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

　　汉代初年，有一个年轻学者贾谊（前200-前168），因为才华出众，又提出一系列维护朝廷利益的政治主张，得到汉文帝重视。但在汉文帝要提拔他居公卿之位时，却遭到一派老臣反对，斥责他“年少初学”，可是权力欲大，专门破坏正常秩序。汉文帝就此作罢，调他去做长沙太傅。

　　贾谊是洛阳人，他本来对“长沙卑湿”就怀有恐惧，又由于是被贬谪，“俟罪长沙”，情绪低落，不过就在这时，他“发现”了屈原（前340-前278），并知道屈原是在长沙国的汨罗自沉，便写了一篇《吊屈原赋》。在赋中，他说屈原“逢时不祥”，身处“谗谀得志”“方正倒植”的逆境，自然艰辛，“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可是即便如此，也不妨像神龙“沕深潜以自珍”，或者是学圣人“远浊世而自藏”，九州之大，哪里不能容身，何以偏偏留在楚国，“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他说屈原这样自杀，不值得。后来扬雄（前53-18）也是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比如孔子，在不为鲁国所用时，不也曾四处游走，直等到“回复于旧都”的那一天，屈原你又“何必湘渊与涛濑”，投身江中（《反离骚》）。当然，现代人大多是归因于屈原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楚王身上”，表现他在认识上有历史局限性（游国恩《屈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

　　贾谊在长沙时还写了一篇《鵩鸟赋》，讲万物变化，永不停息，因此，人们经常看到的是福祸相倚、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在历史上也总是成败相继。而面对这样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人也必须要有“物无不可”的达观，视“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过了几年以后，贾谊回到長安，汉文帝与他彻夜长谈，依然欣赏他，又叫他去做梁怀王太傅。不幸梁怀王坠马死，贾谊觉得自己无法脱责，不久也郁郁寡欢去世。

　　据说贾谊有个孙子贾嘉，认识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司马迁年轻时也到过长沙，也曾为屈原泪洒汨罗，他读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不光同情，还很敬佩。或许是通过贾嘉，他看到了贾谊的《吊屈原赋》，虽然并不赞成他对屈原之死的看法，也不是那么认同他“同死生，轻去就”的人生观，但还是视其为屈原的“发现”者，将这两人并列写入《史记》，为《屈原贾生列传》。

　　同贾谊一样，司马迁也认为屈原是生活在楚国一个相当糟糕的时期，“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尤其是“王听之不聪”，即楚王完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共识？这就要说到楚国的历史。

　　楚人的祖先，《史记·楚世家》说是黄帝之孙颛顼高阳。在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那时楚在周的边缘，尚属“荆蛮”，要到西周末，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楚才得以宣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周室东迁后，熊通以讨随（今湖北随州）邀取尊号，自立为楚武王，他儿子楚文王迁都至郢（今湖北江陵），从此后，楚国日益强盛，“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历数百年发展为战国七雄之一。楚威王时，有洛阳人苏秦约山东六国合纵攻秦，他就是以楚当时有“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又“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史记·苏秦列传》，参见《战国策·楚策一》）为理由，建议由楚威王的儿子楚怀王（前328-前299在位）做合纵长的。但也恰恰是从楚怀王时开始，楚国从它的巅峰跌落，在怀王死后不到二十年，郢都就被秦将白起攻克，楚襄王迁都陈城（今河南淮阳），这就是后来如平原君赵胜门下的毛遂所说：“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却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将白起“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史记·平原君列传》）。到了楚襄王的儿子楚考烈王时，尽管有春申君黄歇为相二十年，使“楚复强”，又一次做合纵长，但为秦王赵政所逼，也又一次迁都到寿春（今安徽寿县），经十九年，而为秦所灭。

　　

　　秦王政先后攻破韩、魏、楚、燕、赵、齐，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实现了天下统一。统一后的秦实行郡县制，在旧楚之地就设有长沙郡。汉灭秦后，汉高祖封吴芮为长沙王，长沙国的首府为临湘（今湖南长沙），也就是贾谊为长沙太傅住过的地方。

　　屈原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楚怀王、楚襄王的时代。屈氏为楚的本家，屈原大概也因此曾受楚怀王重用，为三闾大夫，参与内政外交，却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构陷，失去楚怀王信任，被迫离开郢都。这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的记载。根据现代学者的分析，屈原主要是在主持制定宪令和主张联齐抗秦这两件事上得罪了一批旧贵族，他是顺应历史潮流而为楚国前途着想的，但可惜楚怀王糊涂看不清楚（游国恩《屈原》）。也就是在被放逐汉北（今湖北郧、襄一带）的这一段时间，屈原写下了《离骚》。

　　当时，秦惠王正要攻打齐国，齐向楚求救，却被张仪用“六百里地”施了离间计，等到楚怀王向秦取地时，张仪又耍赖说只有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怒而发兵迫秦交出张仪，可是张仪到了楚，又靠行贿楚臣逃之夭夭。屈原这时出使齐，他归国后急忙问“何不杀张仪”，楚怀王这才追悔莫及。这一段故事，也就是后来楚人李斯见楚王不成器，西入秦，向秦王政上书说到的“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汉中和鄢、郢本来都是楚地，就因为楚怀王懵里懵懂的，相继落入秦国。到秦昭王时，楚怀王受邀去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见面，虽经大臣提醒“秦虎狼，不可信”，他还是没有防备，结果一去无还，三年后死于秦。（《史记·楚世家》《史记·李斯列传》）

　　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先天弱势，“秦轻之”（《史记·春申君列传》），可是却“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战国策·楚策四》），令尹子兰对屈原也不友善，由此，屈原再遭降职，被放逐江南。据司马迁说，当他披发行吟至汨罗江时，碰到一个渔父，留下他最后的遗言。屈原告诉渔父说，他之所以被流放，是因为“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渔父问他，那么你为什么不学圣人“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屈原回答：做一个人，怎么能忍受清白之身被玷污？那还不如跳江，“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司马迁写下屈原临死前同渔父的对话，是要说明屈原的自杀，乃是出于他不肯向邪恶妥协、不愿同世俗合流的一种精神，他认为坚持正义和理想，比保有生命更重要。所以，梁启超后来就表扬屈原是有道德“洁癖”的，他看到“恶社会势力太大”，“只好洁身自杀”（《屈原研究》）。

　　司马迁说屈原写下《怀沙》后，便怀石沉江而死。在《史记》抄录的《怀沙》中，可以看到屈原翻来覆去念叨的就是他在这个“邑犬群吠”的世界上，多么孤独：“众不知吾之异彩”，“莫知余之所有”，“孰知余之从容”，“世既莫吾知兮”，“世混不吾知”……他说他自己并不在意一般人看他是怎样的一个“怪”人，可是他在乎为他所信赖的君王。是楚王的不理解，让他心中最后的一点理想之火熄灭，“伯乐既殁，骥将焉程兮”？他想到人生来各有自己的命运，“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但如果个人的命运不能与时代潮流共振，理想中的汤禹之世也“邈不可慕”，那么，他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不必再吝惜，“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

　　屈原死后，“楚益弱”（《史记·楚世家》），近半个世纪后灭国。

　　司马迁不赞成贾谊的看法，他认为屈原的死，是在理想之火熄灭后，用他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而在此以前，他也曾用写作进行抗争：“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议，《离骚》有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离骚》就是屈原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所抒发对于楚国的“忧愁幽思”，这就是一种委婉的抗议和抗争。

　　屈原一生中大概有两三次被排挤或流放的经历，《离骚》写于哪一次，不是很清楚，但它同《怀沙》一样，都是以第一人称“余”所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又是滔滔不绝倾诉式的，情感澎湃。屈原在一开头就强调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表明血统纯正，然后才说到他也曾有过个人情操及才能的修炼培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已如待嫁的女孩儿，现在只怕没有合适的对象，“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让他对楚国的爱与他的才华美德付诸东流。

　　屈原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因为他心中存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那是尧、舜、夏禹和商汤、周文王的时代，遵“道”而行，前途也是一片平坦和光明，“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同时，他也知道在历史上有过暗黑时代，“路幽昧以险隘”，那便是夏桀、商纣之时，叫人窒息。光明美好的时代，他认为有一个共同标识，就是人才济济如香花满园，“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可是到了桀、纣末世，花木凋零，能看到的只有众芳芜秽。

　　屈原虽然是一个楚大夫，可是他非常熟悉中原王朝的傳说和历史。在《离骚》当中，就像游国恩所说，屈原写了很长一段来“叙述夏、殷、周的政治历史”，而这也就是司马迁称赞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的原因（游国恩《屈原》）。所谓“明于治乱”，指的就是屈原能从纷繁的历史传说和记载中得出以上有关时代的概念，知道历史上有盛世，也有衰世，因此才为楚人担忧，“长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艰”。他是既担心楚王受“党人”裹挟，带楚国走上偏离先王正道的颠覆之路，“恐皇舆之败绩”，又担心自己“老冉冉其将至”，来不及奉献自己之所能，所以，他明知忠言逆耳，也要坚持讲真话。

　　

　　屈原也明白楚王听不进苦口良言，不过，他说他有兰心蕙气，只会加倍磨炼自己，而不会向世俗妥协，“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他相信历史的教训，认为夏商之亡，就亡在桀、纣未能像禹、汤那样举贤授能，因而在他们身边，没有如皋陶、伊尹那样志同道合的人，而他为了楚国，愿意耐心等待楚王的觉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追随彭咸投水而死。

　　现代研究者认为，当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之后，知识阶层当中的一些人，选择做“道”的承担者，如《论语》记载孔子说“笃信善学，守死善道”（《泰伯》）、“士志于道”（《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在价值取向上，乃是以“道”为最后的依据（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也正如孔子视夏、商、周为一脉，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为政》），并宣称“吾从周”（《八佾》），屈原也是从夏、商、周的历史中，看到了“道”之所在，那也是他将要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世界之所在。在另一篇《天问》里面，同样可以看到他对过去的这一段历史了如指掌，对其中一些细节如数家珍，比如他说“舜服厥弟，终然为害”，说“桀伐蒙山，何所得彦？妹嬉何肆，汤何殛焉”？更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的转变和兴亡，有很深入的思考，这才提出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以及为什么“齐桓公九会，卒然身杀”等一连串的尖锐问题。对历史的这种认识和反思，是他为楚国命运担忧的前提，也是他选择自己立场的依据。

　　如果说宗族身份，让屈原自信他之于楚国的爱和对楚民的关怀，是天然的，无可置疑的，那么对历史的认知，则使他相信自己掌握了“道”亦即真理，这才使他不仅认为自己是绝对清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也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有这种自信，历经磨难也不动摇，就是因为它建立在历史认识的理性之上。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到了秦朝大一统的时候，为了要阻止齐博士淳于越等人以“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为借口，论古讽今，李斯特别上书秦始皇，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并作”，很多人“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引起思想界和价值观的混乱，而现在不能让这种拿古人压今人的风气延续下去，必须要禁绝“《诗》《书》、百家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传》）。

　　屈原在《离骚》中反复表白他是多么纯洁自律，他不是用抽象的语言，而是用了非常多比喻，如说“扈江离与辟芷兮，纽秋兰以为佩”，“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如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又如说“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以为粻”，他是用种花植树，且以花草为食品、服饰，来形容他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素养和能力的过程。而当他讲到自己处境艰难时，也是用大量的比喻，如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以此来表示他的无辜受害，完全是出于心胸狭隘的党人之妒忌。他还以“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令羲和弥节”“饮余马咸池”“折若木以拂日”……周流乎天寻找好女的情节，来比拟自己为理想可以上天入地。他的这种写法，让他对“忧愁幽思”的表达，看起来又好像不是在抗议和抗争，而是在炫耀，且带着浓浓的诗意，一篇《离骚》，更仿佛是想象力飞扬而又热情四溢的诗。

　　但是，如果只有诗意而缺少历史，《离骚》不会成为一部伟大的诗篇。关于这一点，身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就比贾谊看得要更清楚，他引述《离骚传》作者淮南王刘安的话，盛赞《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是由谈论历史上的兴衰治乱来揭示什么是理想的政治与政治道德，“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这个写法，让《离骚》具有了《国风》“好色而不淫”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双重优点，表现屈原这个人的理想之高、行事之廉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后来王国维也说，屈原之伟大，就在于他是“南人而学北方学者也”。南方之学本出于隐君子，是非帝王派，北方之学才是帝王派。屈原是南人，不过他提到的圣王，除了尧、舜、禹、汤、文、武，还有高辛、少康、武丁等，他提到的贤人，也有傅说、吕望、宁戚、比干、伯夷、百里、介推等，提到的暴君，则有夏启、羿、浞等，这就使他的作品更加醇厚，兼具南方的想象力与“北方之肫挚的性格”（《屈子之文学精神》）。

　　由于司马迁早已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写《屈原列传》的时候，就不光是赋予屈原的自沉以合理性，也赋予所谓“圣人”以一个新的形象：便是当理想不能实现时，并非只有贾谊所说“远浊世而自藏”这一条路，面对滔滔浊世，也未必不能采取自杀的极端方式，以维护自身的纯洁。在司马迁看来，这也是一种神圣的选择。

　　屈原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司马迁读他的作品时，已经过去了二百年，那又是在汉代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与屈原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楚国根本不同，为什么司马迁能这样去体会屈原的忧愁，并给他以如此高的评价？这当然是由于司马迁虽生在汉武帝盛世，却不幸“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这一惨痛的人生经历，让他对“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由此愤而著书的人，有了更深切的同情，也让他对逆境中产生的作品，有了更真挚的体会，会把它们的价值看得更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屈原遭放逐而作《离骚》，也就同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一样，都以其为“圣贤发愤之作”，因而不朽。

　　

　　楚在周初剛刚受封的时候，只有大约“五十里”地（《史记·孔子世家》），然而到了屈原的时代，已经达到与齐、秦共天下的地步，郢都失守后，才向东收缩到汉水流域，最后仍然拥有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及下游的范围。西汉时，司马迁说有西楚、东楚、南楚，这当然不是行政地理概念，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楚，因此在讲到三楚的地理、物产、人情时，他才说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南楚与西楚风俗相近，因地接闽越，“好辞，巧说少信”（《史记·货殖列传》）。后来班固也说楚“有江汉山林之饶”，又还“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楚人迷信鬼神，剽悍冲动，又喜欢楚辞，这些大概就构成了汉代人眼中楚的文化特征。

　　遥想屈原时代，也就是战国时的楚，应该也是有江汉山林之饶，而楚人也应该是信巫鬼、重淫祀的。这一山林皋壤的环境，或许对屈原的创作也不无影响，如刘勰所说，其“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据东汉的王逸说，当屈原被放逐沅湘时，曾见到当地祠神的乐歌粗糙，便拿过来改写为流传至今的《九歌》（《九歌章句叙》）。《九歌》中，如《东皇太一》就是祭祀天神时所唱，《云中君》则是祭祀云神时所唱。现在看《九歌》对于《离骚》的写作，也是有很明显的影响。在《离骚》的后半部，写到“余”叩阍求女，又请灵氛（神巫）占卜、巫咸降神，“索琼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然后在灵氛“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的开导下，经过反复思量，“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随之又得到灵氛鼓励，“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余”这时想到历史上既然有过傅说遇见殷高宗武丁、吕望遇见周文王、宁戚遇见齐桓公，自己也应当能遇到知音，因而鼓足勇气，驾飞龙远逝，“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这一段描写，无外乎是受到祀神《九歌》的启发，因此在《离骚》的最后，也写的是“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

　　除了《离骚》《天问》之外，屈原还写有《九章》，见于汉代刘向编的《楚辞》，司马迁提到他曾读过的《怀沙》《哀郢》都在其中。在《哀郢》里，屈原也写到他被迫离开楚都，“上洞庭而下江”，九年不得返回，“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在《九章》的另一篇《惜诵》里，同《离骚》和《怀沙》《哀郢》一样，屈原也是写他在“九折臂而成医”即历尽政治上的磨难之后，“发愤以杼情”。还有一篇《涉江》，写的仍然是“伍子逢殃兮，比干咀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的心情。这一篇篇绵绵不绝忧愁的抒发，都是一种形式温婉的抗议和抗争。

　　屈原死后，在楚国，又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模仿屈原的写作，形成了一个写楚辞的流派。被《史记》当成屈原作品的《招魂》，在刘向所编《楚辞》中，就被看成是宋玉所写，可见后继者亦步亦趋，对屈原的效仿，已达到以假乱真程度。但是在司马迁看来，这些屈原的后辈都是“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也就是只学到《离骚》的形式，却丧失了屈原讲真话的精神。西汉初年的贾谊，虽能懂得屈原的处境和烦恼，可是也不赞成他以死抗争的做法。直到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他不但认同屈原，也在写下屈原故事的同时，传达了屈原的精神。

　　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