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航

　　“总体战”（Der total Krieg）是德国陆军元帅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在一九三五年发现的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它是指，国家以与平时的体制不同的战时体制来运用其全部国力，不仅包括军事、经济、技术，还有科学、政治、思想，等等。因此，国家不仅仅需要对国民的“物资”，还必须对其“精神”也牢牢地控制起来。这种战争形式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且其胜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很难在途中结束。因此，如何维持战争，特别是在战局并非有利的条件下继续战争，对于国家组织结构而言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

　　在《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鹤见俊辅试图揭示日本在“总体战”中精神领域的表现。作者本人既是战争的研究者，也是战争的亲历者。因此，全书中不仅有大量作者关于战争的回忆，也有深刻的理论见解，对窥探近代日本法西斯兴起过程无疑是大有裨益。

　　在战败的初期，日本对法西斯的批判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来否定法西斯，另一种则认为法西斯是源自于垄断资本与国家权力的勾结。但鹤见俊辅认为，这样的分析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也容易混淆德日两国法西斯的本质区别。例如同时代的丸山真男就曾指出，相比于德国“自下而上”的法西斯运动，日本自始至终都是军部和政界的精英们掌控局面;在战败的审判中，纳粹领导人都承认对其行为负有责任，而日本的领导者都无一例外地否认战争责任。如果从经济、社会体制上无法解释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那么只有从“精神”方面寻找答案。就这一点而言，鹤见与丸山可谓不谋而合。

　　在鹤见看来，日本法西斯的精神基础，并非是从德国引入的舶来之物，而是深深根植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之中，它不仅不是近代日本的“例外”现象，反而是凸显了其悲剧的根源所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所发生的事情，从不能视为明治初年以来，近代日本史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而加以抹杀。那些被当成脱离标准范式的现象，反而更能表现出该社会的文化特征。仔细探讨的话，它既告诉我们诸多值得积极继承的事物，又揭示许多我们应该否定的东西。我们是经由错误成长，并且是经由自觉到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包含的真理与价值而成长。”

　　例如，鹤见俊辅指出，就明治日本的教育制度而言，虽然它成功地塑造了足以与西欧各国竞争的民族国家体制，但它的代价却是精英与民众的割裂。“依明治时代建造者的观点而言，日本人应该让作为一个国家宗教的密教和显教部分的信徒分别接受不同的训练”，“在小学教育与士兵的教育里，采用以日本国家神话为主轴的世界观;在作為最高学府的大学和高等教育中，则采取以欧洲为范本的教育方针”。

　　所谓“密教”即学习西洋先进的思想部分，而“显教”则是本土色彩浓厚的神话体系。这种精神结构后来又被分别命名为“崇美与排美”（龟井俊介）、“媚外与排外”（牛村圭）、“反美即爱国，爱国即反美”（三轮公忠）、“国际主义与日本主义”（园田英弘），等等。它的优点是，“在不损及明治之前家族制度与村落制度的强大结合力”的前提之下打造新的“民族国家”。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只能“把自己新发明的‘家族国家’牢牢地置于天皇家族乃由天而降、万世一系这个神话上”。但是，它的缺点就在于，一旦“显教”那部分人掌握真正的权力，整个帝国（包括所谓的“民族国家”）都是民族主义的殉葬品。“日本国家宗教的显教部分在漫长的岁月里吞没了密教部分，使得日本国家原始建造者们的构想因而瓦解了”。鹤见以日俄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领导者来说明这一点。

　　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领导者都“清楚知道，必须趁日本的国力和英、美国民的同情心尚未耗尽之前，尽快结束对俄战争。他们并未被打败俄国的幻觉所欺骗”。彼时的明治政府，不仅面临巨额的外债压力，还有难以维系的战争资源供给难题。他们清楚地知道，以“惨胜”收场是日本最好的结局，而狂热的民众却因为从俄国那边得不到赔偿与割地而爆发了反对《朴次茅斯和约》的“日比谷打烧事件”。明治政府仍然果断地压制了汹涌的民族主义，结束了日俄战争。

　　鹤见感叹道，这种领导者对国际形势清醒的认知在昭和初年消失殆尽。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自己在哈佛大学读书，对美国社会已有广泛的了解。他很清楚以日美两国的差异，日本不可能获胜，只是他“不想在战胜的一方迎接日本的战败”而选择了归国。在南洋服兵役期间，他就不断地目睹大本营是如何谎报、瞒报军情，以致前线作战的部队“按照大本营的部署根本无法打仗”。他自己的任务就是收听美英的广播，然后将信息汇集成情报供长官参考。

　　信息的管控导致了两方面的恶果。其一是海外作战的节节失败，鹤见所在的南洋早已被盟军的潜水艇封锁，每一次军舰出海都无异于羊入虎口;其二是日本国内的生活物资日益匮乏，以至于无法保证国民的基本健康。鹤见在美国时作为敌国的侨民被捕入狱，但他后来回忆仍然是“在美国监狱里也比在日本吃得好”。另据他在战后的考证，同为粮食进口国的英国历经二战后，不仅卡路里、蛋白质等最新的营养学知识被普及，英国国民的健康也得到了提高。但日本在战争时期的粮食配给制度只能给每人每天提供1793卡路里的食品，而正常的保障是2400卡路里。肺结核也因为营养不良在国民中蔓延开来。

　　有关粮食的笑话甚至延续到了战后。战败后满目疮痍的日本急需美国的扶持，于是时任首相吉田茂向麦克阿瑟请求四百七十万吨的粮食救济。美国最后以七十万吨的救济粮帮助日本渡过了难关。麦克阿瑟动怒于吉田茂的调查能力，但后者只是无能为力地苦笑道：如果我们统计没有问题，那么最初就不会与美国打仗了。

　　一九四六年，美国占领军的报告显示，战争使得日本损失了总体财富的三分之一，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六十五，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百分之三十五。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六十六个主要城市被严重炸毁。在最大的都市东京百分之六十五的住宅被摧毁，第二的大阪是百分之五十七，第三的名古屋是百分之八十九。这样的调查数据无疑使得美军认为，即使没有使用原子弹，日本人也会在一九四五年内投降。

　　对美开战是在毫无胜算的基础上，军部仅仅以“延迟比提早开战对日本更加恶劣”为由发动的。这也与上述“显教”压倒了“密教”的精神构造相关。例如用“长杆抵抗美军的原子弹”“神风特攻”这种绝无生还概率的作战计划是不会被“密教”们所接受的。那么，问题是为何“密教”没有阻止“显教”呢？事实上，这与其自身的产生与运作方式脱不开干系。在鹤见看来，“显教”其实也是“密教”自身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对应物。

　　鹤见认为以日俄战争为界，此前的日本是有一批类似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这样掌管国家运命的“元老”们凭借自己的判断在各种政治斗争中积累足够的经验管理国家的。国家体制一旦建立起来后，随着“元老”一个一个的逝去，掌握权力的就换成了“知识分子”。“他们是那些习得欧美知识体系的人们，毕业于一高和东京帝大。基于这种认同而着意大量培养人才，就形成了这样的结构：通过考试进入那些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把欧美知识讲得头头是道，然后登堂入室掌控权力。”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创造的人”，而后者是“被造出来的人”。这一点类似于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讲到的“被造出的自然”与“创造的自然”。

　　在明治国家的既成体制之下就尽是些“被造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却很擅长学习。他们凡事都争当第一，“就是这种有‘第一病’的知识分子当了政治家、官僚，运作着日本”。

　　鹤见俊辅之所以对此感受深刻，是因为他的父亲，鹤见佑辅就是这样一位得了“第一病”的知识分子。“他就是一九○五年以后的那种人，从小学起就一直是第一名，在一高英法系也是第一名。”在战前，鹤见佑辅是国际上都小有名气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荣登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但战争时期摇身一变，成了军国主义的支持者。到了战后，他又开始积极谋划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当上了厚生大臣，直到美军的《公职追放令》将其罢免。鹤见俊辅曾感叹道，“对我来说哲学的原型就是我的家庭关系”。

　　对于那种坚持自我，而非顺应环境随大流的人，鹤见给予高度肯定。这一点也与竹内好所谓的中国式“回心”与日本式的“转向”文化论不谋而合。“转向”是“第一病”的必然结果，只是，竹内好以“优等生文化”将“第一病”概括得更为理论化。“自己作为构筑起这些优秀文化的日本文化代表選手，与作为劣等生的人民在价值上完全不同，自己是被选拔出来的”。这种指导意识反映在了右翼与左翼相互转换，无缝连接的思想运动之中，“日本的帝国大学在思想上反倒是最激进的;学生运动的斗士会成功地当上舆论检查制度的官员;左翼出身的人可能成为右翼团体的中坚力量，在战争中协助侵略，等等。日本法西斯的根源也就存在于这种一揽子包括了左翼右翼在内的日本文化结构之中”。

　　丸山真男曾以“神舆”“官员”和“蛮横者”（浪人）来形容近代日本的三种政治力量。此三者中，神舆代表“权威”，官员代表“权力”，浪人代表“暴力”。从国家的秩序地位和合法权力上来讲，“神舆”处于最上位，“蛮横者”处于最底层。但是这个体系中的行动是由最底层发生再渐次上升的。“神舆”经常只是傀儡，无为而治直接拥戴“神舆”且发挥实权的是文武百官，他们恃凭“神舆”下放的正统权力统治着没有权力的人民，可是另一方面对于浪人集团，只好任其抓住尾巴恣意摆布。

　　当明治国家建造者所设计的秩序无法运作时，国民就通过“浪人”表现他们积存的不满，迫使当权的官吏们真正落实明治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思想。若如实地解释这政治思想，其基本原则就是所有宗教、道德与政治上的价值都将源于继承诸神以来、万世一系地位的现任天皇。因此对西方传入的民主思想和世界观，以及同样从西方引进以人本为主的解释观点，都必须完全否定。“密教”终于被“显教”所压倒。鹤见引用了担任天皇侍从武官长的本庄繁陆军上将（1876-1945）与天皇的对话来说明“密教”的尴尬处境：本庄试图把当时陆军的想法传达给天皇，天皇对此说出这样的感想：“如果我们用思想或信念压抑科学，世界的进步就会停顿下来。如此一来，连进化论之类的思想也被推翻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不需要思想和信念。总之，我认为思想与科学应该同时并进。”对于陆军那一套“万世一系”“神国论”“武运长久论”，等等，昭和天皇虽然没有直接否认，但想必也是另有心思的吧？

　　参考文献：

　　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北京日报出版2019年;

　　鹤见俊辅《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邱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鹤见俊辅《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1945-1980）》，张心言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6年;

　　黑川创《鹤见俊辅传》，夏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

　　罗伯特·帕克斯顿《西洋现代史》，陈美君、陈美如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真嶋亚有《“肤色”的忧郁：近代日本的人种体验》，宋晓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