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施洋

　　汉西双语版《魔侠传》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之际，马德里、北京、上海塞万提斯学院三地连线，共同举办了西班牙语版和中西双语版《魔侠传》发布会，让林纾、陈家麟汉译的《堂吉诃德》，经由汉学家阿莉西亚·雷林克译成西班牙语再介绍回去。活动和译本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但其实这并不是《堂吉诃德》第一次回家。在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不远的圣·洛伦索·德埃尔·埃斯科里亚尔小镇（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确切地说，在这里的皇家修道院图书馆中一直就藏有一九二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卷《魔侠传》，根据封面内侧所贴白纸的打印字，约为一九三○年在上海购得。

　　当然，近百年前作为物理形态单独购得运回，和现在在源语中复现、经出版工业传播，效果不可等量齐观。我们不禁想到，西班牙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现在从采集“结果”更深入到“过程”—一层层剥去《魔侠傳》双语、注释、版本考察、历史语汇等外壳，内里是一个无比清晰的内核：中国文化在一百年间的借力与发力。

林纾之迎来

　　一九二二年，林纾、陈家麟合作翻译的《魔侠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分上下两册，为说部丛书第四集第十八编，成为国内最早的《堂吉诃德》汉译单行本。此前，国内关于这部小说，除了马一浮在一九一三年发表的名为《稽先生传》的两章译文之外，就只有周作人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里对它的简短介绍。因此这部单行本，虽然实际只囊括了原作的第一部分（讲述前两次“出征”的前55章），但相对完整。两位译者不会想到，这部作品几乎构成了西班牙语文学百年汉译史的起点，也勾勒了其中复译最多的《堂吉诃德》的最初模样。

　　林纾（1852-1924）一生留下了一百七十余种翻译作品。翻译出版《魔侠传》时，他年已七十，距离最初翻译《茶花女遗事》过去了约二十五年，与陈家麟的合作也已长达十五年。可以想象，这时候的林纾，做起述译来已经相当熟练。虽然也难免如钱锺书先生评价的“老手颓唐”，“不肯或不能再费心卖力，只依仗积累的一点儿熟练来搪塞敷衍”。

　　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对《魔侠传》进行了再版，次年进一步改为合订本发行，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有些玄机。一方面，《魔侠传》并不像林纾之前的其他译作那样受到好评，被金克木说成“林译出来，毫无动静”，甚至遭到周作人的猛烈批评，比如针对某些篡改和括号加评论，表示：“这种译文，这种批注，我真觉得可惊，此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了。”

　　但另一方面，初版问世十余年，林纾离世九年之后，翻译和文坛局面又已不同。贺玉波（开明书店，1931）、蒋瑞青（世界书局，1933）、汪倜然（新生命书局，1934）等人分别推出了或简或繁的《吉诃德先生》（译名倒是开始统一了，尤其是这个生僻的“诃”字竟有了约定俗成的意味）。最重要的是，自一九二八年起，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围攻，被污为“醉眼陶然”“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诸症”“Don鲁迅”，论争余震到一九三四年前后，瞿秋白译出《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鲁迅通过后记对小说人物，对同侪的庸俗化理解做出最后的反击。这时商务印书馆再推林、陈译本，似乎颇有意气叫人反省“一九三三年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

　　意外的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与伍光建又策划出版了《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在第二集的二十册中，译名为《疯侠》的新译本赫然在列。伍光建是我国“白话翻译第一人”，在林纾“古文改写”式译作广泛流行时，令读者耳目一新。西班牙内战期间，温志达在启明书局再出《吉诃德》缩写改写本（1937）。一九三九年，傅东华又在商务印书馆推出了《吉诃德先生传》（全两册）。随后，国内的“吉诃德热”告一段落。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堂吉诃德》才重新进入新中国的出版规划，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经典地位。

　　林、陈的《魔侠传》译本到底如何？阿莉西亚·雷林克

　　在拉曼叉中有一村庄，名可勿叙矣……其人年垂五十，虽瘦损而多力喜猎……年长无事，恒读书，其书多叙古侠客锄强扶弱之事，书味既浓，亦不行猎，且不理家政，而心醉古人，至货其田产，纯买此书资以度日……

　　我七岁半的女儿没有接触过《堂吉诃德》，但对比之后更喜欢林译，说是“像念古诗”。这让我突然发现，现代小说似乎只适于个人的默读消遣，而略带文言的叙事好像自带评书效果，是响亮的、娱乐的、公共的，是我们共同承载的文化基因。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献辞里戏称大中国皇帝来信要求，“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林、陈这版《魔侠传》，可算是热热闹闹地把他迎了进来。

雷林克之送往

　　《魔侠传》即将迎来百年纪念的时刻，西班牙汉学家雷林克又把它译了回去。虽然本雅明说作品随着翻译拥有很多“来生”，但对于如此重回娘胎的作品，究竟如何看待？想来想去，回译属实不能算翻译行业的传统，其他例如西班牙传教士用西语保留下的原住民抄本、明初汉字音写蒙语的《蒙古秘史》，那都是要到翻译之外去找动力的。

　　西语版《魔侠传》的译者雷林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学，本来学的是法律，自己报班学了汉语，一九八三年到巴黎第七大学专攻汉学，一九八五年获得奖学金到北京大学进修四年，回国后在马德里自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格拉纳达大学任教，陆续翻译出版了西语版《文心雕龙》（1995）、《元杂剧三种》（含《窦娥冤》《赵氏孤儿》《西厢记》，2002）、《金瓶梅词话》（2010-2011）、《牡丹亭》（2016），还编订评注了西语版《红楼梦》（赵振江译，2010）。

　　看得出来，雷林克譯书不算快、不算多，但都是经典作品，都是首次译入西语，需要高超的水平和持久的耐心。她曾经回忆，为了翻译《金瓶梅》，她每天晚上十二点睡，早上六点起，花了整整六年时间。雷林克译《牡丹亭》西班牙语版

　　到了回译《魔侠传》时，尽管中文原文只有不到三百页，雷林克依旧花了整整两年时间，译出的西班牙语版本长达五百一十二页，还添加了六百五十个注释。其中，既有对中国历史文学的补充说明、对成语的解释，也标明了林译与塞万提斯原文内容或词汇上的区别。遗憾的是，国内的双语版删除了所有译者注，也擦除了译者的思考痕迹。即使这样，双语版的《魔侠传》依旧超过六百页。

　　据雷林克介绍，回译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语体。最开始，她执着地想让译文贴合塞万提斯本来的声音，不断查对十七世纪初的西语词汇，但做了三章便精疲力竭。最终，她选择对当代读者更友好，只是加入一些古代使用的人称和动词变位形式来增加译本的“古风”。

　　经过一番细读，她发现，林、陈译《魔侠传》对原作有删节、有误解、有增补与干预，其中最有趣的两处：受英译本“master”和“curate”两词的影响，林译将前者偏义理解为“师傅”，于是把堂吉诃德与桑丘的主仆关系处理成师徒关系，并不断强化儒家文人师尊、木讷弟子的形象;将后者由“神甫”误为“医生”，于是“医生”拣书、烧书、道德教化、主持婚礼，不仅怪异，而且抹去了西班牙作为一个传统天主教国家的底色。

场域的变化

　　百年间，林纾、陈家麟的《魔侠传》其实仅商务印书馆在一九八一年推出了“林译小说丛书”十种，到二○二○年又推出“林译小说精选”十种，此前对它的批评甚至被日本著名清末小说研究学者樽本照雄称为“冤案”。张俊才在《林纾评传》中中肯地评价，林译小说的译文在正统的文言文格局中杂以白话、外国语及其语法，同样推动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变革，但可惜的是，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改革派对峙，他被打上守旧的标签，个人生活和译著流传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但现在，感谢诸位西语人的挖掘，塞万提斯的同胞们可能像雷林克一样，读林纾反而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堂吉诃德》细节，我们也有机会去重新审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开放和学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