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

　　细心的读书人会发现，最近二三十年，非虚构文类越来越成为大众阅读的新宠，备受青睐。这些年进入美国各种畅销书榜的多半不是小说—如果是小说也多是来自上个世纪的经典，像《了不起的盖茨比》或《杀死一只知更鸟》之类—而是回忆录（memoir）。比如近两三年一直高居畅销书榜而且为电视社交媒体讨论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The Educated）。这本二0一八年出版的回忆录，甫一出版，立即登上畅销书榜，而且精装本连续两年高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榜，被多家美英杂志报纸列为年度最佳图书，还获得多个读书奖项，包括全国书评人奖。其作者在此之前寂寂无名，因此书成为名人，被邀到各大电视节目和大学做客演讲。截至二0二0年底，这本书已经被译成四十五种语言，销售六百万册。可以说，近些年来，在出版社与社交媒体联手的畅销书机制下，回忆录可能是最快也最有效地获得成功的捷径。

　　这种出版和阅读倾向也体现在英语世界最大的网上读书俱乐部 “好读”（Good Reads）于二0一0年设置了年度回忆录与自传奖（memoir & autobiography）这件事上。从那时起，这个平台每年公布由素质很高、经验丰富的“好读”读者选出的当年最佳回忆录与自传。这些作品，在文字上讲可以说是流行和质量的结合，在话题上也都是很有代表性，体现了公众的关注度和时尚趣味。

　　我举几个例子。二0一0年度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一个关于得与失的故事》（Unbearable Lightness： A Story of Loss and Gain）是好莱坞女演员波西亚·德罗西（Portia de Rossi）讲述自己与饮食失调症斗争的痛苦经验，她坦诚追忆自己的疾病与童年创伤的关系，同时也记述了自己成为社会活动家的历程。这本书主题涉及了近年来美国社会的很多热点话题如厌食症、女性主体与身体等。

　　二0一六年的好读回忆录奖授予了神经外科医生、科学家保罗·卡拉尼什（Paul Kalanithi）的遗作《当呼吸化作空气》（When Breath Becomes Air）。这是一本疾病写作或者死亡日记。保罗有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在剑桥大学攻读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硕士学位，继而以优异成绩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二0一三年，即将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外科教授职位并主持自己的研究室，抵达人生巅峰的保罗，忽然被诊断出患有第四期肺癌。自此，他开始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自己的余生。书里对人性、生死、医疗的深沉思索，让全球无数读者为之动容。像保罗这种生命书写正是回忆录的特点，最个人最独特的生命体验成就了面对大众有感染力的作品。

　　二0二0年回忆录与自传奖毫无疑义属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回忆录《应许之地》。奥巴马颇有写作才能，他处女作《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1995）就曾让他成为年度畅销作家。妻子米歇尔也曾赢得过这个称号，她所著的《成为》在二0一八年飙升至图书销售榜榜首。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到通过“平价医疗法案”，《应许之地》记录了奥巴马执政期间最重要的一些时刻。这本书预订销售就接近百万，问世一个月销售就突破了三百万，是继二00七年《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之后最大的畅销书。

　　十年来的“好读”最佳回忆录和自传奖可以概括当今英语回忆录的两大类型，一是政治家或娱乐名人的回忆录，除了奥巴马夫妇，还有希拉里·克林顿的两部回忆录，《见证》（Living History，2003）和《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2017）。另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自传《我是马拉拉》（I Am Malala：The Girl Who Stood Up for Education and Was Shot by the Taliban，2013）也在名单上。另一类是以当代问题和个人经历取胜的作品，作者可能在此之前完全不为人所知，因为回忆录而进入公众视线，这类情况除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还有《走进荒野》（Wild，2012）等。

　　回忆录在西方写作史上由来已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类。

　　中国人一般认为，回忆录似乎亦如名人自传，是成功人士回顾生平的自我总结，其实不然。回忆录最重要的因素不是身份，而是叙事内容（或者说，作者身份是构成叙事内容的一个因素），所以普通人写回忆录获得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

　　与记述自己一生经历的自传不同，回忆录记述的是一段改变或重新塑造自己的经历或事件。区分回忆录和自传有点困难，事实上这两种文类有很多交叉重叠。不过一般说来，回忆录的重点不是一生的故事，而是一生中的某个重要节点，让自己人生发生改变的精神历程。所以在这点上，回忆录的主题性非常明显清楚，比如奥巴马在《应许之地》书里对自己从政的反思;《走进荒野》记录的是作者经歷中年危机时一段户外跋涉的经历;还有《当呼吸化作空气》的死亡记录。他们都有一个集中鲜明的主题，而不是像自传那样将一生中重要的事情加以编年体的叙述。

　　西方最早最有名的回忆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奥古斯丁用拉丁语写的《忏悔录》（Confessiones）。这种或许可以称为精神自传的书写传统，后来一直在西方文学中延续。作者的精神反思，就是发现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代这类回忆录中，当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极大的《我自己的路》（In My Own Way： An Autobiography 1915-1965），作者艾伦·瓦兹（Allan Watts）讲述了东方文化和智慧，尤其是禅道对他的影响，为一代嬉皮士运动提供了精神食粮。当然，更具有世俗色彩，却同样带有精神自传意味的还有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这部回忆录记录的时空非常短暂，但其中现代人对自然与人的思考影响极大。

　　进入现代社会，回忆录写作越来越世俗化。最初是一批名人写的回忆录，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是政治家、作家、艺术家和娱乐明星。可想而知，普通读者对那些名人生活好奇并有窥探欲望，而他们的生活也的确色彩斑斓。在社交媒体和推特、脸书还没有盛行的时代，那些名人自曝家门是二十世纪出版界的一道景观。比如《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1937）就是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Karen Blixen）的回忆录。在那本书中，布里克森讲述了她在当时作为英属东非的肯尼亚安家落户的十七年。还有美国女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的一些以远东尤其上海和香港为背景的回忆录，如《我的中国》（China to me，1944）。其中比较有名的当然是海明威的那部《流动的盛宴》，讲述了两次大战之间在巴黎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生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领袖和精神运动的导师，再到八九十年代各行各业的创业新星和演艺明星，纷纷撰文出书，回忆录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读物。这类回忆录都靠作者的名声和影响力。记得我最早接触的美式回忆录是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所著《无路可退》（Out on a Limb，1983），我清楚地记得，那还是大学时代我们的美国外教（一个年轻的华裔耶鲁博士生）留下来的。虽然当时看得半懂不懂的，但正是通过这部书我开始对北美的当代生活有了直接了解，不仅是麦克莱恩所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而且还有书中描述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以及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旅程。

　　像这类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在今天依然是了解当代文化尤其流行文化的重要途径。比如，二0一九年“好读”最佳回忆录和自传奖授予Over the Top： A Raw Journey to Self-Love，其作者是美国电视名人、播客主播和明星发型师乔纳森·范内斯（Jonathan Van Ness），他因为担任网飞真人秀节目《粉雄救兵》（Queer Eye）的发型和美容顾问而知名。他的喜剧《乔纳森：通往北京的路》（Jonathan Van Ness： Road to Beijing）全球巡演，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各地都相当瞩目。Over the Top一书也被《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全美公共广播电台NPR提名为必读书。

　　虽说回忆录最初的走俏，得益于作者本身的名人效应，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愈来愈多的普通作者进入了这个写作行列，一部回忆录可以让他们声名鹊起。他们经历了不一般的人生，更主要是他们写出了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当我回首童年往事，我对自己竟然能活下来感到惊奇。”

　　《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 A Memoir）就是一本由于故事本身而成为畅销书的回忆录。作者弗兰克·迈考特（Frank McCourt）是爱尔兰裔美国人，因为写这本书出了名。他从一个孩子的角度讲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纽约和爱尔兰贫民窟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故事，书一出版就俘获了美国读者和评论者，并赢得了普利策传记类文学奖。此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达一百一十七周之久，一年内重印四十七次，印数高达一百五十万册。而且被译成二十五种语言，在全球卖了一千多万册。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台音乐剧，几十年不衰。这个现象级的出版奇迹直接带动了九十年代以来回忆录的阅读和出版热潮。

　　《好书》杂志评论说：“这本书的成功靠的是真心被感动的读者的口口相传。”的确，与以前典型的明星名人回忆录不同，《安琪拉的灰烬》是作者的第一本书，而他在此之前一直默默无闻。弗兰克·迈考特出生在两度因为贫困而出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家庭，他一九四九年回到美国后也无钱上学，但一直热爱阅读和讲故事。迈考特当兵复员，在纽约大学英文系毕业后，当了很多年职业学校和高中老师。就是在此期间，他的那些听上去几乎是小说一般传奇的爱尔兰故事赢得学生和朋友们的鼓励和尊重。迈考特曾经一直为自家的极度贫困和艰难，以及酗酒的父亲和精神抑郁的母亲感到羞愧。九十年代中期他退休后，在妻子的鼓励和帮助下写出了这本回忆录。

　　弗兰克·迈考特

　　几十年的酝酿和准备的确让《安琪拉的灰烬》的亮相不同凡响。弗兰克·迈考特用幽默生动的文字深情地描述了大衰退和二次大战期间一个贫民窟孩子成长的经历。爱尔兰小镇利默里克的各色人物，从天主教会教士到小学老师再到邻居和小店主，尤其是他的家人—性格鲜明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迈考特高超的讲故事的技巧使得他们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迈考特笔下苦难的下层爱尔兰人的贫困与挣扎，他们无法自拔的人性弱点，同时他们的温柔和梦想，尤其他们对音乐、舞蹈和艺术的热爱，让人看了无法简单地对他们归类评判。就像近代爱尔兰的苦难历史和诗意的性格。在书中迈考特通过他深爱的母亲安吉拉写出这种特有的矛盾的爱尔兰精神。这个看上去软弱，没有自律能力，被男人毁了人生的爱尔兰女性，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亲生的孩子一個个因饥饿和疾病死去、酗酒的丈夫陷入怪圈不能自拔时，仍然保持对生活的向往，她自己在不多的空暇中朗读诗歌，她会回忆起当年的舞会：“凯莉舞会中的那些夜晚，那些幸福的时刻一去不返。”

　　即使他酗酒的父亲，也正是他给年少的弗兰克讲故事，埋下了日后写作的种子。作者正是用自己的家庭故事，写出爱尔兰人又哭又笑，面对深重的贫穷和集体灾难所特有的疯狂和幽默，让我们看到最有力量的人性，以及人性与命运抗争的精神。

　　这本书的成功是对爱尔兰人的悲伤的诗意，这个家庭对故事的热爱，以及讲故事才能的一种肯定。在苦难中发掘出人生故事可能正是当代回忆录的特点，普通人的并不普通的经历，他们的梦想和奋斗有超出意料的感染力。《安琪拉的灰烬》的出版奇迹引发了随后十余年大量“卖惨故事”（misery lit）的流行。

　　这也是二十多年后，另一本相似的回忆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再次抓住读者的原因。

　　“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我在阅读她极端的童年故事时，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这是比尔·盖茨在看了《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后的感想。

　　塔拉·韦斯特弗（Tara Westover），一九八六年生于爱达荷州的山区。十七岁前从未上过学。通过自学考取杨百翰大学，二00八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去剑桥大学攻读历史。二0一四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她根据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写的回忆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于二0一八年出版，并因此书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

　　像《安琪拉的灰烬》中呈现的极度贫困以及生动的爱尔兰小镇各色人等一样，《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带给读者最初的震惊和新鲜感是塔拉笔下那个爱达华州的摩门教家庭和他们各自的命运。几乎不能想象，在二十一世纪号称世界最发达的国度，竟然存在如此极端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及奇端异行：因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他们靠捡垃圾卖草药维生，母亲给人接生，孩子不去上学，他们都在家里出生，也没有去领出生证，兄长威胁着弟妹们的生命，而父亲这个相信世界末日的狂热教徒，像暴君一样说一不二地统治着家庭。在懦弱的母亲的放任纵容下，这个家庭越来越与世隔绝而走向极端。这使逐渐成长的塔拉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

　　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家庭成员又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残暴，不可救药，他们仍然相爱，有时也互相帮助，包括母亲也会帮助她的孩子出逃。那种种复杂的情感关系无法简单地归类或割舍。就像那些人物，他们比一般人更有能力也更有性格，他们的缺陷就像他们身上展示的力量一样。对家庭的忠诚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也是束缚他们的力量。

　　“我来自一个极少有人能想象的家庭。我的童年由垃圾场的废铜烂铁铸成，那里没有读书声，只有起重机的轰鸣……父亲不允许我们拥有自己的声音，我们的意志是他眼中的恶魔……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年轻女孩如何有毅力和勇气，找到了解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沟通的途径成就了一个逆境中的个人英雄的故事。这个逃离的途径，用塔拉的话说就是“教育”。她说：“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閱读。”她走出家门去舞蹈班，在哥哥的鼓励下开始自学并进入大学，虽然她进入大学时还没听说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甚至以为欧洲是一个国家。从一个除了《圣经》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学习背景的山里的孩子，到获得哈佛奖学金和剑桥历史博士学位，塔拉正是通过亲身经历发现教育的作用和意义，那就是摆脱他人思想的束缚，发现和找到自我。“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现在让步，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这就是要求我付出的代价，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父亲想从我身上驱逐的不是恶魔，而是我自己。”

　　书的最后一段给出了塔拉自己对教育的定义：“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令人动容之处，也是其深刻之处，就在于作者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对教育的理解和思考使她意识到，教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优越”“成功”的过程，而是一个在获得的同时也失去的蜕变过程。正如她不能把家庭成员简单分类，不能割舍自己对他们的情感。“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这种对教育的开放的充满反思的理解正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正如塔拉在接受《福布斯》杂志访谈时所说：“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教育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

　　如此看来，“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句来自《圣经》中的话和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正是塔拉对自身处境的诠释：她身在外面的世界，但年少时的独特经历让她身上一部分永远属于那座大山，这是她无法剥离的过去痕迹;但她远不能被大山所束缚，她是飞鸟，有着自由飞翔的意志，教育是翅膀，带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山峰。

　　很久以前我曾看到一篇英国学者特里·伊戈尔顿分析各种文类的文章，大意是说，诗歌当然是文艺青年的专属，小说戏剧可以为有志向的作家艺术家提供先锋实验的场地，理论和文艺评论是左翼和激进的知识分子的领域，而且是那种在大学里的有忧无患的知识分子，比如福柯或者桑塔格。跟这些文类比较起来，回忆录最布尔乔亚，是中产阶级的个人写作，自我展现，而且是把最内心的经验和思想给世人看。信奉低调和隐私的英国人对这种暴露可能会有点迟疑，他们会用各种伪装让它看来不那么直白，比如伊戈尔顿的回忆录《守门人》（The Gatekeeper）就采用了反回忆的套路。但是真正把回忆录发展成一个生产畅销书文类的是美国人，那些渴望在回忆中裸露伤口、在写作中得到救赎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