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节妇吟》

　　“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句流传千古写尽了人世间痴男怨女缠绵悱恻的暗恋之苦的诗，你想得到是张籍写的吗？因为张籍是作为韩愈的学生和亲密朋友的“卫道士”;韩愈强烈要求恢复儒家道统，张籍却还嫌他推行得不够，在《上韩昌黎第二书》中向老师提意见：“今执事虽参于戎府，当四海弭兵之际，优游无事，或不以此时著书，而曰俟后，或有不及，遏可追乎？”可见，张籍是很看重推广儒家学说来管治社会的。上引这首诗题名为《节妇吟》，涉及对妇女贞节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到他对儒家思想的重视。

　　不过也有人认为《节妇吟》不是专写妇女婚姻爱情问题的诗，因为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寄东平李司空”。据说是藩镇李师道知道张籍的名气，想邀请他去当幕僚。而张籍不满当时藩镇割据大搞分裂活动的现实，不齿李师道蛮横霸道、鱼肉百姓的行为，却又不敢开罪于他，便巧妙地以女性自喻，说自己已经“嫁”了别人，不能再“嫁”给他了。这就很委婉也很得体地回应了李师道的“追求”，也得到了李师道的理解云云。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节妇吟》便是一首含蓄的讽喻诗。

　　张籍生于七六六年，出身贫寒。早年一再求职不顺，充任过幕僚之类的职务，始终过着贫穷的生活，因此白居易说：“独有咏诗张太祝，十年不改旧官衔。”（《重到城七绝句·张十八》）太祝，是办理祭祀的小官，张籍一直当了十年。由于他长期蹭蹬，到处漫游，能看到下层人民的疾苦，写下了不少同情人民悲惨生活的诗作。后来他因韩愈、白居易等人的推荐得到迁升，但是除了诗歌创作受到人们推重以外，仕途始终没有多大的作为。

　　张籍的性格比较奇特，《旧唐书·张籍传》说他“性诡激”。从他受业于韩愈、受知于韩愈，却又敢于批评韩愈，认为韩老师对儒家思想推行不力，就这一点而言，他显然比韩愈更加激进。在诗歌创作方面，他走的也不是韩愈“奇险”的一路，相反更接近白居易、王建、元稹等人平顺流畅的诗风。有些作品，用情的激越和描写的深刻，又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像《野老歌》写老百姓日夜辛劳，却是“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像《筑城歌》写人民被逼徭役筑城，结果是“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以粮食和丁壮俱已化作尘土的形象来形容命运的悲惨，其目光的尖锐、感情的悲愤、描写的深刻，自是远非一般诗人所能及。看来史书说他性格“诡激”，并非没有道理。正因如此，他才会别开生面，出人意料地写出了《节妇吟》，写出了“恨不相逢未嫁时”这震撼人心的名句。

　　张籍的《节妇吟》以“节妇”为名，寫的却是一位少妇在理智与情感问题上内心的痛苦挣扎;通过少妇的举动和独白，从侧面描写一双男女相会的场景，从而展示出封建时代有关人性的复杂问题。

　　诗的第一句“君知妾有夫”开门见山，通过少妇之口表明了场景中两个人物的关系。首先这女子是已经出嫁了的少妇，其次那男子知道女子是有丈夫的，更妙的是连那女子也是明白知道对方已经了解到她是已婚的。显然，他们之间其实早已相识，但是两人在相处之际，却产生了微妙的关系，那男子竟然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这就出现了诗的第二句：“赠妾双明珠。”

　　明珠是珍贵的装饰品。自古以来，凡是男性对女性表示好感，总是会通过赠送一些新鲜或珍贵的礼物来表示特殊的情意。汉乐府诗不是有过“何以结相思，双珠玳瑁簪”之句吗？张籍在《寄远曲》一诗中也写到“美人来去春江暖，江头无人湘水满……兰舟桂楫常渡江，无因重寄双琼珰”。在《节妇吟》中，少妇说那男子送给她一对明珠。请注意，这里诗人用的是“双明珠”一语，分明点出了那男子有希望与她成双成对的意味。明知对方是有夫之妇，这男子却采取了大胆的举动，用意何在？少妇当然是心知肚明的。

　　接下去，张籍便写了少妇的反应：“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让人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已婚的少妇对男子的爱意和举动竟然是接受的，而且内心是很感动的。诗人下“缠绵”两字，非同小可。显然，两人相逢的时候，男方不可能没头没脑地把明珠递将过去便算了事，他们既然早就互相认识，私下在一起时肯定还会说些体己话、悄悄话，但是张籍对他们之间眉来眼去的情景一概不写，只点出那少妇感受到男子的“缠绵”之意。这就够了。从她内心独白这一句诗里，读者也可以想象出他俩相会时的言谈举止。

　　有趣的是，当少妇得到“双明珠”，感受到“缠绵意”的时候，竟然还大胆地做出了“系在红罗襦”的动作。罗襦，是富贵人家才穿得起的绸制短上衣，白居易在《秦中吟》中就写过：“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张籍点出这女子所穿衣服的名贵，也为下文写她的身份预作铺垫。

　　在古代的诗词里，男子向女子示爱遭到断然拒绝的情景，我们是不难看到的。像辛延年的《羽林郎》和汉乐府的《陌上桑》，都有写到。辛延年写贵为皇家侍卫的羽林郎“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在大排档上“调笑酒家胡”。这羽林郎也向胡姬赠送礼物：“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襦。”但她的态度是：“不惜红罗裂，论惜轻贱躯！”让冯子都自讨没趣。《陌上桑》写好色的使君自以为有权有势，派手下前去试探采桑女子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便劈头劈脑骂了回去：“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接着便把自己的丈夫夸耀成天上有地下无的男子汉—“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以更大的气势压住了使君，让对方灰头土脸地走开。

　　张籍《节妇吟》中的少妇则大异其趣：她把明知“妾有夫”的那位“君”递将过来示爱的明珠系在自己的红罗襦上，含情脉脉，似乎是表示她公然接受了对方的情意，不能不让那男子有会于心，喜出望外，那下一步将会出现什么景象呢？会不会有“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之类的许诺呢？对此张籍没有写，他留下了一段空白，以虚写的手法，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当时出现的场面，想象少妇系上双明珠时的举止和内心世界，想象那男子以为鸿鹄将至的神情。

　　从诗的结构看，少妇把明珠系在红罗襦以后，场景的发展便告了一个段落，出现了一次戏剧性的“停顿”。而当审美受体正想再看事情如何发展时，意外又发生了—张籍笔锋忽变，让少妇直接向那男子发话：“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这少妇态度忽然发生变化，矜持起来，郑重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她的家世，是谁也惹不起的;就门阀而言，她住的是高楼，不是一般房舍，而且这高楼连接王室宫苑，明说她的门第十分高贵。

　　更进一步，少妇又说，她的丈夫是在明光宫担任侍候皇帝的近卫军，是手执方天画戟的人物，谁敢给他戴绿帽子？少妇这番话说得很严厉，与“感君缠绵意”的神态判若两人。其实在张籍笔下，那位赠珠的男子未必不知道她的身份，否则何以知道她是“已有夫”呢？显然他是怀着一线希望，也许还觉察到少妇对他也有好感，于是明知故犯上前求爱。这位老兄真可谓吃了豹子胆了。但在唐代，社会比较开放，男男女女产生婚外情者不在少数。如果双方你情我愿，偷情幽会，也并不担心会受到什么严谴，除非对方的丈夫像俄国的普希金那样向情敌提出决斗。所以拈花惹草，偷吃沾腥，对这男子来说不过属于一桩风流韵事而已。

　　当然，对那少妇来说情况便有所不同了。你说她对那献殷勤的男子没有好感吗？当然不，他们之间的心灵确实是碰出了火花，否则她就会像罗敷那样回他一句“使君一何愚”就是了。但是经过短暂的“停顿”，少妇冷静了下来，她回心一想，这感情之花结不了果。客观时势，种种拘束，容不得她有非分之想。首先她不能不考虑对方和自家的身份。一比之下，对方是没有优势的，而且她又没有像卓文君那样不顾一切和司马相如私奔的勇气，加之她对自己的丈夫可能还是有感情的，甚至不忍出现“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纠葛。这一来，衡量得失，她只能拒绝对方的追求。而若要他死了这条心，又只好以气势压过去，向他表明：你攀不起我，別痴心妄想！于是，她便像《陌上桑》中罗敷那样，首先提醒对方要注意她的身份，强调她丈夫是“执戟”的，这不也是等于“亮剑”了：丈夫有这样的地位和威猛，您惹得起吗？

　　写到这里，读者都以为那男子没戏了，谁知道，张籍的笔锋又再一转—罗敷是摆明家势，吓退“使君”了事，张籍笔下这位收下了异性馈赠的少妇，在标榜一番自己的家世以后却向人家表白：“知君用心如日月。” 这句话语带双关，说得很妙。一方面，对方可以理解为她如日月那样洞察一切，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对她的情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她告诉那位男士：您的用心像日月那样光明正大，对她而言无可挑剔。总之，说她是在委婉地安慰对方也可，说她是在让对方有台阶下也可。无论如何她向男子施加压力以后又给以安抚，表示同情的理解，也希望得到对方的谅解。紧接着，在口气稍为缓和以后，这节妇就明确地表白：“事夫誓拟同生死。”这话斩钉截铁，等于对那位男士宣告：我们别再痴心妄想了，彼此各行各路，好聚好散吧。

　　按常理，在少妇旗帜鲜明地表态以后，“戏”就完了。在一般的情况下，她会扭头便走，而那男子则白赔了一双明珠，无可奈何。谁想到，张籍写到这里忽然笔锋又第三次转折，安排了一个非常动人的细节：“还君明珠双泪垂”。在前面，张籍写到少妇是很感动地系上了明珠，而在她说了一番决绝的话之后，便把系在红罗襦上的明珠摘了下来，交还送珠的男子。这摘下明珠和奉还明珠的细节，必然是有一个动作稍为缓慢的过程，总不能随手扯下随手掷还。但这过程，张籍又没有写，却突出地说那女子“双泪垂”地将明珠交还给对方。这里下一“双”字，十分有味。那一双亮晶晶的珠泪，对着那一双亮晶晶的明珠，互相映衬，含意微妙深远。如果张籍直写“还君礼物请收回”，甚至说“还君明珠心内愁”“还君明珠泪暗流”，没有了双明珠与双泪垂的前后辉映，那么少妇内心的隐痛，便不能表现得如此细腻动人。

　　张籍在写少妇表示不得不忠于自己的丈夫之后垂泪还珠，这已经描画出她的思想斗争激烈到何等程度了。既欲“事夫”，又感“君意”，让她左右为难，然而理智毕竟占了上风，这还珠的细节已足够表明她的态度了。更让人震撼的是，张籍还写她直接吐露了心声：“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分明是告诉对方，其实在她的心里更爱的是他，而不是丈夫！但是相见恨晚，在种种条件的约束下，她只能把爱情埋在心里，只能慧剑斩情丝，留下永恒的遗憾。

　　这“恨”字用得极佳，它非常准确地表现出人物内心咬啮的痛楚。有些版本“恨不相逢”作“何不相逢”，以反问的语气作结虽然也能表现出少妇惆怅之情，但不足以写出她心底的刻骨之痛。“恨”与“何”，一字之差，感情轻重的分量大不相同。

　　“恨不相逢未嫁时”这具有经典意义的诗句，既概括了少妇内心的真情实感，更概括了中外古今多少痴男怨女，在理智与感情展开的激烈斗争中，不得已痛苦地做出抉择的典型心态。不错，拒绝了对方的爱意，交还了象征爱情的双明珠，这举动似是无情，但其中又有多少难言之隐？不错，奉还明珠以示决绝似是寡情，但“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哪里是真的无情？这正如清代的纳兰性德《山花子》所说：“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多情却似无情，这正是在婚姻问题上理智与爱情之间，两难选择最为痛楚的表现。这充分展示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可见张籍对人性问题有相当深切的理解。

　　《节妇吟》的体裁属叙事性的古体诗，写封建时代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纠葛，语言晓畅易懂，但却很能表现出人物思想矛盾的两难状态。我国古代诗坛，民歌写男女对爱情的追求非常炽热大胆，但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缚束，不得不屈从于种种压力，灿烂的爱情之花往往结不了果，因此诗坛上的爱情诗多是表现相爱者进退两难的凄苦心情。而恰恰是这种两难的描写，更能唤起审美受体的深切同情。

　　有意思的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最愿看到美满的婚姻，而在文学作品包括在诗歌中更愿看到的倒是有情人遭受种种曲折与磨难。人们乐意观察被丘比特之箭射伤的心，这不是残忍，说到底是关注怎样解决矛盾，怎样抵受创痛，关注的是作者对人性和情感的真实描写。因此，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诗歌，越能揭示受伤的心的痛楚、颤动，也就越能打动读者，获得同情，读者也可以在同饮爱情的苦酒中得到“美”的享受。

　　作为表现情感纠葛的诗歌，如果是抒情诗，审美主体直接抒发“两难”的苦恼，是很能触发审美客体的共鸣的。像宋代石孝友写的《卜算子》：

　　见也如何暮？别也如何遽？别也应难见也难，后会难凭据。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住也应难去也难，此际难分付。

　　这首词，是了不起的白描之作，它写出抒情的主人公和相爱的人相见恨晚、进退两难、踌躇忐忑的感情，动人心魄。

　　和石孝友的词不同，张籍的《节妇吟》写的是两个人相爱却又不可能如愿的感情纠葛。巧妙的是，他不是直抒胸臆，而是客观地叙述两个有情人相见的情景。其中又只从女性方面着眼，没有出现男子的形象。特别是张籍通过诗中赠珠、系珠、还珠的动作细节展现两人情绪的变化，这三个动作贯串全篇，起起落落，既曲折地表现出女主人公两难的心态，也让读者通过想象“看”到那男子忽甜忽酸的尴尬情景。这戏剧性的写法，结合女主人公的独白，生动地让人们感受到有情人却不可能成为眷属的苦恼。在全诗中，张籍把描写情与理冲突的结果归结为一个“恨”字，这让古往今来失去了机会的有情人欲哭无泪，刻骨铭心。

　　在陈尚君教授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中，我们还看到有一首唐代不知名作者的诗：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妾恨君生早。

　　看来这类在爱情上深感遗憾的情况在唐代普遍存在，许多人不得不屈从于命运但内心又不可能没有痛苦的挣扎，因此不妨说张籍的《节妇吟》不仅是在恨海情波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作，而且它还曲折地照射出许多人包括一些原来希望有所作为的人士感到生不逢时的心态。

　　节妇本来是封建时代给予已婚妇女最高荣耀的奖赏，认为妇女对丈夫“之死靡它”才最符合儒家宣扬的礼教精神。话虽如此，其实在宋元以前，妇女出现婚外恋或寡妇再嫁的行为既不少见，人们对此也并不苛责。但不作追究并不等于推崇，所以历代对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妇女纷纷给予旌表，而旌表人数的多少又适足以说明不同时代的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礼教推行的程度。中山大學历史系董家遵教授曾根据《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录历代节妇烈女的人数做过统计，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封建礼教推行的轨迹（下表转引自顾鉴塘、顾鸣塘编著《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0页）：

　　东周至清前期节妇、烈女数量变化表

　　很显然，被表彰为节妇烈女者在宋以后才突然出现三位数，此后更是愈演愈烈。但不管怎样，节烈、贞节从来是封建统治者用以规范女性的金箍。问题是，张籍笔下那位少妇面对追求她的第三者，尽管最后没有出轨，但实在已经心旌动摇，对自己的丈夫二三其德了，而根本不是“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诗经·邶风》）的作风。按理，张籍把这首诗的题目写作《少妇吟》或《还珠吟》之类不就可以了吗？谁知他竟偏偏把那个动摇分子称为“节妇”，岂不是让人大跌眼镜？！

　　这一来，一些评论者便开骂了。明代的高棅引他人之言评论道：“好自好，但亦不宜‘系。”（《唐诗品汇》）他没有完全否定《节妇吟》，但认为张籍不宜写那少妇系上了别人送来的明珠，因为这举动很难说是“节妇”的行为。唐汝询就不客气了：“系珠于襦，心喜之矣，以良人显贵而不可皆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留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夫女以珠诱而动心，士以币征而折节，司业（按：指张籍）之识浅矣哉！”（《唐诗解》）无疑，他们都认为少妇的举动明明是失节的行为，而张籍竟说她是“节妇”，十分离谱。

　　不过，张籍这首诗，影响实在太大，不好抹杀，于是有人发觉《节妇吟》是有个副标题的，全称应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说是李司空想招聘张籍，而张籍则对他不感兴趣，却又不敢直接拒绝，便委婉地以节妇自喻，告诉对方他不是对李司空不动心，只可惜自己已许诺了别人。于是，《节妇吟》不过是一首讽喻诗，而且其创作技巧也相当高明。

　　中唐诗坛上也流行讽喻的写法，据说朱庆余准备参加科举，先把作品送给文坛大佬们过目，这叫“温卷”，为的是首先博取人们的青睐，有利于以后被录取云云;也写过一首诗送给张籍：“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水部》）这等于以讽喻的方式，以新妇自譬，羞答答地向张籍征求意见。张籍也颇知趣，回赠一首说：“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他同样是以比喻的方式，表示对朱庆余的赏识。就当时诗坛流行的写作手法而言，张籍对“勾搭”他的李司空，也并非没有以“节妇”自喻的可能性。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节妇吟》也不失为一首写得颇为巧妙的讽喻诗。

　　不过即使如此，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张籍把那位思想动摇，笑着系珠，哭着还珠，行为已经出格的少妇称为“节妇”。所以，卫道先生们争相“喷”他也不是没有道理。

　　有学者查证，在四库本《张司业集》和四部丛刊本《张司业诗集》中，张籍的这首诗只题为《节妇吟》三个字。至于有关张籍辞却李司空邀聘的传说，到宋代才有人煞有介事地传播，原有副标题“寄东平李司空”的说法也出现在宋代。有趣的是，那位李司空究竟是当过司空的哥哥李师古，还是后来也当了司空的弟弟李师道？不同的版本和传说人言人殊，实在无法弄清楚。至于说张籍辞聘一事，所用证据无非是姚合在《赠张籍太祝》一诗所说：“甘贫辞聘币，依选受官资。”由于张籍文名颇著，他是否只辞却李司空之聘，还有没有辞却他人之聘？唐代也没有史料可以佐证。张籍《节妇吟》这诗写于八○五年，他在八○六年出任太祝，这段时期他正在京中待任，这和姚合所说“依选受官资”的说法正合，这又何来表示已“嫁”，亦即受聘于别家藩镇的意思呢？

　　无论如何，即使张籍真的以此婉辞李司空的追求，也没法理解他为什么把明明思想动摇实际上已钟情于第三者的少妇誉为“节妇”，这只能说明在张籍心目中的“节妇”其实另有他自己的标准。

　　封建时代，在维持宗法制度的情况下，儒家学说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一直把男女婚姻问题作为人之“大防”。因此强调妇女要“三从四德”，强调要对丈夫贞节。贞者，正也;节者，坚定也。因此对丈夫坚贞不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从来是儒家规范妇女思想行为的标准。但是即就孔孟而言，也知道“人”既有作为社会人的一面，也有作为自然人的另一面，因此孟子一方面认为“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另一方面也承认“食、色，性也”，承认人的本能和感情的存在。要解决这一对矛盾，儒家便在《毛诗·大序》中提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可见儒家还是承认“情”的存在的。但是，话虽如此，人性中的情，如果像山洪般暴发而不可收，那么礼义的堤坝果真能够阻挡得住吗？所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这就是在宋以前的一千多年历史上，被封建统治王朝给予贞节的称号者从来不超过两位数的原因。

　　在封建时代，历史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凡是把某些话题喊得最凶的时候，也恰好是某些社会问题出现最多的时候。宋元明清的封建统治者眼见在小手工业、商业日益发展，人际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人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冲破了礼教的藩篱，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便不得不大力提倡儒家道统，鼓吹妇女贞节。这就是越是临近封建社会走向末期，全国各地贞节牌坊越是多如牛毛的原因。

　　在唐代则是另一种情况。那时儒道佛三家激烈地争夺舆论阵地，特别是中唐时代，政治局面极其混乱，佛教势力极为强大，到处兴建佛寺，甚至连皇帝也崇佛。这正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坚决反对佛教，强烈要求以儒家道统管治社会的根本原因，韩愈和他的学生包括李翱、张籍等在内正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竭力宣扬儒家的学说，维护礼教的信条，反对感情用事。李翱说：“情者，邪也！妄也！”（《复性书·中篇》）张籍说得更严重，认为“至于人情，则溺乎异学，而不由乎圣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沉于世，而邦家继乱，固仁人之所痛也”（《上韩昌黎书》）。很明显，张籍所反对的情，只是“溺乎异学”之“情”，至于男女情感的存在，他是承认的。既然儒家也认可“发乎情，止乎礼”，因此在《节妇吟》中，那少妇虽然“发乎情”，思想出了格，内心一直在挣扎，但没有在行动上出轨，最终还是屈从了命运的安排，这就是“止乎礼”。或许在张籍看来，既然少妇没有越出封建规范所容许的范围，因此对少妇的心态还是值得给予同情的理解，也值得给予“节妇”的名衔。就这一点而言，唐代的张籍反比那批把封建礼教推上极致的宋儒明儒对人性的理解更为宽容一些;宋儒们既无法否定《节妇吟》的艺术成就，便只好说它是别有所指的讽喻诗，沈德潜甚至在《唐诗别裁》中还说明自己不选录这首名诗的原因：“玩辞意，恐失贞妇之旨，故不录。”

　　张籍敢于揭示封建时代女性思想感情的矛盾，让她既不得不服从命运的安排，又敢于让她悲叹“恨不相逢未嫁时”，这表明张籍实际上也是很同情这无可奈何的少妇的。其实在张籍的作品中，许多诗篇，像《征婦怨》《送远曲》《白头吟》等，都表达了对妇女不幸遭遇的同情，特别是在《离妇》中直白地说出被抛弃女子的痛苦：“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在《别离曲》一诗中，他让已婚的妇女说：“忆昔君初纳采时，不言身属辽阳戍……男儿生身自有役，那得误我少年时。”在《妾薄命》中，又指出丈夫和妻子志趣完全不同：“人生各各有所欲，讵得将心入君腹。”很明显，张籍一直同情妇女悔婚的遭遇，却又只能在“恨”中度日，因此他真实地写出了《节妇吟》中少妇内心挣扎的全过程，同情她最终不得不“止乎礼”并不是偶然的。

　　在文学史上，像张籍那样一直接近下层人民的作家，尽管他们深信儒家思想，但由于能够体察人民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特别是在父权社会中，体悟到对妇女的不平等，而且这些作家的内心也会产生情与理的冲突，于是他们聪明地抓住儒家提出“发乎情，止乎礼”的空隙，尽可能揭示人间的难以遏止的“情”，以及揭示在种种条件下“发乎情”却不可能实现的苦恼，从而写出了具有人性光辉的作品，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