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命。
书写生命却是另一种历史。
永未完成。
—保罗·利科
“一位作者，在她艺术水平的巅峰，转遍整个世界并回到了原点。”在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小说《低地》（The Lowland）出版后，Vogue杂志给予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评价。原点，对于拉希莉这样一位凭借处女作便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作家来说，意味着再次拾起最初惊艳文坛的主题。在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中，她已经以“不可思议的成熟”深入家庭生活的肌理，精准地刻画异乡人穿越边境的文化困境。一端是印度，一端是美国，这是拉希莉最重要的两重身份—孟加拉裔、美国罗得岛的第二代移民。近十五年后，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低地》仍然徘徊于这两块大陆、两个国度之间。但这一次，她的“回到原点”有着更透彻的意义。
《低地》的故事跨越了七十年。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印度独立之后，两兄弟苏巴什和乌达安出生在低地旁。六十年代末，哥哥苏巴什远走美国去学习海洋化学，弟弟乌达安留在印度，因为参加纳萨尔巴里运动而被枪决，留下了刚结婚的妻子高丽和尚未出世的孩子贝拉。苏巴什为了保护高丽，便与她结婚并带她去了美国。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乌达安的死仍旧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贝拉十二岁的时候，高丽选择了不辞而别。伤痛和秘密由此传递到了贝拉的生命中。
在接受《纽约客》的访谈时，拉希莉说，这是她第一次不再以遮掩的方式书写她成长的地方—罗得岛，她也许从未真正知道那里，从未接受自己的這段经历。（克瑞西达·莱申《裘帕·拉希莉：我成长在罗得岛，一个我从未真正知道的地方》，周思译，“澎湃新闻”2019年10月30日）印度与美国，在这部小说中因此不再仅仅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内涵，两个异质的空间包裹着的更是关于个人生命的创痛、记忆与遗忘。其实，它们可以更具化为“低地”与“普罗维登斯”。前者是小说的题目，一个无名的地点，在印度加尔各答的托利冈吉，乌达安墓碑所在的地方。后者是罗得岛上的小城，词意是“先见之明，未来在经历之前就先看到”。两者本身便粹聚着多重隐喻—宏大历史下湮没无闻的个体，时间的循环与停滞。而往返于两者之间的则是逃离与疗愈的双向旅程。哪里是原点，哪里是叙述的开端，哪里又是想象中的原乡？
裘帕·拉希莉在《低地》中展现了书写历史的野心，她的历史书写从个体生命开始，随着家族血缘的延续而向前进展。她所寻找的是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是被崇高光芒掩盖的无法治愈的创痛。乌达安是故事的核心，但他在第二章便死去。在接下来的六章里，乌达安不再存在，但乌达安的幽灵却始终潜伏在那里。
乌达安既已离去，似乎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了。
《低地》的故事在乌达安死后完全敞开了，叙事动力重新积满，可以向多个方向辐射。对于文中的人物来说，他们的生命在剧烈的变化中呈现一切清零的幻觉—苏巴什选择带乌达安的遗孀高丽离开印度，故事的主场景因此转换到美国罗得岛。作者甚至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有了孩子，时钟就会重置。我们也就忘了之前的事情”。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拉希莉坦言她并未事先想好高丽和苏巴什在罗得岛上的生活。一种可能的情节走向是高丽深爱这个孩子，因为这是乌达安留下的血脉，而苏巴什则被边缘化。但当她在写作时，却只想跟随着自己创造出的人物，于是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自然是作者的创作哲学，却也可以看作一种生命的谶言：在那些貌似敞开的选择中，总因种种机缘留下一条无法避免的路，每个人都只能承受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低地》前两章的叙事在线性时间的方向上顺利推进，如同乌达安在追寻理想时的一往无前，那么在余下的六章中，时间则成为一个循环往复的谜题，人物是其中挣扎的困兽。对于乌达安的母亲来说，她的时间被困在儿子被枪决的一刻。她每天所做的只有回返低地，去重新确认乌达安存在过的痕迹。她的“心灵现在已是荒野。它再也不成形状，无法清理了。它已经被不幸所压倒，杂草丛生。她被乌达安的死永久地改变了。那片荒野是她唯一的自由”。而对于乌达安的妻子高丽来说，“她的头脑救了她。它使她能够站立起来。它为她扫清了一条道路。它让她准备好走开了”。
高丽在乌达安死后两次主动选择离开，一次是从印度跟随苏巴什到美国，一次是离开苏巴什和年幼的贝拉独自去西海岸生活。她依靠自救的理智和巨大的勇气执意走出过往，她的出走更确切地说是逃离，在书中这被形容为蜕去从前的皮，不知道会找到什么，只是被迫上路。
空间比时间更有效地隔离了她：罗得岛和托利冈吉之间遥远的距离。好像她的目光必须跨越海洋和大陆才能看到。这就导致那些时刻慢慢消退，变得越来越模糊，终于看不见。但她知道它们还在那里。奥古斯丁说，存储在记忆中的内容截然不同于特意记住的。
保罗·利科在谈论记忆与遗忘时断言：“我们忘记的要比我们认为或担心的那样少得多。”因为记忆痕迹并非真的消失，而只是深深地隐匿。关键的经验是识认的经验，它产生的情感标记会在物理痕迹消失后依然留存，只是变得难以接近、无法使用了。（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彦岑、陈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高丽的出走或可看作对记忆的挣脱，但这种挣脱伴随着的是持续的失败—记忆与遗忘在她的生活中成为痛苦的牵引力，将她撕裂。不过，高丽出走的姿态决绝，却并不意味着她对记忆的态度也如此绝对。她的固执里本身就包含着两种矛盾的作用力，在对过去的拒绝中又极肯定着过去的不可替代。这可以被解读为跨越生死的爱，爱的力量正在顽固的执迷中，这使得高丽视角中的挣脱过去变得不那么可靠，她为了不遗忘而承受痛苦，她也怨恨或诅咒这样的不能遗忘，但她仍然承受着，哪怕付出残酷的代价。更清楚地说，这是被时间和痛苦证明的爱，如果不能说这是主动的选择，那就是爱中的人被诅咒的命运。
裘帕·拉希莉为这部小说中弥漫的痛苦找到的出路是语言学和哲学意义上的。高丽在和她的孩子贝拉说话时发现，在贝拉年幼的世界中，昨天是她头脑储存一切的容器，所有的过去都用昨天来概括，时间被压缩了，“时间为贝拉向相反的方向流逝”。这种时间观安慰了高丽，让她想起印度哲学和孟加拉语中的时间所指。
在印度哲学中，三个时态—过去，现在，未来—据说同时存在于上帝里面。……在英语里，过去是单边的;而在孟加拉语里，昨天对应的单词，kal也用于明天。
时间循环或者彼此重叠的观念为小说中人物挣扎于遗忘与记忆之间的生存状态寻找到一种平衡，或者说，是使“现在”成了“过去”与“未来”和解的中点。在另一重意义上，这也是个人或家族由血缘与情感印记构成的时间对宏大历史时间的反抗，它固执地反抗了发展的观念，以具体的痛苦抵抗历史痕迹的消失。当低地上乌达安的墓碑被清除，甚至低地也消失的时候，乌达安的死仍然是具有意义的，这意义在于他如幽灵般潜伏在亲人的生活中，在他们的过去也在他们的未来。
在小说的第一页，裘帕·拉希莉用意大利作家乔治奥·巴萨尼的句子作为题记：“让我回到家园，它掩埋在荒草之中，如同隐藏于温暖而狂野的大海。”拉希莉的小说主题总是关于移民，但她却拒绝“移民作家”的标签，而更愿意将这种写作的状态做普遍化解读：“诗人和作家从来将叙事建立在穿越边境的经验之上，游荡，流亡，与熟悉之外的事物遭遇。”（Jhumpa Lahiri ， “Jhumpa Lahiri： By the Book”， The New York Times， Sep.8 2013.）
不過，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对于拉希莉这样一个第二代移民来说，我们是否能够仅仅依据她的孟加拉裔身份就将印度看作她笔下的原乡？这从文本本身来看自然不存疑问，但作者的童年是在罗得岛度过的，而关于印度的映像则来源于资料的搜索、熟人的采访以及实地考察。这种实际的成长记忆与采集来的经验之间的对比微妙地反映于小说之中，无关乎翔实，而是从叙述语气与场景的距离中透露。
当拉希莉声称这部小说是她真正以不掩饰的方式书写罗得岛的时候，无论是小说的名称“低地”，还是“过去”这个时态在小说中的意义，都反而更将读者的目光吸引向印度。以此为中心的讨论即是围绕着创伤进行，这固然是无可回避的主题—乌达安的幽灵潜伏在文本的各个角落，但却遮蔽了占据更多篇幅的罗得岛在小说中的价值，也相应地遮蔽了小说另一个主题—如何重建生活，重建爱。
我比任何人爱任何人都更爱你。
仅仅因为这句话，《低地》这部小说便可以在弥漫性的失败与痛苦中，获得对爱的肯定。这句话是年幼的贝拉对苏巴什说的，那时她还完全不知道苏巴什和高丽隐瞒了真相，以为苏巴什是她的父亲。她问苏巴什：“你爱我吗？”苏巴什回答：“是的，贝拉。”贝拉说：“我更爱你。我比你爱我更爱你。”苏巴什说：“那不可能。那是我的工作。”贝拉说：“但我比任何人爱任何人都更爱你。”这段对话十分动人，苏巴什完全被震动，他震动于“如此强烈的感情，如此极致的奉献，怎么会存在于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尽管这建立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上，但这种感情本身却是真实的，而且，正是这样的爱才能使一切损毁后的重建成为可能。
苏巴什与贝拉之间的感情联结是小说罗得岛部分书写的重点。作为贝拉的亲生母亲，高丽无法建立与她亲密的感情关系，她选择割断这份关联，不解释缘由地直接离开。苏巴什带着谎言扮演着贝拉的父亲，他拖延着说出真相的时刻—“因为她是他的全部所爱，他实在无法鼓起勇气”。当他最后告诉贝拉有关乌达安的事情时，他感到自己的失败更糟糕，因为至少高丽的行为是诚实的、确定的，而他却偷偷摸摸地榨取着贝拉的信任。乌达安造成的创伤延绵至他未见过的女儿身上，第一次由高丽，第二次由苏巴什，贝拉承受的是人生失去支点的空洞感—“她一生都被骗了。然而这个谎言拒绝容纳真相”。至此，小说中所有的关系都破裂了，所有的人都成为被隔绝的孤独者，“低地”在跨越大洋的时空中显现着它恶魔般的力量。但也在这一刻，文本再次全然敞开了。在无数种可能性中，贝拉原谅了苏巴什。当她的孩子出生，她告诉苏巴什：“知道他所做的一切，让她更爱他了。”
有许多故事是关于爱的奇迹，但《低地》结局的走向应该更准确地形容为爱艰难的胜利。因为它的发生并不突然，伏笔在贝拉儿时的谈话中已经埋下。但这也不足以说是个必然的结果，毕竟贝拉的痛苦极为真切，去确认在谎言与真实中并存的感情是过于残酷的难题。最终，她做出了选择，她回到了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家。
裘帕·拉希莉完全无意于去促成任何完满的结局。从乌达安自低地的水中站起，接受他的死亡的那一刻，故事中所有人物都已经被钉在悲剧的命运之中。信仰与爱，并没有被浪漫化为战胜一切的事物，反而是浸入日常生活的苦涩。当生命被卷入这两个词语之中，便不存在温和的拯救。命运的锋芒显露，时刻把人推向白刃的边缘，只是这其中也偶有慰藉。这是否便是那“掩埋在荒草中、如同隐藏在温暖而狂野的大海中的家园”的别义—荒草之于大海，恰如低地之于罗得岛。它们都满注着无可逃离又无可替代的记忆，游离于两者之间的生命旅程注定无法寻得庇护。但家园也许就并非意味着安住，而是生命粗粝的形态—它必坚守于动荡，承受狂风与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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