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

　　

一

　　和钱理群老师相识多年，私下聊天时，凡是谈到他，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从来都是：“若要了解我，首先得了解贵州与安顺。”熟悉钱老师的人都知道，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八年，他在安顺度过了十八年的时光。熟悉钱老师的人也都知道，他祖籍杭州，生于重庆，长于南京，后来又长期生活在北京，但在所有这些和“故乡”有关的城市中，他最念兹在兹的还是安顺。

　　二十一岁大学毕业，钱老师就到了安顺工作。当他三十九岁离黔进京时，他已拥有了四件相伴一生的至宝—作为精神资源与研究对象的鲁迅，作为职业与事业的教师身份，还有给他巨大支撑与温暖的爱情与友情。可以说，钱老师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都是在安顺做出的。因此他才会说，贵州经历的意义对于他而言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认识的钱老师，是安顺塑造的。在这种意义上，安顺可谓他的精神与思想“原乡”。

　　由于时代原因，钱老师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与安顺相逢。原本出身精英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眼光与趣味也都属于上层社会的他，借此结识了无数民间的兄弟姐妹。那十八年，他见证了乡土大地的苦难与坚韧，也领略了黔山黔水的秀丽与壮美。更为重要的是，置身“民间思想村落”的他，接触进而介入了那个最真实的中国。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扩充了他的心量，也将他的关怀与情结永远地与民间、与乡土大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样的经历，说是“青春无悔”未免太过奢侈，但说钱老师成功地做到了“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大概并不夸张。此后，携带着这份“安顺经验”的他，在北大的舞台上挥斥方遒，以“精神界之战士”的姿态自觉承担起了时代赋予的使命。“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我们熟悉的钱老师了。

　　尽管过去四十余年间，钱老师主要以周氏兄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与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名世，但倘若稍加留心，便可以发现，贵州和安顺还是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常入他的梦中。在他的学术生涯与人生经历的关键节点上，他往往都要重回安顺、再写安顺。我甚至觉得，正是安顺一次又一次地激活了钱老师，让他得以始终保有饱满的学术与思想状态，以巨大的毅力与活力，突破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工作强度与高度。

　　二○二○年，在钱老师的指导下，我编辑了《钱理群画传》（《名作欣赏·别册》2020年第3期;以下简称《画传》）。钱老师为这本画传定名“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无独有偶，作为“贵州学者文丛”之一种的《钱理群文选》题名“上下求索集”，其中的上下两编同样以“脚踏大地”与“仰望星空”分别命名。在为《上下求索集》写作的序言中，钱老师说：“我的精神基地有二：一是被人们称为‘精神圣地的北京大学，一是处于落后边远地区的贵州安顺。出没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与学院和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从中不断吸取思想和学术资源，这是最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基本经验。”（《上下求索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一段话，也被冠以“人生总结”的名义，按照钱老师的意愿，印制在了《画传》的扉页上。

　　在我看来，当回首走过的道路时，与安顺的生命和精神联结是钱老师想要着力凸显的。他说自己“精神基地有二”，而他与北大的关系已为大家熟知。以此为参照，安顺被他提到了与北大等量齐观的位置上，自然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

　　过去一年，无论是我在编辑《画传》期间，还是姚丹老师在编选《钱理群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出）的过程中，钱老师都不止一次提醒我们，包括杜应国、孙方明诸位先生在内的安顺的“老学生”们写他的文章，值得特别留意。即便因为篇幅与体例缘故无法入选，他也希望我们多读一读这些文字。钱老师前年出版了一本《钱理群的另一面》（作家出版社2019年）。借用这一书名，我想钱老师的良苦用心或许在于告诉我们：与学界同人写下的数量浩繁的研究他的文章相比，安顺朋友的笔下有他的“另一面”—也许还是更真实的一面。

　　正是受到钱老师的启发，当《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邀请我写作一篇关于钱老师的文章加入該书中文本的制作时，我便想到了从他的贵州岁月写起。按照《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设计，每篇文字都要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相连，由此以点带面，辐射文学与历史的长河。我没有选择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九年、二○○二年这些在钱老师的生命史中同样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而是把“钱理群”这个名字系年在了一九六二年。因为在那个刚刚挨过三年大饥荒的新年元旦，时任安顺学校语文教员的钱老师开始写作《鲁迅研究札记》。这是他研究鲁迅的开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与鲁迅“结缘”便是“从一九六二年那个饥饿的第一个早晨开始”的。安顺，早晨，鲁迅，饥饿，写作，还有脚下的那方实实在在的中国大地，都是支撑钱老师一生的柱石，也是他的精神史的主脉。

二

　　钱老师常用“梦话”来形容自己所发的议论，也常把自己特立独行的学术构想称为“做梦”。收在《梦话录》（漓江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的《对北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说梦话》与《人生如梦—总结我走过的路》两篇演讲，最能见出他的这一特色。我发现，但凡被他以“做梦”命名的构想，不仅不落俗套，而且规模也都十分宏大。换句话说，它们不但在创意上是个十足的“梦”，实现起来也更像是一个“梦”。可钱老师却总有办法“美梦成真”。他主编的三大卷《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就是这样一个“成真”了的“梦”，而如今新鲜问世的七卷本《安顺城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同样也源自他的“梦”。

　　说这些，是想指出钱老师不仅“敢想”，而且“能干”。作为学者，具有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是一种优雅;作为知识分子，能够深刻反思与创造性展望，是一份担当。这些品质钱老师都具备。除此以外，钱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钱老师，还离不开他的“实干”精神。当然，也包括“实干”的技巧与策略。

　　钱老师的能力与魅力体现在他可以把一个人的“梦”变成大家的“梦”。这不是通过权力压迫或者利益诱惑做到的。虽然他是知名学者，也深孚众望，但无职无权。大家愿意和他一起“做梦”，靠的是他以眼光、决断、巧思与妙想唤醒了大家内心深处最本真的冲动，感召着大家一起为“凝聚几个好人，做成一件好事”而行动。二○一二年，钱老师在《安顺城记》预备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安顺城记》的编写理念、方法和史观”的长篇发言。那年正逢他的《梦话录》一书出版。于是，在曲终奏雅处，他动情地讲道：“我刚出了一本书《梦话录》，说到自己总是在这个不宜做梦的年代不断地做梦。刚才又说了一大堆梦话。但我又觉得有些梦还是可以实现的。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了我的梦话，可能还要和我一起去做梦。”（《上下求索集》）经过八年的努力，钱老师和他的安顺朋友们又把这个“梦”变成了现实。

　　《安顺城记》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书。以“民间修史”的抱负，会同若干“好人”朋友，完成这一“带有集大成性质的大工程”，是钱老师的夙愿。为此，他一“梦”十四年：从二○○四年动议，到二○一二年开工，再到二○一八年告竣。再经过两年的编辑、出版，全书在二○二○年问世。其间绝非一路畅行，仅是等待适宜的合作机会与条件保障，就足足用了八年时光。但钱老师未尝放弃，就算一时没有实现梦想的机会，他和朋友们也为此积极准备着。正因如此，一旦万事俱备，整个工程就能以更加成熟的状态推进。安顺十八年的磨炼，更让钱老师对此内化于心。在安顺锻造的这一品格，最终成就了钱老师“最后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同时也是安顺自明代建城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史志著述。对于毕生以“黔友”自居的钱老师而言，这大概是最可快慰的事情了吧。当然，在安顺城史上，这也注定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刻。

　　二○一九年，钱老师八十岁时完成了新的自传—《八十自述》。先前他已经出版了《我的精神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与《一路走来：钱理群自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两部自传性的著作。如果说《精神自传》是一本思想自传与知识分子精神史，《一路走来》又是一部学术自传的话，那么《八十自述》则可谓他回顾与总结毕生事功的一本自传，也可以称为“实践自传”。单看书中的文章题目，就足以感受到这点，譬如“我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我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以及“我和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等等。“实践”成为钱老师八十岁时检点平生的主题词。而这也是理解钱老师的关键。

　　地方史志的编修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操演，文化实践的属性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不仅是说“修史”本身是一件“实务”，与书斋中的个体写作不同，更指向这一行为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具有的实践意义。钱老师即高度自觉地在此种传统中定位《安顺城记》的制作。全书既在学术上追求通过“仿《史记》体例”，“以现代眼光、现代视角，采取国史体例与地方志体例相结合的方式，尝试为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安顺历史做民间修史的探索，以形成一部较完整的、角度不同、手法新颖的地方志书写，使此前散乱、零碎的地方资料有一个系统的整合与富于现代语境的言说”（钱理群、杜应国《集众人之手，书一家之言》，《安顺城记》）;同时也致力“民间”与“政府”的沟通和协作，进而与安顺甚至整个贵州当下的历史考掘、文化发展、教育普及和城市建设互相联动。可以说，这是一个面向历史、面向学界、上对先贤的文本，更是一部朝向当下、朝向未来、朝向社会、下启同样怀有梦想的当代人与后来者的著作。这种时代感、当代性、介入姿态与实践精神是《安顺城记》的底色。兼及学术与实践的双重向度，也是钱老师的“安顺经验”的核心。

三

　　钱老师的实践精神，决定了他与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不同。在当代学界，不甘完全委身学院的学人不少，他们或是选择“出走”，或是自居“边缘”，但钱老师都不是。他为自己找到的位置是“之间”。所谓“之间”有两重含义：一是钱老师自己说的“出没于社会的顶尖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也就是在“两个”或者“两种”视野、立场与“精深基地”之间自由穿梭、往复游走、彼此启发、相互砥砺;另外一重意涵则是鲁迅所言的“横站”，对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两种不同的经验与价值，不仅是将它们融会与贯通，同时对于两者还都做出审视与批判—既互相照亮，基于此种合理性去发现彼种合理性，也以一种经验将另外一种经验相对化，照出彼此的幽暗。

　　具体到自己的“安顺经验”，钱老师一方面充分重视其作为“源头活水”与“母体原乡”的意义，但也没有因为体验了过多学院学术的弊端而将之过分纯化、美化与浪漫化。他对于在地经验的激活，对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发动，都本自一种学术的立场、责任与敏感。在“之间”勾连起的两端中，钱老师不是简单取舍，而是意在创造出更多的意义空间，即“另一种”可能性。这种“之间”的意义，不仅在理解钱老师的学术与思想世界时至关重要，也是他将“安顺经验”带入当代学术与思想版图的一大贡献。

　　“地方视野”的重要性与不可或缺，现今已为文学、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反复证明。地方文化研究具有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意义，也越来越得到学界正视。但其间存在的难题甚至悖论同样一再出现。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地方研究贯彻的乃是一种从整体与全局出发的传播史与接受史的思路。这一逻辑将“地方”更多地理解为受动的他者与大的历史—文化结构中的碎片，以至在客观上起到的是消解“地方”主体性的作用。许多研究名为发现“地方”，其实却是对于既成观念的再度确认，或者顶多只是局部修正。另一方面，也有篇幅可观的地方文化研究仅就地方谈地方，过分强调了“地方”的自足与内在的连续性，只将整体与全局作为某种背景。如此一来，貌似“打开”了新的视野，可造成的依旧是一种“封闭”的效果，因其仅提供了若干新知识，而未能触及新的知识感觉与理论经验的达成。这两种困境在地方研究中都较为普遍，也皆有其形成原因。可能的突破之道便是在地方与整体、全局之间，稳定性与流动感之间，具体经验与必然性之间建构互通与互动的思想机制。概而言之，也就是需要一份“之间”的眼光与方法。而且对此不但应当具备观念上的自觉，更有赖找到可行的实践方案。否则，在理论倡导与实际操作之间，仍会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倘若以此观之，钱老师在贵州与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中探索的路径无疑值得关注。

　　围绕贵州与安顺，钱老师先后写下了数十篇文字，并且与“黔人”朋友合作了《贵州读本》与《安顺城记》两部作品。但必须说明的是，关怀故土与研究乡邦不能简单等同，前者是一种情愫，后者则是一项志业。钱老师初期的地方书写，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情怀，私谊性质大于公心追求。而把贵州与安顺的人、事、物、理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差不多是他二○○二年从北大退休之后才做出的选择。这也是他自己常说的晚年对于乡土的“回归”，即“逃离中心，走向边缘，走向底层，回归大地—回归大自然，回归大地上的文化（地方文化，民间文化）”（《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永恒—钱理群、杜应国谈〈安顺城记〉》，《北京青年报》2021年4月9日）。他将之称为真正的“文化寻根”，而且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为此，他是进行了专门的思想与理论准备的。对于钱老师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精神之旅，更是一场充满抱负的学术实验。

　　在《我和贵州、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一文中，钱老师系统回顾了自己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经历。谈及个中得失，他也都有实事求是的评价。钱老师并非治古代史地之学出身，主要兴趣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与政治。所以当转向地方文化研究时，注定会有知识结构上的局限，自然也决定了他只能在其间的部分领域中取得成就。但钱老师的自觉本就包含自知与自省。他认为自己的学术工作是一种“有缺憾的价值”。在我看来，如果在当前的学术潮流中加以认识，其地方文化研究的主要贡献与启示意义有四：一是作为资深的现代文学史家，钱老师通过《抗战时期贵州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性相遇》等文对于新文化中的贵州经验与贵州新文学的历史进程给予了通透解说，“历史性相遇”是他在阐释两者关系时的重要论断，从而超越了惯常的“传播—接受”模式;二是他以《大时代中的边地小城》与《创作中的“系里人生”与生命里的“山野生灵”》等文，把戴明贤与罗银贤等两代安顺作家的写作带入了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版图之中，而他本人的安顺书写—无论文化散文、思想随笔，还是作品评论、历史著述—也都有一股浓郁的文学性与个人色彩，写出了安顺文学经验中的“这一个”，可与戴明贤的《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交相辉映;三是钱老师写作的《大山里的小溪怎样汇入历史的大潮》与《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历史背景、作用与经验》等文，通过对两代知识分子的观察、思考与命运，为理解当代中国史提供了一份别样的历史见证与理论资源;最后，是他对于地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方案设计与实践示范，这些方面的努力集中体现在《贵州读本》与《安顺城记》两书的编纂，以及他在屯堡文化研究与乡土教育研究上的投入，而所有这些工作不但指向学科化的或者跨学科的地方研究，同时也都是他致力推动的“存在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此四者，皆为钱老师的“地方视野”的展开方式，而在背后发挥主导作用的正是他已经资源化与思想化了的“安顺经验”。

　　小与大、个与群、文与史的多重辨证，以及从中生成的“之间”意识，是“安顺经验”赋予錢老师的现实立场与价值取向，也是他的主要研究方法。这一由生命的炼狱而锻造出的“安顺经验”，成就了钱老师的后半生，最终也在安顺地方文化研究中开花结果，实现了他“落地生根”的学术与人生理想。这是一种“完成”，更是再次“出发”。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京西芙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