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虽然以蔡襄的年纪最大，却是苏轼占了鳌头，成为宋代书法的领军人物，黄庭坚、米芾都深受其影响，开一代新风。关于苏轼书法的艺术成就，一般总是说他早期学二王，并且受到徐浩（徐季海）的影响，后来师法颜真卿，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认真探究起来，徐浩对苏轼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传统书学长期以来有这个说法，而且经常举黄庭坚的评论为证，似乎成了定论。

　　黄庭坚评论苏轼学书的历程，最重要的一篇题跋，后来刊印在《山谷题跋》中，其中提到了徐季海，是研究者经常引用的资料。天津博物馆藏有宋拓《西楼苏帖》，其中就有黄庭坚跋苏轼的书页。《西楼苏帖》是宋人汪应辰搜集苏轼书法刊刻的帖石拓本，三十卷全本早已失传，世传法帖只见残本。现存的宋拓残本，海内外仅见六册，即天津博物馆所藏五册，及北京市文物公司所藏一册。因为是宋拓，最近于原来书迹，也就最具有研究价值，弥足珍贵。天津博物馆所藏《西楼苏帖》有“晋府本”一册，黄庭坚的书跋就在其中，解说资料如下：

　　此册帖心纵30.6厘米、横23.5厘米，共32开，锦面清装裱，收录了苏轼与程正辅、俞汝尚等亲友的书信，并黄庭坚书跋一则。苏轼行书书信，“不矜而妍，不竦而庄”。帖首清·阮元题“成都苏帖”，帖中钤“晋府书画之印”“瑛兰坡家珍藏”“江邨秘藏”“弢斋秘籍”等收藏印，以及先后有清高士奇、成亲王永瑆、梁同书、郑孝胥、杨守敬、端方题跋。此单册与另外4册曾分别流传于世，端方于宣统元年搜集在一起，民国初年归天津徐世昌，上世纪50年代入藏天津博物馆。

　　此拓本墨色浓郁，字口清晰，书写、摹刻、传拓均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与原迹相差无几，堪称天下真迹一等。此帖60余件作品中，除草书、楷书外，大多为行楷书，包括了苏轼早、中、晚年的作品，集苏书之大成，可以管窥其书法艺术的发展轨迹和杰出成就。黄庭坚书跋释文：“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人。数日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绍圣五年五月己酉，渝州觉林寺下舟中书遗维昉上人。”

　　释文说“姿媚似徐季海”，其实有误，应该是“姿媚似徐浩”;“其合处不减北海”，则漏了“李北海”的“李”字;“数日年后”不通，因为“日”字漶漫，或许是误读了“数百年后”。（见《西楼苏帖》黄庭坚题跋图）出现明显错误的原因是抄袭了刊印的《山谷题跋》，没有仔细对照拓本文字。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训，读古人评论文字，特别是还有书迹在世的，不可大而化之，必须慎思明辨，谨严从事。黄庭坚题跋的真正寓意何在？他认为苏轼学习书法，究竟师法哪几位大家？题跋中明确指出，苏轼学王羲之《兰亭》，学颜真卿，学杨凝式，没说他学徐浩，没学柳公权，也没学李阳冰。只是在不同时段的特殊情况下，类似或合乎后三者的风格面貌。

　　近年有人写了专论，讨论徐浩对苏轼的影响，指出黄庭坚跋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就说苏轼学徐浩，袭用流传的说法，正式引了这么句话：“其徐会稽之圆劲，颜鲁公之肥腴，李北海之欹侧”，因此，徐浩对东坡书法的影响，由《黄州寒食帖》的黄庭坚跋语可以得到印证，不容置疑。引黄庭坚跋语，当作黄庭坚的认证，言之凿凿，似乎是研究学问的实证手段，不过，引文要依照原话，不可上下其手，改动文句，作为配合自己论点的证据。黄庭坚《黄州寒食帖跋》的原文是什么呢？请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见《黄州寒食帖》黃庭坚跋图）黄庭坚指出的是，东坡在《黄州寒食帖》中兼有的笔意，有颜真卿、杨凝式、李建中（西台），哪里有徐浩的影子？专论又说，黄庭坚对徐浩书法的评价是：“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怒猊抉石，渴骥奔泉”，确是古人对徐浩的评语，黄庭坚也曾如此引用，不过引用的语境却不是称赞徐浩，而是说徐浩当不起这样的赞誉，东坡书法才适合如此称颂。黄庭坚的原话是：“东坡此书，圆润成就，所谓怒猊抉石，渴骥奔泉，恐不在会稽之笔，而在东坡之手矣。”（《跋东坡水陆赞》）写一篇论文，如此断章取义，假造证据，混淆是非，实非学术讨论之福，也陷古人于不义。

　　其实，黄庭坚说东坡的中年书法近似徐浩，也只是说说而已，并非认真地定性论断。在《跋东坡书》一文中，黄庭坚原来是这么说的：“东坡书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鑪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真正要说的话，是前面两句赞叹东坡书法，有如华山的雄伟壮丽，更卓然特立于参昴星辰之间，是天地间难以企及的神妙之品。后面说中年像徐浩，晚年像李北海，只是形容书法的外貌，陪衬前面赞叹的附带比方，是文章笔法的延续，提供形象描述，便于一般人的理解。

　　黄庭坚多次以苏轼的书法与古来书家并列，述及晋唐大家对东坡的影响，却不曾标举出徐浩是真正的关键。上述这段引文，前面还有更清楚的论列，说明黄庭坚对晋唐大师的崇拜，以及东坡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余手拙，终不近也。自平原以来，惟杨少师、苏翰林可人意尔。”在《跋东坡墨迹》（即上文《西楼苏帖》黄庭坚跋的刊印本）中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悬诚。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文字与宋拓本有出入，但意思相同，说的是，苏轼年轻时学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一脉，字体的姿媚形态像徐浩，随兴自然不受拘束的时候，像柳公权的瘦劲。中年以后学的是颜真卿、杨凝式，而有李北海的风韵。这也可以从苏轼自己的论述得到印证：“自颜、柳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不论是黄庭坚的跋，还是苏轼自己的论述，很清楚表明，苏轼学书法，是从二王、颜真卿、杨凝式吸取精髓，与徐浩关系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关系。书法外表的体貌有类似之处，而令人感到风格相近，是因为秀美而有姿媚的倾向，但是气骨不同，也就没有真正艺术审美精神的承袭关系。

　　黄庭坚颂扬东坡书法不遗余力，认真探究东坡书法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以之比拟形貌相近的书家，这就在他论述中出现了模糊的空间，容易让人误读他的本意。归结起来，他对东坡书法的定位是：师法二王、颜真卿、杨凝式，这是气骨精髓的承袭与发展;而在字形章法的姿态上，与徐浩和李北海有貌似之处，则是观赏的表面印象。在《跋东坡帖后》，黄庭坚是这么评定晋唐以来书法传承脉络的：“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惟颜尚书、杨少师尚有髣髴。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明说了二王之后，唐代诸家书法破坏了书法的超逸风气，徐浩之类更是垃圾，只有颜真卿、杨凝式传承了书法艺术的精髓，而东坡则能承袭超逸的气骨。黄庭坚多次申说这个看法，如说“余尝论二王以来，书艺超轶绝伦，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又知得于手而应于心，乃轮扁不传之妙。赏会于此，虽欧、虞、褚、薛，正当北面尔。自为此论，虽平生翰墨之友闻之，亦怃然瞠若而已。晚识子瞻，评子瞻行书当在颜、杨鸿雁行，子瞻极辞谢不敢。虽然，子瞻知我不以势利交之而为此论”（《跋李康年篆》）。黄庭坚的议论，在宋代的确有点惊世骇俗，贬低了初唐书法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突出颜真卿与杨凝式，并指出苏东坡可以和颜、杨并驾齐驱。

　　黄庭坚对东坡书法极其倾倒，立论坚守书法的气骨境界，要有超逸的精神，不可媚俗，也不为世俗风尚而左右。他在多处发挥这个观点，如“东坡先生不解世俗书，而翰墨满世”（《题东坡小字两轴卷尾》），“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读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所以，他坚持苏东坡的书法是宋代天下第一：“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

　　二

　　苏轼的儿子苏过（1072-1123）最反對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他在《斜川集》卷六中说：

　　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后知其书。然其少年喜二王书，晚乃喜颜平原，故时有二家风气。俗子初不知，妄谓学徐浩，陋矣。公之书如有道之士，隐显不足以议其荣辱。昔之人有欲挤之于渊，则此书隐，今之人以此书为进取资，则风俗靡然，争以多藏为夸。而逐利之夫临摹百出，朱紫相乱，十七八矣。呜呼，此皆书之不幸也。

　　苏过捍卫他父亲书法超逸的精神境界，强调的是胸中勃发的浩然之气，就像苏轼称赞表兄文同画竹，是“胸有成竹”的。世俗之士，不懂这个道理，只从外表形貌来判断，说苏轼书法学徐浩，简直是荒唐，是鄙陋之见。

　　黄庭坚说东坡的字“圆润成就”“字形温润”“笔圆而韵胜”，这些特色都与徐浩书法在外貌上类似，因此，有人说东坡书法与徐浩可以呼应，也师出有名。黄庭坚虽然一味贬低徐浩，也曾说过：“东坡少时观摹徐会稽，笔圆而姿媚有余。中年喜临写颜尚书真行，造次为之，便欲穷本。晚乃喜李北海书，其毫劲多似之。”从字体的丰腴肥厚，用墨浓重而言，东坡的字与徐浩笔法是有接近之处，也无怪世间总是有东坡学徐浩的说法。但是，从书法追求的艺术独创精神来说，东坡书法的境界与徐浩就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黄庭坚念兹在兹、反复申说的论点，也是苏过不满俗子说他父亲学徐浩的缘由。

　　从用笔施墨的技巧而言，苏轼的好友李之仪指出：“东坡每属辞，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议者或以其喜浓墨，行笔迟为同异，盖不知谛思乃在其间也。……要之，东坡之浓与迟，出于习熟。”（《姑溪居士文集》卷十七）还说：“东坡捉笔近下，特善运笔，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浓研几于糊，然后濡染。”（同上，卷三十八）李之仪本身也是书法家，很能体会东坡写字的特性，研墨浓重，用笔迟缓，却毫不间断，跟创作的艺术思绪紧密结合，绵绵不绝，涣涣如流水，有如早春的冰雪融化，涓涓成为溪流。用东坡自己的话来说，就跟写诗作文一样，“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东坡书法的姿态，最显著的是丰腴肥厚，圆润浓重，打个不太尊敬的现代比方，很有点海派本帮菜肴“浓油赤酱”的意味。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东坡曰：“鲁直（黄庭坚字）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

　　两大书家相互调笑，东坡说黄庭坚的字瘦峭，像一条挂在树梢的蛇，黄庭坚回应一句，说东坡的字肥扁，像压在石头下的虾蟆。两人玩笑戏弄，比喻得有点刻薄，却相视莫逆，成为朋友间的一段佳话，倒也反映两人书法各有特色。曾敏行说“以为深中其病”，未免是皮相之见，容易误导后人的认识，以为艺术特色是“病”。其实两人的谑弄话语，真正道出了各自书法艺术创作的独创风格，是苏东坡与黄庭坚在书法史上不朽的原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东坡的《黄州寒食帖》以及黄庭坚的跋，出现在同一幅长卷上（见《黄州寒食帖》图），显示了同样学习颜真卿的书法精神，却展现南辕北辙的外貌，凸显个人的艺术风格，以树梢挂蛇对照石压蛤蟆，相映成趣。

　　前人谈苏轼的书法，总是指出，他年轻时书写风格比较俊秀，中年逐渐沉稳蕴藉，是学习了颜真卿笔力的丰腴厚重。黄庭坚特别强调这个看法，也是苏轼自己首肯的。苏轼三十四岁（1069）的时候，在当时可算是中年了，写过《石苍舒醉墨堂》一诗，其中说到自己写字的体会：“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是在自娱自乐之中追求艺术情趣。在他四十六岁，贬谪到黄州第二年（1081）之时，有姓唐的朋友为他展示了六家书法，有智永禅师、欧阳询、褚遂良、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的书迹作品，他写了《书唐氏六家书后》， 其中谈到浸淫书法的体会：“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明确说出，先掌握了楷书的诀窍，才能写好行书，然后才能写草书。还不会站立，不会走路，就想健步如飞，那是不可能的。东坡批评，有些人自夸草书写得好，却不会写楷书，不会写行书，根本是胡说八道。

　　苏轼还从书家的人品与性格，联系艺术创作的神思过程，反思艺术境界的追求：“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苏轼所举的“窃斧”典故，其实出自《列子》与《吕氏春秋》，说的是有人怀疑邻居偷了斧头，就觉得邻居的举止行径都像个小偷。《韩非子》也说过“智子疑邻”的故事，说的是天雨墙坏，儿子与邻居都说会发生盗窃，结果真的发生了。“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苏轼举证不那么严谨精确，有点混淆，不过，意思是明白的，就是以“窃斧疑邻”比喻书家与书法的关系，是说人品不正，对艺术创作缺少自我把持与执着，作品也就扭捏作态，谄媚俗好。

　　《王直方诗话》探讨苏轼论文章的审美境界，曾引与苏门学士来往密切的晁以道（晁说之，1059-1129）之言：“近见东坡说，凡人作文字，须是笔头上挽得数万斤起，可以言文字已。”苏轼相信，写文章要胸中有浩然磅礴之气，才能笔力万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他对书法的态度。关于写字技巧，陈师道（1053-1102）有过细腻的观察，指出苏轼与黄庭坚写字都不悬腕，说他们与王羲之的书写方式不同：“苏黄两公皆喜书，不能悬手。逸少非好鹅，效其腕颈耳，正谓悬手转腕。而苏公论书，以手抵案，使腕不动为法，此其异也。” （《后山丛谈》卷一）他做的解释非常有趣，以王羲之爱鹅作为书写技巧的张本，认为王羲之不是真的爱鹅，而是模仿鹅的长脖子婉转流动的姿态， 将其化为“悬手转腕”书写方法。苏轼的书写方式不同，把手臂放在书案上，保持手腕的姿态稳定，不随便转动，是与王羲之不同的。虽然陈师道是“苏门六君子”之一，熟悉苏轼的文章与书法，但是，这段论述大概形容的只是苏轼日常书写中小行楷的情况。苏轼也写擘窠大字，恐怕就不能总是“以手抵案”了。

　　苏轼写字有自己的体会，对人品与艺品的关系，再三致意，也就是黄庭坚崇尚东坡书法的根本原因。所谓“字如其人”，不是要书法艺术家化身为社会规范的道德表率，而是希望书家能够本着纯粹的艺术追求，有一种不求功利、不为世俗风气左右的“不食人间烟火”精神（黄庭坚也用类似的话语，称赞东坡在黄州写的《卜算子》一词），在审美品位的领域为文化承传开拓创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