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正值张爱玲百年诞辰，台湾《INK》杂志上明凤英在《张爱玲1937：与圣玛丽女中校友聊天》一文里回忆道：
一九九一年，李欧梵老师在UCLA开授“中国现代文学”课上，我与众师兄都翘首倾听，当时座上有许子东、陈建华、孟悦、史书美、黄心村，和其他许多慕名而来的研究生。那个秋天的下午，李欧梵老师劈头便问：“张爱玲的魅力到底在哪儿？你们为什么喜欢她？”众人心潮澎湃，纷纷举手抢答，结果却也只能给出一些模糊的回应：过瘾、够狠、文字意象超凡之类的。多年后，众师兄妹们都写过张爱玲的论文，李欧梵老师自己也不例外，多年后亲赴火线，一举完成《范柳原忏情录》，向《倾城之恋》致敬。
十余年前我在《张爱玲“晚期風格”初探》一文中提起过李老师这堂课，不如明凤英说得这么概括和生动。我提到：“正巧周蕾的《女性与中国现代性》一书刚见世，书中有讨论张爱玲的专章，被列为参考材料。”这一点关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妨稍作补充。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后来耿德华先生的《不受欢迎的缪斯》出版以来，张爱玲在英语世界受到瞩目，当然比不上中文世界“张爱玲热”正如日中天。本来中归中，西归西，冷热不同，而这个讨论班把两头凑在一起，很难得，大多是中国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周蕾在书中把夏志清的“新批评”方法视为过气，代之以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与跨文化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批评的范式转换。
同学当中最先是孟悦和史书美，写了很棒的文章—研究班之后很快就在见到孟悦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题目大气，反思大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局限，阐述张爱玲《传奇》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启示，也是“重写文学史”移花接木，在海外生机蓬勃。不久史书美的《张爱玲的欲望街车》踢爆眼球，令人想到费雯丽和马龙·白兰度。文章呼应周蕾，显出北美的“学术政治”，直接指出夏志清与耿德华注重张爱玲作品与政治或历史语境的关系，而她声言从作品本身出发，正是结构主义的路数，特别举“文本”分析的经典—罗兰·巴特的《S/Z》为例，说全书分析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莎拉辛》（Sarrasine），而《传奇》中任何一篇小说都比得上《莎拉辛》，为张爱玲争气。夏志清早就指出《传奇》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而史书美对“欲望结构”的解读叫人眼花缭乱。最后把《传奇》看作一种“国家寓言”（national allegory）。这是詹明信提出来的，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皆为“国家寓言”（或译为“民族寓言”），以鲁迅为典范。史书美这番拔高张爱玲，虽不免理论套话，似带点与鲁迅比肩的意思。
从夏志清到周蕾，都在看张爱玲的上海“三十年前的月亮”，映照出学界思潮与全球主义兴起的急剧变迁。从讨论班到今天又是三十年，尽管疫情汹涌，这轮张爱玲的月亮闪烁不定，却清坚决绝如故。说来有趣，班上的几位同学一时飙发研究成果，如各路烟花绽放在同一个夜空。二○一九年在香港开会碰到许子东，赠我一本《细读张爱玲》，去年又出了简体字版，并获奖。二○二○年在香港大学的黄心村主办了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的文献展，她已发表了数篇关于张爱玲与港大的系列文章，独家品牌，天遂人愿。与明凤英的文章同一期杂志上也有我的《漫话〈小团圆〉的“金石”风格》一文，那是从我的《论张爱玲晚期风格》中节录的，全文在《现代中文学刊》分期刊出。
我们皆受惠于这个讨论班。李欧梵老师素来“但开风气不为师”，却乐为“张迷”作表率。不知有谁比他更得张爱玲“戏肉”的真传，借《倾城之恋》抒写个人与香港的爱经，在《范柳原忏情录》中六十七岁的范柳原虔诚祈祷：“让我在死前轰轰烈烈地再爱一次。”先是在《联合报》连载，编者按语说这部小说“既向张迷挑战，又向名家致敬”，运用的是“后现代笔法”。我想李老师自有渊源，早在台大师从的夏济安先生做批评也写小说，初见张爱玲时便表示要想跟她一比高下，浇了她一头雾水。当时我写了一篇《后现代风月宝鉴：情的见证》的读后感，似鸳蝴腔调加时髦理论的做派，有幸被收入书中。研究上李老师也是锲而不舍，关于张爱玲的专书与文章不断。对我来说另有值得纪念的插曲。二○一五年老师应邀来上海交通大学为我“撑场面”，作了“中国作家与世界文学”的系列讲座，最后一场讲张爱玲，根据几个月前见世的《少帅》讨论张的双语写作的特点与困境。令他震惊的是《少帅》中大胆的色情描写，在张爱玲那里前所未有，李老师照书念段子，中英文对照，把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可见他跟进“张学”像跑火车，从不脱班。
弹指三十年过去了！明凤英在文章里说二○○○年她在上海访问了两位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友，一起“闲聊”张爱玲。一位七十二岁，另一位八十二岁，在她们的记忆里她“怪”得出奇，房间“脏”得要命。我突发遐想，如果是晚唐的白头宫女谈起杨贵妃，说不定也是这类宫闱秘辛。这篇访谈一直锁在抽屉里，二十年之后才发表，作者说从那以后与她们失联，读来顿生今夕何夕、恍若隔世之感。
子东兄在新著前言中也谈到了李老师这堂课，说到当时万没想到张爱玲就住在学校附近，在他天天停车的路口。的确，与她“擦肩而过”这一点在我们的记忆中徘徊，不一定是遗憾，更多是莫名诡异和时空错置的反讽，仿佛永久错失了春天的约会而惆怅无已。其实即使在某个超市里遇到且认出她，那种潦倒不堪的形象一定叫人“吓丝丝”。今天再看这三十年的月亮，只觉得时光迅逝，世事纷扰，更是“寒丝丝”。
我是在这个班上开始读到张爱玲的小说的，即刻受了文字蛊惑。从小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从父母辈听过不少老底子故事，无非小资情调，加之自己有过一段追求唯美与颓废的文青经历，因此读她的作品有一种异样的触动，糅合着天才难再、乡愁、梦幻和“语言家园”的失落与恐惧。在香港科大教书时，住在清水湾畔，推窗面海，风景独好。有时风和日丽，读她的作品如孩童般快乐。也曾有过一段人生低谷的日子，深更半夜难以入眠，读一点张爱玲，在苍凉中寻找绝世华美的梦境，在自我制造的神秘中偷乐，写几首诗，无厘头风格似乎也跟听多了深港街头的流行歌曲有关，算是一种自我治疗了。
做研究是另一种逻辑。最初一篇从“奇幻”文类角度讨论《传奇》与唐宋传奇的关系以及张爱玲的文学立场，说她不新不旧，要点是她对“理性”的质疑与“自我”的反讽。一九九七年在亚洲年会纽约分会上宣讲，评议人是耿德华先生，具体内容记不起了，只是能得到名家批评与肯定，感到兴奋。后来写成中文，二○○六年在台湾大学的《中外文学》上发表。
一篇文章磨了好久，渐渐显出我的研究导向—关注张爱玲与“文明”“时代”的关系，好似在一条隧道里来回摸索，终于明亮起来。李老师的讨论班以“现代性”为主题，就离不开社会、个人、历史与意识形态等问题，当时“张学”不乏“民国临水照花人”的“胡”腔，这对我似乎没什么影响。这也和我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复旦期间在章培恒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硕博士论文，他的文学史观以马克思主义和鲁迅的“人性的解放”为圭臬。欧梵老师在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先生，也是思想史出身。那时我也在做“革命”话语的研究，受了些福柯的影响，对于概念的生成与传播及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作历史化考察。
我在二○○九年的随笔式《张爱玲与塞尚》中以她的散文《谈画》为例，把散文与小说、文学与艺术打通，描述她与二十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关系，也力图揭示她的感性评论背后的精神面向。她说最喜爱塞尚的风景画《破屋》：“这里并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以这句话结束全文，力透纸背，画龙点睛，透露出她的“苍凉”感中含有怀疑与批评现代文明的思想底色。
谈张爱玲的“思想”，是不是挺乏味的？有关她的话题从恩爱情仇、奇痴怪癖、鸦片遗老、雅俗文坛应有尽有。尽管在她笔底频频出现“时代”“文明”的字眼，我们也不大在意—她的摇曳多姿、活色生香的文采足以令人分神。对她的《〈传奇〉再版自序》里一段话我们耳熟能详：“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荒凉”是这部小说集的基调，是作者感情世界的象征，但在读者开卷之先，张爱玲说这跟她眼中的“时代”与“文明”有关，似乎还嫌不够，又特意点出“思想背景”。实际上她不大谈“思想”，在这里却峥嵘毕现。
作家与“思想”脱不了干系，这毫无疑问，也有深浅之分，研究是为了更能走进她的文心，却常常只能望文生叹。因为敏感，对“文明”或“现代”的字眼看得斗大。她的《我看苏青》一文最后描写“乱世”夜景的段落为世传诵，这里引另一段：
一只钟滴答滴答，越走越响。将来也许整个的地面上见不到一只时辰钟。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听见钟摆的滴答，那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并不喜欢，绣出来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军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
读来轻俏流畅，稠绵而跳跃，直喻与转喻的运用十分巧妙，意蕴密集令人窒息。现代固然比“荒村”好，而“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划分清楚的”，背后有那只“现代性”的手，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诸神已死，人类能够凭借技术力量来规划“世界图景”。但“我并不喜欢”，“如同十字布上挑花”，是绣出来的。在“文明”的重复中含有欢喜与恐惧，然而什么是“军窖”？嵌在文中十分诡谲，发人深思。在现代文学里“文明”或“时代”像口头禅，意义因人而异，若说在她那里别具深度，则在于她对“文明”的怀疑与批评。
在《对照记》里：“我喜欢我四岁的时候怀疑一切的目光。”这一自述可视为她的自我性格的后设性概括。的确，她生来敏感，思想也早熟。《小团圆》中的九莉“十五六岁的时候看完了萧伯纳所有的剧本自序，尽管后来发现他有些地方非常幼稚可笑，至少受他的影响，思想上没有圣牛这样东西”。她在一九六八年致宋淇的信中又提到这一点，“我从小‘反传统得厉害，到十四五岁看了萧伯纳所有的序，顿时成为基本信仰。当然Fabianism（费边主义）常常行不通，主要是看一切人类制度都有perspective（观点）”。那时她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念高中，基本上接受了萧伯纳的“费边主义”，尊奉一种自尊而包容、实行社会改良的个人主义，形成了独立评判“一切人类制度”的世界观。这段话涉及《小团圆》中九莉对她的母亲的描写，风流浪漫，她并无道德裁判之意，认为只要各行其是就可以了。所谓“反传统”主要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反对传统“礼教”，这是与“五四”新文化相通的。有时候我觉得像张爱玲那种发自传统内部的反叛，如民初的女性杂志《眉语》，对于社会改革及其历史意义似更为深刻。
本书中第三篇《张爱玲的“晚期风格”初探》一文刊载于二○○九年陈子善主编的论文集《重读张爱玲》中，从萨义德遗文借来“晚期风格”一词，“初探”是因为意识到还不是对张爱玲的作品批评，讲她在处理不断“出土”的旧作及各种盗版方面与皇冠出版社成功合作，使“张爱玲热”持续滚动，最终促成了她的“全集”出版，其文学传奇始克有成。这属于一种文学与传媒、读者接受之间关系的研究，几乎把张爱玲描画成一个维权斗士，精怪俗人。其实她早就说过，与人打交道，“也是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我看苏青》）。从她与夏志清、宋淇等人的书信中可看到她用“业务化”来定位他们的关系。她那種萧伯纳式的个人主义根植于商业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所以不讳言爱钱。《小团圆》未能如约出版，她退回皇冠的预支稿费。宋淇为她的小说售出电影版权，她分成拆账，算盘的笃。她从小养成了这种世俗性，如果放到历史语境里看，还是鲁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提出娜拉们“经济权”的老问题，女性若不能自己挣“钱”，谈不上独立和解放。这方面张爱玲说自己“一身俗骨”，骨子里独立性特强。
二○一○年应子善兄之邀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张爱玲九十周年诞辰研讨会”，并在“张爱玲的晚期风格”专场中发言。当然聚焦于刚见世的《小团圆》，提出了倾覆闺秀类型与自我形象、反传统写作伦理以及具“还债”寓意的自我探索等观点，并认为“那时她已是年过半百，却能在盛名之下挑战自己的极限、文学的极限，不惜颠覆华丽而苍凉的旧我，深入到人性的底层，由是使她的写作臻至一个新的境界、新的高度”。对《小团圆》作这么高度而概括的评价，是较为“偏锋”的。虽然表达了一些初步想法，却显得抽象而缺乏论证与展开，更没触及极其重要的形式问题。同一场的格非兄就谈及叙事形式，并指出：“她的实践，与最近一个时期世界各地的作家在面对现代主义之后的诸多问题所采取的策略，有着内在的联系与共同点。”富于灼见与启发。
这回又是子善兄，二○二○年年中为纪念张爱玲百年诞辰嘱我撰文，我欣然应命，想借此对“晚期风格”一探究竟，了却一件心事。这十年里宋以朗先生不断整理出版她的遗作，还有各种书信与研究资料也大为丰富，因此我觉得有可能对“晚期风格”—包括《小团圆》《对照记》、少数短篇小说与散文以及她对《红楼梦》与《海上花》的翻译与研究，作一种整体性考察。那时我在《书城》上连载的宋词札记告一段落，也因为前年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签了书约，于是铆足了牛劲。虽然对内容安排大致有个谱，不料一发不可收。这里要特别感谢子善兄的一贯信任与支持。其实在北京会议上我对《小团圆》的发言即受了他的影响。小说初见世时争议很大，我读到他的两篇文章，觉得在众声喧哗中持论最为平实，并说：“有一千位读者，就会有一千部《小团圆》！”态度极为开放。
《小团圆》还是重头戏，虽是演绎十年前的一些观点，也涉及一系列新的问题。的确，对于这部被遮蔽了三十三年的小说，任何评价都不免马后炮。在张爱玲“晚期风格”的写作脉络里，它是个关键。为什么这样写？跟她“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是什么关系？这“含蓄”为“晚期风格”扮演了什么角色？她为《红楼梦》与《海上花》如此费心竭力，难道是浪掷时光？怎么看待晚期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这些问题联系到她在美国甚至以前的“思想背景”。尽管把几本先前的阅读笔记找了出来，不管用，还得从头看起，重新做笔记。自觉记性不好，就把《小团圆》、她与夏志清、宋淇夫妇及庄信正的信件一条条抄录在电脑上，既加强记忆，又能直接剪贴在文章里。我始终相信对材料的微观与整体上把握，喜欢某种手工作坊的感觉，手忙脚乱中仍须诉诸沉思冥想—一种书虫的快乐，在各种文本的互文关联中理出头绪，做出并检验自己的结论，又发现新的疑点。
根据夏志清的理解，张爱玲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给他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谢谢你们（包括水晶）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其实‘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即如詹姆斯的作品，看后有印象的只不过四五篇，长篇巨著一本也没有看过。如果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在夏志清对此信所作的“按语”里读到这段话。虽属主观猜测，却话里有话。以前看过《谈看书》，奇长，不像从前的散文的灵气充盈，读不下去。这回“仔细”读了，果然里面大谈“真实”和“含蓄”的文学观，也谈到了伍尔芙的“意识流”与乔伊斯的小说。而水晶把她和詹姆斯作比较，夏志清也劝她读詹姆斯，又可惜她对西方文学经典了解得少。他们都是扶持“祖师奶奶”上位的元老，似乎觉得有责任帮助她进一步提高。她心存感激，又觉得烦，表面上是围绕着詹姆斯的阅读在与夏志清、水晶较劲，实际上却是一种武功内敛的软顶，意谓詹姆斯早已被我甩在脑后了。确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好像仍停留在十九世纪，对她潜在的先锋性缺乏了解。在刚出版的宋以朗先生编的《张爱玲往来书信集》里涉及夏志清的“自我中心”以及关于水晶、詹姆斯的议论，有助于这段话的理解。
夏志清不愧是张爱玲的知音，把她的“不公平”的声口描摹得惟妙惟肖，说她属于“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意在说明其局限，却触及实质，的确这跟她对《红楼梦》《海上花》所下的功夫、她对西方文学大师的态度以及她在美国所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都有联系。但为夏志清所忽视的是“含蓄”在全球时代具有传统再生的多元潜能，它简直像个黑盒矩阵，十八般兵器交晃铿锵。然而在整个论述框架里，这些还是属于思想脉络的硬件，更需处理她的晚期作品的艺术软件。第七节专谈《小团圆》的叙事手法与语言特点，为了给读者先有点印象，在前面第四节与第六节各有一段引文和叙事方法的解析，也是我在布局上的一点用心。对于“张迷”不一定喜欢她的“金石”般晚期风格，不过若能如我所愿，对她的早晚之作不必抑此扬彼，便能更增一份“伟大”的包容。
更要紧的是—似超出我的能力—为晚期张爱玲画一幅灵魂肖像。的确，她怀着“天才梦”踏上新大陆，碰壁无数，仍不变寻“爱”求“真”之旅，与“文明”互动又逆向，其“晚期风格”贯穿着“现代性”的价值基准，又走在“时代”的前头。她的人生不算完美，仿佛仅为文学而活，以致老无所依，凄凉终世，不过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一个美丽的自我交代。她在文学上也不理想，或许过于沉湎于自己的过去，然而对“爱”与“真”的那份坚执却臻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境地，完成像《小团圆》那样深抵自我与人性的惊世奇作。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她在母语家园现出丰收的奇观，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也是风会际遇，实至名归。她在“乱世”和“浮世”里一叶飘零，也是一棵根植于大地母土的参天之树，永远让我们分享“爱”与“真”的果子。
在写作过程中正逢《张爱玲往来书信集》出版，感谢我的哈佛老同学詹康兄的帮助，从台湾快递过来，使我在材料上能及时跟进，比方说张爱玲提到为何在《小团圆》里运用“跳来跳去”的写法，对我来说相当重要，可惜她没机会作具体的解释。这部书信集体量甚大，因限于主题，我只引用了一些直接有关的材料。比起以前《私语张爱玲》，这部书信集显示了上下文语境，让我们看到一个更为复杂立体的张爱玲。尤其是有关《小团圆》《色，戒》和《红楼梦魇》等创作过程，她与胡适、夏志清等人的关系以及她的日常生活细节皆提供了异常丰富有趣的资料，对张爱玲研究不啻是珍贵的富矿。
举个例子。张爱玲接受宋淇的批评而同意修改《小团圆》，但在修改过程中显得十分矛盾。针对“第一、二章太乱”的批评，她说：“这两章全为了‘停考就行了，不用连老师都杀掉这句话，Ferd从前看了也说就是这一句好。他这一点刚巧跟我一样看法，也并不是文字上的知己。我对思想上最接近的人也不要求一致，or expect it。这两章无法移后，只好让它去了。”在第二章里安竹斯教授给九莉八百元奖学金，使她产生一种暧昧的恋爱心理。她听说安竹斯被炸死后，向苍天发出“这句话”，的确十分动情，深感伤心与幻灭。张爱玲的这一辩解含有多种信息。她自言《小团圆》是爱情故事，而这一涉及九莉初恋的经验无疑具重要性，在她的心理故事线上不啻为一个小高潮，也透露出张爱玲的创作意图，而我们一般只关注九莉与之雍、燕山的“爱情”，对这一插曲是忽视的。另外她说赖雅就说这一句好，这就带出两人文学上的关系，一般认为赖雅向张爱玲推荐乔伊斯，她不理会，也不看赖雅的作品。张爱玲这一解释对于两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予人一种正面的印象。从赖雅与布莱希特交往密迩以及熟悉乔伊斯作品来看，他完全属于现代主义一路，这对于在文学观念与技巧上寻求突破的张爱玲来说，如果产生某些影响也很自然。这也可从她在美国喜欢波特莱尔和里尔克这一点得到旁证。另外，第一、第二章对全书起提纲挈领的作用，她不愿改，那下面怎么个改法？心理上万分纠结。
写完了“晚期风格”，正所谓“张爱玲未完”，仍是“在路上”的感觉。自觉文中尚有不少抱憾之处，在思考与写作过程中又会衍生出新的话题。如《小团圆》里“木雕鸟”这一意象，关乎张爱玲的性爱观念，神秘而有趣。诸方家对此已有所研究，我没找到更有力的证据，所以只做了一条注解。棘手的是如何看待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文类张力。其实任何“文本”都具语言的表演性质，都有自身的结构系统，这已是批评共识。即使是历史叙述，如海登·怀特所言，不等于历史真实，脱不了作者的历史想象。“自传”也不能跟传主生平事实画等号。张爱玲跟夏志清说：“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似与新潮合拍，而“自传体小说”带来的问题更为复杂。对《小团圆》也是如此，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艺术表现的“自我”写照，比个人生活经验更为“真实”，因此更具历史与文学价值。较强调“自传性”，是根据张爱玲自己的说法，并与各种相关文本加以印证，同时也指出叙事上的种种“小说”化处理，如九莉给母亲“还债”的情节，在《易经》中发生在蕊秋去香港探望九莉时，《小团圆》里则发生在上海。或许这就是“活用事实”的手法。至于九莉与燕山之类，尚缺乏印证材料，只能看作是九莉的故事。不乱点鸳鸯谱，或许有点世故，也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不能说的，就保持沉默。”我想目前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这样，当然这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在文中说“张爱玲兼有勃朗蒂与奥斯汀之长”，判断看似奢侈，细说的话不是一二页能打住。对《小团圆》的艺术特征只做了初阶的描述，其实还有很大探究的空间。我相信如果把它和乔伊斯、伍尔芙、普罗斯特或其他记忆叙事作比较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关作家比较研究的正在增多，看到有关张爱玲与毛姆的比较，有人写了她与劳伦斯的博士论文，自己虽有几本英文的劳伦斯，觉得不够，便从网上购了一些，还来不及细究。
回顾自己三十年来只写了这几篇文章，要做“张迷”还够不上。这次因为因缘际会，优悠余生，才凑成这本小书。前面几篇關于张爱玲早期小说或她与现代主义艺术的文章，看上去逻辑尚能一以贯之，对于理解“晚期风格”可起铺垫作用，因此依照原样，仅作了些个别的改动。
二○二一年二月八日于沪上兴国大厦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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