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识阴先生，就是在古代文化史常识课的课堂上。这门课第一讲是“概说”，主讲人就是阴先生。如同当年上各门大课一样，距开课还有几分钟，可容纳百余人的教室就早已坐满了人。踏着上课铃声，一位高高瘦瘦、文雅疏朗、六十来岁的老先生走上讲台，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就在上课铃声停下的一瞬间，他正好在讲台前站定，时间掐得真是精准。课上多了，就知道几乎所有老师开讲的流程都十分类似。一上台先把讲稿翻开，来个自我介绍，然后说到这门课程。可阴先生却把第一个步骤省略了，一上来便自报家门，随即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中国古代文化史概说”几个字，便正式上课。我发现，阴先生压根就没带讲稿，甚至连个公文包也没有。我以前听过的各门必修课、选修课，只有吴组缃先生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要”带的讲稿最少，一个学期下来，手里只有一页写有教学大纲的纸片，可到了阴先生这儿，索性连纸片也省去了。
阴先生一张口，我便听出他带有山东口音。想到阴先生名“法鲁”，心想他必是鲁人无疑。不知当时是怎么想的，我竟揣测“法”是不是暗示阴先生曾在法国留洋，显然这个联想太不靠谱了。后来知道，阴先生还真是山东肥城人。这门课既然是“概说”，望文生义，我琢磨着阴先生大概是要把日后各位老师所讲的内容提纲絜领地串联起来，给学生一个总体交代。这样的话，恐怕免不了蜻蜓点水，泛泛而谈，所以私下想这个“概说”课大概不会很有意思。然而，阴先生一开讲，就把大家都吸引住了。第一个感觉是这位老先生真有学问。他不但把看似互不相干的一个个专题融会贯通地连在一起，说起来如数家珍，而且穿插进许多自己多年研习文化史的体会，讲了很多我们以前自以为懂，其实不懂的“常识”，那些东西我们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阴先生讲课不是神采飞扬、激情四射那种风格，他不靠神情、语气、动作来感染学生。他说起话来不动声色，口气十分平和，属于不苟言笑，可肚里干货极多的那种大家学者。别看他不带讲稿，要讲的东西早就印在他的脑子里，讲起来一板一眼、有条不紊，内容丰富翔实，没有半句废话。同学们听得都十分专注。
聆听阴先生的“概说”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尽管对这门课的总体印象还在，很多具体内容早已淡忘。不过，阴先生最后讲“史学”时提到的一些细节，依然新鲜如初。
譬如，关于“青史”的由来。“青史”是史书的代称，但为什么叫“青史”，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顺带说一句，那时查资料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没有互联网，没有百度、谷歌，哪怕随便查个典故，有时也得在图书馆泡上半天。记得阴先生一上来就先给大家诵读文天祥诗《过零丁洋》，念到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以为阴先生引用此诗，是要阐发大一统的史学观，不料，他真正要说的只是最后三个字“照汗青”，问我们如何理解“照汗青”，什么是“汗青”。可能是教室里人太多，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当堂回答，或者有知道的也只是小声嘀咕。于是阴先生说，最早的书是写在竹片上的，称“竹简”。要选取上好的青竹，先要把它削成长方形的竹片，然后放在火上烘干。烘干后的竹片既容易写字，也不易发霉变质遭虫蛀，便于保存。在烘干过程中，新鲜竹片会渗出水珠，如同人出汗一般，所以制作竹简的这一道工序就称为“汗青”。后来，“汗青”就代指竹简、史册，也指著述完成了。史学，既然是研究历史的学问，自然主要研究的也就是那些青史留名的人与事。听下来，我当时就觉得很长学问。
还有一个细节是关于刀笔吏。“文革”后期，举国上下曾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水浒传》运动。那个被批为“投降派”的宋江原是郓城县衙的刀笔吏。这“刀笔吏”究竟是多大的官儿，评《水浒传》的时候，我还真查过，知道是古代衙门里的文案人员，相当于今日法庭中的书记员。不过，这个职务为什么叫“刀笔吏”，为什么史书上刀笔吏多半是负面形象，就不知其详了。阴先生的课正好填补了我不求甚解的缺漏。阴先生从“青史”引发出对“刀笔吏”的讲解，告诉大家刀笔吏与用竹简写作有着直接的关系。刀笔吏手中的刀就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现在写错了字可以用橡皮擦掉重写，而古人在竹简上写字，无论是用刀刻还是用笔写，如果出现错讹，就只能用刀来刮。做文案的人总是随身带着刀和笔，随时准备修改，于是被称作“刀笔吏”。阴先生还说，其实汉代以后“官”“吏”二字各有所指，吏是不可为官的，地位也比官低很多。阴先生还举《史记》中的记述，说汉代的刀笔吏多是酷吏，刀笔吏的名声早在秦汉时期就不怎么样了。如《汲郑列传》中就有“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的说法，汲黯怒斥酷吏张汤“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还有《李将军列传》描述大将军李广因迷路而贻误战机，不愿受责于庭前之刀笔吏，于是愤而自杀，临终前对手下将士说：“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阴先生借此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刀笔吏后来多用作贬义词的缘由。
讲完李广，阴先生似乎谈性正浓，同学们也静静地等着阴先生继续讲下去，可他忽然停了下来—“同学们，下课！”话音刚落，下课铃就响了。阴先生讲课时，我一直盯着他看，没见他瞥过一眼手表，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把上课时间掌握得如此精确，几乎是分秒不差。
二
后来，阴先生还为中文系学生开设了“诗经研究”专题课。可那时我对唐诗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自己的研究重点锁定在唐代文学上，因此选修了陈贻焮先生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研究”、陈铁民先生的“唐诗文献与整理”、吴小如先生的“唐宋词研究”，还有彭兰先生的“高适岑参研究”等课。本来，我也很想选阴先生的“诗经研究”，还特意跟文献专业的同学打听过，被告知阴先生的“诗经研究”主要是从文献学与音乐性入手。文献学，我有兴趣;可是音乐让我大伤脑筋，我是天生的乐盲，考虑到自己已经选了不少课，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了。也是造化弄人，我毕业那年，偏偏北大唐代文学专业不招研究生，只能选宋元明清或者先秦两汉。比较之下，我还是对先秦两汉更感兴趣，就报考在褚斌杰先生门下读先秦两汉文学。这个专业，《诗经》是一个重头。我很是后悔，本科时没上阴先生的“诗经研究”课真是大大失策。
最近我才读到阴先生过去发表的一篇研究《诗经》的文章（《经书浅谈·诗经》），文中探讨了“《诗经》该如何来唱和”的问题，觉得很有创见。他把《诗经》中不同的唱和形式，归纳为这样几种：一种是对唱，即两方交替歌唱。如《周南·芣苢》：[唱]采采芣苢，薄言采之。[和]采采芣苢，薄言有之。一种是帮腔，就是紧接每段、每句或全首唱词的尾句而出现的应和部分，一般采用“一唱众和”的形式。如《郑风·木瓜》：[唱]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和]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第三种是重唱，即依照别人所唱的全首歌曲重唱，歌词或相同或不同。文中，阴先生还特别提到孔子谈《诗经》音乐性的话，孔子说：“师挚（太师挚）之始，《关雎》（《诗经》第一篇）之‘乱（乐曲末章合奏的高潮部分），洋洋乎盈耳哉！”指出这就是孔子对《关雎》音乐成就的描述。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研读《诗经》的事。当初我虽然没能亲耳聆听阴先生的“诗经研究”专题课，可上研究生时读《诗经》，却写了一篇从音乐与文献角度研究《诗经》的文章《〈关雎〉错简臆说》，发表在中华书局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史》第二十七期。其中的论据之一，就是《关雎》所采用的唱和方式。现在想来，假如当年上了阴先生的专题课，那篇文章或许可以写得更好些，对音乐性的研究也会更深入。
阴先生是一个潜心做事绝不张扬的人。本科期间，除了上他的古代文化史概说课以外，我在校園里几乎再没有再碰到过阴先生。第一次与阴先生零距离接触，已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了。那是一九八二年秋天，北大九三学社组织社员及家属去密云水库郊游。我妻子徐匋（当时还是女友）的父亲徐继曾先生是西语系教授，也是北大九三学社主任委员，我也因而沾了光。万万没有想到，中文系金开诚与阴法鲁两位先生也参加了这次郊游。
那天我们到得很早，上了旅游车，我就透过车窗发现阴先生也朝这边走过来了，心中暗叫不好，赶紧低下了头。就在阴先生跟徐先生打招呼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徐先生早！”那是教过我文艺心理学的金开诚先生。我顿时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周围坐着的都是老先生、老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在众人中，只有我和徐匋两个年轻人已经够扎眼了。本来谁都不认识倒也罢了，可现在偏偏上来了两位同系的老师。阴先生很可能不记得我了，金先生却是躲不了，因为我不但上过他的课，还向他请教过问题，在系里聊过天。为了避免尴尬，我赶紧把头埋得低低的，拿出随身带的书佯装看书。何况在那个时代，人们对交男女朋友的态度还比较保守，一般不到结婚的份上都不公开，所以被认识的老师看到觉得很是尴尬。
到了密云水库，我最后一个下车，就是想躲开中文系的两位先生。可徐先生和阴先生、金先生就在离旅游车不远的地方聊天，似乎在等着我们。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徐匋先跟两位先生打了招呼。金先生果然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还没等我发话，就抢先把我介绍给阴先生：“这是中文系七七级的王景琳，现在正跟着褚斌杰读研究生，也在上我的一门课。”我赶紧向阴先生问好，并告诉他我曾上过他的古代常识课。阴先生很客气地跟我握手，说“欢迎你们年轻人参加九三学社的活动”。游览时，我尽量与两位先生保持距离，避免与他们打照面。但密云水库游览区不大，免不了面对面地碰上。阴先生很理解我在他与金先生面前这种不自在的感受，每次撞上，都面容和善地与我闲聊几句。我能明显地感到，阴先生是想尽量让我轻松起来。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当我和徐匋走进餐厅，金先生和徐先生正坐在餐桌旁聊天，徐先生的一侧空着两个座位，显然是给我和徐匋留的。我正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先跟金先生打个招呼再坐下，正好阴先生也进来了。他先往四周打量了一圈，选了另一张桌子坐下，然后就冲金先生连连招手，示意他坐到他那里去，金先生跟徐先生嘀咕了一句，就真的挪过去了。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心里特别感谢阴先生。其实，我们的桌子足够大，阴先生也可以过来与我们同桌的。真要是那样，我和徐匋就得坐在金先生和阴先生对面，在两位老师眼皮底下就餐。那样的话，我肯定不好意思下筷子，能否吃饱都还两说。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与阴先生打交道，事情虽然微不足道，却让我特别感受到阴先生为人的周到、细心、实在。认识一个人，有时候未必需要遇到什么大事，在这些细枝末节的琐事上，反而更能见出一个人的修养。
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我在中关园四十二公寓岳父家住过两年多。阴先生家与岳父家仅仅隔着两个门洞。自从在密云水库与阴先生相遇，我与阴先生开始熟悉了。傍晚去取牛奶，常常在路上与阴先生相遇，每次我都会跟阴先生聊天，也向他请教。随着与阴先生越来越熟悉，谈论的话题也就越来越广。自然，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诗经》《庄子》、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民间信仰方面的事。阴先生话虽不多，但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几乎什么话题都可以聊，这一点尤其令我钦佩。
三
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庄子散文研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论述《庄子》的，有六万来字。即将毕业时，导师褚斌杰先生告诉我，论文答辩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阴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听了很是高兴。不过，也想到，阴先生一向做学问严谨缜密，他提出的问题一定很具有挑战性，自己得好好准备。果不其然，论文答辩那天，阴先生是最后一个向我提问的老师。他先就论文涉及的内容提了几个问题，我回答得还算圆满。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却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丝毫没有准备。他让我谈谈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当时我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
阴阳五行，那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框架，是一个纯哲学研究专题。遗憾的是，我不但没有研究过阴阳五行学说，更没探讨过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这个问题完全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自己从来没涉及过。尽管读《庄子》时，确实偶尔也考虑过庄子是否与阴阳五行有关，翻阅过几篇相关文章，但毕竟没有投入精力去认真研究。
为了回答阴先生的问题，我迅速回想一下当年哲学系许抗生老师给我们上“庄子研究”课时是否谈及这个问题。一定没有。现在，阴先生却在我论文答辩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应当如何回答？无论如何，我得说点什么，那工夫我脑子里急速旋转，把能够想到的材料迅速调集、组织起来。答辩室里一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我正准备从自己对阴阳五行的肤浅理解扯开去，导师褚斌杰先生来“救驾”了。他已经看出，对这个问题，我当时无法做出一个论说严密、论据充分的回答，便笑着对我说，这可是一个大题目，恐怕不是几句话能回答得了的。这样吧，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就算是阴先生交给你的一个新课题，以后你可以写本专著，至少也要写篇论文向阴先生请教，好吧？我当然连忙点头称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阴先生也不再深究，还很体谅地说，我也是刚刚忽然想到这个话题，不能算是论文答辩的问题吧，只是想开启一条思路。既然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答的，那就给你留个功课。事后，我曾多次琢磨阴先生为什么会在答辩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最终的理解是，他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我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对庄子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仅仅从文学的层面进行研究还远远不够，必须要从多领域、多层面加以探讨，才能揭示出更深层的东西。这就要求庄子学者不但要研究庄子的文学观、哲学观、社会观，还要了解像阴阳五行这样一些中国基本哲学学说与庄子思想的关系。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也让我思考了很多、很久。从那以后，我感觉我做学问写文章的思路比过去更宽阔，涉猎的领域也更广博了。毕业后，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开过古典散文赏析课。在讲庄子散文时，我特意给自己出了个难题，讲《应帝王》中“神巫季咸为壶子相面”那一节，并就中国古代相术给学生做了个简单介绍。没想到，这个题外话却引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很多学生向学校要求安排我给大家开一门中国文化史课。那时正是文化热，可我刚任教不久，难以承担内容如此深厚广博的课目。最后，我把这门课开成了民俗文化课，分成几个专题讲授。后来，就在这门课的基础上，我写出了《鬼神的魔力》《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鬼神文化溯源》等专著，还与徐匋合写了《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一书。我有时候想，在我这一辈子的学术生涯中，之所以能从纯文学研究转到更广阔的文学文化研究，阴先生在答辩时给我出的难题很像是让我“顿悟”的当头棒喝。
为了准备开这门民俗文化课，我到处搜集资料。发现有关民俗文化的参考书又稀缺又简单，我就跟徐匋商量自己动手编写这样一部工具书。经过几个月的准备，我们直接给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写信提出我们的编书构想，并附上了编写体例以及每一大类的词条样稿。很快，出版社回信表示对我们这一选题有兴趣，不久即把此书列入了出版计划，还建议我们请一位著名学者为此书作序。
請谁呢？我和徐匋不约而同想到了阴法鲁先生。阴先生从事古代文化史研究多年，而民俗文化正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于是，我专门去北大中关园拜访阴先生。一跟阴先生说明来意，他就赞许地连连点头，并当即应允。阴先生知道我已搬离中关园，便说序文写好后就交到我岳父徐继曾先生处。这次拜访不久，参与此书编写的众多作者尚未把稿子交完，阴先生的序文就已经到我手中了。一九九二年，这本七十多万字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阴先生的序自然为此书增色不少。遗憾的是，此书问世时，我已离开北京到了北美。一收到样书，我立即托家人给阴先生送去，并转达我的谢意。据说，阴先生见到样书很是高兴。后来，我在网上发现此书很受读者欢迎，并且于一九九七年重印。看到重印书的纸张更精良，制作更规范，版权页上的信息也比首印更完善，我想跟出版社再要几本样书，却被告知一九九七年版是盗版的。无论如何，作为主编著书人，我还是觉得这总比无人问津要好。
四
阴先生少言寡语，极其低调，生性笃厚实在，对学问是精益求精。他很少谈论自己的过去、自己的成就。我认识阴先生多年，也仅限于知道他毕业于老北大，一直致力于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特别注意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词”的发展以及相互关系。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与音乐教育家杨荫浏先生一起，通过对宋代词人姜夔留下的十四首自度曲的记谱符号、音阶形式、宫调系统、绝对音高等的研究，破译了现今仅存的宋代乐谱，从而让今人也可以听到近千年前的古乐。此外，我还知道阴先生著有《古文观止译注》，与人合作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等。
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一生低调的阴先生，原本是有很多可以高调的资本的。只是由于他内敛笃厚的性格，才使得他的经历鲜为人知。阴先生是一九三五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学期间，发生了“七七事变”，于是北大西迁，与清华、南开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阴先生也随之前往。他一九三九年自西南联大毕业时，恰逢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招了两批。第一批，阴先生似乎没有报考。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述，第一批报考并录取的是史学杨志玖、汪篯、桑恒康，语言学傅懋勣、陈三苏、马学良，文学逯钦立。阴先生是第二批报考的，同时录取的还有王明、王叔岷、任继愈、刘念和、阎文儒，一共六人。西南联大时期的文科研究所师资阵容极为强大精悍，有罗常培、李方桂、丁声树、唐兰、罗庸、杨振声、汤用彤、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贺麟等导师，个个都是学界响当当的人物。阴法鲁先生师从著名古典文学史家罗庸。按照课程设计，研究生读两年，但一九四一年总共只有七个学生毕业，他们是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王明、杨志玖、任继愈和阴法鲁。同时入学的逯钦立晚了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才毕业。而王叔岷，还有次年入学的王利器一九四三年毕业。这些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几乎无一例外，后来都成了学界的领军人物。
在昆明，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研究生与导师间却相处融洽。有意思的是当年文科研究所正所长是傅斯年，而副所长是郑天挺。传说有研究生戏拟对联说，“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阴先生的同窗任继愈先生回忆说：“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罗莘田先生戏称，我们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 《一代大师因小见大》）可惜的是，我没能找到阴先生自己记述昆明读研生活的文字。
尽管如此，我还是颇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发现。阴先生平日话语不多，留下的文字也不算多，想不到他保存下来的珍贵的师友信函着实不少。其中有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熊十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写给阴先生的画满圈圈点点求办琐碎家务的信;有书画家、教育家启功先生因唯恐“贻笑大方”而婉拒为某出版社撰写题词，却“自请缨”“写书签”的请准信;有阴先生恩师也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书写者罗庸的绝笔信以及一九三八年西南联大校歌油印件;有中国现代语言学开拓者之一魏建功与北大九三学社谢义炳、唐有祺、游国恩、金克木、杨周翰等参加统战部组织的参观游览活动汇报;有阴先生北大研究所同窗、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祝贺阴先生八十寿辰的短札;还有多才多艺的北大同仁吴小如搜寻教学资料的求助信，等等。诚如网上所说，虽然阴先生不显山不露水，从未见他标榜自己，却有着如此“豪华”的朋友圈，可见阴先生为人谦逊厚道之一斑。
我是一九九一年出国的。刚出国时，还偶尔从家人来信中获知阴先生近况之一二。后来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后来大家都不写信了。二○○七年回北大，曾向家人打听阴先生的寓所，想去看望他。不料，家人告知，阴先生已于二○○二年驾鹤西去，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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