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

　　（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

　　我国历史悠久，各朝各代，官家私家，对出现过的人和事不断记录，积累的文字资料如汗牛充栋，这为历代的诗人墨客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在唐代，诗坛中有些人甚至专门咏史，像汪遵写过咏史诗六十一首，胡曾写过一百五十二首，周昙写过八十首，但多是记录史事，押了韵，说故事，乏善可陈。

　　诗歌创作，是为了抒发感情。诗人如果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只能像袁枚所说：“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所以，咏史诗，也可称为怀古诗，关键就在于“怀”。换言之，如果离开借史事抒发自己的情怀，那只属当时的一批“老干体”诗歌。纵观唐代咏史或怀古的诗作，刘长卿的七律《长沙过贾谊宅》，是很值得推许的一首。

　　刘长卿生于公元七一八年左右，在他青少年时期，唐王朝还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但社会矛盾日渐积累，逐步激化，乃至后来爆发了安史之乱。刘长卿在公元七五五年参加了科举考试，还未发榜，安禄山起兵叛变，天下大乱。接着是唐肃宗即位，刘长卿才登上了进士第，并在唐肃宗手下当了江苏长州县的县尉，管理当地治安。他颇有才干，但常妄议朝政，“剛而犯上”。《唐才子传》卷二说：“长卿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干斥。”

　　刘长卿第一次被贬至潘州南巴，即现在广东的茂名电白一带，估计还未到任，就被放回。第二次，则在大历八年秋天，他在湖北的鄂岳当差，又得罪了上级，被贬至浙江的睦州。总之，他屡遭整肃，仕途蹭蹬，所以，他的诗也多写怀才不遇，宦境凄凉。由于《长沙过贾谊宅》诗中写到“秋草”“寒林”，估计这诗，是他第二次被贬谪，由鄂经湘赴浙，在长沙时，怀着失落的心情写成的。

　　从诗题《长沙过贾谊宅》看，意思很明白，刘长卿无非是说他到长沙后，访问了贾谊的故居。

　　贾谊是汉代名臣，少年得志，二十一岁即被征召为博士，旋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很受汉文帝器重。他写过《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著名的奏疏、论说，提出过不少有利于维护和强化汉朝中央政权的建议，这就触犯了灌婴、周勃等权贵集团的利益。《汉书·贾谊传》记：“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灌、峰、段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锥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汉文帝也逐渐疏远了贾谊，把他调往远离权力中心的长沙。

　　贾谊怀才而被贬，历来受到和他具有类似经历者的同情。诗人刘长卿，不也是和贾谊一样，得罪了权臣而无辜被贬吗？在他的诗集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写过许多和贬谪有关的诗，像《初贬南巴至鄱阳》说“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像《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说“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格调慷慨而伤感。等到他到了长沙，知道这里有贾谊的故宅，便登临访问，触景伤情，写了这首诗。

　　诗的起句是“三年谪宦此栖迟”，这并不费解。贾谊确实在长沙栖留了三年。应该说，作者落笔直叙史事，似还平实。但仔细体味，这句的最后，使用“栖迟”两个平声字，声音由高到低。当人们念到句末“迟”这一低音字时，语势语气必然拖长，就像乐句之末，节拍延长，旋律下行，这便表现出诗人沉吟低回的情态。

　　但是，第二句“万古惟留楚客悲”，诗的情绪，突起变化。在前句，刘长卿不是说贾谊在长沙居留了三年吗？三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而刘长卿写贾谊被谪“三年”，下句对应的词语，却是“万古”。万古，一代又一代，没有尽头，属于模糊性的表述。它和上句准确记录的“三年”，形成了对比。接着又说“惟留楚客悲”，意思是指来此访问的人，唯一留下的感受，就是一个“悲”字。这“万古”和“唯一”比衬，情绪的跌宕也十分强烈。在刘长卿的诗作中，我们发现他经常运用“一”与“多”对立统一的艺术手法，像说“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登余干古县城》）。让“孤城”与“万古”对应，同样收到互相比衬的效果。

　　按说，一代又一代的人，到一个地方访问参观，留下的印象会是多种多样和千差万别的。有觉新奇，有怀遗爱，有感零落，有仰高风。但刘长卿强调，人们来到贾谊的故宅访问时，所得到唯一的感受，就是“悲”。这样的写法，并不合理，刘长卿却正是要以这不合常规情理的写法，让读者在心灵中产生强烈的反应，从而突出他所要展现的情怀，达到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这“悲”字，是贯串全诗的纽带，也是诗人抒发感情的焦点。

　　有意思的是，刘长卿所强调的“悲”，不是一般之悲，它是“楚人”之悲。

　　如果我们先从语调的角度看，“楚客悲”三字，声音一个比一个上扬。到了“悲”字，迸发为平声的最高音。就诗句的音乐性而言，人们念到句末的“悲”字，作为乐句，一定也是节拍拖长，旋律上行，达到音阶的最高点。它和首句之末“栖迟”的声调下行，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刘长卿在创作时，让首句低回的意韵，和次句凄厉的情绪，出现鲜明的落差。他从各个方面，包括声调的运用在内，着意给人以强烈的刺激。

　　“楚客悲”，“楚客”这词语典故，当然是指屈原，但又妙在它并不只是单指屈原本人。我们知道，屈原在楚国的发祥地长沙痛苦地写了怀想家国的《怀沙》。后来汉代的东方朔，哀悯屈原的放逐，在《七谏》中有“上葳蕤以防露”的句子。南朝谢灵运便在《山居赋》中说：“楚客放而防露作。”从此，屈原被放逐到长沙一事，被压缩为“楚客”一典。汉代的贾谊，也因被贬谪到长沙，又写过痛悼屈原的诗赋，人们同情他的遭遇，认为他的命运与屈原相似，因此也指贾谊为“楚客”。其后，“楚客”便成了泛指被贬谪流放到湘楚一带怀才不遇者的代名词。唐宋时期，“楚客”一词，用得更广泛，凡是失意者，即使没到过长沙，也可称为“楚客”。像岑参《送人归江宁》：“楚客忆乡信，向寂湖水长。”像刘禹锡被贬朗州，即说：“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今夜月明时。”等等，均是。

　　刘长卿在长沙访问贾谊故居，这诗所指的“楚客”，从正面来说，当然是指贾谊。但是，这里用典的妙处，又在于它并非单指贾谊，而是包括万古以来，与屈原、贾谊有类似遭遇的人们。说穿了，刘长卿在这诗里所指的“楚客”，其实也包括他自己。正由于他觉得自己和贾谊一样，对朝廷忠心耿耿，却落得贬谪的下场，而且也来到了长沙。所以，他十分悲伤。他为贾谊伤心，为像屈原那样忠而见谤的人士伤心，更为自己的遭遇和处境伤心。显然，他去访问贾谊故宅，是伤心人别有怀抱。这就是这首“怀古诗”所怀的深层意涵，也是刘长卿以种种艺术手段，强化“悲”字的用意所在。

　　诗的第三、第四句：“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这是刘长卿写他在访问贾谊故居时，看到的景象和感受。

　　刘长卿写他来到这里的时间，已是深秋。他先写在贾谊故宅庭园里看到的草。这草，是秋天的草，它和青草、春草有所不同。在南岭以北，秋风起处，草木萧瑟，显得凄清惨淡。宋玉在《九辩》中说过“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形象地概括了秋天的特点。于是，“宋玉悲秋”，以及“草木摇落”，成了人们共同认知的典故。在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里，就出现过“摇落深知宋玉悲”的句子。

　　刘长卿在贾谊故宅访问，直到黄昏。那时已经没有其他访客，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在寻寻觅觅，缅怀贾谊的遗风遗迹。于是，他写自己寂寞惆怅之情，油然而生。不过，在这里，“人去后”一语，是有双关意味的。它也可以让人把“人去后”，理解为指逝去的贾谊。刘长卿写他明知贾谊已逝的情况下，还要独自在秋草中寻找陈迹，这适足表达他对贾谊怀想的深切。

　　接着，刘长卿写他环顾四周的景象。所谓“空见”，是指心情落寞，徒然看到寒风中的林木，在斜阳下形影相吊。这一联，他极写贾谊故宅一派凄冷的景色;也在顾影自怜，写出自己在俯仰之间悲凉的心态。在上文，我们曾引征过刘长卿《登余干古县城》一诗。当他描写古城的空寂时，出现过“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夜乌啼”的句子;在《酬张夏别后道上见寄》一诗中，他写到自己“谪官在天涯”时，又出现“暮雪同行少，寒潮欲上迟”“只畏生秋草，西归未有期”等句子。很清楚，刘长卿惯于以秋天或寒冷的景色，衬托自己凄戚的情怀，从而形成了他特有沉挚而又委婉的风格。

　　刘长卿这颔联的巧妙之处，还在于描写贾谊故居景象的时候，蕴含着与贾谊有关的典故。这一点，古代的評论家是已经看到了的。据知，贾谊写有《鵩鸟赋》，在《序》中写道：“余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赋中还写道：“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鸮集予舍。”于是，他说问卜的结果是：“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施补华指出：刘长卿的“‘人去句，即用《鵩赋》‘主人将去;‘日斜句，用‘庚子日斜。可悟运典之妙，水中着盐，如是如是”。（《岘傭说诗》）王闿运也认为，《长沙过贾谊宅》一诗，“运典无痕迹”（《湘绮楼说诗》）。确实，刘长卿在写贾谊宅的景色中，暗含着贾谊用过的语言，不露痕迹而饱含深意，这不能不说是他用笔精巧的地方。

　　用典，是刘长卿这首诗的创作特色。诗中提到“楚客”，提到“秋草”“日斜”“人去”，等等，都是微妙地运用典故。所谓典故，是过去发生过，而且是一般知识分子都懂得的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称之为“事类”，他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以事类义，援古而证今者也。”他认为，在创作时运用典故，有着把从前发生过的事，推论到今天发生的事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古论今、具有隐性的比喻。赵翼也说：“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瓯北诗话》卷十）认为由于古事已成为压缩性的语言，可以引导审美受体从认知中产生丰富的联想。像刘长卿在诗中写到“秋草”和“日斜”的典故，它既是表现贾谊故宅的景色，又暗含着贾谊在其作品中使用过的意象。这就一箭双雕，适足以过去发生过的事，“写我之情”，从而更深刻地表现出诗人对贾谊的怀念。试想，如果刘长卿把这两句写为“芳菲独寻”或“空见夜来”之类，没有暗合贾谊在《鵩鸟赋》中的词语，就不能让读者领略其丰富的内涵，也减弱了诗的艺术价值。

　　在过去的诗歌创作中，不少人喜欢用典。用典，有利有弊。有人通篇用典，而且用生僻的典。像李商隐的《牡丹》诗：“锦帏初卷锦夫人，绣被犹堆越阿君。石崇蜡烛何曾典，荀令香炉可待熏。”读来一头雾水。即使勉强解通了，流动的思绪半途塞车，也失却在感情上共鸣的意义。但是，如果典故为人们所熟悉，情况便不同了。例如一说“滥竽充数”或“东郭先生”，人们就知道这是形象地讽刺冒牌货。一说“凿壁偷光”，就知道指勤读苦学。在古人，这都是一般的常识。诗人运用人们熟悉之典，读者在审美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思路堵塞的现象。何况，在格律诗字数、句数有严格规定的情况下，用典，不仅可以省去许多语言上的“开支”，而且还能领略到味外之味。

　　其实，使用“日斜时”的意象，也是用典，它和上句“人去后”对应，同样有着语意双关而又更深一层的意味。它既明指诗人访问贾谊故宅，时近黄昏，同时人们也可以联想到，这句诗又是刘长卿以夕阳的昏暗，比喻他对唐代时政的看法。在封建时代，太阳往往是皇帝乃至整个朝廷的比喻。像《尚书·汤誓》中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这里的“日”，指的就是夏桀。这就有典故的性质。在宋代，辛弃疾的《摸鱼儿》有“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句，罗大经说“闻寿王（指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因为宋孝宗也懂得“斜阳”是对他的讽刺。显然，刘长卿所说的“日斜时”，也不是只从时间的角度着眼那么简单。在唐肃宗、唐代宗时代，尽管结束了“安史之乱”，但唐李王朝已不可避免地江河日下，逐步式微。这趋势，正是“日斜”的写照。面对着如此可悲的政治气候，刚直的刘长卿无能为力，他来到了长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唐王朝的政局每况愈下。“空见”两字，正好表达他无可奈何的心态。清代黄叔灿云：“秋草一联，怀古情深，有顾影自悲意。”（《唐诗笺注》）我想，只有觉察到刘长卿在创作上，处处用典、处处运用语意双关的艺术手法，让情景、典实，与自己的身世和时代相融合，才容易理解他怀念贾谊的真谛。

　　接下去，诗的第五句“汉文有道恩犹薄”，这是刘长卿对贾谊的遭遇发表自己的看法。

　　刘长卿承认，汉文帝刘恒算是“有道”之君。他执政以后，在混乱的政局中，尽量采取守法、宽容和不折腾的政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所謂“文景之治”。司马迁对他的评价是：“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这一点而言，贾谊遇上了幸运的机会，使他能一展才华。但是，即使贾谊提出过许多有助于汉文帝巩固统治的方针政策，“有道”的汉文帝一旦受到各方压力，为了维持自己的利益，也不得不薄情地让贾谊做出牺牲，把他赶出权力中心，让他沦落天涯，让他凄惶忧伤。这句诗，说得很委婉，它的意思是，贾谊碰上了有道之君，得到的竟还是如此薄情的对待。退一步说，如果碰上了无道之君，他的命运，又将如何？那不是更不堪设想吗？

　　请注意，这句诗，是话里有话的。刘长卿对贬谪他的唐代宗，不也是说过“地远明君弃”吗？他对软弱无能的唐代皇帝，也只敢说是“明君”，可见，作为封建时代的人臣，谁敢对皇帝说半个“不”字？在这里，刘长卿表明了对贾谊遭遇的怜悯与同情，也有意让读者看到，他对包括唐王朝在内的所有最高封建统治者，是怎样的失望与怨懑。

　　和第五句对应的是：“湘水无情吊岂知。”这一句，刘长卿写得很沉痛。在上句，他议论贾谊的遭遇，接下来，便议论贾谊在长沙的情况了。他知道，贾谊被贬往长沙，想到了屈原和自己有相似的命运，十分伤感。据《汉书》记载：“贾谊既已适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在赋中，贾谊写道：“共承嘉惠兮，俱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对贾谊这一段伤心史，刘长卿感同身受，因为他自己当下也被贬路经长沙，而且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和贾谊相似。在《新年作》一诗中，他就说过：“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不过，当他议论贾谊在经过湘水凭吊屈原时，竟然以设问的语气，认为那滔滔湘水，江流日夜，冷漠无情，哪管人间是非曲直？而且，屈原已殁，他哪里还知道后人会同情他和纪念他？所以，刘长卿觉得，贾谊凭吊屈原也是枉然。本来，怀念古人，回首前尘，乃是人之常情。这句诗，刘长卿竟说了反话。这故意让人感到愕然的议论，正是背面敷粉，使人增添对天地无知、历史无情的感伤。

　　很明显，这颈联奥妙之处，在于刘长卿向读者抒发议论时，同样寄寓着自己的反思。在明处，他是叹息贾谊的不幸;在暗里，他是为自己伤悲。至于说贾谊徒然去凭吊屈原，等于说自己去凭吊贾谊也是徒然而已！不过，所谓徒然，只是表达自己无可奈何的心态，并非真的说没有必要凭吊古人。在刘长卿的诗集里，他也写过不少凭吊屈原以及贾谊的诗，像说：“愁中卜命看周易，梦里招魂读楚词。自笑不如湘浦雁，飞来即是北归时”，“孤城背岭寒吹角，独树临江夜泊船。贾谊上书忧汉室，长沙谪去古今怜”。至于他所写的这首《长沙过贾谊宅》，不正是也在凭吊贾谊吗？刘长卿在诗中说贾谊凭吊屈原没有多少意义;那么，他凭吊贾谊空见寒林秋草又有多少意义呢？明明知道“吊岂知”，却又偏偏去凭吊，真是情不自禁，欲哭无泪！这一副颈联，刘长卿写得很委婉，但又十分深刻。后世的杜牧曾经说到社会的普遍情况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人们一代代地为前人伤心，而又一代代无奈地重复着前人走过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万古惟留楚客悲”的原因。

　　诗的最后两句是：“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刘长卿着重铺垫自己设问的地方和时间，就空间而言，那是在“寂寂江山”，指的是在一片寥廓远离繁华的地方。本来，在贾谊故宅，他要向贾谊设问，也应围绕着故居的环境着笔，例如说“寂寂庭园萧瑟处”之类。但是，刘长卿竟用“江山”一语、“摇落”一典，把眼光放得更悠远。他以更广阔的时空，作为设问的背景。这一来，诗句涵盖的意义，又不仅仅是对着贾谊一人，而是面对广阔的时空。不错，他在思怀怜悯贾谊，推而广之，也在思怀怜悯和贾谊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换言之，所谓“怜君”，这“君”，所指的既是贾谊，也包括所有和贾谊同一命运的人士，特别是还包括刘长卿自己！他在问贾谊，也是在自问，到底为什么会来到这远在天涯的地方？至于这原因，他没有说，也不必说。显然，运用明知故问的写法，正是要表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曲。金圣叹在《贯华堂选批才子诗》中也说：“‘怜君何事者，先生正欲自诉到天涯之故也。”他也是看到了刘长卿设问的用意的。

　　“怜君何事到天涯？”刘长卿还用得着说穿吗！他早就说过：“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负谪后登干越亭作》）谁叫他“独醒”，谁叫他“直道”？在这里，他出人意料地采用设问的方式，作为全诗的结束，正好表现他对忠而见谤者的无限同情，无限感伤。委婉的口吻，既回应了上文强调的“楚客”之“悲”，又有一唱三叹，让人感受到含情不尽、余味无穷的艺术效果。

　　从刘长卿在整首诗的构思看。诗的开首两句，把悲伤的情绪表达得突兀而强烈。但是，当转入对贾谊故宅景物的描写和缅怀时，写法却极尽委婉含蓄之能事，连涕泪、怨恨之类的字句也没有出现。诗人只让读者跟着他沉思、怀想。甚至在第五句和第七句，还连续用反问和疑问方式，表达极其迷惘的情态。这相互对立又互相映衬，让不同的思绪相互缠绕的写法，正是《长沙过贾谊宅》一诗的创作特色。可以说，这首诗，也代表了刘长卿诗歌创作的风格。

　　历代诗坛，对刘长卿评价颇高，像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子美就是杜甫。老实说，就诗歌创作总体的水平来说，刘长卿的成就，怎可以与杜甫相提并论？不过，张戒也是说得颇有分寸的，他只说“其得意处”，亦即指刘长卿诗集中最精彩的部分，可以达到杜甫的高度。像这首《长沙过贾谊宅》，作为怀古诗，就真可以和杜甫《蜀相》及《咏怀古迹》（五首）等诗相匹亚。

　　不过，即使同样是怀古、咏史，刘长卿的诗风，和杜甫的不尽相同。像在《蜀相》中，杜甫带着崇敬的心情寻访武侯祠，尽管也写到在祠堂里，见“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满怀惆怅，但和刘长卿写贾谊故宅只剩“秋草”“寒林”那种萧瑟悲凉的意韵，大不一样;杜甫歌颂诸葛亮经天纬地的才能，赞美他忠心耿耿的品德，更为诸葛亮等英雄人物“出师未捷身先死”感到伤心。人们读《蜀相》，总会感到杜甫在痛惜前贤中，又贯串着一股慷慨沉雄之气。又如《咏怀古迹·其三》写到王昭君的不幸遭遇，开首一句，竟是“群山万壑赴荆门”，诗人以奔腾而来的雄伟群山，烘托一位独抱琵琶远托异国的女子。很明显，杜甫即使在写昭君“分明怨恨曲中论”时，其中也贯注着豪宕的气势。

　　您说刘长卿的咏史之作，就没有慷慨激昂的格调吗？也不全是。例如他曾写有《送李中丞之襄州》一诗，其中有“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茫茫江汉上，日暮竟何之”之句，便说明他尚存雄健的一面，所以，在到访贾谊故宅时，出现“万古惟留楚客悲”那样激亢之句，也不是偶然的。但是，统观他总体的创作风格，正如李东阳说：“凄婉清切，尽羁人怨士之思。”（《麓唐诗话》）他往往能对事物的观察，精妙入微，像“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细无声”（《别严士元》），以春天渐老的景象，衬托“青袍今日误儒生”的惆怅，委婉而妍秀。这格调，确又与杜诗有着较大的区别。

　　从刘长卿的诗风看，“可以通津杜甫”（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换句话说，杜甫是诗坛“盛唐气象”的代表性人物，而刘长卿，则是沟通、衔接从盛唐到中唐诗风变化的桥梁。这也难怪，刘长卿比杜甫小十多岁，在青少年时期，他也和杜甫一样，经历过天宝年间一段开放的盛景，胸中尚萦绕着家国的情怀：“唯有家兼国，终身共所忧。”（《湖南使还留辞辛大夫》）可是，从青年以后，直到去世，长期以来，他看到的只是唐玄宗后期乃至肃宗、代宗、德宗三朝，逐步走向经济崩溃、政治窳败、太监专权、藩镇割据的局面。胡应麟说：“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诗薮》）人民悲惨和社会沉沦的态势，让刘长卿壮志消磨，怨恨交加，他更多时候与失意者同病相怜，悲叹命途多舛，无能为力。于是，尚存一缕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意气，与失落苦闷、欲说还休的情愫，纽结缠绕，起起落落。这样，他的诗歌创作，有时显露像杜甫那样关心社会慷慨沉郁的风骨，有时则呈现出追求孤寂清幽的韵味。在这意义上，刘长卿的创作，也真可以说是由盛唐气象转入大历诗风的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