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

　　一九四一年四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在昆明西南联大，清华举办了建校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同期，《清华学报》刊出“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压卷第一篇便是梅贻琦校长的《大学一解》。在这篇文章中，梅贻琦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清华学报》“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号”

　　这段话概括出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精義，即教师行止语默，皆为陶冶煦育，而学生涵泳体证，自能深造自得。师生保聚一堂，朝夕相处，风义在师友之间，除了知识技能的授受，更有着“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的导引。

　　实际上，梅贻琦《大学一解》所举的孟子之言，还不是“从游”的本始出处，早在《论语·颜渊》篇中已经有了明确的“从游”书写：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这里的“从游”，是一种具体的出游活动;到了后世，则泛化为“从师受业”的概称。樊迟是孔门比较爱问问题的学生，他曾问仁、问知，这次又在从游时问了“崇德、修慝、辨惑”的问题。孔子很欣赏地说：“善哉问！”并且用“答中有问”的形式进行了启发式回应。鲁国的舞雩坛，大约是孔子和弟子经常出游的去处，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曰：“舞雩之处有坛墠树木，故其下可游焉。”《论语·先进》篇另有著名的“侍坐”一章，在孔门弟子各言其志的时候，曾点讲出了孔门的从游之乐：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朱熹与及门弟子讲学时，很欣赏这段言志文字的“从容洒落”，并将其概括为“曾点气象”。从孔子“吾与点也”的感叹来看，曾点虽在言说自己的志趣，却也道出了孔子的心声。在那个遥远的轴心时代，无论是孔门濠上，还是雅典学园，师生从游，皆把生命价值的支点，放置于从容舒展的仁心乐地，在登山临水、仰观俯察的体验中，澡雪精神，思考有关生命和智慧的“大哉问”。

　　宋当涂郡斋刻本《论语集注》书影

　　借用《易经》的句式，可以说，“从游”之时义大矣哉！《说文》曰：“从，相听也。”清儒段玉裁注释说：“听者，聆也，引申为相许之称。”（《说文解字注》卷八）“从游”效果的实现，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双向的，既要求教师有可“许”之资，也期待学生有“相许”之志。北宋禅宗名著《碧岩录》中有一则“啐啄同时”公案，也是重在强调师生的机缘相投：

　　（镜清法师）示众云：“大凡行脚人，须具啐啄同时眼，有啐啄同时用，方称衲僧。”

　　所谓“啐啄同时”，是说修道如同母鸡孵卵，小鸡快要出壳的时候，母鸡从外啄壳，小鸡自内啐壳，同时用功，便能破壳，便能开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在“教书匠”的匠人精神之外，更须有一层超拔的识见与眼光，能敏锐地发现不同学生资禀特出之处，且能悉心陶冶之，煦育之，以培其元而固其本。一遇关键时机，教师更应提点或棒喝，从而助其上出一层，此之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学生而言，知类通达、强立不反方面的“信、愿、行”也是缺一不可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路喜从游”，一个“喜”字，下得实在妙极，恰印证了孔子所言“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了从游之喜、为学之乐，遂能于学问有亲切有味的心得。是故，梅贻琦引孟子的话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

　　西南联大时期的梅贻琦

　　复次，梅贻琦用“游泳”义具化了“游（遊）”的内涵。《说文》曰：“游，旌旗之流也。”段玉裁注释道：“旗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说文解字注》卷七）能用“流”字来形容的水，大抵自由流淌，既不汗漫，也不褊急。故而，“游”字推衍开来，可得“闲旷”“自适”“玩物适情”诸义素，《诗经·小雅·白驹》“优游”，《论语·述而》“游于艺”，都刻画出了“游”的从容与闲暇—这既是一种个人的心境，也是个人与群体共同营造出的良性生态。闲暇是“一切的唯一本原（arke）”（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八），在这样一种闲适悠游的氛围里，时间似乎被放慢，师生可以在负暄闲谈、围炉夜话之际，深入到学问的内核。而且，教师不必刻意追求师道尊严的仪式感，当然也不必有结诸生欢心的出位之思;而学生则能够获得一种平等感和被尊重感。宋儒吕祖谦在《丽泽论说集录》中也关注到这一点，于是说：“观樊迟问此，则知游息宴闲，亦不废此工夫。”

　　传统的师生相处，摹绘出了“从游”实际可观的形态，故而，我们可以在典籍中读到这样的画面：王阳明“一日出游禹穴，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范兆期在旁曰：‘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传习录》下）。类似这样的对话，在一个日常的场景下自然地演进，尽管很难说这是一种标准化、程式化的教育，但却往往能在学生的智识里留下最深刻而清晰的印记。

　　在传统的书院文献里，常见“负笈从游”一词。将“从游”这种教育理念发扬光大的，便是唐宋时期蔚为大欢的书院，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理想，则是宋代以后书院精神的底色。胡适曾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书院制史略》）传统书院体制下，师生以道相交，大都有一种纶音偶接、若合符契的知己之感。朱熹的弟子黃榦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榦丙申之春，师门始登，诲语谆谆，情犹父兄。春山朝荣，秋堂夜清。或执经于坐隅，或散策于林垌。或谈笑而舂容，或切至而叮咛。”（《祭晦庵朱先生文》）也许因为过于熟知这样寻常而融融的场景，我们似乎难以悬想，师生的从游论学，有时也会经历风刀霜剑的考验。庆元年间，朝廷禁道学，朱熹学说被诬为“伪学”。在这种形势下，黄榦和大部分门人依然无惧威权所迫，追随朱熹至书院讲学之地，这是对道义的追随，也是对平生所学的一次印证。

　　书院历代沿承，会形成一些颇具特色的传统。有拜师礼、导师制，有春秋壮游、日记批答，也有自禅林制度借鉴而来的“讲经”“入室请益”活动，更会在每月固定的时间（如初一、十五）举办茶话会，察问为学见解，评论时政民瘼。当然，前揭胡适所欣赏的书院制，是融入了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新书院形态，不必非要有书院厅堂的营造，师生也不必像宗法社会时期那样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甚至结党自闭，相与假借。在清华的办学史上，最得这种书院精神之遗意者，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一九二六年，研究院发布《教授及教学大纲》，明确界定：

　　本院制度，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

　　研究院开办期间，除了讲演、导师制、游学考察之外，也议定了每月一次的茶话会制度。在第一次茶话会上，梁启超发表即席讲演，昌言“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开出一种最新的教育精神（《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这样的一种师生聚会，正合于蔡元培“完全人格教育”之说，师生无所顾忌，畅所欲言，有时还各出节目，如梁启超背《桃花扇》，王国维吟诵《两京赋》，赵元任则用茶话会上的茶杯调音，奏出一首首乐曲—或庄或谐，皆具活泼泼的气象。著名学者姜亮夫曾撰长文《忆清华国学研究院》，缕述他的清华从游时光，一些日常的细节如帮梁启超拉对子纸写对联，听陈寅恪讲笑话，都令他终生难忘。尤其令人感怀不已的一次，是王国维在晚上九点多送姜亮夫出门：

　　我告辞，先生要家人点灯笼，跟他一起送我到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我过桥后他才回去，他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

　　民国时期，唐文治先生以书院模式创办无锡国专，并力倡“性情教育”之说，在他看来：“有真性情而后有真学问、真事业，余向主道德教育，及今思之，与其为道德高远浑噩之谈，毋宁言性情教育悱恻感人为得也。”（《无锡国专编年事辑》）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所讲的“濡染观摩之效”，正是与具体知识无关的性情薰育，而清华校歌中的“器识其先，文艺其从”，大约也可以从这个维度去得一层新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