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下二册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算是了却他藏在心中十年的一桩宿愿。一九四二年，他被关押在日军监狱时，曾许愿“再做一种关于杜诗的著作”，到此终于得偿。此书出版十年后，他专门撰写了一篇《我怎样写杜甫》，在《南洋商报》一九六二年元旦特刊上刊发。在这篇文章中，他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详细陈述了自己撰作此书的心路历程，堪称作者的夫子自道。香港《人生》杂志、台北《中华杂志》等报刊先后予以转载。一九六八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还出版了陈湘广（Charles K. H. Chen）的笺注本《我怎样写杜甫》，可见此文在当时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一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曾祥波中译本《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也在书后附录此文。显然，此文对于理解洪业其人及其杜诗学是十分重要的。
《我怎样写杜甫》应该是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娓娓道来，流畅生动，特别好读，虽然时过境迁，仍然有一种如临讲演现场的氛围。《洪业传》作者陈毓贤对洪业的讲演水平赞不绝口，对我这样无缘一见洪业、更没有荣幸领略其讲课或讲演风采的晚辈来说，读过此文，好比旁听了洪业的一场讲座，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在这场讲演中，洪业对《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有这样言简意赅的描述：“上册是本文，下册是子注。在上册里，我选译杜诗三百七十四首来描写杜甫的生平，说明其时代之背景与史实的意义。在下册里，我注明各诗文的出处，中外人士的翻译，历代注家的讨论，时常也插入我的驳辩。再概话来说：上册说杜甫是这样的;下册说杜甫不是那样。上册迎神，下册打鬼。”这是对此书内容与主旨最简洁生动，也最提纲挈领的概括。
在这里，我要特别揭出“迎神”与“打鬼”这两个词，它们不仅突出地呈现了洪业的语言表达风格，而且体现了洪氏杜诗学的特点。所谓“迎神”，是正面塑造杜甫的形象，确立杜甫的历史地位。这一方面，历来治杜诗学者用力良多，成就显著，无论是历史上的“诗史”之称，还是洪业在本书标题上所标举的“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称号，皆是迎神功绩的表现。所谓“打鬼”，是对历来加于杜甫、杜诗或杜集身上的谣言、误说、讹传，以及各种不实之词进行考辨、订正、洗汰，力图肃清其影响。这一方面，历来学者也煞费苦心，成绩虽然不少，问题依然尚多。最值得重视的是，在杜诗流传过程中，有些旧“鬼”尚未驱走，仍在以讹传讹，而新“鬼”又从而滋生。
洪業在《我怎样写杜甫》中说：“鬼有中外大小之分别，打有轻重疾徐之别。”只要是“鬼”，不分中外古今，他一概都打，视其危害性之大小，打法有轻重疾徐之别。我对洪业打外国“鬼”特别感兴趣。毕竟其他杜诗学者罕有这一方面的条件，更少有这一方面的业绩。这是洪业杜诗学的重要业绩之一。在《我怎样写杜甫》中，他举了几个离奇有趣的例子，其中一个是：“乾隆年间，在北京，有一位饱学多才、著作等身的西洋传教士，汉名为钱德明，字若瑟。他老先生有一篇用法文写的《杜甫传》，可算是最早介绍杜甫的专文。他写到离开史实愈远愈妙。”譬如他写到安禄山的队伍在道上捉住了杜甫，几个军官报告给目不识丁的安禄山，问他要不要将诗人带来供他消遣云云，真是不知有何根据。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总之，“钱德明把杜甫写成一个很有趣而甚无用，忠君爱国而遁世逃名的诗人，写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这当然与真实的杜甫有很大的距离。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是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深受乾隆皇帝信任，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二年，在十八世纪来华传教士中算是汉学水平很高的，当代学者或称其为“十八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龙云《钱德明：18世纪中法间的文化使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但是，他文章中对于杜甫的诸多异想天开的描写，亟应予以澄清。
洪业在书中还举了一个例子。在杜甫身后一千多年，居然出来一个外国女诗人，冒充杜甫写作。这些诗见于一本用法文翻译的中国诗选，书名汉译过来叫作《白玉诗书》（Le Livre de Jade），亦称《玉书》。“这是法国一位有名的青年女诗人在她二十三岁的时候，用假名发表的。书中选有杜诗十四首，二首是别人翻译真杜诗，而此女为改头换面，遂与原译不同。十二首全由这位女郎为杜甫捉刀：无论题目、字句、意义、神态，全与杜诗无涉。此书于一八六七年出版，流行甚广。”《白玉诗书》问世以来，已经重版了四次，后来又出了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等多种语言版本，抄袭仿作也不少。这些“洋装的假杜甫，登台表演”，误导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让洪业慨叹不已。
洪业这两段故事可以说是杜甫接受史和杜诗传播史上的“今古奇观”，但是，洪业叙述时的语气，仍是一如既往的温柔敦厚。《白玉诗书》作者是朱迪特（Judith Gautier），一开始化名为“Judith Walter”。洪业在文中有意不提这个作者（译者）的名字，是有意替她藏拙。这种嫁名中国最伟大诗人的诗歌创作，作为文化挪用或者文学误读来看，也许是不无趣味的个案，但是，从杜诗传播接受史来看，在喜欢把考据当作侦探办案的洪业眼里，朱迪特小姐就不免被看成一个嫌疑犯了。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实际上就是一部《杜甫传》。在我看来，洪业以英文撰著此书，主要面向国外读者，其目的在于把杜甫这个中国的“诗神”迎到英语世界去，当然不能不在书名中标举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历史地位。现在译回汉语，为了忠实于原文，尊重洪业书名原意，直译其名，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灵活一点，更多地尊重中国著述命名的传统习惯，完全可以译为《杜甫传》，或者《杜甫评传》《杜甫诗传》，至少更简洁一些。当然，书名可以中式，亦可以西式，这是见仁见智的事。
二十世纪以来，致力于杜甫研究或者杜集整理笺注的学者可谓多矣，举其名家，则有闻一多、刘文典、岑仲勉、郭沫若、程千帆、叶嘉莹、谢思炜等先生;为杜甫作传者也不乏耆宿名家，比如冯至有《杜甫传》，朱东润有《杜甫叙论》，陈贻焮和莫砺锋皆著有《杜甫评传》。与上述诸多名家相比，洪业的杜诗学有什么特点呢？
洪业的杜诗学，可以远溯至他的少年时代。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开始圈读清人杨伦的《杜诗镜铨》，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对杜甫和杜诗的理解。随着人生阅历的加深，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目睹卢沟桥事变和华北沦亡的时势和国势，他对杜甫和杜诗的理解也逐步深入。他越来越深刻地理解父亲当年说的话，杜诗是学诗的典范，杜甫则是做人的典范。他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书中最后一段话是：
他（杜甫）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龌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国度。
最后这句话曲终奏雅，画龙点睛，指出了杜甫的当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当代性和世界性，我以为，正是洪业杜诗学最为着力之点，也是其显著特色之所在。
一九四○年，《杜诗引得》出版。这是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编纂的第一部诗集引得。洪业撰写了长达六万多字的长篇序言，文中说：
昔在宋时，已有麻沙传孙觌《杜诗押韵》，元时有曾巽申《韵编杜诗》十卷，皆学者寻检《杜诗》之工具也。其书皆早佚，不可知其详。清康熙时练江汪文柏编《杜韩集韵》二卷，仅可检知《杜诗》曾否押此韵，是否有此句耳，不能得其题，不能知其在集中之卷第也。朝鲜摛文院编有《杜律分韵》五卷，仅录律诗，以韵编次，非可以检《杜集》某本中之某诗者也。近日本饭岛忠夫、福田福一郎合编《杜诗索引》，先以仇氏《详注》目录逐题编号，然后以杜句之末字，按五十音顺编入《索引》，下注见某卷第几题，凡知《杜诗》全句者，用之甚便。唯学者之于《杜诗》，有仅知句中二三字而欲检其全诗者矣，有欲知其诗中之习用字眼所曾道之名物者矣，此《索引》不足以应用也。按西人于其重要之诗人，辄为编一字不漏之“堪靠灯”（concordance），极检寻应用之便，今编《杜诗引得》，盖师此意也。
这篇序文是迄止一九四○年关于杜集编纂流传史的最新、最全面的成果，上面这段文字，可以说是一篇简短的杜诗索引编制史。作者的目光，不仅上溯宋代，而且及于朝鲜、日本等东亚汉文化圈，更遠至于西洋。在洪业眼中，《杜诗引得》的编撰，不仅要超越古人，更要超越外国人，使此书一出，便能在世界汉学史上成为最为实用、最为方便的检寻工具和学术参考。从这篇序言中可以看出，洪业致力于杜诗学研究，一开始就是有当代性和世界性的自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洪业写信给他多年的师友、哈佛燕京学社托管委员的埃里克·诺斯，表示希望到美国讲学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与外界隔离了四年，对这四年学术界有什么进展都不知道。很急于知悉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和自由中国的汉学活动。”（陈毓贤《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实事求是地说，这四年（1941-1945）美国汉学界虽然有些新的进展，但并没有出现与杜甫研究直接相关的重要成果。但是，在哈佛大学讲学，显然方便利用哈佛大学的藏书，也方便请教相关的文献专家，这是一九四○年至一九五二年间的燕京大学所无法比拟的。不妨将《杜诗引得》与《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作一比较。《杜诗引得序》除了评述日本学者近编《杜诗索引》之外，只引用并评述了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的英译杜诗以及德国学者萨克（Erwin von Zach）的杜诗德译本。英译本和德译本皆出版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离序文撰写之时很近。在撰写《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时候，洪业利用西方汉学文献的条件今非昔比。他在书的《引论》中说：“撰有中国典籍译本书目的玛莎·戴维森（Martha Davidson）女史，惠我以大量杜诗译本书目。”戴维森编撰有A List of Published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是名副其实的书目专家，洪业在她帮助下获得各种杜诗译本，并对钱德明、朱迪特（Judith Gautier）、安德伍德（Edna Worthley Underwood）和朱其璜（Chi-Hwang Chu）、艾思柯、洛威尔（Amy Lowell）、萨克、魏理（Arthur Waley）等人的杜诗译本一一检视。一九七一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s）以英文出版其新著《杜甫》，洪业除次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书评外，又于一九七四年在《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上发表《再说杜甫》一文，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一岁，尽管垂垂老矣，但他一直在关注世界汉学界有关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
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中，最为自矜的一个发现是，杜甫并没有像传统杜诗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不爱长子，而偏爱次子。“为何这件事对洪业来说感情负荷那么重？”陈毓贤在《洪业传》用心理学分析的眼光，作了如下推测：“莫非他潜意识里把杜甫当作（他的父亲）洪曦，把杜甫长子当作自己，而把杜甫次子当为（他的弟弟）洪端？”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无论如何，这里面体现了洪业对于杜甫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他的“迎神”工作的一部分。在他崇拜的神面前，他是谦卑的。
陈毓贤的推测中含有一种比拟，将洪业比作杜甫之长子，这与另外一种比拟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哈佛、耶鲁等地讲授杜诗，以及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出版，为洪业进一步奠定了杜甫研究权威的地位。不仅如此，很多与晚年洪业有往来的友生也以杜甫来比喻他。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杨联陞《呈洪先生》七律一首。从诗中“朗咏新句追秋兴，细写长编注史通”两句可以看出，洪业《剑桥岁暮八首》此时已经写成，同时，洪业也已经着手注释《史通》的工程（《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一九五六年圣诞节，洪业在家里招待周策纵等友生，周策纵有诗致谢，其中也写道：“乱离老杜情何限，书卷飘零又岁寒。”（《圣诞日洪煨莲先生招宴有作》，载《周策纵旧诗存》）一九六三年，洪业寿登七十，程曦作《寿洪煨莲教授七十》表示祝贺。其中有“杜陵漂泊诗犹在，庾信栖迟赋可成”两句。洪业为被日军逮捕入狱的六位燕大同仁作《六君子歌》，诗体模拟的是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其晚年诗作精华《剑桥岁暮八首》更是拟学《秋兴八首》。杜甫的声音与身影，时刻盘旋在他的生命中。总之，杜甫是洪业的神，给四十岁以后的洪业带来了莫大的慰藉。
洪业是一个诗人，自幼接受庭训，为其中国古典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之诚在《送洪煨莲赴美讲学序》中，肯定洪业“于学无所不窥，尤专精于史，著书满家，他若《左氏传》《史通》《杜诗》，皆有撰造。最为人称道者，成群书引得逾数十种，又思创为《目录学大辞典》，谓之工具书，所以省翻检之劳也。”又评论洪业之为学，“有西人之密，兼乾嘉诸儒之矜慎，实事求是，取材博，断案谨，无穿凿附会之弊，扬己抑人之习”。（《邓之诚文史札记》）洪业治杜诗，既“迎神”，又“打鬼”，其视野与手法正是兼融中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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