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一代完人”四字，是乾隆皇帝弘历对刘宗周的评语，很值得细细玩味。

　　乾隆时代动用举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缘于政治原因，禁毁了大批珍贵书籍。从如今整理出版的“四库禁毁书”可知，当时遭到禁毁的书籍数量惊人。刘宗周著作并未禁毁，《四库全书》收录了《论语学案》《人谱》《刘子遗书》与《刘蕺山集》。弘历亲自为《刘蕺山集》撰写序言，对明清鼎革之际投降变节又谬托前明遗民的人，投去鄙视的目光，而对宁死不屈的抗清志士推崇备至。

　　《刘蕺山集》卷首，弘历写的“御题”，振振有词地为禁毁书籍辩解：

　　夫为明臣而指斥我朝，所谓吠非其主，本无可罪。其或人品无系重轻，言事又剽窃无据，及已入本朝苟活求生，有谬托为明遗民，如屈大均之流者，毁之诚不足惜。

　　有了这样的铺垫，他话锋一转，大力赞扬黄道周与刘宗周为“一代完人”：

　　若黄道周之博物典汇，刘宗周之疏稿，则不可毁。盖二人当明政不纲，权移阉宦，独能守正不阿，多所弹劾，至今想见其风节凛然，而且心殷救败，凡有指陈，悉中时弊。假令当日能用其言，覆亡未必如彼之速。卒之致命遂志，以身殉国，允为一代完人。

　　乾隆的御用文人纪昀为《刘蕺山集》撰写提要，阐发“一代完人”的旨意，洋洋洒洒议论道：“东林一派始以务为名高，继乃酿成朋党，小人君子杂糅难分，门户之祸延及朝廷，驯至于宗社沦亡势犹未已。宗周虽亦周旋其间，而持躬刚正，忧国如家，不染植党争权之习，立朝之日虽少，所陈奏如除诏狱、汰新饷，招无罪之流亡，议附循以收天下，泮涣之人心，还内廷扫除之职，正懦帅失律之诛，诸疏皆切中当时利弊。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而姜桂之性介然不改，卒以首阳一饿，日月争光，在有明末叶可称皦皦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纪晓岚用“一扼于魏忠贤，再扼于温体仁，终扼于马士英”，概括刘宗周的政治生涯，最后落实于“皦皦完人”。其实，扼于奸臣是表象，最终还是扼于皇帝。纪先生只说对了一半。

　　一、“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刘宗周，字启东，号念台，绍兴府山阴县人。家境贫寒，父亲刘坡英年早逝，母亲章氏带着遗腹子投靠外家，以纺纱织布守护弱息。万历二十九年，他得中进士，孰料母亲突然病故，丁忧回籍守制。万历三十二年服除，赴京出任行人司行人。次年，因祖父刘焞年迈病危，请假回籍送终、守制。七年后，再度出任行人司行人。

　　当时朝廷党争蜂起，昆党、宣党、浙党之类出于小团体利益，固执于门户偏见，不择手段攻击东林书院诸君子，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万历四十年，东林书院的创始人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病逝，宵小之徒对东林书院的围攻仍不停息。刘宗周忍无可忍，愤然发声，向朝廷进呈题为“修正学以激人心以培国家元气”的奏疏。

　　他早年通过好友刘永澄、丁元荐的介绍，进入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人讲习切磋，对东林诸君子的道德学问十分敬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不随波逐流的立场—

　　一则说，东林书院是一个讲求学问的场所：“夫东林云者，先臣顾宪成倡道于其乡，以激四方之学者也，从之游者多不乏气节耿介之士，而真切学问如高攀龙、刘永澄其最贤者。”

　　再则说，东林书院倡导澄澈清明的风气：“宪成之学不苟自恕，扶危显微屏元黜顿，得朱子之正传。亦喜别白君子小人，身任名教之重，挽天下于披靡一时，士大夫从之，不啻东汉龙门。”

　　三则说，围攻东林的党同伐异之风不可长：“东林之风概益微，而言者益得以乘之，天下无论识与不识，无不攻东林，且合朝野而攻之，以为门户云”，“遂使廷臣日趋争竞，党同伐异之风行，而人心日下，士习日险”。

　　这样的谠言宏论触到了当权派的要害，非议之声哗然。刘宗周在朝廷无法容身，罢官而去，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张岱《石匮书后集》写道：“先后匿迹林下者十有余年，授徒僧舍，足迹不至公庭。有造庐者拒不见，当道到门，必强再三，然后出见。”因此名重海内，可谓有失有得。

　　万历皇帝朱翊钧去世，泰昌皇帝朱常洛即位，朝廷出现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刘宗周应召出山，出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依然锋芒毕露，直言无忌。天启元年，他敏銳地察觉到内廷的问题—太监头子魏忠贤联手皇帝乳母奉圣夫人客氏，沆瀣一气，专擅朝政，于是上了一本言辞尖锐的奏疏。

　　首先批评皇帝朱由校沉迷于声色犬马：“还宫以后颇事宴游，或优人杂剧不离左右，或射击走马，驰骋后苑，毋乃败度败礼之渐欤？优人杂剧之类不过以声色进御，为导欲之媒，此其危害何啻毒药猛兽！”

　　接着指出，这背后是魏忠贤和客氏在搞鬼，故意诱导皇帝痴迷声色，不理朝政，以便他们上下其手。所以他说，臣于是有感于宦官专权之祸，首先是蛊惑皇帝无所不用其极：每天弄些狗马鹰犬，摇荡陛下之心;每天送进声色货利，蛊惑陛下之志。凡是可以博得皇上欢心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皇上是非不分，视正直大臣如仇雠，而后得以指鹿为马，盗陛下之威福，或者假传圣旨，或者兴钩党之狱，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国家命运一蹶不振。

　　他语重心长告诫皇帝：如今东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

　　在阉党专政初露苗头之际，就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显示了刘宗周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嗅觉，一举击中要害。其时魏忠贤羽翼未丰脚跟未稳，颇为忌惮这位名重海内的儒臣，对其加官晋爵，百般笼络，接连晋升他为光禄寺丞、尚宝少卿、太仆少卿。刘宗周不愿同流合污，请病假辞官回乡。

　　天启四年，朝廷起用他为通政司左通政。刘宗周鉴于正人君子已被魏忠贤斥逐殆尽，拒绝出山，在辞职奏疏中为诸君子伸张正义，抨击腐败的政治风气：世道已经衰败至极，士大夫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举天下贸贸然奔走于声名利益之场，因此庙堂无真才，山林无姱节，陆沉之祸何所底止？

　　兵部尚书张国维不顾皇上愤怒，也乞求宽恕……

　　竟然没有一名大臣支持皇帝的决定，令朱由检颇为尴尬，很不高兴地停止了御前会议，退回勤政殿，写了一道手谕：“宗周愎拗偏迂，着革职，刑部议处。光辰降二级调外。”命太监送到内阁，传出执行。

　　看了皇上的手谕，吴甡与周延儒商量，当面请求从宽发落。周延儒和吴甡等人进入勤政殿，耐心劝导，朱由检面色稍微缓和，随即在手谕上抹去“刑部议处”四字，以示从宽，还不忘补充一句：“故辅温体仁曾言其愎拗偏迂，果然！”一句话泄露了天机。隔了多年，“崇祯皇帝遭温了”，依然如故。

　　次日，六十四岁的刘宗周骑着驴子，后面跟着一名肩扛包袱的仆人，两袖清风离京南下。堂堂都察院首席大臣竟然如此凄凉落寞，旁人感叹不已，他却淡然赋诗一首：

　　望阙陈情泪满襟，孤臣九死罪何如。

　　止因报主忧逾切，却愧匡时计转疏。

　　白发萧萧清禁外，丹心耿耿梦魂余。

　　自怜去国身如叶，毕罢朝参返故庐。

　　四、“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南京政府衮衮诸公，直至四月二十五日才“北报确信”，商讨善后事宜。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监国，起用刘宗周，官复原职—都察院左都御史。他看到小朝廷内部的种种腐败迹象，坚决推辞，未蒙恩准，立即前往南京就任。

　　南明小朝廷一开张，就是一派亡国之相。福王朱由崧毫无帝王的样子，《明季甲乙汇编》说他“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烧酒，杂伶官演戏为乐”，听凭马士英摆布。马士英窃取内阁首辅兼兵部尚书大权，起用阉党余孽阮大铖、杨维垣之流，排斥正直大臣，卖官鬻爵不遗余力，民间歌谣讥讽道：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与马士英沆瀣一气的江北四镇将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拥兵自恣，根本无意于光复大业。小朝廷从上到下，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正如兵科给事中陈子龙所说：“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陛下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之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臣诚不知所始终矣！”

　　刘宗周先后呈进《草莽孤臣上痛哭时艰疏》和《追发大痛疏》。有鉴于封疆大吏与统兵将领畏缩不前，致使淮北大片国土失守，主张发兵征讨，以图光复。他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据形胜以规进取—江南非偏安之地，请进而图江北，尤其应当重视中都凤阳，驻扎陛下亲征之师，以此渐恢渐进。

　　二是重藩屏以资弹压—犹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安，借口家眷在外地，倡先逃跑。于是总兵刘泽清、高杰相率借口家书寄籍江南，尤而效之。按照军法，临阵脱逃者斩。

　　三是慎爵赏以肃军情—高杰、刘泽清败逃，不追责，反而加官晋爵。武臣既滥，文臣从之;外廷既滥，宦官从之。臣恐天下因而解体。应当综核军功，申严军法。

　　四是核旧官以立臣纪—为邦本之计，贪官当逮，酷吏当诛。循良卓异之官当破格奖励。臣更有不忍言者，当此国破君亡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反膺升级，能无益增天谴？

　　顾炎武《圣安本纪》把刘宗周的主张概括為“请上亲征”和“四镇不宜封”，意思是，敦请福王朱由崧率军出征江北，刘泽清、高杰、刘良佐、黄得功四名总兵不应加官晋爵。张岱《石匮书后集》进一步点明，刘宗周大谈“慎封爵”“核旧官”诸事，其实是在纠弹马士英，因此，“马士英恨宗周次骨，嗾刘泽清、高杰公疏劾宗周”。

　　刘泽清、高杰本来就对刘宗周指责他们逃跑耿耿于怀，经马士英嗾使，刘、高二人立即弹劾刘宗周：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仅仅是不仁不智，简直是心怀“逆谋”。

　　朱由崧大为恼怒，要他御驾亲征，显然有“谋危社稷”之嫌，勒令刘宗周致仕。于是乎，仅仅担任四十九天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宗周，罢官而去。

　　正当南明君臣忙于内斗之际，清军大举南下，南京、杭州相继沦陷，国祚大势已去。弘光元年（1645）六月二十二日，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致书老师：“门生毓蓍已得正命，伪官俱已受事，此一块土非大明有矣，顾先生早自决。”刘宗周见信赞叹死得其所，随即写信给女婿秦祖轼，表示以身许国之意：

　　信国不可为，偷生岂能久。

　　止水与叠山，只争死先后。

　　其实此前他已有殉国的意愿，在“哭殉难十公”诗中有所流露。其中哭倪元璐诗写道：

　　台阁文章星斗寒，风期与俗异咸酸。

　　回澜紫海皆通汉，照乘明珠只走盘。

　　拟绝韦编年待假，争先殉节死逾安。

　　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诗前的小序对倪元璐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公官大司农（户部尚书），知国事不可为，时怀一帨于袖中，曰：时至即行。及三月十九日之变，公即以巳刻死。自此遂有继公而起者。”刘宗周自己也有继他而去之意，故而说“读书所学知何事，蒙难坚贞尔许般”。

　　二十五日，他外出投水自尽，被随从救起，暂息灵峰寺。儿子刘汋拿了清朝请他出来做官的公文，他闭目不看，开始绝食。亲人问他心境如何，他回答：“他人生不可对父母妻子，吾死可以对天地祖宗;他人求生不得生，吾求死得死;他人终日忧疑惊恐，而吾心中泰然如是而已。”

　　黄宗羲《弘光实录钞》说，刘宗周此时早已下定求死得死之心：“宗周不食，又渴甚，饮茶一杯，精神顿生，曰：‘此后勺水不入口矣。门人曰：‘虽圣贤处此，不过如是。宗周曰：‘吾岂敢望圣贤哉，求不为乱臣贼子而已矣！”

　　张岱《石匮书后集》描述六十八岁刘宗周生命最后时刻的文字，读来令人泪目：

　　廿九日，作绝命词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济意。决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与从容，何难复何易。”嗣后，止闭目端坐，不出一言。（闰）六月六日，命家人扶掖南向坐，有顷，迁北向。息奄奄欲绝，犹提笔书一鲁字。至八日戊时乃绝。刘中丞绝食者两旬，勺水不入口者十有三日，有骨如柴，骑箕始去。呜呼，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