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晓星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对管平湖来说，只是一个平凡的日子。这天早上，他在北平北新桥报恩寺七号家中回复一位年轻人罗长庚的来信，为之推荐研习琵琶的老师：

　　长庚仁兄阁下：前承下问，因俗务碌碌，以至迟迟复书。日昨又接大扎（札），始悉前函未曾收阅，实为歉甚之至，尚乞见谅。尊谈欲学琵琶一事，北平现有数人，皆系平湖至友，兹特陈上，请仁兄可酌择之。蒋风之先生虽为二胡国手，然于琵琶亦甚特长。王君仅先生二胡、琵琶皆特长，惟次于蒋先生一级，其他尚有三四人，然皆不如蒋、王二君。以蒋君之技能，当无可言，以其资式规则，自在王君以上，喜弹古曲。然王君则反之，所弹各曲，多系自作曲，古曲亦能弹之，惟不如蒋君者，因一切指法规则无蒋君之有传授也。如以教授论之，此二君皆有相当经验。蒋君现任某学院教授，从学私课者亦不少。王君现任国乐传习所主任，平湖亦在本所担任琴瑟课程，然王君并无从学私课课者，故终日在所中。此二君皆平湖至友，然彼二人因同行是冤家，近半年间少有不睦，表面仍无大关。因仁兄欲求实学，不得不以实陈。二君皆可从学，并将二君住址例（列）下，如见面时可言平湖介绍，自有相关也。客言不叙，草此，敬颂

　　文安

　　弟管平湖上? 十一号晨

　　蒋君处午前去为妙，王君处随时皆可。

　　蒋君住安定门内交道口南路西棉花胡同中间偏西路北（乙七号）。

　　王君现常住国乐传习所内，地址：安定门内国子监街（本名成贤街）孔庙西隔壁国子监内。

　　不过，管平湖到第二天下午才给“前外观音寺仁发公银号”的罗长庚先生发出这通书札，因为信封上的邮戳时间为“35 11 12 18”，可知邮局收件时间为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时。

　　从现有的材料看来，管平湖的交际并不很广，所遗笔札之类尤其难得。这些年来，我所知见的，除此而外，也不过致凌其阵、李元庆、李浴星的三通而已。这些当然不会是现存管氏遗札的全部，但论其珍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通书札中，管平湖并举而比较的两位国乐家是蒋风之（1908-1986）、王君仅（1908-1959）。因两位都是自己的“至友”，从他的叙述中，两人的才能高低固然洞然可明，连他们的特长、现状、生活规律乃至交谊都和盘托出，对一位后辈的坦诚与恳切，是很动人的。

　　管平湖以“同行是冤家”来解释蒋、王“近半年间少有不睦”，其实他们更是同门，都是刘天华（1895-1932）的得意门生。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刘天华染猩红热，八日去世，这一周里，被叫到家中托付后事的两个学生，就是蒋风之和王君仅。然而，起点接近的两个人，往往会因为许多原因，在未来的路途上无法一直并驾齐驱。管平湖对蒋、王成就的评价，当然是他个人的观感，可能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乐界人士。比如，他在信里的一个意思是非常明显的，即蒋风之的琵琶不如二胡名重，但纵然如此，造诣仍高于王君仅。据说，三十多年后，蒋风之的琵琶弟子邝宇忠（他也曾跟管平湖学过琴）同样说过：“蒋先生在琵琶上的成就绝不亚于二胡。”（蒋伟风《“活到老，学到老”》）或许只是说出了蒋氏友朋与门生们的长期共识。

　　管平湖致罗长庚书札

　　管平湖對蒋、王两位的评价，应该说中允可信。后来两人的成就和音乐史地位，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今我们提及蒋风之，无不许之为那一代二胡演奏家中数一数二的大师，如管平湖、吴景略之于古琴，卫仲乐、秦鹏章、李廷松之于琵琶;而王君仅，他的主要成就在琵琶，如今恐怕连多数琵琶研习者也未必知道他的名字。这里面固然有他中道早逝的原因，看似不大公平，可上下床之别，并不全然自他身后始。

　　我倒是觉得，王君仅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所弹各曲，多系自作曲”。因为二胡、琵琶都不比古琴，遗存有丰富的曲库可供采撷，所以刘天华在改良乐器与改进演奏技巧的同时，也创作新曲，意在“导夫先路”，这个“新传统”被王君仅发扬光大了。只不过刘天华的相当一部分作品起点极高，想要超越它们，进而广为传播，谈何容易。如今除了很容易听到百代公司为王君仅录的个别曲目，其他多数湮没无闻，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君仅作曲集》国乐传习所1946年油印本

　　管平湖说“蒋君现任某学院教授”，“某学院”应该是指这年八九月间教育部在北平刚刚重建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王君现任国乐传习所主任，平湖亦在本所担任琴瑟课程”，这个国乐传习所，张伯驹前不久创立于国子监内。王君仅现存最重要的著作《王君仅作曲集》，正是国乐传习所油印的，面世时间也巧，正是管平湖写此信的这个月。

　　正如琴中有“管派”，二胡之中亦有“蒋派”。论者言及“蒋派”的艺术特点，几乎总要说蒋风之对古琴艺术手法与境界的汲取，如“可以说蒋派的艺术风格，就是对多种艺术门类的借鉴，特别是对古琴艺术的借鉴尤为突出”“听蒋风之先生的《汉宫秋月》……明显能听出古琴的韵味以及流露出的文人情怀”（朱万斌、朱春光《张尊连对蒋派二胡的理解与继承》）。还有人用古琴指法的“撞”“双撞”“浒上”来分析蒋风之对二胡曲“音尾”的处理（杨易禾《受教不多 受益终生》）。甚至会提到蒋风之本人就是北京古琴研究会会员，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与查阜西有大量的合作，“二胡曲《潇湘水云》《鸥鹭忘饥（机）》等作品直接借鉴了古琴，而借鉴古琴不仅是形式的借鉴，更是意识的继承”（朱万斌《论蒋派二胡艺术的继承与发展》）。这些当然都没问题。我手边有一部晒蓝本《古琴二胡齐奏谱》（查阜西编，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4年1月21日），正是查阜西、蒋风之合作的产物。

　　不过，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将古琴技巧与“造境”用到二胡上，并非蒋风之的首创，而是源自他的老师刘天华。刘天华本人就研习过古琴，曾师从梅庵琴派的始祖王燕卿，至今遗琴尚在。第二，蒋风之与古琴演奏直接合作固然始自查阜西，但此前他早已密切接触古琴，可考的源头，正是管平湖。

　　管平湖（1897-1967）

　　蒋风之（1908-1986）

　　综合史料不难发现：论教学，管、蒋都曾在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共过事;论演出，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四○年一月七日、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一九四六年初春、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这十年间他们至少同台五次;他们还都是北平电台的热门演奏家，多次在电台表演独奏节目。正如管平湖所言，他们是“至友”。这些打捞出来的时光碎片，足以让人推想“至友”的密切。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有人经常去蒋风之在棉花胡同的家，描述所见，是“北屋三间，四壁皆空，只挂一把古琴，一张蒋兆和画像照片”（倪宝恕《蒋风之先生早期的教学生活及其教育思想初探》）。在这一时段里，古琴对蒋风之的重要性，可知一斑。

　　从书札中看，罗长庚之前还给管平湖寄去一函，因未得回复，致有第二函。那么，这位锲而不舍的求学者，后来有没有得偿所愿呢？蒋风之、王君仅之间，他选择拜入哪一位门下？

　　《蒋风之二胡艺术研究文集》（赵志扬、蒋巽风主编，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年）中的《蒋风之先生年谱》，附有一份五十五人的《蒋风之先生传人名单（部分）》，其中罗姓者仅有一人，为“罗作新”。书中还有一篇罗作新所写的《抹不去的记忆》，说：

　　回顾半个世纪前，我于一九四六年经古琴名家管平湖先生介绍，师从风之先生学习琵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先生是当世二胡名家，然而对于琵琶的造诣之深却鲜为人知。先于我而同期师从先生学琵琶者有臧尔忠、倪宝恕二师兄。因我等皆非从事文艺事业，故解放后，有人戏称我等为“蒋氏琵琶业余三弟子”。

　　……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十年中，我每周均按时上课。在先生的谆谆教导下，我虽愚笨，但亦有所收获，以至能在解放后用所学技艺为祖国的民乐事业尽过一些微薄之力。

　　文中提到的“业余三弟子”之一倪宝恕也有回忆：

　　（蒋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开始教我们四人，每周一次。一九四七年罗作新先生慕名拜访学琵琶。（《蒋风之先生早期的教学生活及其教育思想初探》）

　　“业余三弟子”还都是当时北京国乐爱好者组织松风国乐社（1949年8月起易名为北京业余国乐研究社）的成员。国乐社每周在王贻钜位于中南海西侧小巷的家中聚集三次，活动持续近十年，至一九五四年才告解散。蒋风之、管平湖等人时常莅社指导（王贻钜《恩师泽惠 德励松风》）。不难看出，这位罗作新的经历很像罗长庚的“后续”，但他们到底是不是同一人呢？

　　

　　我让这通管平湖书札的收藏者看看同时买进的东西。他翻出了罗长庚的名片，翻出了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北平同仁医院给罗长庚开的证明书，接着又翻出了一份罗作新、方云子的结婚证书，一张开头称呼是“作新”的短笺—如此，罗作新即罗长庚，确凿无疑。

　　从同仁医院证明书可知，罗长庚二十四岁，山西祁县籍，时患结核性肋膜炎。收藏者又告知，他的父亲是罗希宪，妻子方云子的父亲是中医学家方鸣谦（1910-1987）。《抹不去的记忆》写于二○○三年，“今已年届八旬”，可知同仁医院证明书所记为周岁，他生于一九二四年。倪宝恕回忆他从蒋风之学琵琶的时间，比他自己的记录晚一年，也可以理解：管平湖寄出此信已是十一月十二日，罗长庚登门拜访、入门求学，总要到年底了，与师兄相识或许更晚些。

　　关于这通书札，说到这里原已足够，但写信的这天深夜，北平却发生了一件震惊一时的凶案，罹难者是管平湖的一位琴友。考虑到管平湖家中装有电话，也许十二日他寄出此信的前后就得到了消息。

　　这位琴友是安世霖（1903-1946），时为全真教龙门派祖庭白云观监院、代理住持。

　　安世霖与管平湖何时相识暂不可考，以理度之，不外乎琴。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他们两人还曾结伴去东交民巷前的荷兰大使馆，拜访荷兰外交官、琴人高罗佩（1910-1967）。这天高罗佩的日记说：“二点到五点安世霖和管平湖来弹古琴，六点水博士夫妇、外祖母、十三弟和管平湖来吃晚餐。管平湖演奏《水仙》和《墨子悲丝》。”（《大汉学家高罗佩传》，C.D.巴克曼、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海南出版社2011年）看样子安世霖没有參加这个家宴。

　　如今常见的一帧安世霖弹琴照，应该也是这个夏天的留影。照片上，安世霖身着道服，在白云观的一处石案上弹琴;高罗佩穿短袖衬衫，系领带，执蒲扇而坐其右，低头细听;穿着浅色中式服装、站在安世霖左右的，大概是关松房与汪孟舒，汪孟舒半开折扇，观摩安世霖的手法，颇为入神。耀眼的阳光穿过树荫，稀稀疏疏地洒在他们之间，逾显清幽。

　　左起：高罗佩、汪孟舒、安世霖、关松房，1946年夏在北平白云观

　　然而，才四五个月后，安世霖与执事白全一就在这清幽绝俗之地被道众烧死，遂酿成近代道教史上的一大惨事。在此之前，安世霖虽官司缠身，但谁都没有想到矛盾激化如斯。这一案件，当时的报章纷纷跟进，报道连篇累牍，至今仍是法制史、道教史研究的重要题材。关于安世霖罹难的缘由，如今一般认为是白云观内部矛盾长期冲突的结果，“不仅仅牵涉道教派系冲突、庙产纠纷等问题，亦与近代的政治、道士的社会角色等问题息息相关”（付海晏《安世霖的悲剧：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但在惨案刚发生时，行凶者与报章几乎都聚焦于安世霖本人的种种不堪，以致在远方的高罗佩听到的是“他放纵自己，用年轻的女人去做了各种玄妙的试验”（《大汉学家高罗佩传》）。他后来创作“狄公案”系列小说的《朝云观》，素材便来源于此。

　　管平湖曾为王世襄（1914-2009）所藏的一张凤嗉式琴断代，定为元末明初，此琴即安世霖旧藏。安世霖得自溥侗（1876-1950），惨案发生后辗转归关仲航（1900-1970），一九四七年赠王世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王世襄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面对故人遗物之际，管平湖或许会想起初闻噩耗时的惊心动魄，却未必记得那两天的早晨与下午，他曾给罗长庚写过、寄出这样一通复函。平平淡淡的日常，给人留下的印记之深，当然不及酷烈的剧变;而岁月却偏偏留下来自特殊日子的故纸数片，让我们在回望历史之时，得以联想往日的人们所面对的日常与无常。

　　辛丑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