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旸

　　城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扮演了重要的守护者角色。它仿佛盾牌，抵御人间战火，保卫墙内安宁，让文明得以延伸。经历过千百年的变迁，迄今仍有不少地方留下了或长或短的古城墙，无声地向人们述说着历史。这些城墙大多是明代的产物，累经战火而屹立不倒。作家潘大明在《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中西书局2020年）一书中，以正史研究与实地考察为主，辅以民间故事、传说，时空交错，穿越反复，为我们讲述了明城墙与大明王朝兴衰的关系。

建城、筑墙与皇权的威严

　　“城墙”一词从“城”字引申而来。《说文解字》对“城”的解释是：“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声。”可见，古代君王建造城墙是为了“纳民”，即筑土围民成国。《吴越春秋》上说：“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如果属实，那么中国的城市史基本上和文明史同步，长达数千年。

　　夏商时期，统治者就开始筑墙建城。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发展，到了周代，城墙日臻完善。《周礼·考工记》记载，西周开国之初，周公营造洛邑，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营国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考工记译注》，闻人军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4页）这一制度对宫殿、宗庙、城墙的形制规模以及市坊的分布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宫殿代表王权，宗庙与礼制、社稷密切相关，体现了宗法制的等级森严。春秋战国之后，筑城建墙成为惯例，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

　　城墙最初的功能是防御，但在礼制的影响下，城墙逐渐被纳入了尊卑体系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之所以大力营造城池，除了防御功能外，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彰显皇权的威严。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一套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专制统治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其结果便是都城越造越大。同时，通过里坊制的确立，城市内部以棋盘式分割，方城直街的几何形态越发明显，城市的总体设计更加注重中轴线所产生的强烈的仪式效果，所谓“九宫四方城，横竖权圈人”。宫城外围有内城，内城外围有外城，王公贵族与贩夫走卒居住的方位有着明确的规定，这种体现尊卑的设置不仅合乎传统的宗法制度，也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威严。

高筑墙：大明赖城墙而兴

　　朝代更迭，城墙不仅成为统治者守护江山的重要阵地，也是反叛者获得江山的重要手段。利用这个规则上位的佼佼者，就是朱元璋。

　　元末天下大乱，农民纷纷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数不胜数。起初，作为众多割据势力之一，朱元璋的实力并不是最强的。根据《明史》记载，朱元璋攻下徽州后，有位叫朱升的谋士给他出了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谋，建议他多建造高耸、牢固的城墙巩固自身的地盘，囤积粮草以做好长期打仗的准备，巩固和稳定后方，不要贸然称帝。朱元璋听取了这个计策，后来果然削平群雄。一三六五年，朱元璋在新州大战中大败张士诚主力军队，不但解了新城之围，还巩固了所占州县，为发动两淮攻势创造了条件。潘大明先生到访过新州，在《湮没的帝都》中描写了新州的地势：“此城既可作婺州（今金华）之屏障，御敌于百里之外，使进退有充分的余地，又可作行军之跳板，突袭诸暨、绍兴等地。”（《湮没的帝都》，第158页;以下仅标注页码）两淮之战中，朱元璋的军队在城外构筑长围，又搭木塔、筑敌楼三层，俯瞰城中，每层配备弓弩、火铳和襄阳炮，日夜攻击。围攻八个月，张士诚军终于支撑不住，将士大多投降。一三六六年，朱元璋一统江南。

　　与张士诚之间的这场战争使朱元璋实现了从称霸一方到问鼎中原的跨越，既奠定了他称帝的基础，也在他心中深埋下了修筑城墙的种子，这颗种子随着他的权势不断扩张，最终根深蒂固，再难拔除。在《湮没的帝都》中，潘大明指出，“由士兵成长起来的统帅朱元璋，在战争中认识到城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并认为“天地山川间，筑城修墙是重要的防御手段”。

　　一三六六年起，夺下江南的朱元璋就开始着手进行南京城墙的修建工作。在他看来，南京的明长城担负着拱卫皇权社稷的重任，是千百年之大计，容不得半点马虎。这项工程涉及的地域颇广，牵涉的百姓无数。在修建城墙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城墙固若金汤，朱元璋非常重视建造城墙的砖块质量。明朝城墙砖产地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三十七府一百七十多个县。为了确保城砖的质量，“城砖落款”的责任追溯制便应运而生。凡是经手砖块的各级人士都需要在砖块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以致一块小小的城墙砖上有时竟刻有十一层负责人名字，从府、州、县的官员，到下面农村的总甲、甲首、小甲，再到窑匠、坯匠、役夫，都一一注明。（参阅南京市明城垣史博物馆《南京城墙砖文》，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在城砖上刻名的各级责任人相当于签下了一份“工程质量责任书”，只要发现城砖的质量有问题，上自各级官员，下至烧砖人都得治罪坐牢。有了这种责任制的制约，烧制城砖的每一道工艺都得到了质量保障，用这些“官砖”砌成的城墙，才能在经历了几百年风雨之后，至今依然安稳如山、屹立不倒。

　　南京的明城墙始建于一三六六年，完成于一三九三年，共计二十七年。在此期间，朱元璋完成了称帝登基、颁明律、废丞相、定科举等桩桩大事，明城墙完工后的第五年，朱元璋驾崩。算起来，这位在位三十一年的皇帝，竟用了其帝王生涯八成以上的时间来修筑这条大明都城的防线。

防御、固守与大明之衰

　　一三六八年，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朱元璋基本击败了元朝和各路竞争对手，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打下江山之后，除了享乐外，自然就是守卫江山、治理江山。

　　当年刘邦夺得天下以后，颇看不上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常说：“我马上打得天下，要诗书何用！”这套话语遭到了陆贾的反驳：“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也就是说，不能用打天下的思维方式治理天下，国家的治理模式另有一套邏辑。

　　朱元璋应该是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但他识字不多，读书有限，这就限制了他的思维和视野。智慧不够，经验来凑。战争年代，城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防御作用，筑城帮助朱元璋夺得了江山，他自然想到要依靠城墙帮他守卫江山、巩固政权。在朱元璋登基之后，天下基本已无战事，城墙的防御作用逐渐开始下降，修建城墙已经失去了夺取政权过程中的意义，可是他却依然执着于此。《湮没的帝都》中提及：朱元璋“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小到县治、中到州府、大到边防，都要建城筑墙。在整个明朝历史中，城池得到修缮、扩建和建设”（第158页）。不能不说此时朱元璋已有了一种病态的偏执。

　　比盲目修建城墙更可怕的是朱元璋在治国理政中体现出的“城墙意识”。“城墙意识”是笔者生造的一个词，借此来表达朱元璋治国理政的两个错误。一、不重开拓、不求创新。筑城是为了防守，是所谓以守为攻。在筑城建墙的思维方式影响下，朱元璋固守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旧经验，坚持重农轻商政策，打击富商巨贾，抑制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二、不懂变通，也不许变通。城墙的建设宁“折”不弯，城墙意识也是如此，重规矩、少变通，强调整齐划一，不得参差不齐。朱元璋在城墙意识的影响下，把自己治国思路局限在重构一个有序而稳定的复古农业社会：厚本、重农，“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不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积蓄富盛”（余继登辑《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1年，第74页）。朱元璋还把自己这套治国理政的经验制成“祖训”“宝训”“御制大诰”，要他的子孙世代遵守，“一字不可改易”，“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张德信、毛佩琦主编《洪武御制全书》，黄山书社1995年，第387页）。

　　潘大明指出：“墨守成规，必无可救药。”（第346页）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在君主神圣、全知全能的荒诞逻辑下，把自己打江山时筑城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结果城墙意识成了钳制他思维的枷锁，使他在治国时不能随着时移世易而与时俱进，“他的这些错误决策，使洪武年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受到制约，束缚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从那时起，明朝的悲剧命运似乎已经被注定了”（第349-350页）。

　　“朱元璋以及他子孙维系的明朝，二百七十多年的战略认知一直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看重建城筑墙，设阵布局的操练，他们的套路，无法战胜来自草原的快马利刀。”（第346页）明朝统治者不仅对城墙的认知停留在冷兵器时代，与外界交流的认知也停留在了冷兵器时代。作为一种象征意义的符号，高悬“万世根本”的城楼、坚不可摧的城墙，共同构建了一幅皇权威严的政治意象。这既彰显着皇权对于臣民至高无上的主宰，也牢固地树立起了华夏与夷狄的界别。当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正在悄悄转向，明朝却因为高高树立的心墙固守集权和农本经济，限制商业贸易，实行严格的海禁，浪费了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错失了与世界接轨的重要转型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