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长

　　

　　人的一生，无论大名鼎鼎，抑或寂寂無闻，就是一个名字的故事。有的名字，故事很长，长篇累牍，是一部长篇。有的乏善可陈，两三句就可说完，算是一个短篇。漫长的故事与短暂的故事，区别不在于篇幅，而在于一生变化中的饱满和复杂度。没有哪个人的生活，可以一字不差地被记录，可以不偏不倚地被阅读。没有完美的传记，只有合适的传记，而误读又不可避免地存在。我能想到的关于普通人最好的传记，是约翰·威廉斯的长篇小说《斯通纳》，也是穆旦的一句诗“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种题材的错位征用，是对普通人和普通生活的最大想象。至于那些不普通的灵魂，与历史时间捆绑在一起的人物，从更漫长的时间河流去观看，同样可以被视为普通生活，比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一生。

　　一

　　从《俄国思想家》起，我喜欢了以赛亚·伯林很多年。关于他的故事，听来的、看来的累积了不少。读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的《伯林传》（Isaiah Berlin： A Life），一路心驰神醉，时而与心里旧识映照，读完竟隐隐不舍，似有年少时读武侠小说的快感。传记之力不在于陈列一个人的终身成就，而在于照亮传主成其为这个人的挣扎过程。迷人的正是这过程，一个灵魂陷入困境、跃出困厄、重新升腾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超越自己与完成自己的过程。《伯林传》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清晰而又跃迁的榜样，直面一个流亡孩子以赛亚·伯林成为学者以赛亚·伯林的全部过程。这也是一个名字被时代、家人、朋友还有他自己一起点亮的非凡故事。

　　“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这是《伯林传》对以赛亚·伯林的第一认知。中国读者喜欢以赛亚·伯林，是因为他们关心现实生活，特别对日常政治生活有着非比寻常的迷热。政治生活是现实的，而现实生活常是暂时的，统治和被统治就永远是此时此刻。正如叶礼庭说的：“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关于观念的思索、陈述和辩论，都指向现实生活和在其中热切生活的人，更是关于何谓良好生活的指认与想象。要完成这份工作，必不可少地包括对坏生活的辨认和遗弃。伯林所谈论的都有现实生活的对象，他有时会与人辩论，但更多的是对迷乱的生活发言。

　　以赛亚·伯林在伦敦广受欢迎，他被想象为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被英国前后两代广播收听者们认为是牛津知识分子的声音的，实际上却是一个里加犹太人对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无意模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所模仿的这种声音逐渐变成了他自己的一部分。”声音的迷人之处在于腔调，有着神奇的塑造性，听众会自发地将他们听到的声音与发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在伦敦，伯林是一个外来者，一个犹太人，一个流亡者，以及牛津教授，他学习和模仿的声音，是同时代的牛津英国人，这恰恰符合听众对牛津知识分子的想象。模仿本身的指向也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理想身份。如果没有牛津知识分子的身份，伯林会被想象成一个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声音起初与他本人是分离的，久而久之，在日复一日的言说中，时间弥合了这种分离。声音会内化为发声者的一部分。伯林爱说话，胜于在纸上推演。热爱表达的伯林悄然改变了一种认识，即人们总觉得拙于言辞的知识分子可能更为深刻，更值得信任。风趣活跃的伯林不只深刻，还能抵达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份方向感和实践性，可以被理解为指点迷津。“每当人们追问他的思想纲领时，伯林至多会说：‘在学术上，我就像是一辆出租车。人们打个手势，我就停;人们给我一个指定的目的地，我就走。”这是伯林的可爱之处，也是解嘲之语。这话多妙，既放松，又骄傲。做思想的出租车，看似一句自嘲的玩笑话，仔细想来，这个人得做得多好，有能力送人到任何想去的地方，这取决于他对思想地图的熟悉程度，以及他送人的念头。我们众人，别说没能力做出租车，连成为理想的乘客都未必做得到。

　　二

　　叶礼庭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讲述伯林未被摧毁的少年生活，尤其是伯林的父亲，一个看似胆怯懦弱的木材生意人，在伯林成长道路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叶礼庭的深思熟虑，不仅体现在叙述策略上，还有他对童年叙事所能抵达的效果充满确信。

　　始于给家人创造好生活的愿望，伯林父亲一直想着逃离俄国。客观情况是，在当时经济困顿、缺吃少穿的俄国，伯林一家却从未被贫穷困扰。这是伯林父亲给他创造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基础。一个童年没有经受创伤的人，成年后多半不会对社交充满躲避乃至恐惧。这是一个悖论，穷出身的年轻人内心多少交杂着自负与自卑，出身良好的青年似乎更能平和地面对良好条件。当然，富人容易浪费条件，而穷人常常没有条件。能够有效利用条件的人，还得是向上的人。要说伯林和这种人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他支配着他的父母，即伯林父母所做的事情，大多数是为了孩子。正如传记中说的：“我们也得承认，他确实做了一些事情;如果换作别的人，则很可能会白白浪费这些有利条件。”

　　温饱有保障的少年生活，并不意味着都是美好。对于少年伯林心灵的发现，则来自外界生活的刺激。伯林讲述了一件事，在“二月革命”的风潮中，一个效忠于旧制度的市政警察，被群众发现，随即被拽到了街上，被人押走，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一个七岁孩子来得及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脸色煞白、面容扭曲的人，在被抓走的时候挣扎着。以赛亚不知道这个人会被带到哪儿去，但即便如此，他也马上就明白了，这人是没法逃命的。虽然那一幕转瞬即逝，却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称赞作者高超叙述技巧的同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孩子的心里，没有“革命”这两个字，新制度和旧制度都与他无关，他记得的是糖果，就像伯林自己后来讲述的，有一种巧克力棒会牢牢抓住他的注意力，他从来没有忘记这种形状像是一堆树枝的名叫“赫沃洛斯特”的巧克力。一个人从孩子面前被抓走，不管这人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作为孩子的伯林看到的是一个面容扭曲的人被暴力带走，是一个人被一群人抓走，为什么被抓走，孩子理解不了。这个生活细节给伯林留下的影响普遍而深远，即暴力革命是对人不加分辨的摧毁。一颗种子就此种在了小伯林年幼的心中，日后发芽长成了大树。

　　关于犹太人的苦难，叶礼庭讲述了一段伯林儿时的宗教学习经历。一个老拉比教孩子们认希伯来字母表，曾经停下来对他们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长大以后就会明白，这些字母中的每一个都浸透了犹太民族的血和泪。”这段话和这个场景在伯林心中埋藏了很多年，以至于在八十年以后，年老的伯林依然能够准确地讲述这件事。叶礼庭以抒情的笔触写到了这个场景：“八十年后，伯林在牛津海丁顿宅家中的一楼客厅里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失去了一贯的镇静表情，目光穿过花园，望着远处。然后，他又收回视线，重新看着我，恢复了平静，说道：‘那就是犹太人的历史。”老拉比的讲述和伯林的重述同等迷人。叶礼庭将处于叙述中的历史时间与八十年后的访问叙述直接相连，细节的张力由此产生。对伯林陷入回忆刹那间的出神的捕捉，尤为令人惊叹。我们可以相信，在那一刻，年老的以赛亚·伯林，肯定回到了儿时的那一刻，想起了老拉比的话，历史和现实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伯林对此深信不疑。

　　当伯林父亲决定举家逃离彼得格勒（即今圣彼得堡）时，具体去哪儿，他左思右想，久久举棋不定。伯林父亲想过去巴勒斯坦，但路途太远，而且那里犹太人太少，生活不便;去德国柏林和法国巴黎，又害怕反犹太情绪。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逃向独立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关于这趟旅行的叙述相当漂亮，有着虚构作品一样的举重若轻。一路上，伯林一家几次被官员刁难，父亲贿赂了他们，才得以脱身，抵达里加时钱包已经空空如也，一家人狼狈不堪，心情沮丧。读到这里，我想起了《日瓦戈医生》中的逃离旅行，在火车上熬过漫长的时间，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发现也不是藏身之所。没过多久，伯林父亲发觉里加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下定决心要去英国。在伯林父亲的心中，英国就是文明的定义，是文明生活的所在地，在那里不仅可以继续木材生意，还可以给小伯林提供不列颠教育。伯林父亲的这个决定，在日后看来，无疑是改变他们一家生活的关键一步。历经周折，终于弄好了去英国的证件，一家人出发去了伦敦。伯林还能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伦敦吃的第一顿早餐，是一盘火腿加鸡蛋。我完全能够理解作者赋予伯林父亲的重要意义，这个木材生意人对伦敦生活的向往，赚来的钱，以及他为全家生活的考虑，一定意义上成就了伯林无后顾之忧的未来生活。

　　伯林后来感慨说：“在这么多的恐怖当中，我居然如此平静而幸福地活过来了，这一点是最让我吃惊的。”回望伯林嘴里平静而幸福的一生，不能忽略他那富有生意头脑而又似乎怯懦的父亲，是他想方设法将一家人带到了伦敦，并把伯林送进了很好的学校，不必为生活忧虑，不必为职业而心生烦恼，想学什么就学什么。直到年纪稍长，伯林渐渐意识到了父亲的重要，忍不住为他感到难过，“他从来没有真正地生活过”。很难说伯林父亲逃离故国的选择是完全出于害怕，他也是为了孩子和家庭。在他心里，家庭生活（包括生意）比政治生活更为重要。这个父亲形象，就像塞尚的父亲意识到儿子无心生意、一心想画画时，做出了一个决定，成为小银行家，为孩子好好赚钱，让他未来不被生存打败，不会落魄而死一样。事实上塞尚的父亲做到了，伯林的父亲也做到了。作为父亲，他们都做了一个父亲所能做的，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孩子会如此伟大。叶礼庭对此心知肚明，才不吝笔墨写下了这些篇章。

　　伯林母亲的影响也无法忽略，这个时常与父亲意见不一致的女人，充满了对婚姻生活的厌恶。在伯林母亲看来，父亲呆板乏味，生活无趣，不爱阅读，不喜欢讨论，而伯林母亲更渴望智力上的刺激，阅读最新的小说，比如D.H.劳伦斯的作品，她想要得到爱，想要得到提升，可她自己觉得什么也没有得到。她身上充满着爱的力量、强烈的挫折感和完胜的生命力，这让伯林感到敬畏。母亲对伯林有着更为明显的影响，尤其在智力和心灵方面。叶礼庭对伯林母亲给予了同样的关注，但他克制着抒情的冲动，没有对此做出更多的评价，只是谨慎而客观地引用伯林的讲述。

　　一个温和的父亲，一位强势的母亲，两人婚姻关系的不和谐，日常生活的阴冷僵持，生长于其中，不可能不对敏感的伯林产生影响—缺乏安全感，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左不右的立场。在以后与女性相处的岁月中，伯林表现出来的犹豫、不自信，显然与此有着难以忽略的关系。难怪伯林会说：“曾经梦想做一个凡尔纳小说中的科学家，通过舷窗观察海底世界。这是一个既无所不知又保持距离的幻想—探索着世界的深处，同时又远离危险，毫发无伤。”起到保护作用的“舷窗”，在伯林的学术生活、情感生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旦危险来临，或者他感觉到不安全，伯林便会退缩，这一点在他与阿赫玛托娃的情感经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伯林来到苏联，见到心中的偶像阿赫玛托娃时，面对她再明显不过的暗示，伯林没能向前一步，而是选择了退缩，近乎落荒而逃。多年后，两人伦敦再见時，伯林陪在她身边—“当她站在谢尔顿剧院里听别人用拉丁文向她喝彩，称她为‘过去的化身，安慰现在并给未来以希望的时候，他就在她的身旁。后来，当她在伦道夫旅馆招待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向她献殷勤的俄国客人们的时候，他也在场。当她朗读自己的诗歌、对着录音机吟咏那些深沉而响亮的节律时，他仍然在那儿。她离开了伦敦，经巴黎回俄国，以赛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她第二年就去世了。”

　　三

　　“在以赛亚的一生中，流亡的痕迹虽然模糊，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在抽象的层面上，这种痕迹表现为他对于归属的需要的尊重;在政治上表现为他的犹太复国主义;在道德上则表现为他对十九世纪历史上那些处于边缘、受人排斥，或是被激怒的人物形象的着迷。就个性而言，这种痕迹又表现为轻微的暴躁易怒，以及对于细枝末节、对于任何一种将他视为外人的姿态的过分敏感。”叶礼庭这样总结。只有同样深邃的心灵，才能更准确地感受另一个卓越而幽深的灵魂。叶礼庭生于一九四七年，俄裔加拿大人，写《伯林传》时四十一岁，是国际公认的政治家、学者。与伯林不同的是，叶礼庭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

　　好的传记作家必须画出传主的精神地图，并找到地图渐渐形成的原因。伯林的犹太复国主义、对身份归属的需求、对边缘人物的着迷、对被视为外人的敏感，这些都可以从童年找到原因，幸亏没有经受多少贫乏穷困的生活，故而少有怨气。与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和阿赫玛托娃的交往，便来自他对这些边缘人的着迷。与其说伯林着迷的是这些人物，不如说他真正迷恋的是十九世纪的文化遗产，而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物就是遗产。这种种精神地图的边缘，能最终合适地镶嵌一起，与伯林值得赞叹的对身份的适应能力密不可分。身份危机在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就像帕斯捷尔纳克不度过身份危机，就无法写出《日瓦戈医生》。而适应环境，势必与放弃部分自我有关，取悦他人是一种最显眼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式，由此带来的自我厌倦也无法消除。这是伯林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一方面可以说是伯林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英国文化本身的容纳程度。

　　“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要优于骄傲自得和民族使命感;自由与效率二者或许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前者优于后者;对那些重视自由的人而言，多元性和非整齐划一总是优于那些无所不包的系统用强硬的手腕迫使人们服从的做法（无论这样的系统是多么理性和无私），也优于多数人对那无告的少数的专政。”伯林认为，所有这些观念都带有“深厚而独特的英国特性”。必须说明的是，英国文化至今仍在影响着许多人，对别人得体的尊重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是自由生活或曰良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倒不是说英国体制的完美无瑕，而是一种表达反对态度的结果，不会被清算和碾压。叶礼庭选择了一个词“体面”，来塑造伯林。伯林想做个体面的人。何为体面呢？不仅仅是面料良好的西服，也是对人得体的尊重和不同意见的容忍。体面是一种政治风向，也是生活机制。

　　先把伯林引向哲学的是他年轻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拉什米利耶维奇。如今我们不必追问他是如何引导伯林的，更可能是一种无意识。就像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时的朋友会影响你终生，他們的兴趣热情，尤其是那些活蹦乱跳、求知欲强盛的灵魂，他们的爱好会引发你往哪儿去，如果他们热爱喝酒，那么你也很大可能会沾上这样的习惯。在哪儿才能遇见更有活力的灵魂？在更好的学校，更好的社区里。传记作者保持了客观而必要的距离感，在提炼赞赏时给出独立的判断，这才是优质的传记，不是为了树立一个标杆，而是接近观察一个灵魂，通过打量、观察和分析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路程，得以接近和感受到灵魂之光泽。阅读传记为了什么，是要自我学习得以提高吗？回到最单纯的目的吧，看一个人的生活，无论他杰出非凡，抑或默默无闻，甚至粗鄙邋遢，都有乐趣。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日，对伯林来说是个大日子。这天在街上，伯林的朋友、上一年就当上了教授的葛伦威·里斯走到他面前，告诉他已经被选中了，可以留在牛津大学当老师。这样的叙事很有趣，就像武侠小说一样，侠客的成长总有意外而又激动人心的收获，为什么会被选中？伯林才二十三岁，还是一个犹太人。

　　有意思的还有，伯林在牛津大学做了一场讲座，眼见着一个哲学大牛带着助手进来，坐下听他讲话，这个人就是维特根斯坦。讲座当中，维特根斯坦不同意伯林的观点，同他讨论了起来。面对这样一位哲学巨人，伯林尽可能巧妙地避而不答，那些助手们则洗耳恭听着每一个字，不敢插话。一个小时以后，维特根斯坦站了起来，他的助手们也跟着站起来，他隔着桌子伸过手来与伯林握了握，说：“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谢谢。”在叶礼庭的讲述下，这就像我们读过的许多武侠小说，一个后起之秀和一个名满天下的高手在过招。多好的叙事场面和情节，维特根斯坦出场时的穿着，以及他离场的样子、他的助手留下的话都是体面的反馈。当然，伯林输了，这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缺失和弱项。输给维特根斯坦没什么丢脸的，何况维特根斯坦给了他体面的台阶，他带着助手来听就是一种礼遇。从此伯林放弃了分析哲学，转向观念史。

　　当伯林在BBC的讲座获得大名时，很多朋友祝贺他，纷纷发来贺信，有一句话堪称经典：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我瞬间记住了这句赞叹，语法结构的错落效果、语言的跨界征用绝妙至极，世人皆知帕格尼尼的炫技，挪用在讲台上竟如此贴合。以后评价一个人，这语法结构可资借用。诸如，评论家中的乔丹，准确又优雅;小说家中的赫本，比美女作家的说法高级许多;编辑部里的温格教练，慧眼识英雄……伯林迎来了他的盛名时期。

　　传记的开阔性正在于通过传主的交际网络，触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和时代氛围，伯林接触到的牛津大学众灵学院、二战氛围、丘吉尔、维特根斯坦、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都被牵连了进来。他开始看出纠缠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所有幸存者身上的羞耻之情。第一次见帕斯捷尔纳克时，伯林就发现，他对西方的理想化实在让人觉得窘迫。他似乎相信，西方曾经有过俄罗斯人难以企及的“一次艺术和文学的惊人繁荣”，当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西方没有超越俄罗斯，也没有忘却他，还有阿赫玛托娃。理想化时刻出现，至今阴魂不散。只有像伯林、纳博科夫这样有流亡背景的人，对西方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想象一种理想的状态。

　　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视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传统最后一个真正的代言人。伯林则是来自那个失落了的欧洲世界的来访者中最为稀有的一个：一个以俄语为母语的人，他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一样，觉得十九世纪的文化是自己的精神家园。有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是幸福的，有寄托之地。帕斯捷尔纳克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代表，他的《日瓦戈医生》写的就是一个身上流动着十九世纪血液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医生所经受的反面。伯林呢？一个弃儿，一个逃离国家获得新生的俄国人。他们有多少共同的思想资源？有一点可以肯定，都是被伤害者。

　　帕斯捷尔纳克身上的身份危机比伯林更大。当帕斯捷尔纳克度过身份危机之后，写出了《日瓦戈医生》，他请伯林带回了英国。一部杰作，一部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与伯林有关。日瓦戈医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思索战争，思索爱情，也思索对自由的渴望。

　　四

　　以赛亚·伯林不是完美无瑕的，叶礼庭直言不讳，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古典文学学生，因为古典文学家们需要的是整洁而有条理的头脑，而他这两者都不具备”。这或许是客观的叙述，但我更认为是一种叙述策略，叶礼庭在暗示传主伯林对此不介意和宽容。这种宽容符合伯林的性格。

　　好的传主不干预传记写作，不管他是假装大方还是真的无所谓写作者的评价。否则写作者会时刻揣测如此下笔是否会取悦传主或是惹他不高兴。当然这纪律对写作者也构成了同等的要求，甚至更加严苛，不能因为传主不发言就为所欲为，不能假公济私、发泄私怨，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都要有来处，都要有相应的严谨的材料予以支撑。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适合传记写作，既要心悦诚服地欣赏传主，又能保持客观公允的评价。

　　叶礼庭将伯林作为一个对话者进行塑造，相对于纯粹的写作者和学者，他更是一个谈话者，身上洋溢着一种苏格拉底、孔子的传统影子。叶礼庭同时也察觉到了伯林身上的品格，即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以敏锐与自信的态度去追求它。这一点观察至关重要，不但可以解释伯林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朋友，为何他会不断变得博杂而深邃。一个能时刻从别人身上发现优点，且能识别那是自己缺失的，实际上这是两种能力的综合，一是发现别人的长处，并加以吸收;二是自省的能力，时刻审视自我的缺失。唯有这两者同时拥有，一点点精进才变得可能。一生都能保有自省，对任何一个人都不容易，况且还是伯林这样拥有千万拥趸的明星学者。现实生活中，善于发现他人身上优点的人，会获得更多友好的反应。伯林一生的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不少拉他一把的伯乐。这当然不是他的运气比别人更好，而是他的善意，不纠结于对方具体细枝末节观点的坦诚所获得的回报。任何一个出人头地的人，都需要遇到许多伯乐，这未必是社交的附丽，更可能是这些伸出援手的人，在一个年轻人身上闻到了熟悉的气味，乐观地说，是遇到了曾经的自己。叶礼庭对此给出了意味深长的解析：如果批评伯林太容易为上层社会所吸引、太过世俗化，就是忽略了他性格中的一个本质因素，亦即他喜欢世俗性，喜欢对权势世界的内部运转方式有某种把握，喜欢听闲话，喜欢试着去了解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卑劣动机在让这个世界运转下去。“世俗性”在他的词典里几乎已经和所谓的“现实感”成了同义词，而这种现实感正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明显缺乏的。

　　必须对伯林的世俗性加以甄别，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势利，不是对名利的苦心钻营，而是对现实权力生活如何开展的好奇，是他参与现实生活的直接方式。伯林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是在场者。从他为丘吉尔政府写国际政治分析报告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伯林不回避这一点，很多欧洲知识分子不愿为之。于伯林而言，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既是保持思想活力的不二法则，也是发现思想本身的行为。上层社会能够接纳伯林，源于上层社会对犹太人智识的认可和尊重，而不仅仅是附庸风雅。金融财团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伯林的关注，可以理解为犹太人巩固民族精英的圈子化，也可以理解他们对学者伯林的尊重。如果只为了面子，他们根本用不着派出私人飞机接送伯林。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的接触方式，伯林之路堪称经典。融入又保持独立，合作又秉持批判，工作之外又是朋友。因為世俗性，也因为不拒绝甚至享受来自人们的欢呼，伯林一直在变化，尤其是确定自身真正区别于他人的用武之地。三十岁不到的伯林写完《卡尔·马克思》后，就意识到了书斋里的学问不能满足自己。换一种稍显刻薄的说法，伯林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局限，在书斋学问之路上难有大作为。

　　五

　　作为英国社会里的一名犹太人应当如何生活？

　　终其一生，伯林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学术生活，还是私人生活。犹太人这个身份属性，对伯林始终是个问题，他似乎没有像他的同胞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度过身份危机。当然对伯林而言，说是身份危机有点夸大其词，但困惑伴随其一生。

　　“他慢慢看出，世上有人不断地否定人类有知道自身命运的权利，即使在他们走向毒气室的时候也一样。”这是后期伯林的伟大之处，他从此找到了自由及其背叛，一次又一次的确定和提升自我是伯林的生长之路，伯林一直在向上，在放弃中转向，在转向中确立自我，一生都在进步是不容易的，渡过多少险滩和走过多少弯路以后才有的坚定。伯林是一个需要对手的人，对话辩论使得他不断完善自己，就像本书中一直提到的，他善于从别人身上发现他自身所缺失的优点。伯林说：“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因为它接受人类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同时又通过各种民主机构保持着一个让这种冲突在其中可以得到和平处理的场所。”这会实现吗？也许已经实现了，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很难下定论。

　　伯林有他的情感底线，不推己及人，尤其在思想这一领域。不要因为自己悲观就认为世界上都是悲观没有希望的。不要因为自己卑劣和卑躬屈膝，就认为整个生活像乌鸦一样黑。不要因为自己不健全，便不承认世界上有任何纯洁无瑕的东西！为此他的中间路线从他的左派和右派朋友们那里招致的不快常常折磨着他。

　　一只渴望成为刺猬的狐狸，这就是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