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壮

　　今天在日本东京，若谈起购买图书，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谈到神田一带的书肆街。岩波书店、三省堂书店、小学馆，以及与鲁迅颇有渊源的内山书店等国内外知名的书籍经营企业都在这里。每日，来自海内外的购书者在此川流不息，购买的书籍通过这里的邮局寄往世界各地。

明治维新与神田的变革

　　神田位于日本江户城的外濠，从其所在的范围上来看，东启骏河台，西达九段坂，南抵皇居外濠，北至神田川的饭田桥、水道桥、御茶水桥直到昌平桥一线。

　　在江户时代，这一带的土地大多归幕府直接所有，并没有商业用地，更没有一家书店。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土地为幕府直辖用地之外，大多数的土地被用作旗本的住宅。所谓“旗本”，是日本中世到近世的一种武士身份，其名称来源于在战场上守卫君主军旗的军团，相当于禁卫军，故有“旗本八万骑”的说法。他们是德川将军家直属的家臣，非常受将军信赖。让旗本住在江户城外濠附近，有保卫幕府安全、守卫江户城的意义。但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神田地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治二年（1869），明治天皇以及维新政府从京都移驻江户，将江户城改称东京，成了日本的新首都。随着新政府的到来，过去江户城内幕府所辖土地被全部收归国有，在神田附近居住的旗本也受到了波及。一部分旗本加入了反对新政府的彰义队，其家宅被政府直接没收;另一部分旗本追随着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离开了东京，迁往静冈县，神田的宅邸则被非常便宜地变卖掉;只有一小部分旗本还留在神田当地，维持着惨淡的生计。此时，从京都而来的新政府成员们正需要在东京寻找住宅。临近东京的神田地区，很快就成了新政府成员们求租或是购房首选的住宅区。

　　此外，在明治维新的推动之下，一系列近代大学都在神田地区建立起来。明治六年（1873），开成学校建立;明治十年，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为东京大学;明治十四年，明治法律学校建立（1903年更名为明治大学）;明治十五年，东京专门学校建立（1902年更名为早稻田大学）。此外，诸如中央大学、专修大学、日本大学、法政大学、学习院大学等，先后在此创立。随着大学的建立，来自日本各地的优秀学子、学校聘请的教师，以及文人、诗人、医生等，或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宿舍，或是租住民宅，逐渐汇聚于此。

　　面对学校的授课和考试，以及政府对于公务员法律素质的基本要求，神田地区对书籍的需求激增。由此，神田地区出现了第一家书店—有史阁（后更名为“有斐阁”）。有史阁的创办者名叫江草斧太郎（1857-1908），出身于忍藩（今日本埼玉县）的武士家庭。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生活贫苦，在新的社会体制下，斧太郎成为日本桥附近一家书店的店员。当时，东京的日本桥和京桥一带是图书业的中心，斧太郎在担任店员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书籍出版和营销的经验。聪明的斧太郎很快发现了神田一带的商机，明治十年，他在神田地区的一桥通町创办了第一家专营“和、汉、洋书籍以及法帖”的书店，并通过在《读卖新闻》等媒体上刊布广告招揽顾客。其最初的经营对象，即东京大学以及大学预科的学生。

　　由于斧太郎本人兼具着书生与武士的气质，经常帮助和接济贫苦的学生，甚至自己省吃俭用，用积攒下来的钱周济那些被高利贷所困扰的学生们，很快便成了学生们口中的“挚友”（高田早苗《故江草斧太郎君小传》）。斧太郎的经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书店的经营也从出售教材和二手书籍，逐渐拓展到实用书籍和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发行。

　　在神田地区，继江草斧太郎之后，明治十四年（1881），江户旗本出身的龟井忠一创办了三省堂书店，书店之名取《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之句;明治十九年，土佐藩武士出身的坂本嘉治马创办了富山房书店;明治三十二年，实业家大桥新太郎创办了东京堂书店……随着书店不断地增加，明治二十年，神保町地区的书商与东京其他地区的从业者共同创立了行业协会“东京书籍商组合”，以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合作。在成立之初，神田地区只有十五家书店，位列日本桥（56家）、京桥（28家）地区之后。但是到了明治三十九年，神田一带的书店已达一百零四家，彻底超过了日本桥和京桥两地，排在行业第一位。当地图书经营的范围逐渐形成了新书销售、二手书买卖以及图书出版发行三大类别。清人黄尊三在日记中再现了当时神田书肆的情景：

　　日本神田市，书铺林立，学生多藉为临时图书馆，随意翻阅，店主亦不之禁。穷学生无钱买书，有每晚至书店抄阅者，其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足见其文化之进步。（黄尊三《留学日记》）

　　此外，无论是住在附近的西园寺公望、岩崎弥之助等达官显贵，还是在此教书求学的夏目漱石、森鸥外、樋口一叶、坪内逍遥、市岛春城等文人墨客，也都经常往来于神田的书店街。他们或是购买书籍，或是洽谈出版合作，由此，神田地区一时成了东京文化荟萃之地。

神田地区的中国留学潮

　　在神田的书肆街上自然也少不了中国留学生的身影。甲午战败（1894）之后，清政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在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的推动之下，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日本派出留学生。这一外交动作的出现，一方面是甲午战败之后，中国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取得的成绩刮目相看，开始重新認识日本，并主动向其学习;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向欧洲派出留学生花费甚巨，在文化上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时难以弥合的鸿沟。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云：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故而，日本成了留学的首选之地。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十三名公费留学生，到光绪三十一年，在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有一万余人。东京神田一带大学林立，这里自然也就成了中国留学生们聚集之地。由于中日之间在语言和知识体系上依旧存在着差别，留学生首先需要攻读语言学校或者预科学校，随后才能进入大学学习，因而在神田及其周边，一系列留学生教育的机构应运而生。

　　明治三十一年（1898），受日本外务省的委托，东京帝国大学教师高楠顺次郎在神田北面的本乡西片町创办了日华学堂，其设立的宗旨在于“专门培养清国留学生，帮助学生迅速掌握日本语，熟悉日本的风俗。同时，通过向学生讲授各门基础学科的知识，为他们进入专门学科的学习做前期的准备”。日华学堂的课程分为两年制的普通预科，一年制的高等预科，以及预备专科、日语专修科等。明治三十五年，著名的教育家嘉纳治五郎（1860-1938）在神田附近的牛込西五轩町创办了弘文学院，学制有三年制本科，以及六个月到一年不等的各种速成师范科、警务科、理化科、音乐科等。弘文学院的校舍分布在神田猿乐町、巢鸦以及真岛等地。同年，日本东亚同文会创办了东京同文书院，向留学生讲授日本语以及基础课程，并在神田锦町设置寄宿校舍……另有诸如振武学校（1903）、经纬学堂（1904）、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部（1905）等，也都在神田地区或者神田附近地区建立起来。

　　这些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秋瑾、黄兴、陈天华、杨度、胡汉民、宋教仁、杨昌济、张澜、陈师曾、陈寅恪、林伯渠、邓以蛰、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郁达夫、李四光、周恩来等人都往来于神田一带，可谓英才云集。他们或是在语言学校、预科学校学习，或是从此考入日本的大学攻读學位。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又带动了神田地区经济的发展，这里出现了许多贴着中日双语广告的出租屋、面向中国人的理发店，以及“维新号”“汉阳楼”“扬子江饭店”等各具特色的中华菜馆，神田书肆街也变成了东京著名的中华街。

　　中国留学生的到来，使神田书肆街变得更为繁盛，中国留学生也是各家书店最为欢迎的对象。如东京大学教授胁村义太郎（1900-1997）所云：

　　中国留学生在留学之时，购置大量的教科书、参考书，毕业回国之际，又购入各式各样涉及日中关系的学术书籍，他们成了神田地区新书店和旧书店最受欢迎的顾客。（胁村义太郎《东西书肆街考》）

　　在一个激变的历史时代，赴日的中国留学生成了当时最为活跃的知识群体。他们抱着救亡图存的理想，或是加入革命团体，或是创办进步杂志，或是研习军事战法……开展了一系列启发民智、革命救国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神田地区的书籍出版业给予了中国留学生们强大的助力。

　　黄兴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湖南官费留学生的身份赴日本东京，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抵达东京之后不久，黄兴就与杨度、杨笃生等湖南籍的留学生共同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杂志，以介绍自由民权之思想和西洋科学文化知识。光绪二十九年，黄兴回国之后，在湖南创立了华兴会，以推翻清朝的统治。由于受到清政府通缉，光绪三十一年，黄兴与宋教仁再次东渡日本，又在东京一同创办了进步杂志，以引导民众爱国之心，发奋图强。

　　宋教仁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在神田购买书籍，并在神田锦町的熊田印刷所印制杂志的情景：

　　二月三日，晴。申正，至郭瑶皆寓，偕瑶皆及黄毅侯至神保町各书店，遂购得《万国大年表》《世界十伟人》《东西二十四杰》各一册，及《太阳》《教育界》各一册。

　　二月六日，晴。午正，至黄毅侯寓，遂偕郭瑶皆至东明馆，购得华盛顿肖像一张……未初，遂偕黄、郭二君至熊田印刷所，以华盛顿像与之，属其印刷。

　　同年七月，孙中山也来到日本。八月十三日，黄兴、宋教仁与千名留学生在饭田桥附近的富士见楼为孙中山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此为契机，诸人商定，将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与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以及章太炎、秋瑾等创办的光复会，合并为中国同盟会，并在国内外各地设置分会，共同推动中国革命。宋教仁所办杂志则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三民主义思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二月，《民报》先后共出版二十六期，宣扬自由民主之思想，推动中国的变革。很少有人知道，中国革命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民报》全部是在神田地区印制的。

　　此时，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也住在神田附近。鲁迅曾经在《藤野先生》中，详细回顾了自己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愤然退学，弃医从文的事情。明治三十九年（1906）三月，退学之后的鲁迅回国完婚。同年秋季，鲁迅与周作人一同回到东京。鲁迅将学籍挂在神田的独逸语专修学校，专注从事文学翻译和写作;周作人先是在神田的中华留学生会馆讲习会学习，明治四十年夏季，进入法政大学预科就读。

　　周氏兄弟二人先后住在神田附近的本乡汤岛二町目的伏见馆、东竹町的中越馆以及西片町的伍舍等处，其中以所住的伍舍最为热闹。

　　伍舍原是一栋出租屋，由于临近东京大学，这一房屋经常出租给在此工作的教师或是学生。在鲁迅之前，在此居住的房客是在东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夏目漱石。夏目漱石在此处居住期间，还写作了《虞美人草》等杰出的文学作品。明治四十年七月，夏目漱石搬出之后，周氏兄弟于次年四月搬入此处。除了周氏兄弟之外，同住的还有许寿裳、朱谋宣、钱家治，共五人，故而称为“伍舍”。周作人在作品中回顾了当年在伍舍住宿的情况：

　　许寿裳找到了一所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硬拉朋友去凑数，鲁迅也被拉去，一总是五个人，门口路灯上便标题曰“伍舍”，鲁迅于一九○八年四月八日迁去，因为那天还下雪，所以日子便记住了。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和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伍舍》）

　　由于这里与神田临近，故而周氏兄弟经常去购买书籍：“本乡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还有许多，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工夫，也是消遣之妙法。”（周作人《东京的书店》）“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的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周作人《怀东京》）

　　在此期间，周氏兄弟与许寿裳、钱玄同等留学生经常去民报社，听《民报》的主编章太炎讲《说文解字》。其余时间，周氏兄弟则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南欧斯拉夫语系作家作品的翻译之中，希图通过介绍弱小民族反抗压迫的文学作品，启迪民智，文艺救国，兄弟二人将翻译出来的这些域外作品合编为《域外小说集》。由于鲁迅此时正在担任《经济全书》一书的文字校雠工作，以赚取生活费，虽然“报酬很有限，但因此鲁迅认识了印刷所的人，这完全是偶然的机会，却是很有关系。承印《经济全书》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来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领，与鲁迅颇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来承办的”（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

　　据统计，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在日留学人员先后创办了《国民报》（戢元丞等，1901）、《湖北学生界》（刘成禺等，1902）、《浙江潮》（孙翼中等，1903）、《民报》（胡汉民、章太炎等，1905）、《复报》（柳亚子等，1906）等各类刊物多達七十八种（邹振环《晚清留日学生与日文西书的汉译活动》），占当时中国海外人员创办刊物数量的百分之九十。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革命刊物，都是在神田一带制作、印刷和出版的。

神田书肆街的浩劫与重生

　　就在神田地区图书出版业蓬勃发展之际，灾祸从天而降。大正二年（1913）二月二十日，神田三崎町的救世军殖民馆突然燃起大火，在强劲的西北风之下，大火将三崎町、猿乐町、神保町、锦町全部吞没。一夜之间，三千多间房舍被焚毁，附近的学校和书店被烧毁大半。大火之后，书籍出版行业损失惨重。更难以预料的是，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关东地区又遭遇了大地震，地震再次引发大火，神田地区彻底化为一片焦土。

　　两次大的灾难过后，政府重新规划了神田地区。道路被拓宽，新的桥梁被架设，过去弯曲狭窄的小道和江户时代错落的住宅被严整的网格化的街区所取代。诸如从九段坂经神保町到骏河台的主干道上都铺设了有轨电车，一直联通到上野。神田北侧的水道桥、饭田桥、御茶水桥等原来江户城外濠一线也铺设了铁道，方便行人往来，神田地区逐渐展现出现代化城市的风貌。

　　灾后，书籍出版行业在神田地区再次复兴起来。神保町大街上，一诚堂书店四层楼的图书大厦于昭和六年（1931）竣工，于昭和七年竣工的富山房书店则高达五层楼，它们都成了当时的地标性建筑。到了昭和十四年，神保町和三崎町两条街区的书店与出版社就已达一百一十四家。

　　但是，就在神田书店街复兴的同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再次将神田地区卷入浩劫之中。在战争中，书籍的出版、流通被全面管制，作家和评论家的写作受到审查，一切与军国主义宣传相悖的言论被禁止。战前，以《中央公论》《改造》等为代表的综合杂志也被迫停刊。许多书店与出版社因为无法经营而彻底倒闭。随着战争的动员，书店的青壮年经营者都被强制进入工厂生产军需用品，只有老人和妇女守着濒临倒闭的店铺。许多经营者无法容忍这种情况，逃离东京。从昭和十九年十一月末开始，神田地区不断遭到美军战机大规模的空袭，锦町、三崎町的书店街再次被焚毁。在战争结束之后，神田的书肆街只剩下了残破的神保町。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二个月，神田骏河台新生社的主编青山虎之助（1914-1989）率先突破战争的阴霾，发行了《新生》杂志，正宗白鸟、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长谷川如是闲等日本当时一流的文坛作家都参与其中。这一杂志的出版，为整个神田地区的图书出版业带来了一股久违的自由气息。随后，战时被迫停刊的《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也先后复刊，图书出版业恢复正常。

　　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时代，这既给神田的书店带来了发展的契机，又增加了挑战。神田一带位于东京市区的中心，伴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振兴，神田一带的岩波书店、小学馆、集英社、三省堂书店等都成为日本图书出版行业的翘楚，它们在神田这寸土寸金之地，修建起高楼大厦，其背后则是丰厚的财力，同时也标志着它们在日本图书出版行业中的地位。许多经营不善的书店不得不退出市场，将原有的土地售卖给其他的企业或财团。这些大企业、大财团凭借其雄厚的资本进入神田地区，建立起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办公大楼，楼下则是餐饮店、咖啡馆、超市、药妆店和服装家电的售卖场，人流车辆穿梭往来。这一系列新变化催动这里成为东京最为繁华的地区之一。

　　今天，神田地区有旧书店一百七十六家，新书店四十四家，出版社四百二十五家，代销店十六家，生产书籍边缘产品的商店四十家，印刷厂四家，打印社十九家等，图书相关企业共计七百二十四家，图书存有量达一千万册（大内田鹤子等《神田神保町とヘイ·オン·ウイ》），成了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书肆街。神田书肆街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见证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一直走到今天的兴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