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译完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国内读者不熟悉这位在日本长销多年的随笔作家,不免要絮叨几句她的来历。
先说说我和武田百合子作品的最初邂逅。
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二年,由《富士日记》开始,武田百合子的作品陆续面世。对于生活在日本的读者来说,在出版宣传期间,不管是浏览报刊,还是乘坐交通工具(日本的电车里经常有新上市的书籍广告),都有可能知晓她的书。又或者,如果是稍微熟悉文学圈的人,会知道,武田百合子是著名作家武田泰淳的遗孀。有些人便是由泰淳作品延伸,读到她的书。
文学的代际更迭是很快的,除了被奉为经典而在书店书架上占据一席的作品,很多书会渐渐被人遗忘,或只被少数特定的读者搜寻和阅读。武田百合子的创作期的落幕,距今将近三十年,但今天的日本读者,仍然很容易在这里那里遇见她的作品,究其原因,是因为无论过了多久,仍有许多人被她文字的魔力俘获—武田百合子的读者当中,有许多的作家,一代代作家为她撰文,余响绵长。例如,小川洋子在书评中写道:“当读到优秀的日记文学,常有这种感觉,自己的胸口被语言一把抓住,并被拖进世界的深处,那个世界,藏在穿越日常的前方……阅读《富士日记》,等于是被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点亮的光所引导,做一场意想不到的遥远旅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这么丰富和深厚,并为此感到震惊。”
作为住在中国的日文读者,我并不是看了某篇书评而遇见武田百合子的。知道《富士日记》的契机是八、九年前偶然读到的一本书,高山直美的《今天一天也是无事日记》。这本写于“三一一”地震前后的日记,不管是内容还是标题,都是对武田百合子作品的致敬(日语里,“无事”“富士”的发音相近)。生于一九五八年的高山直美除了散文家的身份,还有一个头衔,“料理研究家”。她开过餐厅,出版了一系列实用又充满日常感的食谱,在生活类杂志《ku:nel》上开设有专栏。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武田百合子的爱,她十多年如一日在网上写日记,这些日记陆续成书,题名为《日日饭》。
《今天一天也是无事日记》是《日日饭》系列的延伸,高山直美和丈夫在山梨县的山里买了老房子进行修葺,种菜、做饭,书中除了这些日常,还包含了开车走访震后地区的记录,是兼具生活气息与人的悲悯的日记文学。高山直美在序言里便提到《富士日记》,我以为,那是类似彼得·梅尔作品的生活随笔。只猜对了一半。读过才知,《富士日记》确实是一部山居日记,却很难简单概括。武田百合子(武田花摄)
还是借用另一位作家的话吧。角田光代写过一篇文章,《生活暗藏的力,日记的凌厉》。文中写道:“正因为前提并不是让人读,其中有全不矫饰的视线,生活的本来面貌。这部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正因为是日记,武田百合子如同光着身子的婴儿般的视线才会栩栩如生,读者便以她的视线观看世界。季节的变化、生物们理所当然地生和死、人的古怪的有趣……读者以武田百合子的视线接触到这些,并为这些事物的新鲜而震惊。”
不约而同地,小川洋子和角田光代两位当代女作家都用了“震惊”来表述她们阅读武田百合子作品的感受。那也是我的感受。这些年里,我陆续读完了武田百合子的全部作品,还嫌不够,又找了与她有关的一些书。武田百合子的世界有其魔力,一旦涉足,便不想离开。
正如角田光代的文章所述,武田百合子最为日本读者熟知的《富士日记》原本不是写给外人看的。大多数热爱文学的人只要开始写作,就会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武田百合子很特别。
从一九六四到一九七六年的十三年间,百合子和丈夫武田泰淳为了逃避东京的社交喧嚣,只要得空就前往位于山梨县鸣泽村字富士山“富士樱高原”的山庄,在自然环绕中度过山居生活。泰淳是“第一次战后派”著名作家,他负责赚钱养家,但不管家中财政事宜,买车买房都是百合子一个人拿主意。房子建好后,泰淳按照文人的习性,给山庄取了一堆名字,诸如“寸心亭”“百合花亭”,最终写的名牌却是最简单的“武田山庄”。
伴山而居也不光是听上去那么惬意。尤其是头几年,东京与富士山之间的道路尚不发达,开车单程要四五个小时,中间停车吃饭稍作休息,就要耗去大半天。山上夏天凉爽却多虫鼠,冬天有水管冻裂和汽车引擎冻坏的危险,遇上雪天,车即便套上雪链也不一定能通行。因地处偏僻,无论买菜还是买其他生活用品,都需要開车下山。种种辛苦不便,换来的是四季山景和不被打扰的生活—武田家故意连电话也没装。在东京,百合子要操持家务,照顾女儿,打理作家身边的一应杂务,并在丈夫外出时开车接送。对她来说,武田山庄的生活等于躲进山里透口气,为此,夫妻俩还把独生女武田花送进寄宿学校。不过,百合子难得的闲适也有人捣乱—泰淳提出,让她在富士山期间写日记。
山居小屋刚盖好的时候,丈夫把一册别人给的日记本放在我面前,说道:“这个送给百合子。你来写日记吧。只在山上期间写就行。我也会写。我们轮着写吧。怎么样?这样你就会写吧?”我摇头。他又说:“随便你怎么写都行。要是没东西写,也可以只写那天买的东西和天气。如果有好玩的事或者做了什么,写下来就行了。用不着在日记里抒情或反省。因为你是个不适合反省的女人。你只要一反省,就会耍滑头。百合子经常和我说话或者自言自语,对吧?就像你说话那样写就行。你按自己容易写的方式写就行了。”(武田百合子《那时候》,中央公论新社2017年)武田泰淳(1912-1976)
虽然有时在日记里抱怨“手疼,写字好麻烦”,百合子还是一路写来,不觉就是十三年。至于一开始提出“轮流写”的泰淳,只写了十来篇。有时女儿也凑趣写个几行。总的来说,百合子的日记不仅仅是一个家庭在昭和年间的生活记录。山庄的生活介于“日常”和“旅行”之间,她写下了一日三餐、购物记录、花草鸟兽、当地人的言谈举止,所有这些细节构成了包容一切的“生”;与之对应,日记中也出现了许多死,朋友的死、报纸上的事故、山庄周围发生的自然死亡(大多是鸟和虫)、宠物狗波可的死。
到最后,是她的人生伴侣的离世。
比百合子年长十三岁的泰淳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死于胃癌和已转移的肝癌,日记结束在那年的九月二十一日,他住院的前一天。从他五年前因糖尿病中风,日记中就不断出现关于他的身体记述,其间有一年,百合子更是因为照顾病人的劳累停止记日记。纵然如此,她的笔触一贯冷静克制,并没有过多地沉溺于自身的情绪。那些文字甚至给人一种感觉,她仿佛要通过记录,来挽留泰淳在身边的时光。
泰淳过世后,与他有密切联系的文学杂志《海》提出要刊登百合子的日记,收进“武田泰淳追悼特辑”,她立即同意了。以《富士日记—今年的夏天》为题,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海》刊登了百合子写于当年夏天的日记。翌年,又将最初几年的日记做了连载。杂志上的百合子日记广受好评,于是全部日记在一九七七年成书,便是上下两卷的《富士日记》。那年,百合子五十二岁。
《富士日记》刚一出版,便引起文坛的某种震动。泰淳的同辈好友作家们纷纷不吝赞美之辞,例如埴谷雄高为“书腰”写的推荐语,说百合子是“天衣无缝的艺术家”。日语的“天衣无缝”与中文含义不同,应该译作“浑然天成”。这个词以及“天真烂漫”,一直被沿用到现在的《富士日记》三卷文库本推荐语。不过,放在今天看,这些形容词或许体现了老一辈作家们对未知的巨大才能的恐惧,他们不知该用什么标签来将百合子写的东西分类—毫不矫饰,却直击人心—便试图用“天生”“艺术”等语汇,将其推到和文学无关的场域。他们的“晚辈”写作者要坦率得多。色川武大在《富士日记》新版文库本(1997)的解说中写道:“文如其人,可她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呢?我感到绝望。”
另一方面,百合子本人也没有身为作家的自觉。
我从小就一直认为,譬如写东西的人、画画的人、弹钢琴拉小提琴的人、跳舞的人,这种人生活在和我无缘的遥远世界里。文章不是自己写的,而是在书本上读的。钢琴是买票去听的。我没想过要当生产文章、绘画或音乐的人。出于兴趣写文章,出于兴趣绘画—我感觉我也做不了这种事。自从我和生产文章的人一道生活,我的这种心态变得愈发坚固。(《那时候》)
与百合子的自我认知无关,文字一旦成书,优劣自现。《富士日记》拿了专为女作家设的田村俊子奖,其后出版的《狗看见星星—俄罗斯旅行》(中央公论社1979年)获读卖文学奖。后者是她在一九六九年的旅行日记。那年,泰淳为了犒劳不仅打理整个家,还长期给自己担任司机和助理的百合子,带她参加了“白夜祭与丝绸之路之旅”,从苏联境内走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同行者有泰淳的多年好友竹内好。《狗看见星星》是一部奇异的游记,做那趟旅行时四十三岁的百合子对沿途的历史文化毫不感兴趣,以她特有的目光截取了鲜活的当地风景。她笔下出现了吃食、遇见的人,以及上厕所和购物的经过。比起纵古通今的博学式导览,读她的书,随书游览的实感更为鲜明和强烈。
在后记中,她写道—
真的是狗看见星星的旅程。真开心。边旅行边玩儿,就像线断了,飘走。
“我一直想和竹内还有百合子一起旅行。再说今后恐怕没有三个人一起的机会了。”武田在为旅行做准备时说的这番话应验了。武田患病,之后不再出远门,于一九七六年的秋天去世。五个月后,竹内也去世了。
寫完后,我不由得这样想—回国的飞机载着他俩,就那样化作宇宙飞船,上了轨道,永远巡游在无明的宇宙中。飞船飞过我头顶上空的远处,又消失。充斥着白色光线的船舱内,那两个人在开心地继续喝着酒吧。
只有我,不知何时,不知在哪儿,途中下了飞船。
百合子和泰淳结婚并生下女儿武田花,是在一九五一年。他们一同度过了二十六年的婚姻生活,如果加上恋爱的时期,两人相伴共二十九年。
他们邂逅之初,正值战后荒凉又混乱的光景,泰淳三十啷当,是个穷作家,二十出头的百合子是兰波咖啡馆的女招待。说是咖啡馆,同时兼售非法的私酿酒。该店的老板是出版诗歌和画册的昭森社社长,出版社办公室就在二楼,楼下的店堂自然成了一干文学青年和中年们的聚集地。
到兰波咖啡馆之前,百合子做过好多种工作,还曾经穿街走巷,贩卖熟人加工制造的巧克力。
当我四处兜售用葡萄糖混上美军的好时可可粉做成的巧克力球的时候,有个客户是位于神田神保町富山房背后的R酒坊。我送去巧克力球,一周后去拿卖掉的那部分的钱,并补货。当我拿到货款,看看周围,只见几乎所有客人都紧紧地捏着酒杯,杯里装着透明的或稍微有点浑浊泛白的液体。此时我在椅子落座,成了客人,用卖巧克力的钱点了和大家一样的东西(私酿烧酒)。烧酒沁入五脏六腑,一直到指尖都充满了力量。比起黑市上的猪排盖饭或天妇罗盖饭,更加切实而迅速地让人有饱腹感。就这样每周赚了钱喝酒,我意识到,干脆在这间店工作,不是更直截了当吗?我成了女招待。不久便离开家,住进店的二楼。(《游览日记》,作品社1987年)
对于和泰淳结婚的历程,她的叙述很简单。
和武田初次见面,是在我当时工作的咖啡馆兰波……他在“兰波”的客人当中并不起眼,有种阴暗的感觉,还有点害羞,我的印象是,他和女性说话比较笨拙。
武田让我吃我爱吃的,他自己沉默而羞涩地喝着私酿烧酒,我不知怎的喜欢上了他。那之后,我们一起过了二十五六年。其间,容易厌倦的我一直不曾厌倦,我想我毕竟还是喜欢他。(《那时候》)
实际的情形要复杂一些,因篇幅所限,在此不做详述,还是回到百合子的作品。
如果说,《富士日记》和《狗看见星星》对早年日记的誊抄(并非单纯抄录,百合子做了细致的字词调整,她实际上是个诗人一样的写作者,读过便能明白),是借着重写,再一次度过已逝的时光,那么百合子在这两本书之后的随笔写作,更像是娓娓道来的闲聊。
“孩子爸。无量庵的电线杆那里有一坨雪白的狗屎。是吃了什么才会那么白啊?”我有个毛病,从外面回来,就把刚看见的事,发生的事,按我的心情的一起一落讲给丈夫听。我是个话痨。听我讲话的丈夫走后,除了写信和明信片,偶尔,我会像这样写文章。已经没办法和丈夫聊天或吵架,仿佛作为替代,我往稿纸写下文字。而且,像这样在稿纸上写文章,就能拿到钱。感觉就像自己到工地上努力干活儿来着,有这种喜悦,所以我才写。(《那时候》)
百合子写得不算多。有时,编辑约稿,她在电话里讲自己喜欢的电影,讲得实在有意思,编辑说,你把刚说的写下来,不就行了吗。她拒绝道,我现在有个随笔连载,写不动其他的。她陆续出版了几本书,一九八四年《语言的餐桌》,一九八七年《游览日记》,一九九二年《日日杂记》。
泰淳去世后,百合子又生活了十七年。成为摄影师的武田花后来回家和母亲同住,《游览日记》的照片都是花拍的。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百合子因肝硬化去世。
到如今,说起武田泰淳,很多日本人的反应是“武田百合子的丈夫”,毕竟《富士日记》的读者为数众多。泰淳曾写过:“我们这些第一次战后派,被看作是描写人类的极限状态的,夸张的哲学性的群体。”时代变迁之下,泰淳的哲思对现在的读者来说可能显得晦涩或沉重,他的影响渐渐衰微,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他本人应该不会太在意,出身僧侣家庭的他还写过:“作家与和尚都是获得布施,并把不着调的教导硬是塞给對方,在这一点上,都是不可靠的生意人。”
此次由理想国引进和出版的是武田百合子生前最后一本书,《日日杂记》,也是她晚年文字进一步圆熟的佳作。之所以要加“生前”这个定语,是因为在前几年,武田花终于将她母亲其他未成书的稿件做了整理,便是中央公论新社二○一七年出版的《那时候—单行本未收录随笔集》。
《日日杂记》乍看有点像《富士日记》的延续,每篇开头都是“一天”,没有具体日期,消解了时间,读者可以从叙述中判断季节和场所。也因为这种模糊性,一天可以是写作者的当下,或记忆中遥远的某一天。也像《富士日记》一样,文字浸透了“生”和“死”。仅举一例,当百合子在小饭馆橱窗前,打量里面陈列的蜡制套餐模型—
关东煮宽面套餐(宽面+关东煮+三色年糕团+蜜豆)等,各种各样的组合,一共十种左右。我仔细地看去(那里面煮久了的关东煮萝卜就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似的,做得逼真),突然,一股情绪像热水一样涌上来,死后的世界该很寂寥吧。那个世界没有这样的热闹吧。我还想在充斥着这些东西的世界再活一阵!
……晚上,我看了电视台转播的舞台剧《妇系图》“卯总”那一场,阿茑重病卧床,真砂町的老师家的小姐送给她一副紫色衬领,她说了一句有名的台词。“我对浮世产生了眷恋。”而我对浮世的眷恋,是那排成一排的蜡做的食物模型。
对百合子来说,写作,是让时间停留在纸面的魔法。阅读百合子的作品,感觉就像一场场或长或短的时间旅行。
在百合子成为作家后(这么说仿佛有些奇怪,因为从日记看,她无疑早就是个作家,只是尚未公开发表),编辑和朋友们多次建议她写小说,她却一直笑而不答。《日日杂记》虽用了日记的体例,读来很像一篇篇精短巧妙的小说。作为百合子的译者和“铁粉”,我以为,她的创作早已超越了文体的界限,是日记,是小说,是诗。
是撷取到手仍在呼吸的,生活的枝与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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