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中无花,则类鸟兽”
今年的东京,早早地进入了梅雨季。
石间、路边、竹畔、门侧、篱旁……镜花水月的紫阳花,也早早盛开。紫色、粉色、蓝色、白色,团团簇簇,点缀着初夏的东京。正冈子规的俳句说:“紫阳花呀,你是昨日真今天假。”原来,紫阳花在五月长雨沁润下的色变,只在一夜间。
这一年多来,笔者在东京防疫抗疫,外出散步也成常态。走街串巷,计算下来至少路过千家万户了。赞叹的是万户千家的日本人,几乎家家都种植各类花草苗木。道旁路边,房前屋后,浅庭深院,新绿与白花,红花与新翠。庭内花香飘溢,墙外花枝伸展。令人驻足观赏,揣度着绿篱墙内主人的心境,想象着亲手折花,清香盈袖的片刻。恍惚间有女人的呼吸吹落于后颈,用手一抹,原来是一片红红的杜鹃花。日本人说,爱花者无坏人。又说盗花者亦风流。俳圣松尾芭蕉更直言:“心中无花,则类鸟兽。”这些话听起来如同暮春晚霞中的丁香,满枝开出紫色小花,幻如迷离的晨雾。不过,日本诗人高村光太郎,在其有“爱的编年史”之称的《智惠子抄》里这样写道:“淡紫色的桐花在枝头悄然绽放之时,新茶已正当时令。一年之中,再也没有如五月这般鲜明得刺痛眼睛,又如梦幻般匆匆而逝的季节。”(安素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笔者以为这倒颇有新意地道出了何谓五月的日本,何谓日本的五月花。
一万两千年前,有人向墓地献上第一朵花。至此,超越兽性,花心成了人心的一部分。而人类向爱意献花,则要晚近得多,年轮上不会超过三千年。本质虽同然,但一个是悲情,一个是欢情。显然还是欢情把花引入了艺术之域。爱情诗的诞生,将花固有的甘美和芬芳与人相连,第一次展示了人情、人意和人思其实就是花情、花意和花思在人世间的一个冥想和礼拜。如《诗经》“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所描述的就是这种人生长情花长意。花开,当然不是为了人类,但人类则用开花来传情和疗伤,倒也生出因缘的文明之花。结婚的教堂,没有一束百合,何来纯洁?伤心的墓地,没有一束黄菊,何来哀思?病人的床头,没有一束康乃馨,何来安慰?流血的战场,没有一束玫瑰,何来杀伐?而在日本,茶室的神龛,插上一株冷冷的山茶,才是不安的魂灵得以安顿的小宇宙。这样看,人若没有花,独活亦艰难;花若没有人,开败亦枉然。这正如多少年前明治思想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里的领悟:“若是牡丹,须由盛装打扮的侍女为其浴洗;若是梅花,须由苍白削瘦的僧人为其浇溉。”(谷意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
二、何谓花的“深淵色”
日本人爱美。为美而迷醉倒也不是童话。美女俳人加贺千代女写下名俳中的名俳:“呵呀,牵牛花藤缠吊桶,打水便向邻家借。”为了保有牵牛花零露瀼瀼的美姿,宁可放弃日常的打水。这里,花心与人心表面看“脉脉不得语”,但“盈盈一水间”的互为感应,着实令人舍形而悦影。因为同样是娇艳速朽的牵牛花,在宋人苏辙的眼里,则是“牵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由于太野太荒太缠,故俗不入流。毫无疑问,是千代女的牵牛花俳句,为日本花文化留下了最美篇章。这样看,日本家家户户种花植木,是否与这种美的天性有关?尼采说过艺术世界的构成主要是两种精神:一是“梦”,梦的境界是无上的形象(如雕刻);一是“醉”,醉的境界是无比的豪情(如音乐)。如是而言,梦花与醉花,或花梦与花醉,则也难舍这两种精神取向。江户俳人与谢芜村说:“朝颜花呀,一朵深渊色。”何谓“深渊色”?不就是人醉看花的华梦幻景—脚下万丈深渊,醒来满眼碧蓝色。这就如玄奘所言“水色沧浪”。“沧浪”为何色?是单纯的青色吗?难道不该理解为一种灵动色吗?
荷马的著名史诗《伊利亚特》,歌咏希腊联军围攻特洛伊九年,为的是夺回美人海伦。海伦的美使他们相信即便搭上九年的劳作与牺牲,也是值得的。想来这位海伦也是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了。以花喻人,在平安女流文学《源氏物语》里,将紫上喻为樱花,将末摘花喻为红花,将玉鬘喻为红瞿麦,将六条贵女喻为朝颜。多少年后,在明清男流文学的《红楼梦》里,则以芙蓉喻黛玉的“风露清愁”,以牡丹喻宝钗的“艳冠群芳”,以杏花喻探春的“瑶池仙品”,以蔷薇喻麝月的“诏华盛极”。花貌与人貌,花情与人情,花精与人精,可能就是天底下最配之物吧。都说落花最是无情物,但这无情物倒反能触碰有情物—人—的心底之伤、之痛,有时想来也真有愧耻不如蜂虻之感。川端康成在《山音》中写道:“人在濒死时刻,能听到山音,那是自然的呼唤声。”其实以笔者之见,与其说能听到山音,还不如说能听到植物世界的无音之音。这就如同栗树上的毛栗,外壳自动爆开,果实落地的无声之声。又如朝颜花,一旦被雨打湿,连颜色也会消失殆尽。当然,也是无声之声。
三、日本古典与花
日本奈良时代编撰的最古诗歌总集《万叶集》,共收录四千五百一十六首歌。其中有一千五百四十八首歌咏了一百六十六种与观赏和实用有关的植物。《万叶集》中歌咏最多的花木前十依次为:萩(胡枝子,138首)、梅(118首)、松(81首)、藻类(74首)、橘(66首)、蓑衣草(44首)、芒草(43首)、樱(42首)、柳(39首)、梓(33首)。(参见中尾佐助《花与木的文化史》,岩波书店2002年)日本植物文化学家中尾佐助还认定,在世界古典中,提及植物最多的不是《圣经》,不是《诗经》,而是《万叶集》。进入《圣经》前十的植物都与实用有关,如前三的葡萄、小麦、无花果。中尾佐助对此认为,这就表明颠沛流离的“圣经民”以果腹为主,生活安定的“万叶人”以审美为主。(同上)另外,在《万叶集》中收录作品数最多的大伴家持,歌咏了四十八种植物。而他自家的庭院,种植了加上外来物种的二十一种植物。自然派诗人代表山部赤人,歌咏了十多种花草。作为女歌人登场的大伴坂上郎女唱咏了十六种花木。
到了平安时代,诞生了纤细优美的王朝文学的结晶《古今和歌集》(905)。《古今和歌集》由醍醐天皇指令纪贯之编撰,收录和歌一千一百首,分类出春夏秋冬的四季植物。歌咏植物多达七十八种,其中有十五种为《万叶集》所没有的。歌咏的花木前三依次为:樱(61首)、红叶(40首)、梅(28首)。显然,审美心向从梅转向樱是其最大看点。
镰仓时代的《新古今和歌集》(1205),是由后鸟羽上皇指令藤原定家编撰。收录一千九百八十首和歌。歌咏的植物对象有七十七种,虽与《古今和歌集》几乎相同,但有二十四种植物属于新面孔,如紫罗兰、山茶花等。歌咏的花木前三依次为:樱(100首)、松(71首)、红叶(28首)。梅花干脆被踢出前三。
描写平安时代宫廷男女色恋的《源氏物语》,共有一百一十种植物登场。长篇小说由五十四帖构成,其中二十四帖是以花木名为其卷名。如我们熟知的有桐壶、夕颜、若紫、末摘花、朝颜、红梅、红叶贺、葵、早蕨、柏木等卷名。此外,《源氏物语》还首次营造了春夏秋冬四季庭园,配置了四季不同的花木。堪称日本随笔总代表的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笔下的植物多达一百二十种。最能表现幽玄、闲寂和无常的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由二百四十三段文字构成,写入五十九种植物。镰仓时代的歌人藤原定家,在《明月记》里记载自家庭院种有四十五种花木。室町时代的公卿一条兼良,在《尺素往来》里留下自家花圃种有一百一十六种植物的记录。这里成为话题的是藤原定家。他与后白河天皇第三皇女式子内亲王有染,结下非浅之缘。内亲王不久便薨。世阿弥的女婿、能剧金春流第五十七代当主金春禅竹,以此为素材编导了著名能剧《定家》。喜欢花木的定家,死后变身植物之灵“定家葛”(蔓葛),将自己喜欢的式子内亲王的坟茔缠绕。男女欢情,通过花木蔓葛将其静默(定家终生未能告白心中的恋慕)缠绵,从而让爱欲升华到令人“妄执”的程度。真可谓葛生红叶,焦灼恋色的死魂。
四、光明皇后说:人必须向佛献花
女人给男人吃草莓。说颜色恰如我的唇红。如果说这是花情,那么江户时代的名僧良宽说,他乞讨的钵里,混杂着紫罗兰和蒲公英,为献给三世佛而用,那就是人情了。和泉式部,这位与敦道亲王在宫中偷情的平安女歌人,被春夜的梅花香惊醒过。她将杜鹃花的殷红,比喻成爱恋之人的穿衣色。这位女子清楚地知道世上并无恋色,但她的心就是为其深深所染。她说最知人世无常的是朝颜花,它让人带着梅花香看樱花。而那位说出“月非昔时月,春非昔日春,我身依旧是我身”的在原业平,则道出一个“心秘”:世上若无樱花开,春心方可平。他聪明地将自己的好色遍历归于樱花乱开,乱开导致乱性。这就如同谷崎润一郎,将阴翳归于自己如厕时茅坑下面的暗流涌动。
美女清少纳言则对向日葵有感觉,说能随着太阳的移动而倾斜,似乎不是寻常的草木心所能有的。向日葵花色虽浓,但并不劣于开花的棣棠。奇怪的是清少纳言对梨花没有感觉,说它没有妩媚的颜面,色彩也缺乏趣味,属于“扫兴之物”。不过她又说“唐士”将其当作名贵之花,想来必有其理吧。杨贵妃曾对着玄宗帝的使者,说她哭过的脸蛋就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在清少纳言看来,能将自己的面貌喻为梨花,恐怕也不是随便说的。
俳人正冈子规写鸢尾花是他最后的春天。写紫藤花枝太短,无法垂落至榻榻米。写蔷薇的新芽长出红色的软刺。无不给人小清新之感。当然还有诗人北原白秋著名的“花问”。他的短诗《蓟花》:“蓟花,今天也是紫色/花刺闪亮在日暮时分/不知何时,从田野走来/一道孤影/伤感垂泪一妇人。”(《白秋抒情诗抄》,岩波书店1988年)这里提出的花问是:是田野中的蓟花像垂泪的妇人,还是来看蓟花的妇人对花伤情?回答这个问题的预备知识是,一说蓟花是圣母玛利亚将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取下后,埋在地下而生长出来的植物。若这样说,还是来看蓟花的妇人对花伤情垂泪。其结果构成了文化意义。这就像喜多川歌麿的《娘日时计·辰之刻》图式中,清早的美女不经意间抱着青色朝颜花。这幅浮世绘成了日本的国宝。这里,如果美女是抱着桃红色或浅黄色的朝颜花,恐怕难成国宝了。至于为什么,留给读者思考。
本真地爱花懂花护花者,史上究竟有几人?陶渊明当然算一个,在竹篱暗影前,与野菊悠然座谈。不过日本奈良时代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做第四十五代圣武天皇妻子的光明皇后,是否也能算一个呢?她曾留下“摘汝者我手,受辱者汝身,嗟哉花者”的经典花(话)语,但更为本质的是在日本佛教文明史上,一千三百年前的光明皇后第一次使用“花御供”(はなごくう)这个词语—人必须向佛献花。这里心月孤圆、光吞万象的是:花第一次被赋予了人的精神。或,人的精神第一次被花观念化了。
五、艳丽的生命,在艺术的面前死去
日本花文化中的一個物语。
在京都聚乐第自宅的花圃里,茶人千利休种上一整园的朝颜花。团团簇簇,很是鲜艳。花事传到了丰臣秀吉的耳边,他也颇感兴趣地想去观赏。但就在秀吉公要来的早上,利休把盛开的朝颜花剪摘除尽,整个花圃竟然不存一物。只留下光秃秃的一枝,插于茶室的器皿中。这位权倾天下的大人,想看的东西没有看到,当然满腹怒气。显然,这是相当危险的举动。“天下人”想观赏花簇似锦的朝颜,利休则反其意。无疑,利休触到了秀吉敏感的神经处。于是秀吉想出“恶”主意,打算羞辱利休。
梅花应该插在筒形器皿才美,但秀吉却端出一面大铁平盘。言下之意,你有绝招吗?只看利休执起梅枝,稍思片刻,便秀气地摘下一朵花瓣,捻碎,漂散水面。又摘下一朵,捻碎,漂散水面。而后又一朵,碾碎,漂散水面。最后,利休以轻巧之手势,将三朵残梅败枝的树干,倚着水面,斜着搁放在铁盘旁边,转身离去。艳丽的生命,在艺术的面前死去。但那光秃秃的枝干,却孕育着下一次的更高轮回的艳丽。生命的历程,并没有终结。这是一个震撼的过程。满室静默,独闻秀吉大人的啜泣声。
是寒颤的啜泣?是动感的啜泣?还是交恶的啜泣?
但不管怎么说,在一件出自宋代名匠之手的铜器里,插上一枝疏懒歪斜、精神突兀的朝颜花,让后人明白何谓“花祭”的真意:花不孱弱,孱弱的是人;花不争艳,争艳的是人;花不枯寂,枯寂的是人;花不流泪,流泪的是人;花不瞑目,瞑目的是人。总之,人在方方面面都配不上花,所以千利休才为花而切腹,为美而殉死。以这种方法去死,花道也成了“圣道”。日本的花文化,遭遇千利休,才是一切问题的正解。这就像秋天,总是把最后残留的孤寂和苦笑给了柚子。这样说,利休就是日本的秋天。日本人家门口的花草
当代花道大师川濑敏郎在《四季花传书》一书中说:“当刀刃切入腹中,利休眼中映现的油菜花的黄色,不正是净土之光吗?而且,表现极乐净土之光的并非金色的阿弥陀佛,而仅仅是油菜花这一点,正是利休舍命完成的侘寂革命的真正价值。如果不是油菜花,而是山茶花,是无法描绘那种幸福情景的。呈现的只能是一位悲剧式茶人万般悔恨的表情。這就是花的魅力所在,一种花就能够讲述人的一生。”(杨玲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直到今天,三千家(日本茶道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的总称)在利休忌日会挂上利休的肖像,供奉插在胡铜经筒里的油菜花。
六、花情与人欲的互为映照
在日本花文化中,美的具象化,应该是清早一室的榻榻米上,一枝被人折断的插瓶白蔷薇,带着晨露,在微醺中轻轻战栗。有着精心修饰的矜贵优雅,却又楚楚可怜、纤弱无助,像在乞人爱之疼之怀之念之。这种美,既想让人把它作为圣物供奉于祭坛,又想把它作为路边花狠狠蹂躏。这种美,带着晨露的清新,但不久就会褪色枯萎。正因为美的转瞬即逝,所以永恒存在的是瞬间。
日本摄影艺术鬼才荒木经惟,可能谙熟其道,所以,在他的镜头下,花如女人,女人如花。花朵是他对性欲与欲望的隐喻表达。荒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出版了摄影集《花阴》和《花曲》。在他特写镜头下的花朵,其形其状其神其韵无不让人联想起同特质的女人。情色意味不言而喻。但唯其情色,我们才能在哪怕是衰哀颓废的残叶败枝上,仿佛依稀窥视到了恍若老去的游女的心痕,给人一种残忍的真实和真实的残忍—生之惨烈,死之物哀。诱惑的芳香、妖艳的香气。从瞬间怒放的荣华到枯萎终焉,散发着情欲的优美而狞猛的花、花、花。精灵轮舞着,在有限的存命中,持续着美的祭祀。
荒木经惟东京的三轮老家,离荒川区的净闲寺不远。略带荒寂的小寺,供奉着原江户时代吉原游廓的青楼女子的亡灵。他常去寺院,向她们的墓地献上彼岸花,不无怜悯地想象着生于苦界,死于净闲寺的游女们,当时情欲与毁灭、被宠与被弃的景象。花的雌芯在变红变紫后的急速枯萎,犹如她们的老去与风化。或许这触动了荒木柔美的初心,一九六七年开始在净闲寺拍摄彼岸花。这是他与花的最初相遇。“花在越接近死亡时越具有生命力。即将枯萎之前是最美的。靠上前,听一首醉于性灵的花曲。”“花枝将脑袋深埋大地,倒立而无羞耻地叉开双腿。引蝶招蜂。‘呵呵,俺已经进入啦。葬送曲在鸣响,瞬间的欢情,给花带往死亡地狱。这情欲的祭祀日。”(《花曲》,新潮社1997年)这就令人想起宋人晏殊的“红颜岂得长如旧,醉折嫩房红芯嗅”的词句。去了暧昧剩下露骨,但也是花情与人欲不可多得的一个互为映照。
荒木的爱妻阳子,就是一枝花。花朵肥厚,色泽浓郁,芳香迷人。想拍就拍,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阳子的生命停滞在四十三岁。消失了实体之花,便转向虚体之花。以虚体之花隐喻阳子的实体之花。或许对阳子的胴体太过熟悉,因此无论是花阴还是花曲,对荒木而言都是那样的可亲可近,那样的感物如斯。恍如阳子再现,情欲再生。你去看“花与Jamorinsky”系列摄影作品,那条趴在花芯中爬行的壁虎/蜥蜴,不就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吗?隐喻着男人,更隐喻着他自己。在花朵的温存下,兑现着两情相悦。“Jamorinsky”是荒木在日语“yamori”(壁虎)发音的基础上生造的一个词。充满创意的“荒木”(ARAKI),又一次模糊了我们对情色的定义。或许由此故,二○一九年七月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荒木经惟:花幽”摄影展,共展出引发轰动的五百余幅“花系列”作品。这是破天荒的。破常识的天荒,更破观念的天荒。
七、日本作家笔下的花
在日本的小说家中,写入植物数最多的要数夏目漱石。文学评论家古川久著有《漱石与植物》(八坂书房1978年)一书,说查考漱石的所有文字,发现了二百六十种植物。如写于一九○七年的《虞美人草》小说,将小夜子比喻为野草“女郎花”,将藤尾比喻为栽培的“热带奇兰”。
漱石在一九○九年开始连载《从此以后》。小说中出现的花草有白百合花、君子兰、红蔷薇、石榴花、山茶花、樱花、玉簪、铃兰等。小说开首这样写道:“一朵八重花瓣的山茶花,落在了枕席上。代助昨晚在榻榻米上确实听到了山茶花落地的声响。在他的耳边,那声音仿佛是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投掷下来一般……过一会,朦胧中的他,看到了有如婴儿脑袋般大小的花的颜色。匆忙间好像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他边躺下边赶紧把手放到胸口,开始检查心脏的跳动。”(《漱石全集》第四卷,岩波书店1966年)
这里,婴孩脑袋般大小的红山茶落地,代助紧接着抚摸自己的心脏,漱石想隐喻什么?小说里女主人公三千代未满周岁的婴孩,死去时的衣着是红色的。小说结尾处,代助的眼前又回转着无数条火焰。红,被漱石反复描写。代助恋着好友之妻三千代,他深感这是不伦之爱,但他“从口中吐出烟圈,还是将榻榻米上的山茶花枝拉至自己的鼻下,让香烟缭绕着山茶的花瓣和花蕊”(同上)。婴孩死去了,但三千代心脏有疾,与丈夫同房再生育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显然,漱石将红山茶指代三千代的心脏,隐喻生殖不能。但对代助而言,他只是夺友人平冈之妻的爱。这个爱,与生殖与婴孩并无关联。也就是说,性爱并不都归结为生殖。引人注目的是,小说里还出现了芳香强烈的白花—白百合。这里,白百合是作为一个装置,发挥着这样的功用—再建与生殖无关的性爱。或许这也是三千代对着桌上一株白百合,反复唠叨的一个原因。“好香,不是吗?”并把自己的鼻子凑到花瓣旁,使劲地嗅了嗅。代助当然也心领神会,起身走到白百合前,嘴唇几乎快贴在花瓣上,用力嗅着浓郁的花香,嗅到连眼睛都感到晕眩。描写虽具官能,但也唯美。这样看,夏目漱石在百年前就以植物为思考点,提出了与生殖分离的男女性爱何以可能的世纪性人伦问题。这个话题,即便在今天,也仍具有白茶花的雅淡,黄菊的清香。当然更有桔梗的诡异,女郎花的惊艳。
在日本小说家中,对花木作人文思考最具深刻最具意义的,笔者以为非“怪才”涩泽龙彦莫属。这位在一九八七年去世的“暗黑美学大师”如是说:在日本还没有被风花雪月的情调所污染的花木,就属蒲公英了。因此他喜欢三三为黄二二为白的蒲公英,喜欢被人践踏也在所不惜的蒲公英。他认为,多少年来樱、梅、菊被披上本土性的袈裟,过于沉重过于观念而无法让人喜爱了。“我家庭院的草坪缝隙间,每年都会有蒲公英陆续盛开。特别是光照好的地方,花茎会特别精神长得笔直,总让人有种春色烂漫之感,我就会变得非常开心。”(涩泽龙彦《巴比伦空中花园》,袁璟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他在另一篇题为《紫阳花》的随笔中说,自己二十多年来就一直住在以紫阳花寺闻名的明月院所在地。他为此设问:盛艳在五月雨季的紫阳花,真的只能开在贫穷的寺院内或家宅的后门?涩泽龙彦坦言在明月院看着那些备受瞩目的紫阳花,自己“就像是看着那些出道为艺人的少女一般,有些异样的错位感觉”。紫阳花渐自干枯,自然地变成了干花,花萼带有些许绿色,就像是紫阳花的幽灵一般。“我对其甚是喜爱,便剪取这些天然的干花,插入广口的花瓶中。”(同上)
那位口叼蔷薇,让摄影教父细江英公拍摄《蔷薇刑》的三岛由纪夫,则对菖蒲情有独钟。他在一篇随笔里写道:“每当看到在五月端午节盛开的菖蒲,我就不由得想起隐藏于武士道精神中那充满肉质的东西。”在三岛看来,能与五月青空凛凛抗衡的,非悄然无声却又妖艳无比的菖蒲莫属。他在二十岁时写过小说《菖蒲前》,并把它改写成小戏曲上演。其故事梗概为:源三位赖政因征服怪鸟之功,被赐予爱恋已久的宫中美女菖蒲前,而她的前世是一朵菖蒲花,赖政本人前世则为制作名弓柄的檀香树。三岛发现两人早在前世就已相恋。
当然,还有那位坐在咖啡店里暗恋男人几十年的森茉莉,其长篇小说《甜蜜的房间》也充满了温润香甜的植物味。笔者读完印象深刻的有两处。一处是柴田帮藻罗洗澡。柴田在结婚的六月,曾经剪下一株深红色的百合花。当时她还记得,从百合花嗅到的慵懒香味和擦拭藻罗身体时不经意间闻到的香味,非常相似。“那是一种植物性的、十分清爽的香味,却有着一种执着的黏性,附着在藻罗皮肤上。”另一处是彼得与藻罗的情事。在残留着前一晚雨的湿气的房间内,“彼得疯狂地吻遍藻罗全身,就像是一只蜜蜂在百合的慵懒香气中,埋没在花瓣般的皮膚里,浑身沾满了魔力的花粉”。(王蕴洁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看来森茉莉相当喜欢百合慵懒的香气。青春藻罗身上的百合味,是否就是隐喻她自己身上还不时散发出的百合味?她晚年坐在咖啡店燃烧恋情,是否想表明自己花型虽枯,色香依旧?有情有意的蝶与蜂,快快飞来采花粉。
动漫小说家新海诚在几年前出版的《言叶之庭》,是将雨滴、新翠和情愫连接得最为痴人痴心的,表现得最为雨送黄昏的一部轻小说。一个十五岁的高中男生,一位二十七岁的中学古文课女老师。你看,两人撑着伞走到位于池畔的紫藤花架,并肩站在如瀑布般垂绽盛放的紫藤花底下,孝雄这才发现自己比雪野高那么一点点。心中隐约想着,太好了。紫藤花上的水珠纷纷滑落,在池面上画出美丽的涟漪,就像是某个人把心意传达到某个人的心里一样。(角川书店2014年)
八、顺着“秘花”的思路
“秘则成花”(秘すれば花なり)。这是日本花文化中的一句名言。出自成书于室町时代的《风姿花传》。作者是能乐大师世阿弥。我的内心深处,对你来说可能是地狱。所以,必须藏匿,必须隐晦,必须含蓄,必须幽玄。一如花木,绝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美才盛开才耀眼。在应绽之时,在应绽之地,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空下,不刻意且不经计算地自然绽开,才是花之趣花之情花之意。这种美才会令人过目不忘。一如在晚风中摇曳,在夕阳里闪烁的芒草。叶与穗,人们记住了它的泛白而干枯。秘则成花,不秘则无花。夏目漱石写有短文《子规的画》。送给漱石的正冈子规画作,是插在小花瓶里的关东菊。花、茎、叶,三种色。开花的枝头,只有两个花蕾。数一数花叶,也仅有九片。这凄凉小菊,笼罩在一片白色里,周围则是用冷蓝色画绢裱褙,太冷太寂。不过虽拙犹美,虽秘犹丽。
顺着“秘花”的思路,我们对接的一个问题是:是否日本人自古就有的“秘则成花”美感意向,才是导致牡丹在日本人气很晚的一个原因?牡丹朵大如盘,花型丰满冶艳。初开绿白色,盛开纯白色,近萼处呈粉红色。不过我们在《万叶集》里找不到牡丹之歌。成书于八世纪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也没有相关表记。平安时代的《蜻蛉日记》,或许是牡丹在日本的最早记载。作者藤原道纲母说她在京都西山鸣庵的般若寺观赏到了牡丹,时间是在仲夏六月。在书中牡丹表述为“ぼうたん草”。再之后的《荣华物语》里也出现了牡丹。当时权倾一世的藤原道长,在加茂川边建造法成寺,将庭园想象成观念中的极乐净土。“御堂池边,种植了蔷薇、牡丹、唐瞿麦、红莲花。”这四种花卉都是当时最先端的外来植物。红莲花,让人联想到西方净土,那是从印度来的花与思。这样看,牡丹在日本确实认知滞后。因为同样是从中国来的梅,当时就受到贵族的欢迎。《万叶集》里咏梅歌为第二多。一轮梅花/绚烂牡丹,非常不同的花型、花心、花意与花趣,表征着美的存在的不同。大富大贵的华丽牡丹,嫣然一笑百媚生,万千野花皆失色的牡丹,显然与日本人的“秘花”心向不符。宋人周敦颐写有名篇《爱莲说》,说陶渊明爱菊,自唐以来世人爱牡丹,但他独爱莲,爱它的不染不妖不蔓不枝。若与人格相对应,菊之华对隐逸者,牡丹之华对富贵者,莲之华对君子者。这就表明即便在中国,牡丹也绝非人人都爱。达利《变态的水仙》
在日本,明治落语家三游亭圆朝,二十五岁时创作怪谈噺《怪谈牡丹灯笼》。江户上野地区的旗本大小姐阿露,在一天雨夜化为提着牡丹灯笼的亡灵。幽静的四周,传来“喀喇喀喇”的木屐声,阿露笑盈盈地站在恋人新三郎的门外。这里牡丹成了亡灵的一团光亮—灯笼,使新三郎不寒而栗。想来在日本人眼里,牡丹意念着孤灯照晚窗的花妖鬼魅。或由此故,蒲松龄《聊斋志异》里脍炙人口的《香玉》物语,在日本直译为《牡丹与耐冬》。这就直指香玉为白牡丹花妖,使得落魄黄生至性至情,死后变成白牡丹花下的一株赤芽。子夜荧荧,昏灯欲芯,全是因缘了这花妖牡丹。江户时代的博物学家贝原益轩说过,观赏牡丹,以上午十点为宜。过了这个时点,花之精神便渐衰;正午过后,则不识为何物。这样看,牡丹确属精气之物,才会变身花妖,与世间男子相恋吧。司马辽太郎在成名前出版过短篇集《花妖谭》,其中写有黑牡丹与老人奇异之死,读来也是花妖鬼魅气。
九、面对花木的神秘冲动
在日本,有从竹子里诞生的美少女“辉夜姬”传说,表明花木与人的生命相连的信仰。花茎若被折断,人体就会汩汩冒血,不得不走向死亡。“愿死在春花下。”日本中世诗人西行欲去他界,找了一个连花都要脸红的借口。春花说,你可不要来。在希腊神话里,人则直接变身植物。如变成月桂树的少女达芙妮,变成水仙的纳咯索斯,变成莲花的阿多尼斯。写有名著《风土》的哲学家和辻哲郎,曾对莲花大加赞赏。说给予日本人深刻精神内容的佛教,也是以莲花为象征。大大的花瓣上美丽弯曲的线条,柔和而高雅的颜色,光滑并散发着清新气息的叶子。高出荷叶的莲花,表明我们的祖先由莲花生出净土幻想,并意味着母亲生殖的神秘。这就与我们表君子的出淤泥而不染,在思路上大相徑庭。
花色每天都在变化,花彩也在快速褪去,最终的结局就是枯萎和零散。由此故,花的情欲总显得性急而疯狂。为了诱惑和吸引昆虫以及蜂蝶,就不断地散发香气、光泽和汁液。这就令人想起歌川广重的浮世绘《翠鸟与鸢尾》。鸢尾花在风中摇曳,一只翠鸟被浓浓花香吸引,渐渐飞近,企图占有之。但花越是这样,越是色衰气绝得快。生的欢愉是建筑在快死之上,美一定生息在死亡之中—花木就如此这般地向我们人类述说了这种生死转换。反过来,花木的由生到死也很好地解释了人为何有时会对着荒野的植物发泄,留下蛞蝓般痕迹的疑问。这种异教式的冲动,表明人确实是将植物视为爱神与花精的。
僧人良宽有一首汉诗《花与蝶》云:“花无心招蝶/蝶无心寻花/花开时蝶来/蝶来时花开/吾亦不知人/人亦不知吾/不知从帝则。”这里,蝶无心,花也无心。就是因为无心,才会生出不可思议的可思议处:蝶来时花开,花开时蝶就来。这里,良宽为贞心尼唱出了最高情分的恋之歌。良宽和贞心尼,一个七十岁,一个三十岁。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尼姑。照理说,一切的情欲,一切的爱慕,一切的思恋,都不应再发生。但是,七十岁的良宽,在三十岁的贞心尼身上,还是发现了无心而有心的共鸣之魂;三十岁的贞心尼,在七十岁的良宽身上,还是找到了无为而有为的梦幻之乡。这花与蝶的“不知从帝则”,良宽说才是自然之趣,宇宙之理。
在西方,记得英国作家王尔德在《狱中记》中,也将花木视作情欲的一部分,并表白自己“明白泪水在蔷薇的花瓣中守候”。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的油画《变态的水仙》(1937),则想表明没有比水仙更能体现早春神秘的情欲和青春的虚幻了。痴迷于水中倒映的自己,却因苦恋而憔悴死去—希腊神话中化身为水仙的美少年纳西索斯(Narcissus)。由此,水仙的英文名“Narcissus”也就成了自恋的代名词。而所谓自恋,在弗洛伊德那里则定义为成人的性冲动(力比多)转向了自己。
毫无疑问,水仙在日本也多表意“力比多”。如大家熟知的室町时代的一休和尚,在其诗集《狂云集》中,有一首题为 《美人阴有水仙花香》的人气汉诗:
楚台应望更应攀,半夜玉床愁梦颜。
花绽一茎梅树下,凌波仙子绕腰间。
梅花树下,开着一枝水仙花。仙女在轻轻地走动。柔软的细腰间,飘逸出水仙的清香味。这里,宫廷花园的景色和美女裸身轻睡,随着身体的轻微柔动,肉体的清香也就飘逸而出。同床共枕,一休和森女在夜半的玉床上,构筑“愁”与“梦”。这里,凌波仙子是水仙的异名。一休用水仙作比喻,看中的是水仙的型、色、香。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一休,写下这首艳诗,表明盲人森女在他的眼里,既是神又是佛—青青的嫩芽与白白的花朵。
十、或许没有哪个民族比日本人更爱花
镰仓初期的天台宗僧人,以写下具有历史感的《愚管抄》而闻名的慈圆,说过“柴门有香花,目不转睛盯住它,此心太可怕”的话语。赏花为何又“太可怕”?原来,花儿无心而开,我心却被花儿所吸引,不可自拔,此乃遗憾之事。无论所见所闻,皆不可止于一处。此事最为要紧。原来,人若过于偏执一物,就不是审美而是宗教了。审美一旦虔诚化,就难以保持审美主体超然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可以倾心之,但不可占有之;你可以感动着,但不可胶着着。总之,对客体虔诚一分就是主体自损十分。你看,慈圆的“此心太可怕”这话说得多深刻。它警示人的审美主体的丧失,本质上就是人的自由洒脱的丧失—被物所囚。
或许正是在这种无所触及的超然精神状态下,日本人才会用枯萎之花,剪裁搭配后装置成人的心理与人的精神。这如同将人的头盖骨放至桌上观赏一样,虽然唱的是挽歌,但也是经年累月的“道”。不过,这样想来也是震撼的。人离不开或喜欢花木的一个原因,竟然也是想着无死无生或无生无死的“道”。用人的思虑关照已无生命的枯叶残枝,想让时间不再老去。从这一意义上审视,种植这个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时间艺术,本质上显现为一种寂,一种入乎其内、超乎其外的寂。一如《平家物语》所言:“岩石青苔,寂之所生。”一如银杏落叶后,枝和干依然在清爽的冬空里,描画出刚毅的墨线—一种孤傲的寂力。显然日本人用他们的美感力,找到了时间的真理。
可不,每当走过日本人家的屋前院后,看到片片点点的红花绿叶,笔者就想起多少年前日本人就“浇花”用语实施过一个调查。问:是用“植木に水をあげる”谦让语的好?还是用直显卑俗的“植木に水をやる”的好?结果是年轻人倾向用前者,上了年纪的倾向用后者。也是个颇费思虑的奇语怪文。汉语世界里,“凋谢”一词可用于所有花草,但在日语世界,则用心颇具。如樱花用散る,梅花用零れる,椿(山茶)用落ちる,牵牛花用萎む,菊花用舞う,牡丹用崩れる。选用散、零、落、萎、舞、崩等不同动词,表现的是人对花的青春不再的一个惜别一个感铭。要说纤细之美,这就是相当到位的纤细之美了。日本在二○一一年就对小学一年级女生作将来想从事的职业进行调查,占第三位的是开一家小花屋。十年过去了,这个职业选项没有跌破过前三。显然这是日本女孩对平安时代以来上京卖花的“白川女”职业的一种憧憬。她们的思路可能很单纯:泥土中,又白又小的荠菜花就是美的全部。
不错,爱花之心,人皆有之。但正如日本文化史学者高桥千剑破所说:“或许没有哪个民族比日本人更爱花。”日本人“不仅喜爱花的美丽,还希冀寻求花的精神,于是有了花道的诞生”(《花鸟风月日本史》,河出书房2011年)。如是而言,花木在日本人形成文化感性的过程中,对其最本质的部分给予了重大影响。可以这样说,日本的花文化,体现了日本思想的美感本质—我们无法用概念表现何谓“花见”。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在其经典著作《正法眼藏》中谈论梅花。深雪三尺,大地漫漫。说这尽天尽地的白,这深雪漫漫的白,使人身在白中不知白。雪野飞来一只白鹭,也无人指鹭为白。但在雪漫漫大地中央的一枝红梅,成一现的云华。梅的一色一香,使白显现出最初的那个雪漫漫的白,使人自觉表象的那个白。所以,道元才感性十足地讴歌“春在梅梢带云寒,华开世界起”。你看,这里没有对白对红的概念定义,但你的眼前,一定有了雪漫漫的那个白和白漫漫中的那个一点红的图式。
原来,美感就是这样舞动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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