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侠

　　傅雷的欧洲经历引起笔者注意始于十年前，与卢岚撰写《青年梁宗岱》时，知道傅雷与梁宗岱相识于巴黎，围绕刘海粟身边的小群体活动，很快结为好朋友。

　　当时没有进一步追踪傅雷的法国行踪，以为必定有人探索过，因为最近数十年，他的生平及译作属于热门写作题材，相关书籍及文章如恒河沙数。可是《青年梁宗岱》的写作让我发现法国人是一个保守的民族，珍惜过去的一切，并且爱屋及乌，对其他民族也一样，在中国找不到的留学生文献，在法国很多机构都有收藏，静默地躺在书库中，等待有人来唤醒。就这样，在《青年梁宗岱》之后，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的罗曼·罗兰书信档案，又把傅雷带进笔者的写作计划。

　　罗曼·罗兰收藏了九位中国留学生（盛成、敬隐渔、梁宗岱、李又然、阎宗临、汪德耀、高长虹、傅雷、张昊）完整的一百多封来信，在日记中留下了二十七段记载。笔者用了四五年时间，逐一梳理辨真。轮到傅雷的时候，必须首先厘清他在法国的留学经历，这时才发现，像其他八位留学生一样，虽然资料林林总总，但一提到留法生活，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孪生儿。这是一个死结，研究者都明白，这些差不多一个世纪前的历史，已被时光湮没，必须亲临其地，深入寻找，还要好运气，始有收获可能。幸好近年各大图书馆藏书数字化并放到网上，又出现了多个文献搜索网站，历史研究工作进入纸本典籍和电子世界交叉结合的时代，为研究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工具，不必像二十世纪初伯希和到敦煌考古，要夜以继日在黑洞里秉烛苦读，才有所发现。

　　就傅雷而言，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本人留下了一些文字，里面有可靠的线索，尤其在一九五七年写成的《傅雷自述》，虽然有关段落只有三百来字，却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留学经历。与已知的资料仔细对照，发现其中一句话令人困惑：

　　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

　　一般人所知的傅雷法国朋友名字很少，一个巴掌就数完，都是“巴黎美专的校长及其他老年画家”。傅雷是狷介之士，把他们列在最后有其道理，因为互相间的交情只限于社会应酬，没有深入的互动交流。由此推测，放在前面的教授、批评家、汉学家、音乐家，必定更加重要，可是从来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

　　让·达尼埃鲁（Jean Daniélou）

　　带着这个问题开始翻阅旧报刊，像过去一样，搜索，失望，再搜索，直到有一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第八百零二期的《快讯》（L?Express）周刊目录中，不期然发现一篇题为《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Le père Daniélou parle de Fou La?）的文章。到图书馆找来原文，原以为是记者的访问记，没想到是一篇悼文，纪念一个多月前辞世的傅雷。作者达尼埃鲁时任巴黎天主教大学神学院院长，对傅雷的评价很高，称他为“法兰西文学在中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一般来说，悼文作者必定和逝者深交，如果身居要职，更不容易动笔。当笔者读到“傅雷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在法国生活，当时名叫傅怒安。他住在一间国际学生宿舍里……我就是在那里和他结成知交”时，立即明白跟随达尼埃鲁，有可能打开傅雷留学生活的神秘大门。

　　法国的公众人物，事事公开，很容易就能找到他们的生平。达尼埃鲁（1905-1974）出身精英家庭，父亲夏尔从政，官至内阁部长。母亲玛德兰（Madeleine Daniélou，1880-1956）是著名的教育家，终生推进女子教育，创办过多家学校。为了纪念她，其中一家在一九七○年命名为“玛德兰·达尼埃鲁中学”（Le Centre Madeleine Daniélou）。这是法国名校之一，全国会考或大学校（Grande ?cole）入学试的成绩常列全国之首。

　　一九二五年，年仅二十岁的达尼埃鲁获得索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二七年成为中学高级教师文凭有史以来的最年轻获得者。然而随后一年的兵役期间，他决定放弃高级教师这个铁饭碗，进入教会，为天主教服务。一九二八年，他参加意大利圣保禄修道会（Compagnie de Saint Paul），被任命为该会在巴黎新开设的学生宿舍青年之家（Maison de la Jeunesse）的主管。一年后进入耶稣会，数十年间从修生到神甫，成为著名的宗教学家和教育家，一九六九年晋升为枢机（红衣）主教。

　　他的悼文把笔者带到巴黎西南郊的耶稣会法国档案馆，这里保存着他去世后留下的个人档案，里面收藏着十七封傅雷来信，日期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三年。读完之后，毫无疑问，达尼埃鲁是傅雷在欧洲最亲密的知己。

　　他们在一九二八年相识于青年之家开设之时，傅雷刚结束第一年的私人法文补习，从外省来到巴黎，报读索邦大学文学系。他们两人性格迥异，当时的傅雷孤僻、高傲、急躁，达尼埃鲁开朗、友好、和善，可是一见面就结为好友。不到两个月，达尼埃鲁就把傅雷带回家里，而他的家人也立即把他当作家庭好友。这一年圣诞节，达尼埃鲁去了意大利，他的母亲邀请傅雷到家里来过节，“傅（怒安）来晚餐，然后到轻歌剧院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玛德兰家书）。

　　青年之家愉快的集体生活、众多的夜间文学活动、与达尼埃鲁的促膝长谈，在傅雷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他对法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的深刻认识，就从这里开始。一九二九年七月，傅雷在瑞士度假期间，巴黎传来青年之家关闭的消息，他写信给达尼埃鲁：

　　你可知道？你的信把我卷走了！读到最后几行，我流下眼淚，信纸跌落地上。我流泪，首先因为失去所有住满青年之家的可爱年轻人，失去同学间那些充满欢乐和友好的交谈，即使吵嘴和争论都有一种魅力，极其纯洁！我记得我们共度的夜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我们多么诚恳，快乐，平静，幸福！而现在，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永远只留在回忆中……

　　我非常感激你对我的知心友好。你的厚爱确实安慰了我。此外，我永远有一个鲜明的印象，我记得你的信仰，你对真理的虔诚，你灵魂的伟大和魅力，你的勇气，以及你的工作才能……我一定尽量和你保持联系。不过，我真的很伤心，想到不再在一起，少了见面和交谈的机会。

　　很明显，达尼埃鲁比傅雷年长三岁，他们的友情已经发展到兄弟和知己的高度。离开青年之家后，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继续互通书信。每逢生活和内心世界出现动荡，傅雷必定坦率相告，甚至常人羞于启齿的私隐也不讳忌，“坠落到一场放荡的生活中”“留下一种脏病”“加上失恋”“我的真正拯救将是我的死亡！我心急等待”，仿如信徒向神甫忏悔，祈望精神上得到宽恕，行动上得到指点。

　　他和达尼埃鲁的唯一分歧在宗教信仰上。传教是神甫的职责，从结识开始，达尼埃鲁就反复劝说傅雷皈依天主教。他不知道中国留学生到西方来不是为了抽象的精神，而是学习实际的现代科学技术，治疗祖国的世纪痼疾。几年后完成学业，多数人都得出同一结论，西方文明不如华夏，中国人必须以自己传统的一套来救中国。傅雷也不例外，他在回国轮船抵达上海前一天，写信给达尼埃鲁：

　　但我有一点引以为豪，没有数典忘祖。相反地，在欧洲三年之后，我对我们的文化和伦理道德，从未像今天这么热爱。比起四年前，我更理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年轻人诅咒它，但与试图从海外输入那一套比较，它显得无比优越。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本身的特性，无法改变。植物胚芽撒到异国土地，不可能像在原产地那样生长。

　　即使已经离开法兰西，傅雷还没有忘记对达尼埃鲁最后一次说“不”。但是他们的分歧，完全没有影响诚挚的友谊。档案的收藏在这封信后中断多年，下一封信的日期是二十多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六月，信中傅雷的语气已经变成一个饱经沧桑的过来人，他谈到对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谈到翻译中的疑难，请达尼埃魯指教，请他代购巴尔扎克全集，同时不无骄傲地告诉遥远的朋友，儿子傅聪已经长大，成为著名的青年钢琴演奏家。观此信上下文，可以肯定两人在此之前继续通信，只不过信件没有保存下来。

　　这封信是档案的最后一封，但不是最后一次。一九五八年一场大风暴，中断了傅雷与外国朋友的联络。等到一九六一年十月可以恢复时，傅雷首先写信给达尼埃鲁，迫不及待寄上刚修改完成的巴尔扎克《幻灭》的疑难表，他要尽快重新开始工作。但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很快来临，达尼埃鲁在悼文中说：“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在去年（1965），他正在专心收集最新版本的巴尔扎克作品。”一九六六年十月，他们持续超过三十五年的交流被永远中断了，但是他们终生不渝的友谊，将凭借保存下来的书柬永远活着。

　　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一门宗教哲学，近代研究者不多，因为不如五花八门新哲学那么新颖，那么容易入手和出名。但是，这门学问影响力很大。欧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信奉天主教，进入现代社会后，天主教如何追随时代的发展，成为存亡的关键。这种演变需要哲学家在前头带领，因此十分重要。

　　哲学本不是法国人的专长，二十世纪初却接二连三出现世界级的哲学明星，各领风骚，几个幸运者升入“仙班”，所创建的理论成为普通人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在这股潮流中，向来乏善足陈的法国宗教哲学，意外出现一位学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影响超出法国，至今未衰。

　　这位哲学家名叫雅克·马里丹（Jacques Maritain，1882-1973），出身新教家庭，妻子拉依莎（Ra?ssa Maritain，1883-1960）是俄国统治时期的乌克兰犹太裔移民，两人在索邦大学求学期间相识和结合。他们本来攻读生物学，但对哲学很感兴趣，曾经满腔热情在现代哲学各种流派中游荡，但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直到一九○六年，已经二十三四岁了，才在一个早上一起皈依天主教。

　　他们毕业后到德国继续深造。一个偶然机会读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的著作，在里面发现了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观点，找到了未能解决的疑问的答案，“感到好像被理性所照耀，心中满怀哲学的使命”（马里丹《信条》，1941年），从此开始潜心研究托马斯主义。

　　马里丹除了头两年为出版社编辑书籍外，一直在中学和大学教书。一九一三年开始发表哲学著作，致力于为托马斯·阿奎纳理论除旧更新，把现代思想融入里面。一九二六年，与法国天主教极右组织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令他声名鹊起。他毕生坚守哲学家的信条，立足哲学，不为政权或神权服务，不参加政治或宗教组织及其活动。当傅雷在一九三○年一月写信给他的时候，他的理论已经被人称为新托马斯主义，自成一家之言。

　　这个时候，傅雷不认识马里丹，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他的兴趣也不在哲学，脑袋里只有美术。一九二九年六月，他前往瑞士度假，刘海粟在八月带着妻儿到来，同行者还有上海美专校友刘抗和陈人浩。六个人一起愉快地乐山乐水，游泳划船，写生摄影，谈文说艺，相处得十分融洽。四十多天的共同生活，让傅雷认识了一个崭新的美术世界。九月二十日，小集体返回巴黎，情绪高涨，继续聚会。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在刘海粟下榻的旅馆里，在一番热烈交谈的激励下，傅雷为三位画家填写了秋季沙龙的报名表。三周后收到答复，刘海粟作品入选，小集体十分兴奋，想起五月份组成的中华留法艺术家协会，曾经决定年底举行中国现代艺术展览，后来没有了下文。这次成功参展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旧事重提，决定次年五月举办，此时只剩下不到半年时间，需要动手筹备。

　　傅雷积极参与，挂上协会秘书的名衔，负责与法国人打交道。他使用印着蓝色法文笺头“Association des artistes chinois en France”（中华留法艺术家协会）的信纸，可能有点官方信件的模样，他的信被马里丹保存起来，收藏进庞大的档案里。傅雷在信中讲过开场白后，说明来意：

　　我们将在今年五月份在巴黎组织一次中国艺术展览会，目的在于把这种正宗艺术介绍给欧洲。我认为，参观过日本人在此之前在巴黎举行的几场展览后，欧洲人能够看一下日本艺术的源头不无好处。希望有幸见面，长谈这个问题。

　　我本人喜欢探讨我们艺术的本质和来源。如先生所知，中国艺术全部来自中国哲学，尤其受老子的影响。这是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差别的基本原因。比较一下古代文物，立即就看出埃及人与中国人的区别，中国人完全没有前者的宗教情绪。我们的文明一开始，就立即理解构成宇宙观的哲学思想。

　　说得很含糊，似乎希望“长谈”艺术。对宗教哲学家来说，这样的请求有点不平常，解释只有一个，直到此时，刘海粟小集体与法国美术界没有任何联系，傅雷硬着头皮写信给马里丹，真正目的是想请他为展览会写序文。

　　档案下一封信的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傅雷详述意大利之行，并且附上一张名片，上面只有名字，没有地址。两封信相距十七个月，因为信件保存不完整，事实上，他们见过面，长谈过，并且继续通信。一九三○年六月七日傅雷写信给达尼埃鲁，提起马里丹的近况，口气仿佛在谈一位老朋友：

　　马里丹先生去了瑞士一段时间，举行演讲会。回来时病倒了，还没有完全复元。

　　这一次，傅雷以即将返国为理由，请求见面。马里丹立即同意，并且让他挑选日子。当时刘海粟个展开幕在即，傅雷忙得不亦乐乎，五月十五日回信约好日子，第二天却发现所约日子在开幕式前一天，赶快发信更改，推后一个星期。他们在六月七日见面，八月十四日傅雷动身归国。

　　能够和马里丹通信，单独见面长谈，不是一件轻易事情，至少需要两人互相赏识，有共同的话题，水平不要相差太远。马里丹自一九二○年起名声远播，社会活动频繁，看一下他的日记，每天忙个不停，高朋满座，演讲和饭局不断，让傅雷选择约会日期是特殊优遇。我们已经知道傅雷对天主教的态度，可以推测他们的交流不会以宗教为主题。傅雷是一个虚心聪明的青年，与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交流，自然可以多方受益。

　　从一九三三年开始，马里丹多次应邀到加拿大和美国讲学，因此“二战”时滞留美国，他參加了戴高乐领导的抵抗运动，录制讲话向法国被占领区广播，战后戴高乐任命他为驻梵蒂冈大使（1945-1948）。一九五○年起，美国和加拿大多家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聘请他去上哲学课或举行讲座。一九六○年回到法国，妻子不久去世，他退隐到南部耶稣小兄弟会，继续写作，至一九七三年病逝。

　　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

　　在傅雷给马里丹的最后一封信中，一开头提到一个名字：

　　我得到拉卢瓦先生的应允，为我们的画家刘（海粟）先生写展览序言。他下星期一到刘先生住的旅馆，观看他的画作。

　　“下星期一”是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八日，展览会六月一日开幕，拉卢瓦至多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为展览赶写序言，因为还要印进目录。他不负所托，及时交出。

　　路易·拉卢瓦（Louis Laloy，1874-1944）大概是中国人最不熟识的汉学家，他是法国文学大师罗大冈的博士论文导师，可是网上的中文百科全书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收入，想来可能有三个原因：

　　一、他与同时代的名家沙畹、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不同，不是纯粹的汉学家。他以音乐史和音乐评论出名，虽然著作和翻译等身，在大学和音乐学院担任音乐史课程，主编音乐刊物，但也长期担任巴黎歌剧院行政总管（1914-1940），这是非学术性职位。

　　二、传统汉学不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拉卢瓦专攻中国古音乐和元剧，曲高和寡。

　　三、一般汉学家躲在中国历史里钻牛角尖，不理窗外事，他却密切关心当代中国，支持中国的变革，亲身参加各种活动。他有一个中国女婿，长女尼可列特（Nicolette Laloy，1908-1995）在一九三七年结婚，丈夫徐复云（1905-2005）是中法大学法科博士，终生从事外交工作，后期在联合国发展总署任职（1946-1968）。

　　没有几个人知道，拉卢瓦是唯一见过孙中山的法国汉学家，并且与他同桌进餐。一九一一年秋天，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准备返国，先从美国到英国，十一月二十一日转抵巴黎，会见朝野人士，寻求经济和外交支持。停留三天，其中一天中午，同盟会巴黎成员李石曾在家中设宴，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法国朋友，拉卢瓦是宾客之一（见《政治文学辩论报》1924年5月30日第一版）。自此之后，凡有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活动，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中法联盟（Union sino-fran?aise）举行盛大的四百人午宴，庆祝辛亥革命成功，拉卢瓦到会，写了一篇现场报道，发表在报纸上;一九一九年凡尔赛会议，中国代表团为了山东归属问题与日本恶战，巴黎华人支持中国谈判代表，举办了一个“中国与和平”的演讲会，由人权联盟主席比松主讲，拉卢瓦在会上发言;一九三四年，拉卢瓦联同马尔罗、艾田蒲等人，组织了中国人民之友协会（Amis du peuple chinois），为中国募集医疗器械药品，对抗日本侵略……

　　他的汉学成就，中国识者不多，只有刘海粟为他绘画的两张肖像街知巷闻。其中素描那一幅，上面有刘海粟模仿中国画的跋文：

　　吾友赖鲁阿，法兰西汉学大师也，学问淹博，尤精攻禹域古乐及古画。余西巡欧罗巴，君为巴黎大学教授。余每次过从，必与纵论中国上代画论与古乐，而于谢赫之六法论与淮南子论乐，尤多阐发。一九三一年九月，余东归，适君亦受法政府命来华访古文化，与余同舟东渡。舟次为写象，画法虽不足取，而君沉思默想，修身养气之姿，则能存一二焉。刘海粟并记于香南沙舟次。

　　文中“香南沙”一词是他们乘坐的邮船“Chenonceaux”的音译。这番话给人一个印象，两人相识已久，有过深入的交流。我们知道傅雷也在船上，可是拉卢瓦在一九三三年发表的游记《中华镜》（Miroir de la Chine），没有他和刘海粟的名字，因此下一步要找寻拉卢瓦的个人档案，探查底细。档案存在，不过不在公共图书馆，在拉卢瓦的故居，法国东部朱拉山区一个小村庄里，由家族成员保管。现在的管理人是他的孙子樊尚（Vincent Laloy），樊尚待人热情友好，爽快地同意笔者前来查阅。无奈疫情持续，不便出门，只能依据档案目录找寻。经过多次电邮来往，所得结果未如预期，收藏里没有刘海粟或傅雷的书信，也见不到拉卢瓦的相关日记。但是在中国手稿部分，有两份拉卢瓦一九三一年访华文献，出现刘海粟和傅雷的名字。第一份是旅途手记，在邮船上写给妻子，现存前二十二天，缺最后十三天;第二份是旅程表，记述更简练，但相对完整，从八月十五日开船起，船程三十五天，中国各地访问四十六天，乘坐西伯利亚火车返国十一天，十一月十五日回到法国，前后整整三个月。

　　两份资料文字简约，但细节不少。拉卢瓦自己取了一个古雅的中文名字海拊怀，妻子叫黑芙蓉，他给傅雷一个法文绰号“le Long”（长人），两张肖像的创作日期现在可以确定了，轮船九月十二日进入中国海，素描和油画在这天动笔，两天后的九月十四日完成。再与《中华镜》对照，原来书中所说的“一位三等舱的中国熟人”，就是傅雷。

　　把船上生活重組起来，发现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愉快旅程。他们两个半月前才一起合作为展览会赶写序言，现在不期而遇，船上重逢，双方都没有旅伴，分外开心。轮船开出第一天，就迫不及待两次见面，早上十时和傍晚五时，在三等舱甲板上。刘海粟夫人静默陪伴旁边，微笑着听拉卢瓦说中文。在此后旅程中，如果船上没有特别活动，海上没有风雨，三个人就聚到甲板上，谈天说地，每次一个小时左右。一位伦敦留学生被吸引，也参加过。由于三等舱旅客的活动范围有限制，每次都是拉卢瓦从上面的头等舱下来，移船就岸。

　　傅雷登船第一天，睡觉前把眼镜脱下，不防掉进地板下一个洞里，无法取出来。到了第一个中途停泊的埃及塞得港，拉卢瓦带他们上岸，找到一间眼镜店，为傅雷配了一副眼镜送给他，傅雷以教汉语作为回报。汉学家补习汉语不足为奇，学识高深的人都虚怀若谷，像伯希和那样的名家，也曾向中国同行求教。拉卢瓦把汉语课这件事写进手记：

　　八月二十八日? 傅长人先生（Mr Fou-le-Long）的汉语课重新开始。他衣着整齐，从容自若，走上一等舱甲板来和我见面，惹得周围的人十分好奇，但对他很友好。

　　之前拉卢瓦从未去过中国，这是唯一的一次，由中法友谊协会（Association amicale et de patronage franco-chinois）派遣，调查在中国开设法国大学的可能性。他希望能够同时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欣赏古代音乐和观看古典戏剧，这是他的多年夙愿，在船上就向傅雷他们透露：

　　船上还有友人路易·拉卢瓦先生，他身负官方任务，前往中国考察中国古代音乐。这位非常友好的汉学家，喜爱中国文学和哲学，并且理解颇深。刘先生和我打算帮助他，在中国办理必要的手续，让他能够听到孔庙祭祀大典才会演出的中国古代音乐。（1931年9月17日傅雷致达尼埃鲁信）

　　傅雷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拉卢瓦在巴黎结识的中国朋友都成了头面人物，褚民谊、李石曾、郑毓秀和陈箓等人争着接待他，为他做出妥善的安排，每天的食宿活动安排得很紧凑，不必打扰刚回到家里的海上旅伴。拉卢瓦观看了多场中国戏曲演出，四次会见梅兰芳，其中三次登门拜访，梅兰芳为他请来一队中乐队，专门为他演奏中国音乐，虽然不是孔庙祭祀大典的乐曲，但听进拉卢瓦耳里，单是二胡独奏已令他陶醉，飘然物外。

　　《傅雷自述》说，留法时“读书并不用功”，指的是索邦大学文学系，傅雷连续两年报读，但没有参加文凭考试。这次与拉卢瓦同船相处一个多月，上岸同游，谈经论艺，切磋琢磨，得益远胜十年书。

　　傅雷的法国友人不止上述三人，随手就可以再举出两个。第一位是伊扎尔（Georges Izard，1903-1973），他是达尼埃鲁的妹夫，著名作家、律师和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傅雷与他结识于青年之家，一直保持联系，一九三○年傅雷经济短暂困难，他从旁慰勉：

　　伊扎尔跟我说过，要是能用法语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他会助我发表。他人真好，时常鼓励我，他的榜样引起我奋发的反应。（傅雷1930年11月致达尼埃鲁信）

　　还有莫里斯·布里昂（Maurice Brillant，1881-1953），这位天主教作家和艺评家，名字出现在傅雷给马里丹的第一封信上，作为介绍人，可见两人交情不浅。笔者最初来不及了解他的生平，曾误以为傅雷在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词《十字路口的中国》，由马里丹或另一位修生交给《精神生活》杂志发表，现在才知道是布里昂。他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聘为该刊编辑，负责撰写专题报道和提供外部稿件，傅雷通过他把演讲稿交给杂志社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全靠他，演讲词才逃过湮没厄运。

　　对傅雷四年留法经历的研究，过去欠缺资料，未如人意。现在出现新的法国文献，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有助重新出发。

　　二○二○年九月二十日于巴黎

　　傅雷与其他八位留学生的法国信件中译，全部收入《九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一书，近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