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意如

　　蒲松龄是摹写男欢女爱的高手。除了那些简单的、直接上床的故事，他能把“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的过程写得极其动人（且不论他笔下的“淑女”是狐是鬼）。比如耿去病（《青凤》），荒宅有怪异之事，人家避之唯恐不及，他却明知宅有异，偏向异宅行。

　　蒿蓬疯长的荒芜楼宇中突现一家四口，就如荒山野地走来一个姑娘，除了不谙“妖”事的唐僧和愚笨贪婪的猪八戒，没人会相信她真的是“女施主”。耿去病应该很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但他却采取了那么一个欢乐的加入法，跳出来笑呼：“有不速之客一人来！”还理直气壮地向胡君要酒喝：“此我家闺闼，君占之。旨酒自饮，不一邀主人，毋乃太吝？”真是狂态可掬。而见到青凤后的表现，更是把这种狂态发挥到极致。当他拍着桌子大叫“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的时候，相信胡君心里一定是又好气又好笑，而读者和青凤一样，则被他深深地打动了。后半故事中，耿去病和鬼“灼灼然相与对视”的胆量，“倘宥凤也，刀锯鈇钺，小生愿身受之”的担当，还有随后对胡君的无伤大雅的报复，都令人欢喜。

　　有了这些生动的人物，故事当然也动听了。整个故事波澜起伏，青凤凡三避三现：耿去病蓦然闯入，青凤一避;因为他“粉饰多词，妙绪泉涌”，胡君让青凤也来当听众，于是一现;耿去病见到青凤的美貌，狂态发作，青凤二避;凝待终宵，青凤再现;胡君掩入，青凤三避;最后，青凤在耿去病书房中第三次出现，成百年之好。整个过程中，耿去病始终是个情种的形象，他“不避险恶”，读书楼中;他空等一年多，“未尝须臾忘凤也”。最后机缘凑巧，有情人终成眷属，完成了一个关于爱情的美丽童话。

　　我们读《聊斋志异》里类似《青凤》这样的故事，沉浸其中，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喝彩，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和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事实就是：那些男主都是有家庭的！而被我们忽略的人物，就是他们的妻子。

　　青凤三避之后，耿去病决定要搬到楼里去住。他“归与妻谋，欲携家而居之”。不知道他和妻子商量的时候有没有把搬迁的目的说出来，不管说没说，总之妻子是没同意。是啊，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举家搬入那么一个人人害怕的、“荒落益甚”的地方？如果耿去病把“冀得一遇”的目的说出来，对他和青凤来说，这个理由是够“正当”的，但对他的妻子而言，这也太不“正当”了吧？所以，“妻不从”是正常的，而耿去病竟然在“妻不从”的情况下“乃自往”，来了个“你不去我去”的自说自话，不知为妻的作何感想！后来，耿去病的叔叔愿意低价出售楼宅，他还是“携家口而迁焉”。这场搬迁，他妻子是什么态度，我们完全不知道。她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隐形人一样被热烈的爱情故事遮掩了。

　　这个美丽的童话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耿去病后来得遇青凤，虽然喜出望外，“如获异宝”，却是“另舍舍之”的。孝儿来求救之后，“生如青凤所，告以故”，要到青凤的住所去告诉她，可见青凤并没有进入他的家庭，他也没有和青凤住在一起，而是让她做了个外室。在一夫多妻制的情况下，男性可以有很多性配偶，名分和地位也各各不同。妻子当然是最“合法”的，须得明媒正娶，门当户对，对人品外貌也都是要考察一番的（尽管这种考察很大程度上不一定靠谱）。其次是妾，要求就没那么高了。常言道“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虽然同为配偶，地位差别却很大。妻是主人，妾却是奴仆，和丫鬟婢女同辈。《红楼梦》里赵姨娘和芳官吵架，最扎心的一句话，就是被芳官说：“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罢咧，这是何苦来呢！”把赵姨娘气得发怔。（第60回“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邵九娘是柴廷宾的妾，就自称“身为贱婢”（《邵九娘》）。《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在西门庆的一大堆老婆里“英勇奋斗”，却始终对吴月娘忌讳三分，原因就是名分不同。除了妻和妾，贵族家庭里，还有通房丫头，也叫“跟前人”。就是家长正式允许和男主人有性关系的丫头（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也算男主人的“合法”配偶。外室则是男主人在家庭之外的、比较稳定的性配偶。地位更低、也更不稳固。用邵九娘的话说，叫“买日为活，何可长也”。所以，如果有机会、有可能，外室都是非常愿意“外转内”的。比如邵九娘，还有《红楼梦》里的尤二姐。尤二姐嫁给贾琏是充当外室的，王熙凤把她“赚入大观园”的时候，她内心竟是非常喜悦，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做个名正言顺的妾。青凤和耿去病貌似爱得轰轰烈烈，最后就是这么一个没名没分的外室。

　　蒲松龄经常褒扬男子的“风流”。这些风流男子几乎都有不止一个性对象，而且享受得心安理得。对漂亮女子，追求得越大胆（比如鬼也好、狐也好一概不怕）、越野蛮（比如《章阿端》中的戚生，看到“神情婉妙”的女鬼居然“裸而捉之”，“渐拥诸怀”后就“强解裙襦”），就越是得到作者的赞赏，被称为“少年蕴藉，有气敢任”。在蒲松龄看来：任何男性，对任何美人的追逐都是正常的——只要这个美人不是已为人妻或将为人妻的良家妇女。在这个过程中，就如上面所说，越大胆、越野蛮，越值得称道。但有一条：即便是鬼是狐，也必须真诚相待，不允许始乱终弃。穆生“背德负心”，想抛弃对他有恩的狐女，不仅受到狐女的报复，也被作者批评“丧身辱行”，说“夫人非心之所好，即万钟何动焉”？意思是说，你要是不爱她，就给你再多钱也不能和她共枕席呀。（《丑狐》）反过来说，就是如果“心之所好”，那就应该不管三七二十一勇敢冲锋。像这样的“狂生”，如耿去病，如戚生，作者都是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的。和耿去病不同的是，戚生向追求到手的女鬼提出了要见亡妻的要求。一方面，他和亡妻深情款款;另一方面，章阿端也并未淡出，甚至還雨露均沾。这一系列举动，满足了作者对男性正面形象的所有想象：大胆狂放而又深情缠绵。

　　这就是说，在戚生所代表的男性世界里，爱情（姑且这么称呼）是保质不保量的：他必须对另一半真心以待，但不保证“另一半”就是一个人，甚至都可能不是一种性别。比如顾生，一面钟情于对门的美女，一面却和“姿容甚美，意颇儇佻”的少年私通（《侠女》）。这一点，在贾宝玉身上其实也有所体现的。他对袭人、晴雯还有其他女孩子的感情和行为，他对秦钟、蒋玉菡的感情和行为，和那些“皮肤滥淫之蠢物”的唯一区别，就是他是认真的，是尊重对方的。当然，曹公毕竟有胜出一筹的地方，那就是他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感情，这是另一个话题，暂且不表。这样，男性的情感世界中就出现了两重门：品质是一回事，数量又是一回事。

　　電影《侠女》剧照，1970 年胡金铨导演

　　《聊斋志异》有个杀人犯姚安的故事（《姚安》）。姚安是一帅哥，帅到什么程度呢？帅到成了型男的标准。宫家有个叫绿娥的女孩，非常漂亮，且知书达理，挑人的眼光也高。她母亲放出话来，非要帅到姚安这样的才肯嫁。这就有点貌如潘安的意思了。一才貌双全的美女以自己为标准，换谁都得高兴不是？问题是姚安已经结婚了，于是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对于姚安的行为，蒲松龄是指责的，说他：“爱新而杀其旧，忍乎哉！……截指而适其履，不亡何待！”这个评价很有意思。纵观《聊斋志异》，“爱新”之事层出不穷：比如耿去病之与青凤，陈宝玥之与林四娘（《林四娘》），景星之与阿霞（《阿霞》），魏运旺之与双灯（《双灯》），邓成德之于房文淑（《房文淑》），张于旦之与鲁公女（《鲁公女》），全都是“爱新”——这些人全都是有老婆的。“爱新”的结局往往取决于正妻的态度，只要正妻不反对，就可以幸福和快乐为结局。可见，作者并不反对“爱新”，他反对的只是“杀旧”，也就是“截指而适其履”——方法不对而已。

　　如果蒲老先生不分性别，对“爱新”一概采取宽容大度的态度，那么我们最多说，这老人家够开放、够前卫。可惜，他不是。对于男性，他觉得尽可以去“爱新”;而已为人妻的女性，则必须能容忍男子的“爱新”，甚至他还写了几个强烈要求丈夫“爱新”甚至不择手段让丈夫“爱新”的例子。比如林氏，尽管她“美而贤”，丈夫戚安期照样狎妓浪荡。在战乱中，林氏被掳，为保贞节，她毅然抽出敌兵的佩刀自刎。后来侥幸存活，终于感动了她那个浪荡子丈夫戚安期，发誓决不再相负。然而，林氏的贞洁保卫战绝不是她“贤”的全部内涵，她还要为丈夫找“新爱”，当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为了繁殖后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头百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条永远是他们寻花问柳的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挡箭牌。贾琏和贾蓉商量着偷娶尤二姐的时候，贾蓉出的主意就是：“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第64回“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在戚安期坚拒的情况下，林氏千方百计，让丫鬟冒名顶替，偷梁换柱，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最后终于让丫鬟海棠为戚安期生下两男一女。作者由衷地赞叹道：“女有存心如林氏者。可谓贤德矣。”（《林氏》）再比如青梅，做了夫人以后遇见了自己微时伺候过的小姐，不仅让她嫁给了自己的丈夫，还坚持让出了正妻的位置（《青梅》）。还有范十一娘，苦苦设计，怎么也要让自己的女伴封三娘和自己共“效英、皇”（《封三娘》）。陈云栖也是，“存心久”，要与女伴“共事”丈夫，还生怕婆婆不答应（《陈云栖》）。

　　相对而言，女性世界的情感标准就只有一个维度：必须钟情于男主，哪怕男主有再多别的想法。比如，戚生和章阿端“绸缪益欢”之后，提出让章阿端为他寻找自己死去的妻子。这是要把感情分一杯羹给别人的意思啊，这位端娘不仅不妒，反而非常感动，说自己死了二十年了，也没人想到自己，你如此多情，我一定尽力。然后，她居然把戚生的妻子找来了。当戚生和妻子重逢时，她识相知趣地主动退出，说：“两人可话契阔，另夜请相见也。”之后五天，戚生都和妻子在一起，好像没章阿端啥事。但章阿端除了两人“话契阔”之外，别的时间似乎也在场。第五天的时候，戚生的妻子要去山东投生了。看到戚生“哀不自胜”，章阿端建议戚生行贿监押者，延后十天出发。而作为对章阿端的感谢，是戚生“留与连床”，也就是三人同寝，两个女人共享一个丈夫，或者说，一个男人享受两个女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肮脏无耻的行为，蒲松龄却是津津乐道。而且，津津乐道的好像还不止蒲松龄一个。同时代的李渔，当友人“纳双姬”的时候，他贺词一首，说“二乔毕竟数谁先，鸳鸯枕畔须枚卜”（《笠翁一家言诗词集》），真是肉麻得可以。

　　《笠翁一家言全集》，芥子园原本，清康熙本衙藏版

　　章阿端如此，戚生的妻子也如此。一方面，我们感动着她“本愿长死，不乐生”的态度，从来只听说有偷生怕死的，哪里有“偷死怕生”的？但戚妻就这么做了。作者用这个出人意表的描写充分展示了戚妻的深情。而另一方面，我们却丝毫看不到戚生让章阿端“留与连床”时，她的嫉妒和尴尬，反而看到在端娘生病时，她为她寻医;在端娘变为魙后，她为她做道场。只有在做道场时“妻每谓其聒耳”的描写中，或许可以稍稍感觉戚妻对端娘的不耐烦。毕竟，她是戚生明媒正娶的妻子，她只有对男主尽忠尽职的义务。两次拯救端娘，似乎她都是看在戚生的份上。治病，是戚生“欲为聘巫医”;做法事，也是戚生“即将如教”;戚妻都是在“鬼何可以人疗”“度鬼为君所可与力也”的情况下才出手的。这种男性泛爱和女性忠贞并存的情况，是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基本状况。《红楼梦》中，这样的痕迹也清晰可见。唯一不同的是，曹雪芹让贾宝玉有了“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的想头，这里面所包含的深沉意义，就不是蒲老先生可比的了。

　　《聊斋志异》中，写得最多、也最好的是各种各样的花式偷情，在这个问题上，蒲夫子的立场坚定得很：男人尽管艳遇不断，女的必须虚怀若谷。因此，他对所谓的“妒妇”是痛加攻击的，与之相对，很多符合他标准的小三则闪亮登场，邵九娘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邵九娘作为优秀小妾的代表，具备了年轻美貌，巧手能干，以及能够忍让的德行。这后一点是最重要的。忍什么？忍大妇的种种刁难，甚至折磨。邵九娘在这个问题上简直行同圣人。首先，她主动放弃作为外室的优宠生活，自投罗网。然后，积极调解夫妻关系，即使惨遭毒手也无怨无悔。聊斋中的另一个故事，更是把小妾的这种“忍”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这个妾不仅外貌“颇婉丽”，而且身怀绝技，“不啻百人敌”，在一个盗贼撞门的夜里，挥舞一条挑水木杖，把贼人打得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就是这样一个女豪杰，居然平时里被大老婆“鞭挞横施”而“殊无怨言”（《妾杖击贼》）。忍耐功夫不得不让人佩服。除了忍，“让”也是必需的。让什么呢？让丈夫啊。毕竟丈夫只有一个，拱手相让才是美德。邵九娘就是这么做的。丈夫来时，“十余夕始肯一纳”。

　　在要求女性允许丈夫“爱新”的同时，作者又绝对要求女性守节，甚至连丈夫死后也不能另抱琵琶別嫁郎。耿十八病危时，一面假作大度地对妻子说：“我死以后，再嫁还是守节，由你决定。”一面却非要妻子回答是嫁还是守。妻子沉默不语，他又说，守节固然很好，再嫁也是人之常情。你明白说出来，我和你有个了断。你守节，我很欣慰;你要再嫁，我也就断了这一份情缘。这番假惺惺的话起了效果，妻子流着泪说：“咱家穷成这样，你活着还不能好好过日子，让我拿什么守节？”这态度应该没毛病吧？首先，是你坚决要我说的;其次，你也觉得再嫁是人之常情;再说，日子过不下去，再嫁也是不得已的。可是，这却让耿十八恨恨不已，一面死死抓住妻子的手臂，一面说着“你好狠心”断了气。用力之猛，竟然要两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把他的手掰开。这一幕本来挺讽刺的，小心眼的丈夫偏要充大气，死了也是洋相。偏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他让耿十八死而复生，而且“由此厌薄其妻，不复共枕席”（《耿十八》）。也就是说，还是他老婆错了：谁让你不肯守节？你不忠于我（尽管还只是说说），我就让你一辈子守活寡！

　　动画电影《小倩》海报1997年陈伟文导演

　　《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所谓爱情故事，包括我们读到的很多古典“爱情”诗（词），都和今天的爱情相去甚远。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看似都深情邈邈，但却绝对不是现代人对爱人的念想。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排他的两厢爱恋，更和婚姻没多大关系，所以，男人的婚姻状况以及婚姻中的主要人物、他的合法配偶，都是可以缺席的。同时，缺席归缺席，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又是不可撼动的，所以《聊斋志异》的故事中，“妻”时常会隐隐约约地出现，成为故事的背景。又由于古代社会阶层固化的关系，“小三上位”的可能性小而又小。聂小倩算是个例外，她在宁采臣的妻子死后“借博封诰”，扶正做了夫人。但前提是宁采臣的妻子死了，不然，她恐怕是要小三当到底的。（《聂小倩》）大部分类似青凤这样的男欢女爱故事，也就只能到成为外室或妾为止。《聊斋志异》，或者说蒲松龄，或者说中国古代大量和他一样的文人，所表现的所谓爱情，根本不是我们要的现代爱情。

　　最后要说明的是：上面这些文字并不是对蒲松龄的批判，而是想提醒现代的读者，尤其是用影视或其他形式演绎古典作品的人，别把这些爱情童话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