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秦观说:“杜子美之于诗,实习众家之所长,适其时而已。”(《淮海集·韩愈论》)他认为杜甫的诗作,既能集中并继承历来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具有高度的创作技巧,又能“适其时”,准确反映社会的现实,展现唐代的时代精神,抒发现实生活中人民的心声。这评价,扼要地概括了历来人们对杜甫诗歌创作的认识。
杜甫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他既看到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的景象,又亲身经历安史之乱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窳败的惨况。眼见现实生活的强烈落差,胸存悲天悯人的慷慨情怀,发之为诗,便充斥着沉雄郁勃之气。他在唐肃宗乾元二载(759)所写的《石壕吏》,最能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思想和艺术水平也最高,是最能体现杜甫作为“诗圣”的代表作之一。且录如下: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置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与老翁别。
公元七五八年,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的杜甫,因得罪唐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据《新唐书》称:“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由于杜甫的职务无足轻重,使他能抓住安禄山已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朝政局稍有转机的机会,从华州回到洛阳附近,准备到鄜州的羌村,探望久别的家园。
谁知行近洛阳,他就碰上了极其糟糕的局面。原来,安庆绪的军队节节败退,已退到洛阳附近的邺城,被郭子仪、李光弼等统领的数十万大军重重包围,连杜甫也以为胜利在望。谁知,昏庸的唐肃宗处理失当,竟然派太监为围攻邺城的九路大军的监军,并不设统帅。于是唐军各自为战,邺城久攻不下,还被安庆绪抓住机会,各个击破,结果六十万唐军一时溃散。兵败如山倒,洛阳岌岌可危。为了补充兵员,唐王朝只好到处捉人抓丁,补充兵力。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在这局势极其混乱、人民饱受痛苦的情况下写成的。
“三吏”,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诗,其实可以视为一首组诗。“三别”,是诗人写被征者或其家属,以第一人称,诉说被征入伍的痛苦心情。“三吏”,则是诗人从旁观的角度,既描写被征者的苦难,又描写征兵的官吏种种不同的面目。这六首诗,各有特色。我认为,《石壕吏》是写得最为精彩的一首,也是写得最为通俗易懂的一首。但是,语言的通俗化绝不等于一般化。歌德说:“精美绝伦同时又通俗易懂,是最为稀少的。”(《论文学艺术》)杜甫的《石壕吏》,正是属于这类稀少的神品。
诗的首两句:“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下子就攫住了读者的心。这两句,互相联系,只交代诗人进入石壕村所遇见的事,似乎没有主观色彩,很好懂,很平常,其实是极不平常的。
杜甫在这十个字中,连续使用“暮”和“夜”两个指示近晚和晚上时间的字,这就值得注意。“暮投”,除了强调遇见的事情发生在晚上以外,也点明诗人经过白天的奔波,到了晚上,才投宿于石壕村。投宿,是临时住宿,是偶然找到歇宿的地方。诗人选择“暮投”,而不用“暮宿”,是因为“投”字多少有投掷、抛掷之意,表示急忙间慌不择路的意味,并非只是住宿那么简单。谁知道,杜甫这偶然的忙乱间的投宿,竟让他意外地更深切地看到了一场老百姓惨痛生活的遭遇。
“夜捉人”,表明捉人发生在晚上。这就怪了,为什么白天不捉人,晚上才来捉人?而且,为什么要捉人?这些,都和当时的形势有关。
按唐代兵制,最初定男子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丁,要被征入伍。到天宝初年,情况尚安定,便改为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但到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兵源不够,连中男也得入伍。所以,杜甫在《新安吏》说到“县小更无丁”,说“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等到郭子仪等包围邺城,反被安庆绪打得鸡飞狗走,溃兵四散。为了堵住叛军威胁长安的缺口,唐朝便不顾一切,四处抓人补充兵源。杜甫写“有吏夜捉人”,说明当时已无兵可征,只能去抓人来充数了;又说明,官吏白天已抓不到人,只好趁老百姓晚上在家的时候,突击“捉人”。于是,“夜捉人”三字,充分暴露了当时官府的无能和凶残的面目。而从官吏乘夜或连夜捉人的情况看,诗人在石壕村偶然看到的一幕,在这村却是必然和经常发生的事,否则,老妇和老翁便不会有如此熟练的应付办法了。因此,这互相联系,似是平顺叙述的两句,其实蕴涵着强烈的情绪落差。另外,诗人选择“暮”“夜”的暗黑氛围作为全诗的底色,这既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也烘托出抓丁故事规定情景的悲情。诗人对“投”字和“捉”字的使用,也已经透露出他惊惶讶诧的心态。
接着,诗人写“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他重复使用“老”字,也是为了加深读者对翁、妇年龄的印象。在第四句这里,学者们产生过很有意思的争论。有人认为,这句应作“出看门”,因为这句需要押韵,第四句用“门”字,才与第二句的“人”字同韵。但有学者考证,这首诗最早出现的版本,是作“出门看”的。清代的何焯指出,人们“疑‘看字为不叶,不知真、文、元、寒、山,同收上颚音,古诗为此押者多矣”(《义门读书记》)。他认为,在唐韵,“人”属“真”的韵部,“看”属“寒”的韵部,二者是通叶的,所以,“出门看”出现于最早版本,不存在押韵不协调的问题。这判断应是正确的。
其实,仔细观察,杜甫写“老妇出门看”,而非“出看门”,是有道理的。如果作“出看门”,“看”有着看守的意味。在明知有吏捉人的时候,老妇看守着门口,是想拦阻石壕吏的进门吗?硬碰硬,显然不可能。但是,写“出门看”就不同了。“看”,这里则是探视的意思。老妇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装作不知道,走到门口,看出了什么事,作打听状,这其实是给“老翁逾墙走”做掩护。这样的写法,比“出看门”更能准确地表现被欺凌的百姓,既是怯生生的、忐忑难安的,又是颇为机智地对付官吏的神态。而老翁,一听到外面有吏捉人的动静,立刻果断迅速,跨过墙头,溜之大吉。这老夫老妻一快一慢的举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使场景更具戏剧性。至于老妇那试探性观察的行为,也和后面的苦苦哀求有所联系。可见,“出看门”与“出门看”是有区别的。“出门看”,可以更准确看到杜甫创作时用心的精细。
诗的开首这四句,展现作者临时投宿,想不到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石壕村的百姓则是知道这是经常发生的事。这出乎意料的一方,与意料之中的一方,亘然不同。跟着诗人描绘老妇和老翁两种不同的行动,一迟疑,一迅速,那出人意料的对策也形成强烈对比。这似是平顺的四句,语势如兔起鹘落,分外能够产生强烈的吸睛作用。确如浦起龙所说,这诗“起有猛虎攫人之势”(《读杜心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杜甫对词语的选择,看似平常,其实是颇费斟酌的。在唐诗中,我们也看到有人写过两句有所联系,却只单纯作为叙述过程的诗句,如白居易的“闻有送书者,自起出门看”(《酬吴七见寄》),这便属平铺直叙,淡而无味,与杜甫写老妇老翁的两句,真不可同日而语。
诗的第五、第六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一何”,是加强语气的词,杜甫在这两句中,又重复使用同一的词语,而且直接用排比的形式,无非也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问题是,既然吏和妇都提及了,那么,按道理就应分别描写吏是怎样怒呼的,妇是怎样啼告的。可是,诗中对老妇的哭诉写得很具体、很完整。但对吏的怒呼却一字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何况,诗的题目就叫“石壕吏”,怎么能除了叙述性地提到他“捉人”和“怒呼”以外,其他一概略去呢?要知道,这首诗明明以“石壕吏”为题,却基本上是把他撂在一边,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杜甫的“三吏”,其中的《新安吏》和《潼关吏》,都写到他和吏有过直接的接触。像《新安吏》写他向吏提出疑问:为什么连“中男”也要上前线?吏也如实回答:“府帖昨夜下”,不得不执行。于是,诗人向百姓表示同情和抚慰。在《潼关吏》中,吏还带领他到前线参观,“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唯有《石壕吏》,杜甫没有对吏的形象作直接的描写,但石壕吏的凶恶嘴脸,读者又俨然在目。这是为什么?需要进一步观察诗人创作的手段。
在把吏撇在一边之后,杜甫便详细描述老妇的苦苦哀求。为引导读者对老妇的注意,杜甫还加上一句“听妇前置词”,然后再写“妇啼”的内容。
首先,老妇把家中壮丁参军的状况归纳为一句话,“三男邺城戍”。这等于向石壕吏报告,她家参军应征的指标都已达到了。而且,三个儿子也都在邺城参加了战斗,也都是刚刚才应征的兵。所以,她的一家已完成了朝廷派下的任务。为了证实这一点,老妇又逐一诉说儿子们可悲的情况。“一男附书至”,她说收到前方的来信。所谓“家书抵万金”,她原以为有了什么报平安的消息,也让听者的心情稍为放松。谁知来信报告的消息是“二男新战死”。这就惨了,两个儿子都战死沙场了。这两句,在艺术上有顿挫之妙。更重要的是,老妇是要向石壕吏告知,她一家已为朝廷做出了牺牲。她又悲叹:“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确实,兵凶战危,敌寇如狼似虎,来信的儿子当下虽然还能苟且偷生,却只是暂时留着性命,谁晓得还能活多久?至于死了的,就永远没有了。这段话,在摆事实中,说得极为凄楚,特别是说到存者死者的两句,一字一泪,真能让听者伤心,这也就是“妇啼一何苦”的内容。当然,老妇悲伤地摆出她家的惨况,无非是希望能以理以情,打动石壕吏的心,让他放她家一马。至于她这一番哭诉,石壕吏能否听得进去?杜甫竟没有写。
接下去,诗人让老妇继续说下去,而诗却转了韵,意味着气氛又有变化。在前面,老妇的话说得很顺畅,很容易理解。而下面几句,竟是前言不对后语,自相矛盾,互不搭界,乍然看来,让人莫名其妙。请看:
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这很怪!为什么老妇忽然转变了哭诉的口吻,她分明说了“三男邺城戍”,本来就表明了家中已经没有可以应征的人口。怎么还要强调“更无人”呢?这只能表明,石壕吏根本不相信她的话,一定认为她家中仍然有必须参军的人丁,所以她才强调更没有其他在家的人了。她这一表白,石壕吏相信与否,反应如何?杜甫竟然没有描写。
有意思的是,老妇忽然说:“唯有乳下孙。”这句话,岂不是自打嘴巴?刚刚才说“更无人”,以“更”强调,怎么还承认有“乳下孙”呢?难道“有孙”就不是有人吗?紧接着,又说“有孙母未去”,这分明承认,除了有孙外,还有媳妇在家吗?这不是又推翻了“更无人”的供词吗?这是为什么?至于“一何怒”的石壕吏,有什么样的反应,杜甫依然没有写。
老妇招认了有孙,而且还承认有媳妇在家里,若从叙述性的语调看,真像粤谚所说的“鬼拍后尾枕(脑袋)”,不打自招。这老妇再说下去,就更奇特了,她竟还表白,媳妇“出入无完裙”,是不能出来见人的。为什么她要加上这一句?一定有其原因,但杜甫并没有说明,让人像遇见“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这四句,自成一段。四句之间,似是浑然一体,只是老妇自言自语地诉说。但不难发现,这四句的每一句,各说一事,语气是断断续续的。至于那“一何怒”的石壕吏,对应的态度如何?杜甫依然没写。他自己,也似没有流露出听了老妇一番诉说的态度。
下面的一段,韵腳又有所变化: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这几句,当然是老妇对石壕吏所说的话。她的话题,怎么会突然转变了?怎么从说媳妇没完整的裙子穿,转为主动提出由她这老婆子参军的申请?甚至还说出可以立刻动身,说自己并非干不了活等一连串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理由。
杜甫写老妇向石壕吏的诉说,也到此为止。他一直没有写石壕吏的搭腔。而且,也再没有写老妇的情况。这意味着,吏与妇“一何怒”“一何苦”的对立,也告一段落。
从上面的分析看,《石壕吏》一诗,只写老妇的诉说,而她的诉说,前后矛盾,乍然一看,漏洞百出。然而,正是从这些“漏洞”的空隙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极其高明的创作技巧。
如果是一般的作手,既然写了“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很自然,便会一方面写吏呼是如何地怒,一方面写妇啼是如何地苦,绝不会光写妇,而不写吏。但是,《石壕吏》精彩之处,正在于只写妇啼之苦,不写吏呼之怒,却能在老妇的诉求中,让读者清楚地看到那石壕吏恶狠狠的嘴脸。
我们不是说,老妇的话里有许多“漏洞”吗?你看,她不是刚刚强调过“室中更无人”吗?为什么又说“唯有乳下孙”?这一定是在她一口咬定家中无人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从她的口吻看,正在她信誓旦旦的时候,屋里传出小孩的哭声。如果我们采用戏曲的书写方式,其剧本应是:净扮吏,老旦扮妇。
老旦:室中更无人。(内婴儿哭科)
净:哗哈!屋内有人!
老旦:唯有乳下孙。
净:哼哼!你能喂奶?
老旦:有孙母未去。
净:呀哈!叫她出来!
老旦:出入无完裙!
净:我不管哉!要有人去!
老旦:(惊,试探科)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净:(狞笑科)你去?有个屁用!
老旦:(揖求科)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净:(大吼科)好呀,走走走!
(俱下)
如果我们再把这戏剧性的对话还原为诗句,亦即删去了石壕吏一方的话,那么,就容易理解在老妇的说话中,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不搭界的矛盾和“漏洞”。原来,这是杜甫有意让读者自己,从老妇答话里所呈现出种种似是不合理、不搭界或不合逻辑的空隙中,通过自己的想象,听到了石壕吏极其凶恶的呼吼!于是,石壕吏穷凶极恶的面目,便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读者也便了解为什么杜甫偏偏以“石壕吏”为题。
有意味的是,杜甫让审美客体感悟到石壕吏狰狞的面目,是要读者从他吆喝和质问老妇的声音中“看”到的。但这“看”到,实际上只是“听”到而已。这一点,杜甫也早就点明了。在诗的第七句,他便写明:“听妇前置词。”作为偶然投于石壕村的客人,他听到的,也只是吏的怒呼和老妇苦求的声音,而不是写看到他们一怒一苦的形象。这表明,杜甫在这首诗中所设置的规定情景,完全不同于《新安吏》与《潼关吏》。在《石壕吏》一诗中,他的视觉完全没有与在门前对话的妇和吏接触,而只是在屋里的某个角落,或是隔着墙壁,听到外面的闹嚷。他是靠声波的传递,感知外部的信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由视觉亦即通过光波反射到人的神经中枢所获得的信息,会更直接、更具体,这就是所谓“眼见为实”。至于通过听觉,亦即由音波反射到神经中枢,需要脑细胞有归纳分析和想象容受的过程。相对于视觉来说,听觉认知比视觉的“实”,“虚”的方面会更多一些。这就是人们在看画展和听音乐时,审美感受会有所不同的地方。
杜甫通过声音听到门前的争执,已经是运用虚写的手法。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有意忽略所“听”到的石壕吏的发声,而通过老妇回答的话,让人们感知石壕吏横蛮凶暴的形象。我们如果看章回小说,不是常会看到说书人说“话分两头”或“一支笔难写两回话”吗?杜甫的超人之处,正是在诗中,一笔下去,便写出了对立的两头。既写出石壕吏的怒呼,也写出老妇的苦啼。对老妇方面,杜甫写得很细致、很清晰;对石壕吏方面,杜甫的处理则是不写之写,或者说,全用虚写。
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声音越大,甚至震动到连耳膜也来不及反射到听觉神经,那就成为“希声”。我的老师董每戡教授曾告诉我一桩往事。有一次,他去听一位老艺人说书,说的是“张飞喝断长坂桥”。当讲到张飞大声一喝时,那老艺人一拍惊堂木,举起双手,嘴巴猛然张开,作大喝状。其实他的喉头,没有发出声音。但董老师说,当时他和其他听众都听到了“张飞”震耳欲聋的大吼。这是说书艺人让听众看到他夸张的动作,把视觉形象转化为听觉所得的形象,于是,审美客体的脑细胞便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让虚景呈为实境,获得更深刻的认知,这就是艺术的奥妙。
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景迫而神景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画筌》)杜甫在《石壕吏》中所采取的,正是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对老妇的哭诉,杜甫实在地描绘,让被压迫者的“真景”逼真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而对于石壕吏,则是没有描写的“空景”“虚景”。但这无画处,却让读者感悟到石壕吏大呼小叫的神态。这一点,陆时雍也看到了,他说,石壕吏“其事何长,其言何简。‘吏呼二语,便当数十言。文章家所云要令,以去形而得情,去情而得神故也”(《唐诗镜》)。他也真看到了杜甫创作方法的精微之处。
杜甫在写了老妇说“犹得备晨炊”之后,接下去是“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似断还连的一句,类似电影在故事进行中突然插进一个空镜头。“夜久”,这两个字很重要,它表明在老妇离开后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石壕村里,在这饱受欺压和恐吓、门前曾经喧闹争执的家,长夜漫漫,竟然是“语声绝”。
按说,老妇在说自己可以应征之后,接下来,作者有好些事情可以叙写。例如,石壕吏是如何带走老妇的,老妇在临离家时有什么表现,她走后邻里有什么反应,她家中的媳妇如何惊惶紧张,那老翁怎样逃了回来,逃回来后又有什么动静,等等,都可以着墨。但是,这种种情景,杜甫一概不写,只用“语声绝”三个字概括。这表明,老妇走后,屋里屋外,村前村后,远远近近,一片死寂。更说明在老妇的家里,没有什么声响。屋里谁也没有说话,到底是不敢说话,怕有人再来抓丁,还是伤心欲绝,欲哭无泪?总之,杜甫都不写,他有意留出一片空白。为了强调屋前屋后的死静,他加了一句:“如闻泣幽咽。”“如闻”,意思是好像听到却又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听到,正是这一点似有似无的幽咽声,更反衬出环境的森肃,让读者感觉到周遭死静和悲凉的气氛。
诗的最后两句是:“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在这里,杜甫把长夜的一切略去,直接写他的离开。从中,他等于告诉读者,在夜里,那“逾墙走”的老翁已偷偷地回到了家。存者且偷生,却让老妇付出悲惨的代价。杜甫下一“独”字,意味深长。在他暮投石壕村的时候,他是见过老翁老妇一家的;而到天明离开这里的时候,却只见到老翁一个人了。而且,当写到分手,杜甫只用了一个极其简略的“别”字,语意也十分含蓄。分别时,杜甫有和老翁话别吗?若有,说了些什么?若无话可说,两人又有什么样的表情?杜甫都没有写。确实,也真难写!杜甫作为耳闻目睹这惨剧发生全过程的旁观者,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因此,他索性什么都不写,让读者自行想象他和幸存老翁的分别情态。实际上,以默默无言的虚写,反显出他对这不幸的一家无比同情,却又爱莫能助;对作恶多端的石壕吏和黑暗的现实无比憎恨,却又无法干预。所以,这一个“别”字,正好表达他内心无声之恸。吴山民说:“‘夜久语声绝二句,泣鬼神语。结句尤难为情。”(见《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他的体会,有助于我们对《石壕吏》最后四句的理解。
对《石壕吏》一诗的题旨,其实不难判断。可是也有人产生不同的想法。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老妇主动提出“急应河阳役”的问题。例如仇兆鳌提到,有人认为说:“此妇仓促之际,既脱其夫,仍免其身,具此智谋胆略,真可谓女中丈夫。”当然,诗无达诂,但总不能离谱。诗中所写,老妇分明被带走了,怎么反而说她“仍免其身”?
有些学者也说老妇自荐参军,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认为“安史之乱”是非正義的,老妇参加抵抗叛军斗争,是爱国的行为。真有趣。这些学者忽视了在唐王朝平叛的斗争中,也表现出黑暗腐朽的一面,乃至兵败如山倒,丧师辱国,兵源枯竭,于是出现连年老力衰的老妇人也要拿去充数的一幕。从老妇和石壕吏的对话中,我们分明感知到那吏目咄咄逼人,是一定要把人带走充数的。老妇勉强对付他,便说如果要人,就带走我这老婆子吧!开始时,她还以为石壕吏不至于连她也要带走,说了句老婆婆并非无用的辩白。谁知道,这恶吏竟然真的把她带走了,这更让人十分意外,也进一步表明,唐代统治者真是无能到了极点,兵源枯竭到了极点,乃至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如果真的像有人所说具有爱国主义精神,那么,邻里们应该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才对,又怎么会出现诗的最后四句所表现出的无比凄楚的情绪呢?显然,拔高老妇的精神,既毫无根据,又损害了原诗的价值。
《石壕吏》这首五言古体诗,通篇只有区区二十四句。通俗简要,明白如话,但杜甫通过暮投石壕村,偶然遇到的一个悲剧,概括了唐代安史之乱时期人民悲惨的现实。而且,在整个封建专制时代,这悲剧也具有普遍性意义。这首诗深刻地展现出封建社会官吏横行、百姓无比悲惨的典型环境,也透露出像杜甫那样许许多多具有正义感、同情人民疾苦却又无能为力的知识分子,内心愤懑、忐忑难安的典型心态。因此,这首诗,一直以来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明代桂天祥指出:“(《石壕吏》)语似朴俚,实浑然不可及,风人之体于斯独至,读此诗泣鬼神矣!”(转引自《唐诗汇评》)这寥寥数语,言简意赅,概括了历代诗坛对《石壕吏》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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