园归于宋宗元应该是在乾隆早期。后来宋宗元出版的一系列的个人著作,堂号也都是“尚絅堂”。
乾隆三十年,宋宗元母亲在苏州去世,自此宋宗元复出后再去天津任职。彭启丰《网师说》:“再上长安,授天津道,鞅掌王事,而田园之乐荒矣。”对于宋宗元暂舍网师园,感到惋惜,有点陶渊明笔下“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气氛。
再回天津后,宋宗元依然主持水利治理,还修建了一座河神庙。但是在仕途中,他也是屡屡遇挫,开河不成,还有人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说他为人不安分,做事不牢靠。为此曾遭到朝廷乃至苏州本地官员的调查。但是最终乾隆皇帝还是赏给宋宗元“三品顶戴”,并任命他为“光禄寺少卿”。在六十五岁那年,宋宗元挂靴而去,再次回归网师园。又五年后,病逝于苏州家中。彭绍升曾为舅舅愤愤不平,乾隆四十四年,五月,宋宗元去世。“自公病笃时有妾叛去,既卒,遭奸人构颂反覆,嗣子保邦懵弱不能支,不五、六年磬所遗金,以半宅鬻他姓……”
网师园依旧,书比人长久
纵观宋宗元在网师园的生活,既有与文友知己唱酬的雅致,如近邻沈德潜有诗记录:“馆面南城谷枕涯,文园不羡洛阳街。词分古本珍金缕,花记先开篆玉牌。引棹入门池比境(引河水从槗下入门可以移棹),留宾剧饮酒如淮。护庭春永宜男草名茁,敦叙天伦乐事偕。”
同时也有家庭和睦,欢聚一堂的天伦之乐。彭启丰有诗记录:“试灯佳节卷晶帘,把盏征歌韵事兼。梅圃雪飘封玉树,冰池云散露银蟾。星桥乍架春初转,画舫新移景又添。漫听村南喧皷吹,家家竹马驻茆檐。”
宋宗元还在网师园设立义庄以赡贫族,以期家族世世代代在此诗意地栖息。可惜宋家在此园四十余年,且只传一代,网师园就被后代变卖了。
但是宋宗元作为以网师园命名后的第一任主人,到底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景点遗产和著作遗产。这些甚至对于后世主人及读书人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如网师园本有的梅花铁石山房、濯缨水阁、小山丛桂轩、蹈和馆等名称至今仍在沿用。甚至代代都有相关诗作流传。及至晚清时期,新园主李鸿裔仍旧沿用“(苏邻)小筑”之名,而且在园内“拥书数万卷,蓄三代彝鼎,汉唐石刻,宋元以来法书名画……”(《苏邻遗诗》序言)《网师园唐诗笺》(乾隆三十年尚絅堂刻本),现藏于苏州图书馆
宋宗元留下的著作,从目前统计到的有以下书目:《识字略》二卷,乾隆三十三年网师园精刻本,苏州图书馆有藏;《慤庭慵书》二十卷,清嘉孚堂刻本,南京图书馆有藏;《巾经纂》二十卷,乾隆十六年网师园刻本,中国社科院图书馆有藏;《经世史镜》二十卷(《巾经纂》再版),光绪间铅印本;《网师吟草》甲集二卷乙集二卷丙级二卷丁集二卷卷首一卷,乾隆版尚絅堂刻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网师园唐诗笺》十八卷,乾隆三十年尚絅堂刻本,苏州图书馆有藏。
以最早出版的《巾经纂》为例,宋宗元在序中自谦说自己读书却“慵于记诵而健于忘”,经常是读了之后合上书卷又觉得茫然不知。鉴于“仕优而学”的传统,宋宗元总想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因此开始谨慎地在读书时做点注释,日积月累,终于有了一点收获,便学着古人做成便于携带的小开本书籍,以便于途中随时阅览。后人对于此书颇为重视,在乾隆年间刻印后,又于道光和同治(十年)再次刻印,广西道光年间进士李廷樟作序时称赞此书“有裨实用,神而明之”,实在是“仕优而学”之明验。当时还有人作序称极佩服宋宗元“逐段论断,理精详而义周帀”,可说是类书之典范。
光绪二十八年,固始才子吴铭恭为铅印本作序称,《经世史镜》一书原名《巾经纂》,为元和宋慤庭先生所著。择廿四史中有意于持身涉世者,分门别类。各著为篇,并附以己意。反覆推堪,使前事之得失是非,燎如观火,诚能会而通之。虽“智珠锦囊”,不是过也。惜原书不传于世,虽经易问斋、余镇垣两先生先后再刊,而知者卒鲜。
因此当吴铭恭在友人案头见到此书后,大为珍之,询问对方后知道此书是从曾国藩署中所来,而此前主持刊刻此书的易问斋正是曾国藩的好友之一。后来吴铭恭又去了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河北、河南等书肆调查发现,都没有此书销售,于是委托易堂书局用铅字重印,并更名《经世史镜》,从而更直接地点出此书的主旨。
此书后还有武宁人余坚的跋语,其中提及此书,“由《卓鑒》至奇谲,逐条体认,而领会之优于处常,而尤切于处变……”余坚认为,这本类书应该多多发行,其内容对于为人处世是非常受用的。
看了宋宗元在网师园居住期间的著作录,不禁想到了网师园景点“濯缨水阁”的一对楹联:“于书无所不读,凡物皆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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