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锦

　　唐人、宋人都有意识地讲求“诗法”，但其中差别不小。唐人的诗法其实有些卑俗，因为诗赋取士的缘故，需要速成的教材，于是出现了所谓的“诗格”。很类似我们为了应付英文考试，事先背下的那些作文“模板”，根据遇见的题目选择合适的用上，未必真有识见、辞采。看过敦煌卷子、长沙窑青釉壶上的唐人佚诗，自然不再会相信唐代人人能诗的神话，“诗格”的功用也就不宜过高估量了。所以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渐渐失传，保留最多的居然是日本人空海编纂的《文镜秘府论》。我们只要大概翻翻里面的“十七势”“十四例”“十体”“二十九种对”等细目，必定会心一笑，明白那是异国学习的无上密钥。宋代的诗法却比较高端，寻求将恒久使用的语言文字固定成规范，并为每个人所遵守。恒久不变者必是前人用过的成词，于是“窥陈编以盗窃”（韩愈《进学解》），且将之归纳为便于摹拟的诗法。这在宋代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西昆体有意识地将辞藻精雅化，路数却未免狭窄，只从晚唐李商隐一路用力。王安石、苏轼则极力从博学中进行拓展，开拓出宋诗的道路，在黄庭坚那里完善为一套法则，其纲领就是所谓的“点铁成金”，有理有据地进行“窥陈编以盗窃”。这至少需要学问的锻炼，其难度远过于唐人那些速成的“格”，也就极有力地吸引了士大夫们。可以说，自江西派大倡这种诗法后，很少再能摆脱其影响了。

　　陆游，和大多数南宋诗人一样，也自江西派入手，但比起别人似乎更能自树一帜。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如果说，范成大通过江西诗法的提纯，超拔于感情之上而产生出气度的优雅;杨万里通过反向应用江西诗法，把奇趣转为谐趣，面貌虽已大变，但内在脉络依然分明，那么，陆游恰恰是不同的。其实，陆游才气纵横，完全娴熟地操纵着江西诗法，典故之驱遣，对偶之运用，都达到极高的水准，表面上比范成大和杨万里更接近江西派。但在内在气质上，他不像范成大那样过分优雅，也不像杨万里那样突出思力，距离宋人的审美稍远，和江西派显得不够合拍。恰在这样的背离中，陆游让人感到更接近唐人，如方回说：“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瀛奎律髓》）也正因此，朱熹会说：“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答徐载叔赓》）

　　

　　陆游的诗人风致固然出于天赋，只是这天赋显得有限，如贺裳所说：“予初读《瀛奎律髓》，每遇一类，唐诗后必继宋诗，鄙俚粗拙，如狪獦接语。得务观一篇，辄有洋洋盈耳之喜，因极赏之。及阅《剑南全集》，不觉前意顿减。大抵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载酒园诗话》）我认为贺裳表达出了偶读放翁诗和读放翁全集最真实的感受。陆游诗善写眼前景物和音节琅然可听的特色，似乎把诗法的成分掩去了，尤其在和其他宋人诗的比较中，感觉更接近唐人诗。但陆游毕竟从小习惯了江西派的作风，其才具更多用到了诗法的巧熟上，除了和天性相近的两个特色外，再无更多的开拓。偶然读到，有拔出宋诗之外的惊喜，一旦读多了，才具无多和意境不远的问题也就暴露出来。加上陆游“贪多”，这毛病显得越发严重，叶燮的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陆游集佳处固多，而率意无味者更倍。由此以观，亦安用多也？”（《原诗》）因此，在严格的论者看来，陆游的诗其实算不得唐调，李东阳就直说：“杨廷秀学李义山，更觉细碎;陆务观学白乐天，更觉直率。概之唐调，皆有所未闻也。”（《怀麓堂诗话》）

　　

　　我猜测陆游也许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试图进行弥补，办法是通过陈师道向盛唐尤其是杜甫追溯。然而陆游和陈师道正好相反。陈师道驱遣古典的才气缺乏，不得不强调“立格、命意”，甚至仅仅通过句法去模拟唐人的气象。陆游有着驱遣古典的充沛才气，却期望走向更高的境界，天赋之外，足以追随的正是陈师道的办法。这很像陈与义为避免“有意于用事”的“俗”，（见徐度《却扫编》）刻意绕开黄庭坚而去接近陈师道。陈师道有名言“学诗当以子美为师”（《后山诗话》），陆游自不会例外，甚至学得比陈师道更像。吕留良、吴之振全力推扬宋诗，在《宋诗钞》里，就把陆游这方面的成绩进行了夸大：“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所谓爱君忧国之诚，见乎辞者，每饭不忘。故其诗浩瀚崒嵂，自有神合。呜呼，此其所以为大宗也与？”在“命意”上，陆游因处身半壁山河，确实比陈师道更像杜甫，而且我们也相信他临终的《示儿》诗确实发自肺腑，其感人的力量不下于杜诗。可在“立格”上，陆游未免刻意之嫌，杜甫的格调是本来面目如此，陈师道和陆游却从追摹而得。只是陈师道从句法上模拟，开了明人大用千年、万里之类数量词的先河;陆游从气势上模拟，继承了文人大言的坏习气。为了接近盛唐气象，陆游喜欢夸张声势，读放翁诗往往会有言不由衷的感觉，大概就在于此。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里，以揄扬的声口说出，批评的意思显得过于含蓄：“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血液沸腾起来，而且这股热潮冲出了他的白天清醒生活的边界，还泛滥到他的梦境里去。這也是在旁人的诗集里找不到的。”但在早年的《谈艺录》里，就不客气地说：“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我相信，钱先生的看法并未改变，所以在陆游《醉歌》诗末句“犹枕当年虎骷髅”下，专门写了一条注释，说破他杀虎的大言。在列举了《剑南诗稿》里六首写到杀虎的诗句后，钱先生说：“或说箭射，或说剑刺，或说血溅白袍，或说血溅貂裘，或说在秋，或说在冬。《剑南诗稿》卷一《畏虎》：‘心寒道上迹，魄碎茆叶低。常恐不自免，一死均猪鸡！’卷二《上巳临川道中》：‘平生怕路如怕虎’;此等简直不像出于一人之手。因此后世师法陆游的诗人也要说：‘一般不信先生处，学射山头射虎时。’（曹贞吉《珂雪二集》《读陆放翁诗偶题》五首之三）”当然，这并不是说陆游好说谎话，只是为了夸张声势的需要，他不自觉地承袭了文人大言的坏习气。

　　可以说，陆游的诗，很像唐人天才和宋人诗法的结合，只是天才局限些，诗法娴熟些，不免以娴熟去补局限了。倒是沈德潜说得最持平：“《剑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独造境地。但古体近粗，今体近滑，逊于杜之沈雄腾踔耳。”（《说诗晬语》）如果把“原本老杜”，改作“原本后山之追摹老杜”，也许更近其实。所谓近粗、近滑，正是诗法过于娴熟、力量仍有不足时的必然表现。真到了《示儿》诗的地步，力量已至，诗法尽空，哪里还会有粗、滑之失？

　　读陆游的诗，先了解他总体的特色是有必要的，这样才不至被局部所迷惑。下面来看他这首《月下醉题》：

　　黄鹄飞鸣未免饥，此身自笑欲何之。

　　闭门种菜英雄老，弹铗思鱼富贵迟。

　　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

　　一樽强醉南楼月，感慨长吟恐过悲。

　　这首诗作于淳熙三年（1176），陆游五十二岁。他一生仕宦并不如意，朱熹就曾调侃他：“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答徐载叔赓》）四十六岁入蜀，在蜀中度过八年，虽未能实现其匡救之略，但诗中的豪气是明显增强了。这是他相对于所师承前辈的开创，也得到当时人的注意：“陆放翁诗本于茶山……然茶山之学，亦出于韩子苍，三家句律大概相似。至放翁则加豪矣。”（《诗人玉屑》）淳熙二年陆游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为范成大的下属，三年六月免官，奉祠，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九月，有知嘉州的新命，但臣僚言其代理知嘉州时燕饮颓放，又改回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这只是遥领的虚职，陆游仍留在成都，相当于赋闲，因自号“放翁”，其愤懑可见。根据诗中表现的落寞情绪，应该写于免官之后。

　　黄鹄，《楚辞·卜居》：“宁与黄鹄比翼乎。”洪兴祖《补注》引师古云：“黄鹄，大鸟，一举千里。”这样的大鸟往往被比作志向远大的人，我们熟知的《史记·陈涉世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即是如此。陆游说，以黄鹄之高飞远翥，尚自哀鸣其饥，何况我这样颓放一身，还想有什么好的前途吗？不免自笑而已。

　　

　　头两句起得并不精警，但以反比跌宕，留出叹穷嗟卑的余地来。闭门种菜，用刘备的典故，《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胡冲《吴历》：“曹公数遣亲近密觇诸将有宾客酒食者，辄因事害之。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曹公使人窥门。既去，备谓张飞、关羽曰：‘吾岂种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复留。’”英雄二字，正是出自《先主传》里的名言：“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弹铗思鱼，用冯谖的典故，见《战国策·齐策》：“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借两个典故抒发其一直以来的抑郁不得志，现在加上免官，就更显落寞了。不过，陆游个性狂傲，尽管年近五十仍不得意，却依然自负。在成都对待他的上级范成大，“以文字交，不拘礼法”（《宋史·陆游传》）。这里的两个典故，隐隐以冯谖、刘备自比，恐不尽是叹穷嗟卑，还有一份倔强在。颈联就写其倔强，是他一贯夸张声势的写法。“生拟入山随李广”，用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死当穿冢近要离”，用《后汉书·梁鸿传》：“梁鸿，字伯鸾。……后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及卒，伯通等为求葬地于吴要离冢傍。咸曰：‘要离烈士，而伯鸾清高，可令相近。’”陆游的夸张声势，往往配合对唐人句法的摹拟，更显出气魄。吴仰贤看出了这一点，他在《小匏庵诗话》里说：“李义山诗云：‘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沈彬云：‘生希沙漠禽骄虏，死夺河源答圣君。’放翁效之曰：‘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生希李广名飞将，死慕刘伶赠醉侯。’刘后村云：‘生惭族老封高尚，死慕先贤谥醉吟。’此皆袭其调矣。”一生一死的对应，形成一种张力，更容易托出陆游的“豪”气。不过，其“豪”气仍然掩不住那份落寞。如果说，颔联明写落寞，隐写倔强，颈联就是明写倔强，隐写落寞，也是在对应中形成张力。陈衍很欣賞这两联，说：“中两联，皆名士应有语，但裁对工整，翁所长耳。”（《宋诗精华录》）这首诗的精彩确实在这两联上，但仅仅说裁对工整还是不够的。陆游实际上用了多样的诗法，再加上自己的才气，力图接近盛唐的气象。表面上看背离了宋诗的风格，但内在的东西仍是和唐人异质的。

　　尾联扣一下题，只怕感慨长吟，太过悲哀，就在南楼月下强醉一杯吧。但力量接不住上面的两联，显得空泛，印证了沈德潜所说“今体近滑，逊于杜之沈雄腾踔”。总之，这首诗还是颇有代表性的，其优长和不足，都很典型地表现了陆游诗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