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颖

　　一

　　四号线，号阔嘴鸟大道。到分岔口再次误入左道，却歪打正着撞上冤家白眉棕啄木鸟，我的怨念鸟，曾赴黑石顶专程寻它而不得。目标鸟长尾阔嘴鸟则不见踪影，心有不甘却也不得不迷途知返。哪知绕到板岭屯，它们就在路边电线杆双双营巢……我美滋滋看爽了……这呆萌的鸟儿，羽色翠绿染明黄，造型卡通，妆容精致，艳而不俗，其巢却不敢恭维，枯藤细丝乱糟糟织就，像长长的鱼罾挂在电线上，这条窄窄的乡路，不过两三百米长，挂了四五个鸟巢，如果不是高人指点的话，我会当它一堆杂草而飘过。

　　这是二○一八年参加弄岗观鸟赛选手黑琵的纪实文字。从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一些观鸟的乐趣和魅力：朝思暮想，奔赴现场，穷尽各种可能的地点搜寻……突然而意外的遭遇，迅速辨识和确认，肾上腺素飙升，瞬间释放出能量，惊喜之余造成观鸟者感官的放大，引发生理的抽搐，获得感官和精神同时的满足、释放和飞翔。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结果，美妙固然是美妙，但观鸟这项活动，最吸引人的，是悬念，是求而不得：不知道能不能遇上目标鸟种，不知道会不会遇上“妖怪”（稀罕的、反常出现的鸟种）……

　　观鸟活动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的。一九九六年十月，北京“绿家园志愿者”的观鸟队伍在赵欣如老师的带领下，到北京鹫峰观看猛禽迁徙，这成为民间观鸟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赵老师还面向社会大众，开设了鸟类讲座“周三课堂”，并将课程视频挂上网，其影响辐射全国。一九九八年廖晓东跟着高育仁先生参加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举办的香港观鸟大赛，回来后开始推动广州的民间观鸟活动;他全力推动广州中小学生观鸟活动的开展，还是全国观鸟记录中心网站的发起人。如果说，这些事件还带有偶然性，是量变的过程，那么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马敬能等著的《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则奠定了中国民间观鸟的知识基础;二○○二年湖南岳阳东洞庭湖首届全国观鸟大赛，吹响了中国民间观鸟活动的集结号。之后，各地观鸟会陆续成立，成为这一活动最前沿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广州第一一三中学的观鸟会尤其特别……这么多年过去，国内观鸟人群也有了大发展。据浙江野鸟会吴晓丽的调查，二○一八年人数在十五万人左右。

　　随着观鸟活动的展开，观鸟文化也开始受到关注。特别是一些鸟友，不满足于“舶来品”的说法，到中国历史典籍里找资源、寻根据，提出观鸟活动中国古已有之。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从目前考古、文献等材料看，自有人类以来，我们就跟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鸟类的历史，比人类的长得多。一八六○年在德国索伦霍芬发现的始祖鸟化石，被看成最早的鸟类，距今约一亿四千万年。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鸟类画像，是法国南部的肖维岩洞洞顶刻的那只精致的长耳鸮，时间可以追溯至三万年前。人类看鸟的记录由此开始。这之后，各大洲的岩画石刻里都可以发现鸟的踪影。

　　飞禽走兽一直是远古先民和原始民族岩画的母题。岩画具有宗教意义、卜筮功能和记录展望的目的。这些都是日常狩猎、收获活动的延伸。动物是他们日常的伴侣，观看观察追逐的对象，不仅为他们提供食物的保障，又是他们信仰崇拜的对象，岩画里包含了他们对自然之神的祈祷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文明诞生后，各种考古、文献资料的记载更是源源不绝，多不胜数。

　　古埃及克努姆赫特普墓室壁画（公元前1900年），有最早的设网抓鸟的场景，网中有雁、鸭、??等，这一场景边上画有一棵刺槐树，上面聚集了戴胜、红尾鸲、鸽子、伯劳等。这寄托的愿望，无非是希望到了阴间地府，仍然能好吃好喝。在古埃及艺术里，可找到九十余种鸟类图像。古罗马时代，普通人对鸟的美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如宴会上的极品：火烈鸟的舌头。农业社会，野生动物包括鸟类在内，始终是肉食的重要补充。

　　在古埃及人看来，鸟还是“长了翅膀的灵魂”，不同种类的鸟对应某一神祇，如鹰是太阳神何露斯的象征，隼是自然和农业之神、爱和母性之神伊西斯的化身。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例子。《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述的是商的始祖契诞生的传说，将候鸟燕子、原始图腾崇拜和神话传说联系了起來。古罗马，占卜者用鸟类的行为或内脏、骨骼、羽毛上的纹理进行预测……

　　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在其《动物志》《动物生殖》里，对候鸟的迁徙做了观察、猜测和论断，是为鸟类学的开端。古罗马时代，老普林尼的《自然史》，被看作古代世界自然知识的集大成。他按脚型将鸟类分为三类：猛禽、水禽、其他;他对鸟类的生活习性也有准确的描述。这本书影响了好几个世纪，被视为知识的源泉。文学作品中，鸟是诗人抒发胸臆情感的要素。如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中，对鸟类就有不少记录，而且相当准确。如，“当‘咕咕的燕子/把巢挂在屋椽上之前”。

　　我国古代文献中，这类内容可谓信手拈来。《尔雅·释鸟》对鸟类的观察就颇细致。比如雉鸡广泛分布的地方性差异，就根据观察而有详细描述和命名：“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翚。江南而南，青质，五彩皆备成章曰鹞……东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李时珍《本草纲目》：“鹧鸪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名曰：‘行不得也哥哥。”陆游《鸟啼》：“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鸦舅，苗稚忧草茂……”

　　欧洲中世纪，对鸟的兴趣主体是皇家和贵族们从事的鹰猎和狩猎活动。比如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又被称为“征服者威廉”）就是个猎鹰迷;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二世是个敏锐的观察者，著有猎鹰专著《关于鸟类狩猎的艺术》（Concerning the Art of Hunting with Bird），里面有不少关于鸟类的相当准确的信息。鸟的意义还在于说教。中世纪大量的动物寓言集将动物学和基督教理论相混杂，动物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宗教意义上，对它们的行为也是从传道说教的角度来阐释。

　　中国宋元时代，市民生活已趋丰富，跟鸟相关的禽戏表演包括竹鸡相斗、鹦鹉学话、鹁鸽传书、鹰鹞放飞、老鸦下棋。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记录了捕捉竹鸡为戏的细节：“竹鸡之性，遇其俦必斗。取之者扫落叶为城，置媒其中，而隐身于后操网焉。激媒使之鸣，闻者随声必至，闭目飞入城，直前欲斗，而网已起，无脱者。”清陈淏子《花镜·养禽鸟法·鹌鹑》：“鹌鹑……人多畜之使斗，有鸡之雄，颇足戏玩。”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人类对待鸟，有明显的目的性：猎为食物，作为宗教巫术和游戏装饰之用，或用以观察岁时物候，等等。这一切，大抵是以人为中心，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重点是“为用”，即用鸟为人服务，人鸟关系有极强的功能性、实用性、功利性。而且，人类对待动物的这种残酷的态度，可以找到信仰的支持，或者经典的依据。如，《圣经·创世记》：“神祝福他们，并告诫他们：‘……要主宰大地上一切移动的生灵，无论是水中的鱼，还是空中的鸟。”“任何移动的活物都是你们的肉食。”如，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

　　三

　　不难发现，今天大众参与的观鸟活动，跟几千年来人类的看鸟，无论在目的上、精神上、态度上都有极大的不同。自从第一个史前猎人在岩洞璧上画出他的猎物以来，人类就开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看鸟。然而从大历史维度看，以前并没有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活动。为了鸟类而去到户外，单纯为了乐趣而观看观察它们，这是非常新近的现象。今天的“鸟人”，无论男女，都是典型的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物。（莫斯《林中鸟》）

　　问题是它始于何时，有什么标志？关于现代观鸟的起点，有各种观点。

　　一六六二年，英国人托马斯·布朗男爵出版了一本《关于诺福克郡自然志的笔记与通信》，其中有很细致的观察描述：“椋鸟极多。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秋天的晚上，我观察到它们在沼泽偏僻安全的芦苇丛和桤木上歇息时巨大的集群。日落时分，我来到沼泽进行观察。藏在它们那不同寻常的聚集地，看到无数的群落从四面八方飞来。”他了解椋鸟的习性和食物，日落时分去沼泽观察……这些都是被确认为观鸟者的依据。与绝大多数博物著作建立在猜测和假设的基础上、充斥着道德说教不同，布朗全凭自己的观察，难能可贵。

　　一七三七年，有一本《英格兰鸣禽志》出版，卷首插图是最早的观鸟者的画像。鸟在十八世纪的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鸟是纹章、徽章的象征符号，代表极少数权贵;鸟是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部分，当时的主要食谱书籍描述了多达五十种合适烹饪的野鸟;狩猎和笼养鸟类是娱乐的重要部分;装饰艺术中，鸟类也是主角，是文化趋势的晴雨表;知识和宗教信仰也跟鸟类密切相关，普吕什的《自然奇观》把自然奇观描绘成对人类充满启示的神造物，其中涉及了有关鸟类的许多知识;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关于鸟类的描述，既有经验观察，也有大量的猜测假说、民间传说、道德说教。

　　然而，我们通常认为，一七八九年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出版，纯粹源于愉悦的观鸟活动才真正开始，怀特“是第一个把对鸟类的精神观察和对其真正的爱结合起来的人”（斯蒂芬·莫斯《观鸟的社会史》，刘天天、王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诺顿自然文学选本》以怀特开篇，可以看作对这一观点的认可。

　　为什么是怀特？

　　四

　　我们知道，西方自十四世纪起，通过文艺复兴，去除宗教神性，以及接踵而来的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浪漫主义运动，等等，通过对自然界的去神秘化，自由主义的新教伦理和宽容精神的普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苏和发展，独立智力活动被推崇，普遍开明的智力氛围形成，尊崇科学家和科学探究的时尚，浪漫主义推崇的个性化，视接近自然为美德，现代自然观的产生……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走出来，完成了跨入现代社会的跳跃。

　　从鸟类学的发展来看，十七世纪后期约翰·雷的《鸟类学》《上帝之智慧》是现代鸟类学的两条发展主线—野外鸟类学和鸟类分类学—的源头（参见蒂姆·伯克黑德《鸟的智慧》）。十八世纪中期，鸟类学现代传统在法国出现了两位大家：布里松和布封。作为典型的博物馆鸟类学家，他们主要通过大型私人收藏和皇家珍藏馆的收藏进行博物学研究。布里松的重点是分类，一七六○年，他的《鸟类志》出版。他认为，鸟类研究本质上是鸟类的排列研究，他建立了新的鸟类分类标准;同时，对鸟类描述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力求根据标本准确地描述鸟类的外部特征。布封也看重分类，但他的视野更广阔，涉及了鸟类的行为、分布以及它们在自然經济体系中的位置。他强调对物种的全面了解，要将自然描绘成一幅在时间历史中展开、充满生趣和关系复杂的庞大画卷，特别是力图从中发现规律、揭示生命的秩序。一七八○年去世时，他的《自然史》仍未完成（参见法伯《发现鸟类：鸟类学的诞生》）。

　　十八世纪后半叶，鸟类学有了公认的模式和一定的经验基础。这一时期鸟类经验知识的增长，从田野观察和生态研究两个方面在推进。英格兰的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1789年）代表了欧洲物种的经验积累，北美洲的巴特拉姆《南北卡罗莱纳、佐治亚、东西佛罗里达旅行记》（1791年）代表了外来物种的经验积累。标本博物学研究让位给现代田野观察和生态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观鸟活动所需的知识基础建立起来。

　　《林中鸟》的作者莫斯在谈到英国早期观鸟的发展时，提到了四位关键人物：怀特之外，还有托马斯·比维克，其所著《英国鸟类志》（1797年）中有大量的黑白木刻插图。这本书在提升英国普通读者对鸟类的兴趣上，超过之前的任何人，而常常跟《塞耳彭自然史》相提并论。乔治·蒙塔古，著有《鸟类学词典》（1802年），奠定了鸟类学的知识基础。约翰·克莱尔，乡村诗人，一八二○年他的第一本诗集《乡村生活和自然景色的描写》（Poems Descriptive of Rural Life and Scenery）出版。而北美洲，在我看来也有三位重要人物，除了前面说到的巴特拉姆，还有亚历山大·威尔森，他的《美洲鸟类学》（1808年-1814年）奠定了美洲鸟类知识基础，约翰·奥杜邦，他的《美洲鸟类》（1827年-1838年）在欧洲刮起旋风，极大地推进了鸟类知识的普及和大众对北美鸟类的欣赏。

　　他们的时代，处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前期，那时正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看待鸟类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时期，即由以往的单向的索取，朝观察和欣赏的平等关系转换的当口，他们顺应时代，分别在观鸟理念和方法、吸引大众兴趣、准备鸟类知识、进行文学和艺术表达上开疆拓土。他们一方面反映了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另一方面又助推了这种变化的形成。在随后的两百年里，科学研究、美学欣赏，以及围绕观鸟的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和社会活动，逐渐发展成为数百万人参与的、更加有组织的观鸟活动。

　　懷特，是他们这一批人中，在现代精神的各个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优美的文字使得《塞耳彭自然史》成为散文经典，一版再版，流传不绝，成为自然爱好者的“圣经”。怀特在四个方面呼应了现代鸟类学研究和观鸟活动：享受自然、定点观察、交流讨论、方法创新。现代鸟类学家、观鸟爱好者詹姆斯·费舍说：“在怀特那里，自然考察研究者与自然爱好者的身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的。”

　　五

　　观鸟是现代文明带来的文化现象。社会文化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对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是社会变革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到一八一九年维多利亚女王诞生，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其中最大的变化当属从以农业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的转变，大部分人在城镇工作和居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布罗代尔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谈道：“在城市居住，丧失菜园、牛奶、禽蛋等传统副业，进大工厂工作……他们必须改变生活，改变视野，以致对从前的日子恍如隔世般地感到陌生。”与此同时，现代科学学科的兴起，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为探索荒野、重新发现“乡下”做好了思想和知识准备。

　　其次是社会观念的变化带来的新自然观。通过启蒙运动完成的文化转型，通过对自然界的去神秘化，消除了长期以来关于自然的迷信和恐惧，为现代的自然观铺平了道路，大自然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力量和养料，人可以享受自然。探索乡村，重新将自己与乡村的根联系起来，则为新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提供存根圆梦、放松休闲的机会，也与科学革命带来的新的科学所鼓励的拥抱丰富多彩的自然这一趋势相符。

　　再次是技术进步、教育普及、交通改善为大众提供的可能性。铁路的出现，第一次使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可以移动起来，鼓励了以休闲为目的的旅行;十九世纪末，自行车的出现，改变了自然研究的实践，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交通工具和方便灵活的交通手段;二十世纪初，私家车的出现，对于观鸟者来说，扩展了旅行到达的目的地，超越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到达范围;十九世纪后半叶初等教育立法，让更多的人具有了阅读能力;印刷术的革新为大众提供了价格相对合理的带彩色插图的鸟类知识图书，等等，都对鸟类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还有一个因素，同样举足轻重，那就是整个社会对“爱好”的理解在改变。英国社会从一八七○年到一九一四年，也即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到爱德华时代，经历了一系列的道德重整，休闲活动成为广受推崇，大众参与，进而形成国家认同的有益行为。在日益机械化的社会，爱好给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感。二十世纪上半叶生产力的提高，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大幅下降，到了一九二○年，产业工人与一九○○年时相比，每周多出八小时的自由时间，而且一周不需工作六天。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休闲时间”这个原本只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了大多数人可以享受的普及品。于是，一种新的“休闲伦理”诞生，它以充实自我为目的，而不是单纯地用什么东西来填补空闲时间。

　　正是这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变化，为观鸟活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看”是人类眼睛的一个功能。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看周围的一切，在看鸟。“观”则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审视方式。人们可以怎么看，社会准许或影响人们用什么方式看;观的人具有怎样的知识、经验、技巧、能力和期待等因素，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框架。因此，观鸟是一种社会塑型、个人习得的观看方式，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种文化实践。

　　鸟类学家奥斯丁·兰德说：“鸟只有在巫术卜卦中显灵和故事中行道德说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无论是在科学中、文学中还是娱乐中，鸟类知识都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鸟类学在我们认识周围活生生的世界时，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它打开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