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

　　

　　二○二○年似乎是环球宅家之年，地球人体会着孤独、孤寂乃至孤绝。沧海月明珠有泪，蚌病成珠，今年也应该是文字丰收之年。网上网下浩浩荡荡的文字队伍中，会不会有《封锁》《烬余录》《倾城之恋》还魂再来？上半年的文学课就讲张爱玲，原计划文本加影像，边看边讲，让课堂有声有色。哪知呼喇喇像给施了魔咒，教室幻化成虚拟空间，学生都藏在电脑那端，云深不知处，剩我一人对着屏幕自说自话。永远的张爱玲，百年诞辰，当令逢时。虽已有些审美疲劳，还是给这百年祭奠敲敲边鼓吧，窥一窥张爱玲在中英文间的四度转身。

　　欣然转身

　　作家张爱玲的前身是那个做着天才梦的文学少女。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听塾师讲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便号啕大哭，似乎从小就认同一个没落颓败灰暗下沉的遗民族群。张爱玲祖籍河北丰润，父祖辈籍贯还有安徽、湖南。张家老宅原在南京，张爱玲生长在上海，两岁到八岁则生活在天津，也到过北京。张爱玲自称母语是“被北边话与安徽话的影响冲淡了的南京话”，而“上海话本来是半途出家，不是从小会说的”（《“嗄？”？》）。童年的张爱玲“会缠着保姆说故事，唱她们皖北农村的童谣”（张子静、季季《我的姊姊张爱玲》），成年张爱玲讲“缓缓的北平话，带着些安徽口音”（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超级张迷水晶说：“她的北京话说得顶地道”（《寻张爱玲不遇》），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则说：“虽然她在上海待过，但她的口音却是近乎北方人的。”（《有缘得识张爱玲》）北国岁月、宁沪风情、乡野遗音在在关乎张爱玲日后的心中沟壑、笔下格局。

　　张爱玲的英语大概是八九岁时在留洋归来的母亲和姑姑的调教下与钢琴一道启蒙的，《私语》中说：“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学校里的英语学习似乎颇乏味，晚年张爱玲谈到圣玛利亚女校时说：“就连教会学校最注重的英文，用作课本的小说我没一本看完的，故事情节都不知道，考试的时候蒙混过关，勉强及格。”（《爱憎表》）不过张爱玲上中学时正值林语堂如日中天，她梦想“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私语》），像萧伯纳等名家之作自在课外阅读之列，只是这份兴趣与她对汉语文学的着迷着魔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若不把发表于中学校刊上的中英文习作算在内，张爱玲最初公开发表的文章却是刊于《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的英文随笔“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讲的是十六七岁时遭父亲监禁的惨痛经历，借英语控诉、伸冤。母语是血液，外语是创可贴，小小的救赎。

　　一九三九年张爱玲去香港读大学，“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倾城之恋》），少年气盛、风华正茂，无限的未来向她展开。她“歇了三年光景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存稿》）。除了用中文写了《我的天才梦》参加征文比赛，张爱玲一厢情愿、义无反顾地拥抱英文，完成了最欣快的转身。她的英文从容优雅，多半是港大时期打下的底子。若无倾城之难，按部就班去英国留学，她或者会拥有另一种人生。不过毕竟是文学梦中人，这人生多半又会关乎写作，那么她的作品也许就会有不同的路数与滋味。太平洋战争炸断了她的求学路，也给汉语世界炸出来了一个淹然百媚的“文妖”。

　　华丽转身

　　香港沦陷后，张爱玲回到上海，英语梦做得正酣，参加圣约翰大学插班考试国文居然不及格。入学后“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随即辍学，卖文为生”（《对照记》）。最初卖的是英文，为《泰晤士报》、《二十世纪》（The XXth Century）等英文报刊撰写影剧评论及散文随笔。一九四三年一月发表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更衣记》），五月就燃起《沉香屑—第一炉香》。《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的宗教》这三篇重头文章都是写了英文再写中文，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再创造。张爱玲自云：“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雜志》社“女作家聚谈会”）十余年磨一剑，出道以来佳作不断，如有神助，辉煌了两年有半。

　　张爱玲认为：“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胡兰成《民国女子》）日后又借《小团圆》里九莉之口道：“老是以为她是外国人—在中国的外国人—因为隔离。”一九四四年在《新中国画报》社主办的“《传奇》集评茶会”上，有人说张爱玲是“用一个西洋旅客的眼光观赏着这个古旧的中国”（班公），还有人说她“以中国画法画西洋画”（尧洛川）。《二十世纪》的德国主编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也认为，“她与众多同胞的差异在于不将中国事物视若当然。正因对本民族深感好奇，方能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说的也都是“阻隔”或“隔离”。作为中国人与西洋有隔，作为租界遗民又与国人、与时代有隔。几重隔阂中胡兰成适时出现，他懂得他、欣赏她，是个知音，张爱玲的感受大概也和九莉差不多：“她觉得过了童年就没有这样平安过。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只有嘹亮的音乐，过去未来重门洞开，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英文写作持续一年左右，至此张爱玲华丽转身，完全投入汉语世界。与胡相偕的短暂日子有童话的色彩，她担忧好梦不长，甚至惧怕战争结束，因为跟九莉一样，“她整个的成年生活都在二次大战内，大战像是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

　　对“阻隔”“隔离”的深切吟味令张爱玲别具一格。她并不太在意同行的论评，经常是“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民国女子》）。但她深知“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童言无忌》），并以《到底是上海人》取悦上海人，亦取悦国语大众。然而大众之外还有时代。时代既在惘惘的威胁中，写作本身亦有瓶颈，如九莉所言：“写得不够多，出书也只有初版畅销。刚上来一阵子倒很多产，后来就接不上了，又一直对滥写感到恐怖。”张爱玲许多文字出神入化，是妙手偶得，亦赖辛苦推敲。推来敲去她的“地平线”已然消失，她的黄昏的阳台也已沉沉入夜，时代是仓促的。

　　苍黄转身

　　改朝换代，《浮花浪蕊》中洛贞带了打字机去域外讨生活，写英文去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过了罗湖桥来到香港，不久便开始以英文谋生、创作，是谓三度转身。为美国新闻处翻译小说时，张爱玲技痒，自己提议写小说，在港期间分别以中英双语写成The Rice-Sprout Song（《秧歌》）与Naked Earth（《赤地之恋》）。The Rice-Sprout Song在美国出版且颇受好评，《秧歌》亦以其“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深得胡适赏赞。《秧歌》虽是先写英文后写中文，但内容与遗作未定稿的《异乡记》有所雷同，应该是张爱玲内心沉淀有年的故事。张爱玲在家时与保姆用人朝夕相处，成年后也曾在乡下住过三四个月，可能还见识过土改，对乡村生活并不陌生，《秧歌》的成就其来有自。《秧歌》曾被译成多种外语，日文题为《农民音乐队》。《赤地之恋》则属“授权”之作，写得亦有些仓促，张腔张味都给打了些折扣。张爱玲自云写《赤地之恋》“好像拼命替一个又老又难看的妇人打扮”，又好比“‘旧瓶装新酒，吃力、冤枉”（《张爱玲私语录》）。此番转身亦转得“吃力、冤枉”？

　　一九五五年抵美后，张爱玲致信挚友邝文美道：“总想一切思想都用英文，写作也便利些，说话也可以流利些。”四年后则在信中对邝说：“常常晚上做同样的梦，永远是向相识的人解释为什么不再写。这真是病症，我真要自己极力把持着不成神经病。”“不再写”的当然是中文，这些梦暴露了她的负疚感，对读者、对自己的天分。一九六一年暂居香港时张亦曾对邝说：“一提到有些话—关于前途—便觉声音嘶哑，眼中含泪”（《张爱玲私语录》），似乎已然察觉自己正走在一条悲剧之路上。这条路上从前还曾走过张佩纶、李鸿章。

　　赴美后的十余年里张爱玲一直与《金锁记》故事纠缠不休。自《金锁记》至Pink Tears（《粉泪》）又至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至《怨女》，算上上海时期，二十几年中张爱玲以中英文几番改写这个故事，越经改写，里面的主人公就越像她自己—一个新大陆的怨女。这本是张爱玲最在意的故事，但用英文写就是写不贴切。一九五七年长篇小说Pink Tears被司克利卜纳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退稿，张爱玲把这失败归咎于环境：“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也没多大分别。”（夏志清《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以下致夏书信皆引自此书）彼时张爱玲刚在纽约为香港电懋公司写完《人财两得》《情场如战场》两个电影剧本，由中文剧本到英文小说、由繁华都会到乡间营地皆需有个适应过程，又刚刚结识赖雅（Ferdinand Reyher），或者也会分心。不过这些因素其实也许倒并没有那么要紧。

　　Pink Tears遭退稿后，张爱玲还创作了一部两卷本长篇自传小说，上卷为The Fall of the Pagoda （《雷峰塔》），下卷为The Book of Change（《易经》），亦不见天日。一九六五年在为《世界作家简介，1950-1970》写的英文自白中，张爱玲提到有两部长篇小说卖不掉，认为原因是跨国理解障碍以及语言隔阂，自白重点讲前者，申诉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那么后者呢？

　　文学乃语言的艺术。汉语世界里张爱玲实在是个文体家，化洋复化古，又长于作字里行间的夹缝文章，且惜墨如金，自云：“我大概是中了古文的毒……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 能省一个也是好的。”（《红楼梦魇》）她句句斟酌，字字计较，看到多出一个顿号就“像给针扎了一下”（《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被编辑错改一字“就像心口戳了一刀”（《编辑之痒》）。The Rice-Sprout Song曾经编辑润色文字，十几年后张爱玲仍耿耿于怀：“《秧歌》，英文本我始终看着不顺眼。”（庄信正《张爱玲来信笺注》）《金锁记》《封锁》……哪篇都舍不得让别人翻译。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

　　张爱玲自译的《金锁记》中保留着她喜欢的“秃头句子”即无主句，加上忠实的中文直译—像“三茶六饭”译为“three teas and six meals”，“没脚蟹”译为“a crab without legs”，对英语读者都是个考验。张爱玲自云：“写英文时，用英文思想，写中文时，则用中文思想。可是对白却总是用中文想的。”（林以亮《私语张爱玲》）又云写Naked Earth时“写到bedroom scene我就写不下去……不知道英文中这类东西应写到哪里为止”（《张爱玲私语录》）。英文总不如中文自如。就Stale Mates（《老搭子》）与《五四遗事》之间的改写与翻译，张爱玲曾解释说：“中文繁，英文简，二篇不同，是因为英文需要加注，而普通英文读者最怕文中加注。如果不加注，只好在正文里加解释，原来轻轻一语带过，变成郑重解释。轻重与节奏都因此受影响，文章不能一气呵成，不如删掉，反而接近原意。”（林以亮《私语张爱玲》）苦心孤诣，道出转换的技巧与作者的机巧，亦可读出翻译的虚妄。

　　自译《金锁记》后张爱玲致信夏志清说：“‘金锁记说实话译得极不满意，一开始就苦于没有十九世纪英文小说的笔调，达不出时代气氛。旧小说我只喜欢中国的。”末一句话道出机锋。张爱玲平时喜欢看英文通俗小说，欧美经典古典则涉猎不多，而她的汉语修养却是全须全尾原汁原味的，两相对照，自然摆不平。张爱玲的英文出类拔萃、可圈可点，但毕竟是苦学而成，难免有些地方不接地气或拿捏不准。说到底，她的英文写不過她的中文。她败给了她自己，当然她也赢了她自己。一个双语作家，一个孤绝悲壮的斗士。

　　谈到英译《海上花》的人名翻译时张爱玲曾说：“我们‘三字经式的名字他们连看几个立刻头晕眼花起来，不比我们自己看着，文字本身在视觉上有色彩。他们又没看惯夹缝文章，有时候简直需要个金圣叹逐句夹评夹注。”（《忆胡适之》）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面对异国读者，时而需要加些铺垫，但有时反而可以倾心吐胆、畅所欲言，是以外语写作虽然艰辛，仍有昆德拉、纳博科夫、哈金诸人乐此不疲，疲亦乐此。The Fall of the Pagoda讲到中国如何、孔教如何有时也会稍嫌详细，但在书中张爱玲还是放手塑造了一个比她父亲张志沂更体面、更有气节的父亲形象。然而美国学者金凯筠（Karen Kingsbury）却认为“终其一生，张爱玲对‘读者的印象一直受她早年在上海的时期所影响。因此，她书写的对象并不是美国人，而是上海人”（《张爱玲的“参差的对照”与欧亚文化的呈现》）。张爱玲地下有知大概会哭笑不得。

　　苍黄转身，值也不值？

　　黯然转身

　　“结婚初期他（赖雅）没写作，只帮助张爱玲改稿看稿……就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最好的合伙人，为了让张爱玲专心写作，家事大多他在料理，而且长时间在外寄邮件和采买。”（周芬伶《孔雀蓝调：张爱玲评传》）赖雅欣赏她，倚赖她，是个贤内助。改稿看稿逢到意见不合，两人也会发生争执。司马新认为张爱玲的“英文文体也因得到他的帮助而有长足的进步。《北地胭脂》的英文本比《秧歌》写得流畅，便可证明这里面有赖雅一份功劳”（《张爱玲与赖雅》）。

　　命书上说张爱玲一九六三年会转运，张爱玲亦宁信其有，还在自香港写给赖雅的信中言及此说，表示要全力以赴完成The Young Marshal（《少帅》），一旦转运就迁居纽约。致友人书信中，张爱玲多次形容自己“忙得昏天黑地”。然而The Young Marshal尚未完工，赖雅却于一九六三年病倒，于一九六七年去世。张爱玲有一本绿麻皮笔记簿，大约是在经此变故之后，她在笔记簿上写道：“独处时，喉方梗，隐隐痛……混身寒飕飕……时时要叹口冷气。”（冯睎乾《在加多利山寻找张爱玲》）这段时间张爱玲大概酝酿着最后一次语言转身。The Rouge of the North在赖雅辞世之年终于由英国凯赛尔（Cassell and Company）公司出版，不过问世后水波不兴。直到去世，The Rice-Sprout Song以外的主要英文作品都未能在美国出版。张爱玲终于灰了英文写作之心，黯然回归汉语世界。转运变成转身，此一转身亦会令她转运？《忆胡适之》大概就是回归之初的试笔，文中写到送胡适出门，两人望着空濛的河面，“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真正属于她的时代大概只有二十出头那几年，彼时她有属于她的城市、属于她的读者，还有属于她的黄昏的阳台。

　　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坐吃山空，她母亲则是靠祖传古董闯荡江湖，到了她就只能“双手擘开生死路”了。张爱玲为香港电懋写了八年剧本，直到电懋老板陆运涛一九六四年遭遇空难。若有剧本写，她或许就不必去打散工，也不必勉强跻身学术产业去分一杯羹了。张爱玲于一九六六年秋天起在迈阿密大学做驻校作家，翌春赴赖德克利夫大学朋丁学院任研究员，一九六九年七月又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去加州前张爱玲曾希望能够以《红楼梦》研究为课题申请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一九六九年一月致信夏志清说：“我的credibility gap要等研究红楼梦的东西登在此间刊物上才会好一点。”二月又去信说：“Institute根本不相信我会做研究工作。”到了六月张爱玲心里还是犹豫，致信夏志清说：“看上去加州办公处有点像大家庭一样人多，复杂，我去也不过是一年的事。万一像中彩票一样得奖，能多积点钱，就不必找事了。在家里写东西。”基金最后还是没有申请，张爱玲则硬着头皮来到“大家庭”，从研究方式到人际关系诸般不适，两年即被解雇。离职前张爱玲接受了水晶的采访，隔着太平洋向汉语世界发出了讯息。

　　离职后张爱玲隐居洛杉矶，在好莱坞的旧公寓一住十年，来自大洋彼岸的润笔给了她小小的安宁。她手不释卷，无论是文化人类学专著还是侦探小说都拿来消遣，或曰拿来逃避现实，用《谈看书》里的话说，“逃避本来也是看书的功用之一”。张爱玲的《红楼梦》研究始自为《怨女》作序，越写越长，欲罢不能，一掷十年，写成一本《红楼梦魇》。张爱玲的绝活儿是从吴语出现的频率推断红楼各稿本成书之早晚，作家研究作家电光石火的会心瞬间倒在其次。《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源泉”：“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红楼梦魇》）徜徉于大观园自然是愉悦的逃避，亦是母语的救赎。英文的红学研究似乎不见下文，一九七二年致夏志清信上有云：“（想要投给Harvard Journal的）那篇红楼梦考证，结果还是搁着。”发表于一九七四年的《谈看书》从《聊斋》《阅微草堂笔记》谈到人种学、谈到《叛舰喋血记》，又谈到社会小说、谈到奥斯卡·路易斯的几本畅销书，拉杂写来，有真知有灼见，也有点长有点乱。张爱玲自己也有些心虚，在结尾处自言：“太久没有发表东西，感到隔膜，所以通篇解释来解释去，噜苏到极点。”在写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谈看书》：“奇长，一面写着也就懊悔写，因为与读者失去接触的时候，大概最忌写这种漫谈式的散文，不像小说比较有纪律，有个靠傍。”虽说是写母语，长期不飞不鸣，手会生，文气也会不畅，得一点一点找回感觉。

　　老友宋淇当年对她的这些新作似乎不太以为然，去信说：“心定下来，自然而然有的是题材。你离中国太久，没有机会同人谈话，看的中文书报也较少，停写之后忽然大写，文章有点生硬，尤其是《红楼》……最近多写之后，已渐恢复原来的风格，应该出一本散文专集。看你忽然胆小起来，只想向容易的路上走，真觉得没有出息。”（《张爱玲私语录》）语重心长，最后一句语气尤重，对张爱玲应该是个鞭策，《谈吃与画饼充饥》等散文或许就是鞭策出来的。夏志清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对她推崇备至;在一九七三年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所作序中却不无惋惜地说：“她移居美国已经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还拿张爱玲与亨利·詹姆斯做比较，认为“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估计张爱玲读后既不以为然又颇受刺激。张爱玲于是“把心一横，（把《小团圆》）写了出来”（《小团圆》），自己解剖自己。蚌病既久，育出的珍珠亦硕大饱满，笔也就写顺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港台返美后，张爱玲曾在《记者》（The Reporter）双周刊发表散文“A Return to the Frontier”，约二十年后又以中文重写该文，题为《重返边城》。里面加了一句话，描绘香港印象：“满城的霓虹灯混合成昏红的夜色，地平线外似有山外山遥遥起伏，大陆横躺在那里，听得见它的呼吸。”回肠荡气，乃张爱玲对故国最深情的回望。一九八三年秋张爱玲完成了《海上花》国语译本，该写的、想写的都写得差不多了，花甲之后尚有漫长的日子，将老未老时候最难将息。不知何时她在笔记簿上写道：“街上忽闻嗄‘Eileen，知不是我……怎无人知我名。”迷惘失意中，疾病乘虚而入，让她如临深渊，不知所措。一九八三年后半始罹蚤患，人虫大战中张爱玲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几年里虫患与虫幻、身病与心病参差对照，身心交困。

　　逃着逃着八十年代也就快给她逃掉了。年近古稀，张爱玲向年龄缴了械，逃不动了。痛定思痛，她开始专心校对全集，又于一九九二年立下遗嘱，还于一九九四年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散文集《对照记》。《对照记》里那篇最长的、图文并茂的同题散文深切缅怀故国故人，新大陸的影子淡而又淡。其文字平淡隽永又往往力透纸背，或可看作现代汉语的一种典范。黯然转身后亦会峰回路转，或曰时来运转，尽管晚了点儿。张爱玲的遗物留给宋淇夫妇，宋家后人整理遗稿不遗余力。张爱玲逝后二十余年里遗作陆续得见天日，让人且悲且喜。

　　张爱玲在那本绿麻皮笔记簿上还写道：“红楼何以研究不倦？如人生之无底无边……‘怨女极有限，而黏缠不休，断断续续占掉大半生。”《雷峰塔》《易经》《小团圆》都是她的故事，《怨女》主人公由南朝金粉演变为北地胭脂，最后形影相吊，《少帅》里的民国情爱与《小团圆》如出一辙，讲的也都是她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像红楼后话，遥望着曹雪芹，羡慕曹雪芹从未经验过辗转于母语外语之间的巨大消耗。张爱玲星沉海底，蕴藉含蓄的红楼传统也跟随着她，在她死的时候又死了一次？

　　这个遗少的女儿半个多世纪里汉语英语颠来倒去，逃监禁、逃战乱、逃虫蚤，逃来逃去，忧伤壅塞，口燥唇干，然而被认为是“近几十年来最有尊严的中国人”（夏志清《张爱玲与鲁迅及其他》）。果如是，我这教书匠对异国学子可解释得清楚？

　　浮花浪蕊当窗见，金锁沉香隔座看。

　　雕虫复被虫幻恼，四度转身为哪般？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