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榆

　　一、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研究的价值

　　我们使用的城市设施、城市环境、工业产品、视觉符号、服务全都与设计相关。我们以前的很多工业产品，技术陈旧，外观不怎么漂亮，色彩也比较单一，没什么个性。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设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逐步发展到今天，已经非常丰富，从大型国家装备、工业装备一直到日用产品，各种各样都有。在色彩方面，也专门有人在研究和设计，实际运用非常多，比如一座城市的标志色彩，上海选取了折中的银灰色，比较有现代感。

　　这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和设计专家围绕着设计做了很多配套要素的建设，也有力地推进了设计的发展。但是纵观发展过程，其中的一个短板，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清楚自己国家的设计历史，并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本土传统上就有很多设计，一种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设计。这是因为设计历史的记载文献稀少，且缺少众多学者的共同研究，才导致了这样简单结论的出现。反观西方，他们把自己国家设计的历史当成一种文化话语在使用，建立了许多设计博物馆，许多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科技馆，展示品牌的历史、设计的历史，讲述他们有哪些全球的设计合作，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人类未来的设计应该是怎样的。在全球设计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历史讲清楚，并当作其文化向全球输出的重要内容。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专门成立了中国近现代设计文献的研究中心，希望能把这块短板补起来。

　　我最近完成的书《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主要探讨中国人是怎么来思考设计的，尤其在工业化的发展背景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与全球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进行工程技术的合作，引进了许多工程技术、生产技术。但是以为拥有了生产线就有了工业，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工程技术并不是工业化本身，工业化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去保障，需要有一种文化去维持，包括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的社会要素。这样才能完成从工程到工业化的转换。

　　此外，手工艺其实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一起发展，形态跟农业经济形态下的手工业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我们国家的设计历史研究，做传统手工艺研究的比较多，比如明清时代的手工艺研究，宋代、唐代乃至更早朝代的各种各样的手工艺研究。但是在工业化背景下探索手工业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前主要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所以手工业考察起来相对比较方便，但是现在增加了工业化的要素，尤其是我们国家在这么快速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不同于西方国家形态的内容。将来，我们希望考察在文化服务、价值制度、体验等方面，设计如何推动我们的经济，如何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尤其过去在工程工业阶段，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有形的设计工作，即设计一个具体的东西出来，而现在我们所说的服务设计、交互设计、体验设计，都是无形的设计。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词，设计正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就需要文化研究者，不断去诉说、去完善、去传播，那时候所谓的文化才是有价值的，才是能够传播的，才是有影响力的。

　　《中国现代设计观念史》这本书的研究主要是从“观念”出发。因为以前我写过一本书《1949-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其中考据了二十一个非常典型的产品，采访了当时的设计者或者他们的同事、家属，将整个设计过程客观地描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设计师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具有主观性、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的特点，对中国设计的发展有一定的推进和思辨作用。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现代中国设计的历史，不是怀旧，希望和期待的是超越，即今天的设计如何超越过去，如何把传统的东西和内容重新整理、重新设计、重新构建，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些想法。

　　我们的研究聚焦在近一百年的时间段，因为这一百年正是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邁进的转折时期。除了在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想了很多今后中国工业化道路发展的理论以外，很具体的实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开展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三年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并不是很顺利。

　　二、中国现代设计观念的演变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在欧洲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工业革命五十年以后，德国才从一个封建国家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德国当时想发展工业，因为看到英国人通过纺织业赚了很多钱，所以也想干纺织业。英国和法国当然不允许，通过各种方式把这条路堵死了。于是，德国只好通过英国买了专利，发展钢铁工业，铺设轨道、造蒸汽机车，这引起了德国马车夫的失业与抗议。但是，当整个工业发展以后，特别是在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德国实现了弯道超车。国家整个产业被带动起来以后，德国开始向其他国家销售它的产品。德国人努力向中国推销奔驰卡车和军用物资，并告诉中国人，在德国奔驰汽车已经替代了马车（图1），在边远的乡村执行邮政任务，在颠簸不平的路上跑都不会坏。而那时中国恰恰没有高等级公路，全是泥土路，于是就试用了德国的产品，试下来的确不错。另外，德国不算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做生意的时候，比其他列强少了一点傲慢。当时的德国通过各种努力，包括设立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洪堡基金，逐步将英国、意大利挤出了中国市场。中国不仅在汽车、飞机、电子产品制造方面，从德国购买产品，进行技术引进，还在其他的日用产品领域跟德国合作，甚至部队里面大量的军械装备，也都是德国人的产品。

　　中国的工业化从此开始萌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由于欧洲各国专注于自己国家的恢复建设，中国的民族工业因此取得了一些发展，民族品牌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现存的中国老品牌，特别是上海现存的老品牌以及许多后来有延续性的品牌基本上都是这个年代创立的。华生牌电风扇（图2）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终端产品。从造型来看，没什么太大的创新，主要学美国的奇异牌（GE）电风扇。这个厂看到奇异这么简单的电风扇价格卖得那么高，于是它也仿制一个，跟奇异牌电风扇竞争。华生牌电风扇生产出来之后卖得很好。但是这个产品的基础设计师不是美国人，而是德国人彼得·贝伦斯。全世界的电风扇基本上都延续了他的设计，功能性很强，没什么装饰件。与此同时，我们国家的一些轻工制造业，特别是食品工业也慢慢发展起来了，比如冠生园。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商业，尤其以上海为中心，比如广东人在上海开的永安百货公司。当时，到永安百货购物，买得多了会送一个礼盒，盒子里面装点丝绸、装点糖果，盒子的设计是中西合璧的，有中文字体与英文字体组合设计，颇为现代。

　　以月份牌为代表的图像是当时生活状态的主要反映。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年画的风格基本上是大头娃娃，不管是男的女的，头都画得很大，身体画得臃肿。但是月份牌一些插图画家把人物画得很修长、很性感，这种广告画当时大受欢迎。可见我们的审美目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跟传统的视觉语言完全不一样。钢管椅（图3）是德国的经典产品，也是现代主义设计中的标志性产品。它的主体以钢管弯折，没有其他装饰，功能合理、舒适。月份牌的画师杭稺英先生把这一产品作为一个重要元素放在了他一九三六年设计的月份牌中，坐在椅子上的美女穿着传统服装，而椅子则很现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些消费者喜欢使用德国的现代家具，并称之为“摩登家具”。

　　除了消费领域，当时还涌现了许多中国设计师，其中就有黄作燊先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个人。黄作燊一九三九年毕业于伦敦建筑协会学校，同年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成为世界现代设计鼻祖级人物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的学生。刚才那件钢管座椅，就是格罗皮乌斯创办的学校—包豪斯—的学生设计的。包豪斯学校的教育理念，是设计要将艺术和工业结合起来。因此，在学校中格罗皮乌斯采取了“双师制”：一个老师在讲美学，讲造型;旁边还有一个工艺师，教学生如何把这个造型做出来。黄作燊学成归国后，把现代主义的设计观念带到了中国，还创办了圣约翰大学的建筑系，担任系主任、教授，对中国的建筑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上海的一些现代感比较强的建筑，几乎都跟现代主义的设计理论有巨大的关系，比如大光明电影院。

　　大光明电影院的设计师是邬达克（Laszlo Hudec，1893-1958），他在欧洲建筑界并不是很有名，但在中国很有名。他来中国比较早，而且他头脑比较灵活，很能理解业主的想法。邬达克认为中国的城市发展到这一阶段，人们对现代化的向往程度非常之高，因此在他的设计中采用了大量的现代建筑语言。同时又考虑到一部分业主有复古、怀旧的情怀，邬达克就经常在建筑上设计一些装饰。另外，上海的地皮非常紧张，因此他设计的建筑的窗户都是竖直的，不会很宽，这些竖直的窗户营造了视觉错觉，使得整个建筑看上去比较高大。当时大光明电影院造完以后，主要是跟好莱坞同步放映西方的电影，投资人想要为电影院取个名字，于是就找来当时上海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家周瘦鹃老先生，老先生认为放映电影要有光芒，所以他建议叫“大光电影院”，投资人觉得有些晦气。后来周瘦鹃从苏州老家回上海的途中，突然灵感一现，为电影院取了“大光明”这个名字，意味“大放光明”。从这案例可以看出，建筑的传播，一方面是建筑师的功劳，另一方面也有文学家的功劳，善于传播的文化人的社会功能非常大。过去对建筑史的研究，基本只研究建筑，不研究传播，我希望能够把设计本身和传播联合起来，试图去寻找其中的联系，研究时代的观念是如何影响设计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有了新的思路。当时非常活跃的商业画家蔡振华先生创作了一幅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传画（图4），具有非常强烈的装饰主义风格，红旗画得很漂亮，中间的拖拉机是我们国家从苏联引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苏联引进了一百五十六项工业技术，其中有一项就是拖拉机。除了学习的对象发生变化，国内的工业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当时要开展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一九五三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因为缺乏城市管理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以一开始这个五年计划十分幼稚，水平很差。经过跟苏联相关部门的反复学习，反复讨论，总算做出了一个计划。当时苏联专家对这一五年计划有个总结，那就是首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業带动交通，带动轻工业，同时带动农业。想法虽好，但是实施起来还是有很多的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苏联的工业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简单，比较实用，不太考虑使用人的感受。比如飞机，简单、可靠，造价也低，但是里边没有空调。这在高纬度地区没有问题，但是引进国内以后，布防东南沿海就遇到问题，飞行员在机舱内值班，舱门关上后，烈日暴晒又没有空调，条件非常艰苦。这时中国的飞机设计师徐瞬寿先生，就在上面进行了改良，装上了新的空调。徐瞬寿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英国，学习飞机设计，为我国的飞机设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这个例子，说明虽然当时我国从苏联引进了很多设计、很多产品，也学习了很多技术，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根据自己的特点做了改进。尽管这只是一些小的改进，并不能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改进的工作。

　　除了飞机之外，当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解放牌卡车的制造，当时这个项目是由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简称“一汽”）负责的。当时，中国引进了苏联的汽车生产线，也拿到了技术图纸和工艺，苏联方面还派了工程师来培训中国的工程师，但是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国内没有可以造汽车驾驶舱的钢板。为什么这个钢板很重要？因为汽车的流线型要求钢板的造型能力和延展性要很好，而且风阻系数要小，如果阻力太大，油耗就会增加，继而造成机械性能的损伤。这时候，有一位机械设计师正好从苏联留学归来，叫陈祖涛。陈祖涛会俄语和英语，于是“一汽”就派他去欧洲买钢板。陈祖涛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后又到了德国，成功地从德国大众那里买回了钢板。所以，解放牌卡车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合作的成果。今天这一车型受到了很多批判，但实际上，解放牌卡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款设计上十分成功的卡车，它的原型是美国的万国牌（International）卡车。而且，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真的非常薄弱，通过解放牌卡车的制造，提升了整体的工业水平。

　　同时，在解放牌卡车的制造过程中，不少早年留学西方和中国自己培养的专家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孟少农先生曾在美国留学，后又在美国的汽车厂实习，回到中国以后先到了清华大学的汽车专业，后来成了“一汽”的总工程师。孟少农先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使得“一汽”的发展走上了正轨。我们国家的几代名车都有他的设计，除了解放牌之外，还有东风牌等。因此，在中国整个设计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决定了中国设计或者工业的走向。如果当初孟少农先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话，那中国汽车发展的道路可能会走德国人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