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杜甫像

　　

居蜀：杜甫文学与人生的分水岭

　　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的第四个年头，四十八岁的杜甫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

　　这年七月，杜甫辞去了左迁之职华州司功参军，举家前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原本打算在帝国西北腹地避乱并度过余生。不过，由于各种说不清的原因，在客居秦州三个多月后，杜甫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十二月，一家十余口冒着严寒取道秦川古道入蜀，于年关抵达成都。自此一直到大历四年（769），杜甫居蜀时间长达九年。

　　蜀山水碧蜀山青。入蜀对杜甫而言意义非凡，仿佛在经历急流险滩之后，进入平湖静水一般，饱经忧患和坎坷的老诗人终于获得了未有过的安定而充实的生活;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也迎来了全盛期，居蜀期间作诗八百多首，超过存世作品总数的一半，而且其创作生涯中最为光彩夺目的诗篇很多都写于居蜀时期，乃至文学史上对于杜诗有“入蜀前”与“入蜀后”的划分：入蜀前，杜甫是唐诗群星中夺目的一星;入蜀后，他是光芒万丈、辉映百代的“诗圣”。可以说入蜀是老杜文学与人生的分水岭。

　　研究杜甫居蜀时期的文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作为一个离乱中穷困潦倒的外来者，既无稳定的薪酬收入，也没有像样的积蓄，在当地更无恒产，是所谓“三无人员”，杜甫在蜀十年是如何度过的？答案就在居蜀时期的诗作里。因为，杜诗不仅是忠实反映时代和社会的“诗史”，也是真实记录个人生活与情感的“私史”。

　　将杜诗誉为“诗史”，滥觞于晚唐文人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之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的诗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济世情怀和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一种“以诗存史”的宏大叙事;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细腻丰富内心世界而又时运不济的诗人，杜诗中有关个人情感与生活的私人叙事同样扣人心弦：或追忆逝水年华的感时伤怀，或躬耕田亩、勉力稼穑的辛劳，或与贫困搏斗的心酸，还有薄凉世态中的情感联谊，以及漂浪中箪食瓢饮的甘苦自知的感怀等私人写实在杜诗中有着更为细腻的表达，构成了另一个更为深邃隐秘而又丰饶多姿的“私史”。“诗史”成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雄浑大气，“私史”则形成了杜诗中沉静纤密的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杜甫，也才能更全面准确把握杜诗的特色。

　　读杜甫居蜀时期的诗作，会发现一个很重要却长期不受关注的问题：贯穿近十年的客居生活的，是杜甫始终亲力亲为的农事活动，也就是农业生产活动。农事活动是杜甫居蜀日常生活的一大主题，也支撑了杜甫一家的生活。同时，通过参加艰辛繁杂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杜甫真正做到了身心与土地上的苍生同呼吸共甘苦，由此孕育出一种忧国爱民的儒家情怀。

　　因此，杜甫居蜀期间的生活、思想感情与文学创作，都是建立在身边非常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基础上，而生动具体表现这一内容的“农事诗”，则是理解杜甫文学与人生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在我读了日本唐诗研究学者古川末喜所著《杜甫农业诗研究—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一书后，一个更加真实、饱满、细腻的诗圣形象清晰浮现脑际。

草堂周边与农事生活

　　想起几年前，我曾陪同日本关西一个由茶道和书道人士组成的采风团到成都拜谒杜甫草堂。今天的草堂位于城西，与杜甫《杜鹃》诗中“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的景致大体相当，确是茂林修竹，映带左右，令人流连的好景致。后来客人回国后，我利用余下的半日之闲再访草堂。抚今追昔，一边遥想杜甫当年如何在此营生，一边搜寻留在记忆中的杜甫诗章来坐实对应。

　　杜甫旅居西蜀期间，安史之乱还在持续，而在中国西南沃野千里的天府盆地，因为远离中原，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安详宁静。即便如此，杜甫依然要面对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一家的生计。彼时杜甫不名一文，左拾遗的虚职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俸禄的保障。翌年（760）春，在时任成都府副长官的故人严武的援助下，杜甫便开始营建新居。

　　新居位于草堂寺旁边，是为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茅屋”。草堂周边是一大片广阔的林地，近万平米，四周是田园、菜畦、池塘和果树林，杜甫的浣花溪草堂相当于一座微型的庄园。有了土地，一生像浮萍一样四处飘零的杜甫终于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园，全家的吃喝有了着落，不必再仰人鼻息。如果联想到此前杜甫大半生为了衣食不得不随波逐流，时时处于“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窘境，这是多么值得欣慰啊！对这块田园，杜甫寄托了无限期待。草堂地基破土动工开始营造之初，他写下了《为农》一诗，抒发终老于斯的心情：

　　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

　　远惭句漏令，不得问丹砂。

　　这首五言诗，描绘了草堂周边的景观，抒发了他卜居田园的快乐，向来被认为是颇得陶渊明田园诗风的作品，但旨趣有所不同。值得关注的是诗题“为农”二字。不少选本解题为“为了农民”或“成为农民”。实际上，诗题是个动宾结构词组，也就是“从事农桑”，或者“像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去从事农业”，方是老杜本意。在这远离战乱烽烟的帝国边陲结庐而居，躬耕自给，做一个自食其力者，不仰仗国家的俸禄为生，终老于斯就足以宽慰平生，何须访仙求道、长生不老？涉及“为农”这一主题的诗作，杜甫移居夔州后也多次创作，表现的正是像真正的农民一样致力农桑的心情。

　　经过辛勤的经营，数年之内，草堂周边呈现一片生機勃勃的农桑景观。不妨跟随杜甫的诗歌去领略草堂内外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观—

　　首先是主食作物生产。杜甫居蜀时期力耕农桑的内容之中，主食的生产占了很大比重。在成都草堂时期，主要以麦、粟、黍等传统谷类作物为主，表现主食作物的诗有不少，如“舍西柔桑叶可枯，江畔西麦复纤纤”（《绝句漫兴九首之八》）、“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大雨》），以及“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南邻》）等，都能大致了解杜甫农事的基本情况。

　　主粮生产工作繁重，因此这类农活大都由家仆和在当地雇佣的短期帮工来完成。杜甫身体力行的农事多是一些轻体力活计，如莲藕、大豆、芋头、甘蔗、柑橘等果蔬的种植。如“蛟龙引子过，荷芰逐花低”（《到村》），“偶然存蔗芋，幸各对松筠”（《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等。至于水果就更丰富了，有桃、李、梅、枇杷、橘子、橙子等，如“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诣徐卿寻觅果栽》）。大量果蔬成为歌咏内容，既是农事生活的反映，也有杜甫的偏好。这是因为相对主粮生产，打理果蔬是他体力能够胜任的农活;其次，果蔬兼具副食与经济作物的双重属性，既可做主食之搭配又可以交易变现。将多余蔬菜拿到圩市出售或交换的做法在古代很常见，如《齐民要术》就记载着“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唐代果蔬收成不入税赋。还有一点，与满足果腹之欲的粮食生产相比，果蔬的种植更具有隐逸田园诗意，这些都是老杜热衷果蔬的因素。成都杜甫草堂

　　同样具有隐逸色彩的作物还有草药。和果蔬一样，草药种植也贯穿老杜居蜀时期的始终，涉及草药种植的诗作很多，如“返根开药圃”（《高楠》）、“药条药甲润青青，色过棕亭入草庭”（《绝句四首》），等等，说明这项农活的日常化，也侧面反映了他的生活境况。药材曾是杜甫居蜀期间的一种创收手段，通过出售自己种植、加工的草药，赚取生活补贴和积攒旅费。据日本学者宫下三郎《隋唐时代的医疗》一文的研究，盛唐时期药价很高，药材是一项容易获利的行当，对此杜甫颇有经验，因为无论在长安求取功名期间，还是逃难秦州，他都曾有过贩卖药材的经历。

　　这些农事诗，生动还原了一幅草堂村居生活的图景，从中我们看到了支撑杜甫隐逸生活的物质基础。在浣花溪畔，杜甫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一边从事力所能及的农活自食其力，一边潜心读书、写诗，并参与当地官方和社区周边的联系与互动。仓里有粮，心里不慌，杜甫多年饱经沧桑、支离破碎的身心初步得到疗愈，获得一种平和与安宁。成都草堂的田园生活，对饱经颠沛流离之苦的杜甫来说，不啻荒漠中的一处绿洲。

夷歌数处起渔樵

　　在入蜀的第五年，即元泰元年（765）五月初夏，浣花溪周边的果林由青翠转浓荫，杜甫惜别草堂，举家沿岷江东下。按照预先的盘算取道长江水路，然后从湖北襄阳北上长安，回归洛阳。由于劳累过度，杜甫在旅途中一度病倒，病愈后继续东下，在途经夔州时，他在位于赤甲山和白帝城之间的码头舍舟登岸，由此拉开了居蜀生涯下半场的序幕。

　　夔州城即今日重庆奉节，位于云贵川三地交界，扼守长江三峡入口处，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秦汉时期夔州被纳入中央朝廷管辖，到唐代时夔州城隶属山南道，领有奉节、云安、巫山、大昌四县，一度还设置都督府，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颇为繁荣的“万户城”，也是唐帝国在西南边陲长江沿线的一个重镇。

　　“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此时，安史之乱还在持续，而边陲的夔州，则因为远离战乱呈现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安详宁静，杜甫在夔州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何以滞留时间如此之长，至今是不解之谜，我们知道的只是：为解决一家生计，也为筹集还乡路费，杜甫在夔州比起以往更深更广地投入农事活动，春耕秋收，渔樵稼穑，他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用“三农”来概括，即“农官”“菜农”和“果农”。

　　夔州时期的农事诗中，与稻作有关的诗多了起来，这与杜甫在当地担任基层农官有关。夔州的农业以稻作为主流，这和成都以黍为主粮的情形不同。从杜甫的诗中看来，位于白帝城东侧的东屯有一大片官营稻田，连绵一百多公顷。经当地刺史柏茂琳推荐，杜甫就任过官田检校一职，负责管理官田，以此获得一份相对固定的收入。作为地方基层农官，杜甫管理稻作的情形在诗作里多有表现，从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唐代西蜀之地的水稻生产情况。

　　《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一诗中叙述了平田、补水、除草等农事活动，相当具体地表现了杜甫参与水稻种植的全过程。“青春务所具，勤垦免乱常”“吴牛马容易，并驱纷游场”，写的是春耕的各项农事准备，比如驱牛耙田深耕、平整水田，以便稻秧插得深，利于成长;“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刚刚插好秧苗，就要及时引水灌溉;到初夏，“六月青稻多”“丰苗亦已穊”，秧苗已经长得丰茂，一片碧绿如茵，再进行二次灌溉，就呈现出“云水照方塘”“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生动画面。有趣的是，古川先生在研读杜甫农业诗时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杜甫是最早将“插秧”一词写入文学作品的诗人之一。“插秧”是栽插稻秧，作为农桑俗语最早见于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在《齐民要术》以来的农书中开始频繁使用，但进入文学作品则滥觞于杜甫和同时代的高适、岑参。从诗歌流变来说，杜甫的农事诗开启了唐宋“以俗入诗”的先声。

　　古川盛赞杜甫是中国最早的农业诗人，在我看来这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说法。曾从图书馆借来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专挑居蜀时期的农事诗与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对照着读，无意中获得理解杜诗的另一个视角。杜甫名为诗人，但某一时期扮演的却是农人的角色，比如在居蜀时期，他介入农业生产活动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表现农事内容之丰富，即便是以田园为主题的历代诗人也难以比肩。比如在夔州的农耕生活中，作为专业果农的杜甫，就显得非常特别。

　　客居瀼西时，杜甫用多年积累购置了四十亩果园，从事果物的生产经营，如写于公元七六七年暮春的《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所示：

　　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

　　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

　　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

　　萬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

　　从诗中看来，果园规模很大，除了上千株橘树之外还有山楂、柰、梨、枣、杏、桃、李、梅、板栗等多种果树，果园空地上还种植了花椒、栀子、川穹等中草药材，不难想象果园里一片绿树成荫、果实掩映的勃勃生机。杜甫从西阁搬来瀼西的一大动机就是要就近管理、经营这片橘园。就像前面叙述过的，果树与草药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对于没有稳定官俸收入的杜甫来说，是唯一可以获得现金收入的途径。

　　旅居夔州时期，与果园农事有关的作品一下子多了起来，作为一个果农的辛劳与充实跃然纸上：通常他黎明即起，朝日初升就巡视果园，“清旭步北林，小园背高冈”（《上后园山脚》）;经常向有经验的果农讨教种植之道，“问俗营寒事，将诗待物华”（《小园》）;时不时荷锄为果树除草施肥，“巡圃念携锄”（《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每逢疾风暴雨天气，要么冒着风雨前往巡视果树安危，甚至被风雨所阻回不了家只得在柑橘园里偃息（《阻雨不得归瀼西柑林》）。其辛劳敬业，一点不逊色于专业的果农。

　　种菜在杜甫的农耕生活中一直占了很大比重，无论在成都还是移居夔州时期，“菜农”一直是杜甫的一大招牌形象。杜家大小十余口，蔬菜需求量大，乃至青黄不接时还要靠官家或邻居的馈赠，或驱使童仆小儿外出采摘苍耳、蕨菜之类的野蔬做菜肴。种菜也是杜甫本人较为得心应手的农活，与入蜀前或居住成都草堂时期相比，在夔州，杜甫一家的蔬菜种植无论是品种还是种植面积都大幅度扩大，这是因为杜甫在移居夔州的当年获得了一块面积不小的菜畦，产量之大足以自给，“畦蔬绕茅屋，自足媚盘飨”（《园》）。蔬菜的种类也颇为丰富，除了山芋、莲藕、菜瓜、豆子之外，还有莴苣、芜菁、蔓菁、冬葵等以往比较罕见的蔬菜。种菜也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从平地、播种、灌溉、除草、收成到食用的每个环节，杜甫将其间的辛苦、欣慰、满足和欢愉都写进诗里，一个菜农诗人的形象呼之欲出。

　　大历二年（767）是杜甫忙碌而充实的一年。在瀼西有果园、菜圃需照料管理;东屯有自营和官田要操心，经常同时在公私两边忙碌，因此在这一年里，有时居住瀼西茅屋，有时居住东屯茅屋。遇到有事外出，这些活计只能交给家仆打理。但随着农忙时节的到来，原有的家仆人手不足，这一年还雇佣了幾位本地帮工来协助农事。天道酬勤，在杜甫的苦心经营下，生活面貌发生不小变化。

　　首先，膳食水准大为改善，一家餐桌上有了可口的米饭，“红鲜终日有，玉粒未吾悭”“无劳映渠碗，自有色如银”（《茅堂检校收稻二首》）;其次，致力于果蔬的生产经营，给老杜带来不小的回报，产出除了足够一家食用之外还能运到市场交易变现，攒下了一大笔资金，举家回归洛阳的长途旅资有了着落，“终然添旅食”（《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第三，收获的农产品不但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接济友邻，“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据诗中所示，单是大历二年这一年，杜甫在夔州东屯收获的稻米一直到三年后杜甫一家解缆归去时还没有吃完，可谓丰衣足食！

帝国边陲的饮馔道乐

　　杜甫的农事诗，作为诗歌与生活的连接点，还表现在琐屑的日常饮食上。

　　中国古代农业，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特点是从主食、副食的生产到食用都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取食过程。贾思勰将这一完整过程概括为“起自耕农，终于醯醢”，也就是从耕种、播种开始，到最后食物的加工、烹饪、食用。因此，取食也是构成农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杜甫居蜀诗中涉及饮食的篇什非常多，但不是美食鉴赏家的态度，而是写实生动地记录了农居生活中的饮食场景，这些饮食诗是生活的赞歌。

　　唐朝以前的粮食生产，南北有所不同，北方以麦、粟为主，南方以水稻为主。唐朝以来，由于水利灌溉技术的发展，稻米生产不但在华北普及，而且由于产量的大幅度提高，逐步与麦、粟并驾齐驱。远在边陲的四川，作为稻米生产的天府之国，成了帝国的一个粮仓。杜甫家膳食中以稻米为主食的情景，体现了这种时代饮食特色，而且通常也被用来抒发自食其力、力耕得食的喜悦之情。

　　比起麦、粟或黍，稻米颜色雪白，口感软糯喷香，在老杜看来，白米饭与自家栽种的蔬菜相配，简直是妙不可言的人间至味，如《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中秋葵下饭的描绘：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复新。

　　谁云滑易饱，老藉软俱匀。

　　葵菜是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与韭、藿（豆叶）、薤（藠头）、葱并列为“五蔬”，南北朝开始普遍种植，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的《种蔬菜篇》中将葵菜置于篇首。唐代葵菜分布最广的有云贵、川渝和两湖地区。葵菜种植容易，产量大，营养丰富，茎叶中含有大量的黏滑汁液，具有特殊的香气，无论凉拌或煮熟，口感爽滑，下酒下饭都很相宜，尤其受牙口不好的老人喜欢。园圃秋葵很早就成为诗歌题材，但将秋葵作为下饭菜，并具体描写食用微妙口感的，杜甫是开风气之人。半个多世纪后，贬谪到江州的白居易也写了煮秋葵与当地红稻米饭的美味，显然是对杜诗的模仿：

　　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

　　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

　　居蜀时期杜甫农耕生活基本做到了饮食自给，但绝不能说得上丰裕。实际上，他家的饮馔颇为素淡，食不兼味是常态，但他总是甘之如饴，有一种儒家安贫乐道的知足。杜甫写有一诗《驱竖子摘苍耳》，描写秋分天气大旱，蔬菜没收成，于是将采摘的野生苍耳和蔬菜做成凉拌菜下饭：“加点瓜薤间，依稀橘奴迹”，将苍耳与切细的菜瓜、藠头用热水一焯，将橘子皮切丝拌入调味，就可以上桌了。诗中还说，苍耳虽是野菜，但调理得法可为盘中佳肴，还能治痛风。这种知足感来与那些在乱世中虽吃糠咽菜尤不可得的黎民苍生对比，更加真实可信，也感人。

　　在《槐叶冷淘》诗中，杜甫还写过一种成都炎夏消暑食品，即用槐树叶和面粉为原料做成的凉面：

　　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

　　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

　　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

　　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

　　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

　　……

　　采青槐嫩叶捣汁，和入面粉做成细面条，煮熟后放入冰水中浸漂，其色鲜碧，然后捞起以熟油浇拌放入井中或冰窖中冷藏，食用时再加佐料调味成为令人爽心适口的消暑佳食，想想都觉得很好吃。由此可见杜甫的饮食观，一种平和的随遇而安，一种粗茶淡饭滋味长的知足常乐。

　　杜甫居蜀期间，基本上都是粗衣淡食，无论是成都草堂时期，还是后来移居夔州，杜甫都曾大量饲养鸡鸭鹅之类的家禽，但诗中却罕见食用的记录。大概是因为饲养家禽，或给杜甫养病补身之用，或是出售变现，总之不便入诗。不错，杜甫笔下也出现过一些高档吃喝，但绝大多数都是应邀参加的一些官府或豪门应酬而已。有的读者肆意根据杜诗中对一些奢华餐饮比如“切脍”绘声绘色的描摹，一厢情愿封他为唐朝第一“吃货”，并不符合杜甫实际。

　　

农事之诗与生活之歌

　　杜甫在四川居停时间写于夔州的诗作超过总数的一半，其中描写周边的农事活动的篇什又占了其中很大的比重，这在思考杜甫作为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伟大诗人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作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没有收入来源，除了作诗之外几乎身无长技的知识分子，在战乱频仍之中漂浪到西蜀，农业成了他客居生活中一大中心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他所扮演的角色颇耐人寻味。一方面，他与农业实践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中所涉可以说遍及传统小农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另一方面，杜甫又将从事农业活动过程中的具体实践作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并在其中融入自己的思想、人生、感喟和喜忧。在阅读这些诗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杜甫。

　　杜甫享有“詩圣”之美誉，这几乎是文学史上的老生常谈，只是，对他的误读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个中既反映出杜诗的多侧面与多样性，读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读取杜甫的一个侧面，但对这些侧面的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又缺乏深入的了解。于是出现在人们印象中的杜甫，总是定格在那个忧国忧民、感时伤怀、一生都在漂泊流浪中贫病交加，充满苦涩和孤愁的形象。但是，在客居西蜀时期的杜甫，表现出了鲜为人知的另一种状态：独立自尊、勤勉不怠，既乐天达观，又知足随和……这些丰富的情感，正是在他从事农业活动的诗作中表现出来的。

　　在重读杜甫居蜀时期的诗作时，浮现在纸面上的是一个勤勉参与农事活动的诗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批判政治和社会的官僚士大夫;另外，他也没有将农村田园作为乱世对立面的乌托邦来讴歌赞美。从“以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从事农业”这个立场出发，杜甫与农业活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以普通人的姿势屹立在大地之上的。为了带领一家人安度乱世，为了在异乡漂流中维持生计，获得起码的尊严，他殚思竭虑全身心投入农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切肤感受到社稷苍生与个人命运的息息相关。他不仅将具体的农业实践和日常生活融入诗作中，还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感喟和喜悦也写进诗歌里。这类诗作，形式创新姑且不论，就内容来看，与自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田园山水诗相比，具有一种独特的光泽和音响。

　　“作家与农业”，是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好题目。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的中国文人，从阶级划分来看，大都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但从出身来看，虽有大小之分，但大半属于地主阶级，所以他们的思想与文学也是以“三农”为基础构建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对农业投以关注和感情，他们所创造的文学就不能不打上中国农耕文化的烙印。他们对“三农”的态度，某种意义上是衡量他们思想与价值观的一个标尺。

　　古川末喜的《杜甫农业诗研究》书题下有一副标题：“八世纪中国农事与生活之歌”，我以为，这是对杜甫居蜀期间农事诗最精准的定位。

　　二○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修订于海沧嵩屿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