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

　　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思想家活跃于哲学殿堂，被美国教育网站The Best Schools评为“全球在世的五十位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的玛莎·努斯鲍姆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九四七年，玛莎·努斯鲍姆生于美国一个律师家庭。受其父影响，她一直视“努力工作、纪律与快乐”为一体，并在人生中身体力行。努斯鲍姆是一个极其聪慧又勤奋的女性，这一点可以从她发表的数量颇丰的作品中看出来。一九七八年以来，努斯鲍姆出版了二十余本专著，其中包括：《善的脆弱性》（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培育人性》（Cultivating Humanity）、《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逃避人性》（Hiding from Humanity）、《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女性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等著作。此外，她还主编了二十一本著作并发表了四百五十余篇文章。这些书籍与文章涵盖文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等诸多领域，在英美乃至全球的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为努斯鲍姆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她由此获得了来自美洲、欧洲、亚洲等诸多学校与机构的六十三个荣誉学位及无数奖项。

一

　　最早让人们开始关注努斯鲍姆其人其思想的是《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一书，这本书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西方自苏格拉底开始，就一直在思考“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过好的生活”或者“有德的生活”成为那个时期哲学家们的共识，有人甚至将“德”与“福”直接相连，将“德”视为一个人是否配享“福”的条件。然而，现实生活中，德与福往往是分离的，对好生活的希冀有时恰恰就是悲剧的开端，好人往往没有好报，有德者常常因其对道德的坚持而深陷苦海。当人们观看古希腊的悲剧时，经常慨叹人生无常，努斯鲍姆则从这种无常人生的悲剧和苦难中看见了道德的冲突与运气因素。与苏格拉底传统关注人类在追求幸福或至善过程中的可控因素不同，努斯鲍姆从古希腊的悲剧、诗歌等文学作品中更多地看到的是人类在追求幸福生活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玛莎·努斯鲍姆

　　努斯鲍姆有着深厚的古典学功底，她善于用神话和故事来描绘与呈现人性与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如《安提戈涅》《赫卡柏》。经由努斯鲍姆的解读，我们所看到的好生活是可欲而又脆弱的，与之相伴的常常是人们在道德情感上的挣扎，或者说不得不面对那些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事态的深切悲哀。而这种悲哀却只会出现在那些心怀道德却深受运气影响的人身上。正如努斯鲍姆所说：“命运的突变、怨恨和痛苦的回忆，对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来说，非但在所难免，而且似乎还是恰如其分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当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自己因叛国而死的兄长波吕涅克斯时，当克瑞翁因做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决定而妻离子散时，无论是安提戈涅还是克瑞翁对道德的坚守都呈现了善的脆弱的一面。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这种道德坚守使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一个没有品格的人是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道德困境的，他不在乎他人的处境，不在乎他人的生命，甚至不在乎他人怎么看待自己。努斯鲍姆将人类比作脆弱的植物，其存在之美始终与其脆弱性连在一起。当一个人富有道德感而又想活得好的时候，悲剧就会发生。

　　如果说我们从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悲剧中体会到的是对那些受道德运气左右的人的深切同情的话，那么在读了努斯鲍姆对赫卡柏的悲剧命运的分析后，感受至深的却是一种道德的绝望。赫卡柏是特洛伊的王后，她一直笃信高贵者的道德品格不会因厄运而丧失。即便在国家灭亡、丈夫与大多数孩子都死去、自己沦为奴隶的情况下，赫卡柏也没有丧失这一信念。然而，当她在海边看到自己最后一个孩子的尸体时，一切都变了。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她将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了色雷斯国王波吕梅斯托，但这位“朋友”却因贪图钱财而杀害了她的孩子，并草率地将其抛尸大海。那一瞬間，赫卡柏基于信任的道德生活崩塌了，她凄惶地说道：一切都是靠不住的。赫卡柏的结局是悲惨的，她选择了独自复仇，放弃了一贯的道德坚持，并在悲剧的结尾被预言会变成一条狗。要明白，在万事万物中，人一旦放弃了人的身份，就意味着不用再坚守人所承诺的道德。赫卡柏的悲剧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道德生活常常是建立在对不确定之事的信念之上，而这恰恰是人类道德生活的脆弱所在。

　　从《善的脆弱性》一书中，或许我们无法找到“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指南，或许有人也如笔者一般困惑，忍不住去想，对于一个有德的人来说，好品格到底是他获取好生活的保证，还是限制其人生的枷锁呢？努斯鲍姆对这些悲剧的解析不禁令人想起了北岛的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好在努斯鲍姆本人并没有这么悲观，她向我们展示了人性和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其目的在于让人们对道德生活保持清醒。作为一个有着世界主义意识的思想家，她寄希望于人类多做一些努力，以减少悲剧发生的环境或背景。毕竟，努斯鲍姆之后的许多著作都致力于从普适主义的角度去改善那些深处困境中的人的境况。

　　

二

　　女人是什么？在许多男性的眼中，女性是一种自出生就被打上“柔弱”烙印的生物。女性主义的杰出代表西蒙·德·波伏瓦在其被誉为“女性床头的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曾说过，就真正的事实表现而言，两性之间的关系是不能用电的正负极来做比喻的。男人同时代表了正子和中子，正如我们平日用英文“人”这个字就代表了全人类;女人只能代表副子，与全人类没有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大多数男人而言，“女人只不过是个子宫”。与波伏瓦一样，绝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致力于改变女性的这种“从属地位”，政治上争取平等的权利，理论上在肯定男女“生物性别”差异的同时，努力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人类以往的思想，并试图重新解读原有的哲学、伦理、历史等各种理论。经过早期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与二十世纪女性主义者们所处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女性无论是在政治权利上还是自我意识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时至今日，女性依然无法与男性平等。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够为仍处于困境中的女性做些什么？努斯鲍姆在其许多作品中，如《女性与人类发展》《创造能力》等书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而又务实的答案。

　　在《女性与人类发展》中，努斯鲍姆将目光投向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因为这些地区的女性—

　　在获得人类生活所需的基本功能方面缺乏支持。相较于男性，她们营养不良、健康状态欠佳，并且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和性虐待。她们不太可能像男性那样读书识字，也不太可能接受职业教育或技术教育。如果她们试图进入工作场所，她们将面临更大障碍。（左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努斯鲍姆沿袭讲故事的习惯，在《女性与人类发展》中讲述了两个印度妇女的真实生活。贾亚玛和瓦桑蒂都生活在一个女性极度依附男性的社会。贾亚玛的丈夫将自己的收入大都花在了吸烟、喝酒与外出就餐上，对家庭几乎没有助益。除了操持所有的家务之外，贾亚玛还得辛苦地工作，以负担孩子与家庭的各项开支。瓦桑蒂的丈夫和许多印度男子一样，常常酗酒与家暴。为了得到印度政府鼓励绝育的资金，一次醉酒之后，他竟然去做了绝育手术，瓦桑蒂由此失去了成为母亲的机会。在印度，这两位女性的生活状态并不特殊，女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是印度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努斯鲍姆觉得，从正义的视角看，这些地区女性所面临的问题更值得关注，与之相比，中产阶级女性面临的特殊问题应该让行。她的目标是让所有作为人类的女性过上一种“与人类尊严相配的生活”。“一种没有尊严与选择的生命，一种只能充当他人附庸的生命，无异于死亡，人性的死亡。”

　　那么，如何改变这些女性的命运，将她们从荒废的生命状态中拯救出来呢？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觉得应该致力于转变人们的落后观念、改变这些人的贫困状况，而前者往往可以随着后者的改变而转变。但是，努斯鲍姆显然并不这样想，虽然这些地区女性的窘境往往与贫困相关，但她从未将增加收入和财富视为改善女性境况的目标。因为导致女性不幸的不在于物质上的匮乏，而在于能力的缺失。

　　从能力入手改变底层人民的处境这种思路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发展经济学中率先提出的，他因为对贫困、饥荒与正义等问题的不懈研究而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在森看来，大多数情况下，一些人之所以饥饿，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因为丧失了平等与自由的权利;人们之所以贫困，不在于没有物质保障，而在于能力的缺乏。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首先要实现的就是人们在“可行能力”上的平等。努斯鲍姆受森的影响，将这种视角延伸到女性处境的根本改变上。她为此罗列了十项人类核心能力并将这些能力的全部实现与人类尊严牢牢地绑在一起。仔细审视这份清单，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针对性。比如，能够“拥有良好的健康，充分的营养以及适当的安身之处”;能够“免于各种暴力的威胁，能够拥有性满足与生育选择的机会”;能够“在获得良好教育的基础上，以‘真正的人的方式去感觉、去想象、去运用理性”;能够“快乐地参与各种娱乐活动”，等等。清单上所有的能力都是社会正义的“最低门槛”，女性的任何一种核心能力的缺失都意味着一种“正义的失败”。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拥有这些底线水平的核心能力，那么，无论这个社会多富有，都不能算是一个“完全正义的社会”。虽然努斯鲍姆在其后来的专著中，如《创造能力》《正义的前沿》等书中一直强调这份核心能力清单，将其扩展到了全人类，但她最初在《女性与人类发展》中罗列它时，针对的却是女性能力的匮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比于男性，女性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女性在能力缺失上体现更甚。某种意义上，女性获得这些核心能力是社会正义的底线。

三

　　不知道有没有人认真思考过，如果以女性处理冲突的方式来运行，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在《政治情感：愛对于正义因何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s，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拟出版）一书中，努斯鲍姆非常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希望社会以女性的而不是男性的情感来建立公共文化。

　　重视情感是努斯鲍姆的哲学作品的一大特色。《政治情感》开篇就宣称，所有社会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情感，所有现代的社会都需要培养民众的政治情感。亚伯拉罕·林肯、马丁·路德·金、甘地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打动民心，如何激发民众对共同事业的强烈情感。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努斯鲍姆通过对歌剧、小说、艺术品的设计、历史伟人的形象塑造与一些思想家的政治情感构想等告诉我们这项工程应该如何完成。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努斯鲍姆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开启了她的情感分析之门。在这么多人的眼中，《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家庭式情感喜剧，但在努斯鲍姆看来，这种感觉是莫扎特和达·彭特改编后的版本带给人们的。在这部歌剧的首创者博马舍那里，它是激情与政治的，是一部可以解析政治情感的哲学文本。歌剧的剧情是这样的：阿玛维瓦伯爵的男仆费加罗即将与美丽的女仆苏珊娜结婚，但好色的伯爵早就垂涎苏珊娜的美貌，他想通过恢复自己早已宣布放弃的初夜权来占有苏珊娜，由此展开费加罗千方百计保护苏珊娜的贞操，伯爵夫人罗西娜与苏珊娜合作扭转乾坤的一系列滑稽而又让人深思的情节。就故事情节而言，许多评论家的看法是，费加罗与伯爵代表了新旧两种体制，伯爵代表的是封建等级制度，费加罗代表的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体制。费加罗与伯爵之间的对立就是新旧体制的对立。但有趣的是，努斯鲍姆觉得这部歌剧的音乐比剧本内涵更为丰富。从某种意义说，她的分析源自于音乐，而非文本。在她听来，代表自由、平等与博爱的声音不是费加罗发出的，而是由苏珊娜和伯爵夫人发出的。无论是费加罗还是伯爵发出的都是类似的男性的声音。歌剧中这两个人的配乐都是亢奋而又充满斗志的，费加罗与伯爵的咏叹调独唱发出的都是男性最在意的“激愤的荣誉、复仇的欲望、支配的快感”。虽然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声音也类似，但女人们的相似性不是为了互斗，而是为了合作。按理说，两人应该是情敌，但她们没有像男性那样专注于打败对方，而是试图通过合作让费加罗和伯爵这两个男人成为充满爱与忠诚的丈夫，让他们专注于情感和快乐，而非复仇与嫉妒。歌剧中这两名女性的配乐暗示着一种相互性与平等，这种相互性与平等是歌剧中的男性没有的。两名女性虽然有阶级地位的差别，但她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似乎无等级之分。从苏珊娜和伯爵夫人的歌声中，人们可以听出爱和对爱的追求，只有她们的声音才暗示着自由、平等与博愛。

　　在此，努斯鲍姆不是在看，而是在听，在她心中，甚至苏珊娜与伯爵夫人都不能完全代表平等与博爱，真正代表平等与博爱的是那个身为男性，却极富女性情感的小人物凯鲁比诺。从凯鲁比诺的音乐与歌声中，她听到的—

　　不是追求荣誉的砰砰重音，而是小提琴发出的轻微颤音，是戏谑的跳跃，像是在发出低沉的笑声，它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等级体系，而且积极地颠覆着整个观念。……虽然他有男子气概，而且很吸引女人，但他并不喜欢控制她们，也不把她们用作在与其他男人的游戏中的棋子。这里所呈现的不是支配，而是魅力和优雅;不是掩盖耻辱或因侮辱而报复的图谋，而是加入到女人热衷的玩笑与八卦时“淘气的样子”。

　　社会应该重视女性所特有的相互性，而这种相互性需要爱。公共文化需要这种深植于人的内心并能恰当地挖掘出人们最具感染力的情感。在这种公民之爱的激励下，人们会在恰当的时机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这种承载政治情感的公共文化不仅能够唤起民众对一些正面价值的支持，如对平等与自由之爱，对自然环境与祖国山河之爱，以及对受难的同胞与他国贫困者的同情等，而且还能扼制所有人类身上都有的某种“根本恶”，即一种控制与虐待他人的倾向。这种“根本恶”潜藏于人的内心。在社会中，人们一旦发现自己与他人在一起，这种倾向就会“使他们忙于嫉妒性和竞争性的斗争”，就像《费加罗的婚礼》中伯爵与费加罗充分展现的那种“通过贬低他人和使他人屈从来保护脆弱的自我倾向”。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自以为优越的群体所流露出的对另一些群体的厌恶感亦是这种坏倾向的表现。

　　努斯鲍姆回顾历史，为我们不完美却有志于正义的社会探寻着各种有助于培养公民政治情感的途径。她从卢梭、孔德、密尔与泰戈尔等人用以培养公民政治情感的各种宗教思想中汲取精华;从亚伯拉罕·林肯、马丁·路德·金、甘地等政治领袖激发民心的极具震撼力的演讲中汲取力量;从惠特曼、泰戈尔的诗歌与林璎等人叙述民族历史的艺术品中汲取灵感。努斯鲍姆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包容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情感世界。在她看来，将社会的各种理想原则融入诗歌、铸入象征符号、寓于各种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人所热衷的那种悲喜剧中，更容易唤起人们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