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陈建华教授“十年磨一剑”的大成之作《紫罗兰的魅影—周瘦鹃与上海文学文化，1911-1949》，全书四部，分别讨论“思想、社会与文学背景”“紫罗兰与‘爱的社群”“小说创作”“电影文化”。除第一部交代背景外，可以说涵盖了周瘦鹃的三大主要贡献，即办刊、小说、电影。以下选择若干我感兴趣的节点略做申发。第二章以周瘦鹃、茅盾为中心展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新旧文学论争，确实饶有意味。而所谓“1910-1920年代文学、新剧与电影的整合，有着共同意识形态的基础”，则更能一针见血，直指文化表象背后的思想根源，却又能不落俗套，看出艺术的相对独立性来，尤其是俗文学与艺术方面，“1920年代随着政治、思想危机的加深，新文化运动愈占上风，相形之下，通俗文学与电影的改良启蒙更显出温和妥协的姿态”。（《紫罗兰的魅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这些叙述并无惊人之语，但却能让悉心体味者感受到作者深蕴的文化格局感和理论潜意识，这可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能够驾驭得了的。

　　但有时读书，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满手好牌，往往会被打得很差。或许正是带着这种期待，我的阅读是渐进式的，不敢“飞流直下三千尺”，生怕遭遇陷阱。有时难以深入，则随着兴趣跳着读，随着布局的展开，论述的深入，再回头重读具有驾驭全局意义的序章，有豁然开朗之感。应该说作者确实不负所望，开卷之下只觉胜意满目，因为序章中即明确提出了一个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即“文学史的‘文言视角”，而且议论很精彩：

　　无论是王国维的“美术”和“古雅”论述或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所掀起的“国粹”“复古”思潮，都对晚清“文学革命”作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不仅是文学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其核心是语言问题。章太炎等革命派自不消说，即使是对清王朝有所眷恋的王国维，也觉得传统的纲常制度无可挽救，而在殚精竭力集中世界文明之经验来为未来中国设计完美的制度与秩序。这班出类拔萃之辈却在争论一些看似与“救亡图存”不那么紧迫实用的问题：汉语是否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要不要保存？ 到底有何价值？ 怎样翻译？ 怎样对待日益侵入的外来“新名词”？ 怎样对待外来文化？ 用什么方法？“言文合一”会产生什么问题？ 什么是文学？ 在对待这些问题时，他们无疑站在“文言”的精英立场上，政治上倾向于共和或立宪，热望中国走向现代和民主。在应对现实危机、接受和融汇外来文化时，文言象征着汉语精粹、个人尊严、民族主体、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在语言本体与文化主体等方面，他们的思想话语很多地方比康梁等人的显得更为深刻、细密，且更为系统、周详;尤其对于物质主义、进化观念及盲从欧化、日化等思想时尚痛下针砭，对于民族文化的未来前景看得更远、想得更多，在今天仍光景弥鲜，足资启迪。

　　确实，后来的文学史叙述压抑于传统思维的局限，往往很难摆脱既有的框架，即便有对俗文学史的叙述，也基本上是各说各话，似乎是两条难以重合的平行线。可若考诸史实，当然会颠覆这种史家一厢情愿的自我界定，历史的演进往往就是一种二元格局的交错行程，或者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交叉系统与立体结构中的二元三维格局。这在世界文明史进程中是如此，在具体的国族文学史中似也难例外。譬如就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的时空来看，我以为潜意識下的多重二元的基本格局恐怕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既包含了“雅—俗”对峙，也涵盖了“浪漫—启蒙”基本路径，恐怕还意味着“白话—文言”的双重线索。作者虽然没有明确地在理论上提出颠覆的表态，但其一系列深入洞察的问题追问，尤其是辅之以扎实深刻的个案研究和史料论证，则将其理论意识烘托得呼之欲出，却绝不张扬，这不能不说是学问的高明境界。

　　文言、白话是中国语言的两种形式，它们的共生互动，而非非此即彼。不仅是诗词，在叙事辞章中，从陈寅恪到钱锺书，他们的著述表明，文言不但可以经营大块文章，而且可以成就学术专著，典雅非凡，不逊于白话表达。更突出的例子则是地处香港的金庸，以浅近文言的形式开辟了一代新派武侠小说的范式，走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其在文学史和语言史上的地位都犹待重估。

　　研究现代中国“白话—文言”的二元三维结构，周瘦鹃可谓是最佳入口之一。这不仅因为他将文言引入俗文学叙事的成功，而且也因其在上海土生土长的成长经历，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亦步亦趋、随风潜入夜的过程，作者描述周氏青年时代因卖文致富，“家境顿时改观，周面临经济压力，却信心满满。在紧接着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杂志潮里，周乘势而起，印刷资本的繁荣也把他造就为一个新型的职业作家。他异常多产，翻译和创作并重，包括不少貌似翻译的‘杜撰小说……”

　　周瘦鹃的传奇经历，让我想起一个概念，即“文学的民间江湖”。如果说像胡适这些人是居于文学的庙堂之上的话，那么周瘦鹃们就是处江湖之远的另类，他们并不能因缘际会获得留洋机会，继而在学术场域里大展身手，甚至也不能进入后世文学史家的主流叙述之中，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创造着历史，一种活生生的演进中的文学的历史。诚如作者在本书中所言：“如要概括周瘦鹃他们的历史经验，那是一种充盈着普世之爱的世俗精神—珍视日常生活、私密空间和亲情伦理;新旧杂糅的语言实践、都市心态的诗化演绎;同情女性与弱小群体，抗议社会不公;包括爱国、反帝，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的国际主义。由此构成的价值系统，向我们传递关于民主、自由与多元的现代信息。” 说得真好，周瘦鹃及其志同道合者所表现出的那种真切的栩栩如生的生活气息，与主流精英其实不乏相互共声的一面，其关注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以及引为精神资源的东西，恐怕也未必有多大差别，只不过所择取的道路有所不同罢了。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通”，说的正是这样的道理。只有当我们从历史细节进入到他们的历史世界中，或许才可能有更多更具体的发现和获得。譬如我之关注周瘦鹃，就是从德语文学这个角度切入的，最初关注他曾翻译歌德的《驯狮》（A Tale），并收入其所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中华书局1917年），不仅翻译，而且还对歌德做详细介绍：“贵推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以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德意志之法朗克福Frankfort。生而颖慧，读书孟晋。父亲课之读后复由名师多人，辗转教授焉。一七六五年，入莱泊齐格Leipzig大学，于法学一科，不甚经意。而尔时校中又不重文学，坐是居恒辄郁郁，几欲罢去。幸得良友，差能自遣。而爱海之波，亦已震荡于其胸臆之中。悦一女郎曰加斯钦匈高夫Katschen Schonkopf，其短篇情剧所谓《情人之幻想》Die Laune des Verliebten者，即为此女作也……”（周瘦鹃《贵推〈驯狮〉小传》，载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第2卷“1911-1921”，罗文军编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后来发现还不止于此，还有德语作家盎黎克查格的《破题儿第一遭》、甘勒的《逝者如斯》。甚至发现他竟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德语文学的早期译者，有待深入研究。这里可以延伸的话题和命题皆多，诸如外国文学翻译史、德诗东渐的俗文学维度、现代知识精英的西学知识谱系等，此处不赘。

　　到这里，作者似乎意犹未尽，加上了一段更与当下关联的忧思之语：“虽然，在今日全球现代性的场景里，不能不意识到历史的吊诡，像周氏那样低调、敬业与自律，或如他多年营造的紫罗兰品牌，以传统文人的审美范式负载现代性的价值，亮丽炫酷中带有忧郁、黑暗与死亡，在美好的愿景中潜藏着否定的美学。虽然历史的回魂往往穿上当代的衣装，但假使周瘦鹃看到像今天娱乐到死、物质主义的大众文化，或许会皱眉头。” 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喻入“历史的回魂”，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此中牵连纠缠的多种维度，绝非仅是“西方现代性的凯旋”那么简单，这其中有接触、有博弈、有对抗、有自生（生生不息），或许更有游戏，有侨易的成分，譬如上举诸如歌德、凯勒等例（当然远不止于此，周瘦鹃的西学或外来知识资源要丰富得多）。陈寅恪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他们那代人所经历的，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虽然中国文化未亡，但作为“文化载体”（Kulturtr?ger）的那种痛苦则难以言喻，非当事者难得体会之。而在我看来（作者恐怕亦同），不但如鲁迅、陈寅恪这样的雅道精英分子当此载体之苦，在俗道上“异途同归”的周瘦鹃并无二致，只不过具体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或许，这也正是作者翻对照镜、观紫罗兰、看礼拜六派，乃至纠结影戏话语的“别有幽怀”吧！

　　上海史研究早已蔚然成为热点，更有“上海学”的荟萃群雄。如作者列出的李欧梵《上海摩登》、叶凯蒂的《上海爱》、叶文心的《上海繁华》等。相比之下，本书通过周瘦鹃的个案来观照现代上海的文学与文化状况，显得甚是波澜不惊;但如果悉心体会，才知道貌似普通的外表下面却是别开蹊径，因为周瘦鹃此人之特殊与重要，正是切入上海史与现代中国的最佳入口之一。

　　虽然主要聚焦对象是周瘦鹃，但全书处处表现出作者的大局观和通学博识，譬如论鲁迅的古文意义：“事实上以域外资源来界定文学，突出其审美特性，在清末成为某种时尚，涉及知识谱系与学科分类的现代转型，《摩罗诗力说》大量援引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例子，已属于这方面的努力。” 又如论王国维的学理渊源：“一般我们把王氏的‘纯文学作为文学观念来讨论，而在更大的语境里，他不仅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启蒙时代以来世俗化了的人文传统，包括独立自主的大学教育，由各门学科构成整体的知识系统发挥其社会功能。”这些卓识，皆非常人可发，非于对象有切身之浸透理解和深刻认知者不能言，所以这也就决定了这一部以通俗文学作家、翻译家和报人周瘦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必定会成为上海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作品。作者还指出：“对于近现代中国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即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中所出现的政治形式方面的不确定性，在不断建构的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想象中，包括对世界各国政体经验的借鉴和挪用。在近代中国对‘民族与国家典范的追寻之旅，所谓‘典范不外乎英、美、法、俄、日、德等国，由是反映出中国的富强之梦。”这里强调的主要是政治典范的外国榜样，其实在文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王韬曾有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以弱中國，正以强中国，以磨砺我中国英雄智奇之士。”（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转引自钟叔河《王韬的海外漫游》，岳麓书社1985年）看重的乃是由于外来刺激而可以为中国增添助力，由忧患而安乐，可到了蔡元培，却担心留学生“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生怕造成“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的结果（《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1917]，《蔡元培全集》第3卷）。

　　这个话题很重要，也很复杂，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都未必一致。作者提出：“中国对于世界文学与文化‘范式的追寻有着极其复杂的图谱，其中不可忽视的是英国范式。”但我们恐怕也需要注意的事实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重要论著，鲜有与德国思想文化毫无关系者”（《后记》，单世联《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至于法、俄、美等国也各有其强势文化特征，对现代中国进程之影响亦均在。此书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一定要将长期忽视的俗文学这道流脉作为主线之一纳入我们的知识地图和思考路径，在这个框架中来考察外来文化原像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进程的关系，或许会有某种突破性的可能。

　　论者多称道陈建华的史料功夫和问题意识，但他的理论功底其实是很深厚的，其高明在于能化盐于水，风轻云淡，在不着一字的情况下尽得风流，譬如在此书中提示的诸如日常现代性、文言与抒情传统现代性等概念就是很堪有心者细加品味的学术概念。当然最重要的贡献则在于，通过对周瘦鹃这样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人物个案的深度研究，凸显出雅俗文学双线道的二元基本格局，让我们理解文学的民间江湖，以及其背后深蕴的文化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