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读《史记》多年，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从鲁迅的那一句名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引申的，众口一词《史记》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的说法，从逻辑上细想，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如果《史记》是一部非常厉害的文学名著，那么司马迁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从作家的角度讲，作品的真实性应该不是第一位的。而如果真实性不是第一位的，它的文学性越强，史学性就越弱，那它怎么可以既是文学名著又是史学名著呢？
跟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到现在为止，尤其是近三十年，关于《史记》的论文里面，推崇《史记》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中文学科的人写的，历史学科的学者基本上不写这样的论文。
中文学科的人特别爱较劲的是什么呢？比如讨论“《史记》传记的非史笔描写及其文学效应”，比如论“《史记》非史”;还有的专门讲“文学性界说的实证”，就是在《史记》里面找想象力、虚构这一类东西;当然还有梳理历史线索的，比如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
反过来看史学界怎么看《史记》，也很有意思。如果与最近三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情形作对比，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史学界很少有人将《史记》作为史学经典来讨论。这现象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史记》已然是经典了，无须再讨论;二是史学界人士对《史记》的态度可能有些暧昧。其中后者的态度尤其值得关注。
可以先说一个感性而非理性的观察，中国大学的很多中文系课程中，会有《史记》精读、《史记》研究一类的课。但是在历史学科中，很多大学是不单独开设《史记》课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没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好像也没有，这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呢？
另一方面，有很多的史学工作者是在利用《史记》做历史研究的，但是被新闻界爆出来的个别史学从业者和《史记》的关系，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怼《史记》”。怎么个怼法？凡是有新的考古或出土文献发现，其中若跟《史记》的记载有矛盾，就变成新闻了。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大学藏汉简《赵正书》。赵正就是秦始皇嬴政，因为他母亲姓赵，是赵国过来的，所以有了这样的称呼。《赵正书》一度被炒得非常热，是因为其中记录了秦二世在秦始皇死后是正常继位，并非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写，是杀了长兄扶苏，再和李斯合谋篡位的。《赵正书》发现后，有人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可以驳斥乃至推翻《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录。
无独有偶。在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简中，有一篇现在考订为秦二世元年的文告，文告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是：秦二世是受秦始皇的遗诏当上皇帝的。史学界有人就根据这个文告，或者把文告和《赵正书》两者结合，认为可以质疑或推翻《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的争议。
上面这两个例子，单个来看，没什么问题，因为出现新的材料，旧的传世文献问题当然可以再讨论。但我不认为这两例可以推翻《史记》里的有关记载。因为政权确立之后昭告至基层的文告，说的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话，哪个皇帝会笨到自提篡位的事？而《赵正书》，事涉帝王更替，通俗地说，你在边远地区私人家里发现的抄本，跟中央政府内部可以看到很多史料的非常厉害的人物的记录，能够等量齐观吗？
举以上这些例子的目的，是想说明，我们现在把司马迁当作一个作家，而且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这在文学研究界肯定没有问题，给他再多的褒义词都不会被视为过分。但是在历史学界，对于《史记》的看法，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暧昧。这“暧昧”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历史学者会站出来公开反对《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中国正史第一，但是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会避开的。避开的原因，我们下面会讨论。而当我们把文学研究界和史学界对待《史记》的不同态度加以剖析时，会发现涉及的问题，与司马迁的身份有关，更与《史记》一书的性质有关，也牵涉到更宽泛意义上的如何读《史记》那样的古书的问题。
一、司马迁身份的再检讨
司马迁的身份，以他成年后入仕的不同阶段而论，简单地说主要就是三个：郎中、太史令和中书令。这三个身份，用现代的观念来看，跟作家都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一个身份郎中，是汉武帝的低级侍卫，是武官。第二个身份太史令，相当于现代的天文台台长兼档案馆馆长，是科学家、文献学家或者科学工作的组织者。最后一个中书令，是汉武帝的机要秘书长，《史记》也是司马迁在这个职位上完成的，因此这时的太史公，可以算是高级官员加史学家了。但在这样一个序列里看司马迁，他到底算不算一个作家呢？说他不算作家的话，我想很多人肯定不同意的。我想作家还是一个作家，但应该只是个业余作家。这个业余作家对自己还是有所期许的，因为在《报任安书》里，他说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腐刑，大目标是写完他父亲嘱托的《史记》，小目标里则有一条，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就是说我很担心自己如果就这么死掉的话，我的文采就会被湮没，后世就无法知道了。就此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作家身份还是有一点期许的。但从他整个生平经历的三个身份看，他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业余作家。西汉前期有没有专业作家？有的，比如司马相如这样的，是真正的作家，以写作尤其是写当时最流行的文体“赋”为职志。但要把司马迁也当成司马相如那样相对单一的作家来看待，肯定是不合适的。
牵涉身份的最终极的问题，是《史记》中到底有没有司马迁主动创作的成分，尤其是有没有虚构的成分？如果有的话，那他当然是一个作家，尤其是如果创作得非常好的話，那就是一流作家;如果没有的话，还把他抬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和高度，那就有问题了。
在特别推崇《史记》文学性的文字中，存在两种非常著名的说法。第一种是说，司马迁写《史记》的当时，还是文史不分的年代，他写的内容到底是文学还是历史，其实没有必要讨论，因为可以是文史兼具的。第二种是说，《史记》的列传是叙事的，跟本纪、表、书不一样。言下之意，司马迁写列传是像作家一样主要在创作，而当他写本纪、表和书时，是像史学家那样在写作，二者是分开的。
如何判断这两种说法呢？我的判断是，两种说法都不符合实际。第一种，说司马迁当时还处于文史不分的时代，这是绝对有问题的。司马迁以前，在中国文学史开始的阶段，确实文史不分，像《诗经》里有很多都是史料。但是到了汉代，说文和史还是不分，就不符合实际了。像西汉贾谊所写《鵩鸟赋》，把鵩鸟拟人化，跟它进行对话。这样的文字，带有浓烈的想象成分，也有虚构成分，已经显示出作者明晰的文学意识，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中国传统书籍早期分类里专门有诗赋一类，也就是后来经史子集的集部的源头。不能因为在《史记》里看到一些文史交互的迹象，就说汉代整个社会是文史不分家的。而且司马迁写《史记》，意识里文学和非文学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比如他写《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尽管引用了屈原和贾谊的文学作品，但司马迁说得很清楚，这个人还是政治性的人物，这点尤其在《屈原列传》部分很能看出来;但是到了《司马相如列传》，他在里面写的和引用的，就都是文人性的东西了。所以那个时代，司马迁的整个环境里，文和史应该是能够分得清楚的。
至于第二种，说司马迁写《史记》，列传是一种偏重文学的写法，本纪、表和书是纯史家的写法，这样的说法，恐怕是没有考虑到《史记》是一个整体，而且司马迁在去世之前已经完成这个整体了。《史记》五体一共写了一百三十篇，在五体的结构中，每一体的篇数，都是有寓意的。按照我的理解，十二本纪就是十二支，十表就是十干，十二支和十干共同构成了一个永不结束的时间轮回。八书的八，有人说是八卦，我觉得那太牵强了，应该还是四面八方的八方，也就是一个延展的空间。至于三十世家，司马迁在《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以“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为解，说明为什么选三十这个数字。意指天上有二十八星宿环绕北极星，地上有三十根车辐支撑车轮正中的车毂（这就像现在的自行车车轮里有一众钢丝围绕支撑着车轴一样）。所以，三十世家是把天地勾连了起来。到最后的七十列传，七十就是所谓的众生了。这是因为在汉代以及汉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当中，七十这个数字就像我们现在的三五七九当中的九一样，表示多，比如对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习惯的称呼是七十子之徒，秦代的博士有七十个名额等，就都是多的意思。
司马迁对《史记》的整体架构，是有非常精密的设计的。因为他是天文历法学家，他的数学肯定很好，他自己说用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写三千年以上的历史，没有这样精密的架构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在这样精密的架构里，你说他的五体中，前面的三体是史实的记叙，后面的两体或一体突然窜出去，是以文学为主的创作，我觉得是一种完全没有可能性的假设。
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史记》的取材。现在理解《史记》，尤其文学研究界很多人写关于《史记》的论文，经常拿现代人的著述概念去套司马迁的写作实态，认为《史记》是由司马迁一人所著，那么他之前的事情，他怎么可以想得到？他都没见过，但可以写得这么生动，那肯定是靠想象了。现在网上也经常看到，攻击司马迁的人就认为《史记》里记载了那么久远的事，司马迁肯定没见过，肯定都是编造出来的。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史记》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著述，而是一个文献编撰性质的著述;司马迁的身份更像我们现在的文献学家，而不是文学家。
关于《史记》究竟是怎么取材的，司马迁说过三句话：“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分别出自《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从这三句自述，可知司马迁的具体做法，主要是广泛收罗史料，做精密的排比和有限的整理工作。他以孔夫子的“述而不作”自比，也明确地显示，他编纂《史记》，不可能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或者主要以作家的身份来创作的。
但有时候我们读《史记》，会觉得它写得太生动了，如此生动的内容里没有一点创作的成分，是难以置信的。但我们经常忽略的是，《史记》之所以生动，是因为有些内容不是来源于文本，而是口述史的记录。司马迁记录的水平很高，但终究不是他的创作，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回到第一个问题，“司马迁身份的再检讨”，还是应该看一看著名的《史记》注释家、唐人司马贞的说法。司马贞说：
《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比之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
这一说法，既包括了唐人的视角，也包括他所转述的汉晋时代有学问的人的看法，跟我们现在的想法很不一样。他们眼中的《史记》，比《汉书》要略微古老质朴些，我们现在肯定认为《汉书》比较“古质”，《史记》多生动啊，应该说它颇有神采才是。就此而言，现在尤其是文学研究界的人刻意要把司马迁抬高到一流的作家或者是文豪的地位，因此刻意强调《史记》的文学创作性质，尤其是虚构性、想象力，我觉得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既不符合司马迁写作《史记》时的取材和剪裁方法，也不符合我们现在阅读《史记》、利用《史记》的真正方向。
二、作为史书的《史记》的价值波动史
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以后，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传播并不是很广。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班固。班固是《汉书》的主要编者，他对《史记》的最大影响有两个方面：第一，《汉书》里武帝及以前部分有不少是直接拷贝《史记》而来的（这并不能说他抄袭，因为他本身的目标是续撰《史记》，后来是从私撰历史变为官修之后再成为《汉书》），客观上扩大了《史记》的影响。第二，班固在《汉书》里专门写了一篇司马迁的传，其中一段非常重要：
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大家都知道，班固对司马迁有很多的批评，就是见于《汉书》的《司马迁传》。但这一段他讲得比较客观，通过转述刘向、扬雄这两位西汉后期著名学者的话，说明司马迁的《史记》在史学上归根到底还是实录。
事实上，在不算短的时间里，《汉书》在史学上的地位，是比司马迁的《史记》要高的。所以我们现在读《史记》，经常能看到前人用《汉书》的注解释《史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到了唐代，对于《史记》史学价值的判断，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方面是因为魏征等主编《隋书》，其《经籍志》部分书籍的分类变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其中史部里排第一的就是《史记》，因为它是“正史第一”，地位就相对比较高了。另一方面，唐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所著《史通》里，专门讨论了“史”的六个流派，其中说到《史记》，是这样描述的：
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刘知幾对于《史记》体式的批评，对现代人而言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现在理解纪传体分五体，是很精密的架构，是不朽的创造，但是刘知幾当时认为是“体之失”。这里的“体”不是文体，而是史体，是史家著述的体裁。说明在那个时候，像刘知幾这样的史学理论家其实是不理解司马迁的，也不习惯读《史记》。
所以唐朝人在史学上对于《史记》的评价，其实是分开的。在官修史书里，好像它被抬得很高，认为它是“正史第一”;但是具体到史学专家群里，还是有人不买司马迁的账。
这样发展到宋代，问题就更大了。宋代仅有一小部分人对《史记》的评价还不错，而大部分名流都看不起司马迁。其中最看不起司马迁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他认为司马迁为人“浅近不学”，《史记》也写得很差，就重起炉灶写了部《古史》。苏辙的前辈欧阳修，对《史记》评价也不高，在《帝王世次图序》一文里给下的判断是：
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于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惟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矣。
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北宋，在跟历史有关的学者群体里，普遍认为，像司马迁这样尽量把材料收罗起来、尽量不遗失一些东西的做法，是不行的。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强调司马迁作品的文学性了。有不少人在《史记》作为史书出现材料上的问题时，就说司马迁的文笔好。
当然也有相反的特例。比如南宋的郑樵，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就说司马迁是龙，班固是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其中触及的，是中国史学史上长久以来的一个公案：“班马异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班马优劣”。郑樵的说法，道出了一个史实：《史记》的“正史第一”，是一个看上去很高大，其实后继无人的东西。因为《史记》是通史，但后来所有正史效法的对象，其实不是司马迁的《史记》，而是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郑樵因为喜欢宏大的、通贯的叙事，编写的《通志》接近通史，所以就觉得班固不行，但他的声音并不是主流。
进入明朝以后，史学界对于《史记》的地位评判几乎全是套话，夸得很厉害，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当时真正有实质性的评价，多来自文学界。比较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时文（八股文）还是古文的评论，都夸司马迁的文笔好，而这两支队伍原本是互相看不起的。这一点反衬出《史记》在明朝人心目中，史学价值是有所下降了。
清朝对《史记》的评论五花八门。但是仔细看看，当时尽管刻了很多《史记》的好本子，史学家、文献学家、思想家对《史记》都比较苛刻。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王夫之。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很有名，但其中对司马迁的批判却颇骇人：
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迁之为（李）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
王夫之痛斥太史公的，第一是夹带私货，第二是《李将军列传》里拼命为朋党发言，所以不值得信。王氏并非高官，不过是一在野文人，但他的正统思想意识非常强，所以会从“不忠”之类道理出发去批评《史记》，连带认为作为史书的《史记》完全不可凭信。
第二个例子相对来说不太有名，是清朝的女学者李晚芳。她写了很多评《史记》的文字，火力也很猛。她怼太史公，说：
尝观其《报任少卿》一书，怼君者十之六七，忿朝臣朋友者十之二三，全无一言反己内咎，所谓自是而不知其过者，非欤？其褊敝也甚矣！操是心而修国史，大本已失，故《平准》《封禅》，尽属谤书……（李氏《读史管见·自序》）
说司马迁操心修国史，自然是李晚芳的误会;“谤书”的说法，也不是她自创的，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流行，但是她把它坐实了，而且提到了“大本”，也就是大是大非的高度。
清朝人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一方面是考据学十分发达，讨论历史文本时方法颇为严密，有近代科学的雏形;另一方面又特别正统，好讲大道理。不光是大名头的作家，就是普通的作者，也是如此。
清代及以后的《史記》价值波动史中，对司马迁越来越偏向于苛求，这种苛求一方面是道德层面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学术层面上。学术性的问题，由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等今文经学著述的推波助澜，最后聚焦到今本《史记》到底跟司马迁原来的文本差距在哪里，《史记》作为一部完整的书还可不可信，这样严峻的拷问上。
在二十世纪前期的疑古思潮中，北京大学教授崔适对《史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洪业先生在哈佛大学任教时，甚至跟美国学生说：“我对你们的劝告是，崔适的书应视如毒药。”（洪业《史记三讲》）崔适写于二十世纪初的《史记探源》，武断地宣布《史记》“八书皆赝鼎”，影响深远。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梁启超所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盲从崔适之说，径直对史学的初学者说：“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史记》五体中十分重要的专讲中国早期制度史的一体的全部，就这样轻率地被驱逐了。再接下来就是顾颉刚等倡导的古史辨派，对累层造就的中国古史进行反思和考证，《史记》的价值自然也必须被重估，客观上造成了历史学界对《史记》表面上非常推崇，实际利用时却采取绕着它走的态度。
这一矛盾态度的内在逻辑和现实结果，大概是这样的：《史记》里既然有不少可疑乃至假的东西，那当然最好不用。但涉及西汉的部分，不用又不行，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汉书》里有很多跟《史记》重复的内容，尽管文辞略有不同，但《汉书》里的相应部分没有人提出异议，那么作为史料使用时总比《史记》可靠些，所以众人就都偏向用《汉书》了。
但是从文献学的角度讲，史料还是有层次的。从史源上说，用《史记》的好处其实要超过用《汉书》的很多。为什么？有两个原因：一是关于汉代尤其是西汉前期的，《史记》是第一手材料，当然应该用第一手的;二是关于汉代以前的，《史记》当然大部分是抄录前人的，但由于经过了两千多年，有不少司马迁当时所用的文献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而流传到今天的同名古书，我们所见的文本，究竟是否跟司马迁所见为同样的文本，也不无疑问。尤其重要的是：尽管《史记》在流传过程中被添来改去增减改变了一些文字，原则上现在大部分还是能够分清楚来源的。同时因为《史记》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被关注的，不被关注的东西，原则上是没有人会处心积虑、大动干戈地去删改它的（当然按照中国传统的做法，早期的一部书，在成为经典之前，如果有遗漏的内容，后人是可以作补的）。当《史记》成为经典之后，经典不可任意删改原则，又保护其中若干富有现代意义的内容，不被删略，流传至今。加上司马迁对于原始文献的态度，是尽量录入原文，再点铁成金式地修改若干的字词以符合汉代人的阅读习惯，因此《史记》在保存原始文献的真确性方面，整体上还是很值得信赖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至少从我非历史专业的读者来看，史学界现在对《史记》作为一部史书的价值，是有点贬低的。尽管历史专业从业者中大概没有人会承认这一贬低说，但个人觉得至少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尤其是跟文学界对《史记》和司马迁作家身份的拔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长期以“正史第一”著称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不太公平的。
三、从《史记》的性质说古书的读法
《史记》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司马迁自己是有明确解释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所谓“究天人之际”，因为司马迁相信天人感应，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轮回的：小的大概是三十年，中的大概是五百年，大的可能是一千五百年，最大的是四千五百年。在这四千五百年里，天地都有轮回。因为司马迁懂天文历法，他知道天体运行是循环的，不过他要把天体循环的这种轮回，跟人世结合起来，认为人世也有循环，这就说得有点远了。相比之下，所谓“通古今之变”，他做得更好，《史记》从五帝时代的黄帝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司马迁本身所在的汉武帝时代，这是后来的传统历史学家做梦都不敢想的。至于“成一家之言”，一般的理解，是司马迁要成他自己的“一家之言”。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写的东西非常有文采，非常有个性，好像就可以叫“成一家之言”了。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梁启超曾经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说法，他说《史记》在当时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史书，当然更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借史的形式”来发表的“一家之言”。所以进一步推论，所谓“成一家之言”，更可能的意思，是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这样的推论，我们还可以用《史记》各篇中出现的一个名词来作旁证，那就是“太史公曰”里的“太史公”。在完成《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已经不是太史令，而是中书令了，但他不称“中书令曰”，也不称“太史令曰”，而是“太史公曰”，就是表示书不是我司马迁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我父亲合写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也是更重要的，这书不光是我和我父亲编写的，还是我们太史公家族的发声。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合乎事实的结论是，在司马迁当时的意识里，《史记》还不是史书，而是子书—“经史子集”的“子”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将书籍按性质进行书目分类，现存最早的是以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纂的《七略》为基础的《汉书·艺文志》，其中著录了《史记》，写的是“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分类则归到“六艺略”里的《春秋》类。就此而言，在汉代，《史记》其实是兼跨“六艺”和“诸子”两大类的，也就相当于兼跨后代四部分类法里的经部和子部。到了唐初编《隋书》，如前所述，《经籍志》部分著录了《史记》，分类在史部的“正史”类。而《史记》原本是“借史的形式”的一种著述，到这时又位列正史第一，所以它其实又兼跨史部和子部了。因此如果我们用传统书籍的四部分类法来看，《史记》是经、史、子三部都沾边，就是没沾集部。集部所收，按照现在一般的理解，大都是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史记》的性质？恐怕不能简单地用现在的方法，比如二分法，认定它一定是文学或者是史学，比较可行的，还是要回到中国传统著述体式中。
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钱大昕，在为同时代《史记》专家梁玉绳所著《史记志疑》所写的序里，有一段话非常精辟，他说：
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
“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的說法，来自《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因此《史记》在体例上原本有经部著述的痕迹。太史公站出来发声，写“太史公曰”，或者发感慨的时候，则有子书的意味。到了班彪、班固父子编纂《汉书》，把《史记》五体的体例修修改改，这种纪传体的史书样式，才成为史家们共同尊奉的老祖宗。至于后来者都用班固以后的所谓正史的体例来强求司马迁，说《史记》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不对，不像正史，是因为他们都把《史记》看窄了，他们不明白《史记》原本是“依乎经”“兼乎子”，最后才成为“史家之宗”的—顺便说一下，有意思的是，钱大昕为《史记志疑》撰序，开篇就是我们上面引用的这段话，而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正是用后来正史的规范体例来苛求司马迁的。
我们现在探究《史记》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正应该首先理解它的这种综合性。
读《史记》，有一种情境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看着看着，就看到司马迁自己现身说法了。比如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列传》，真正的传记文字并不多，发感慨的文字倒很不少，可以看出司马迁写这篇列传时，情绪是非常激动的。这样的写法，在《史记》以后的正史里，是完全没有，也不被允许的。而且按照《太史公自序》的记载，《史记》总共写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连字数都数得这么精确，大概率说明司马迁写完全书后，修改了一遍，但他就是不改这些在后代看来不像史书的内容，可见他落笔之时，就意识到自己所写的，本不是简单地像《春秋》那样的编年体，或者把编年体扩大为纪传体，他是要发感慨，要有“我”的个人立场的。所以跟司马迁同时代的扬雄，对《史记》的评价非常有意思。在所撰《法言》里，他说：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
扬雄引时人的说法，把《淮南子》跟《太史公书》并列，本身就很有意味，说明当时人眼中的《史记》，确乎跟《淮南子》同属子书。这样的子书，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点很多，内容很丰富，但也容易引人争议：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了，是不是太过繁杂？扬雄的解释是：表面上看，它们是繁杂的;但一般人的问题，就在于把知识面丰富当作繁杂，唯有圣人不会认为那是繁杂。
从扬雄论《史记》之“雜”，可以引申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史记》的逻辑层次，一个是《史记》的细节描写。
《史记》作为一部精心结构的大书，其逻辑层次非常重要。如前所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体的逻辑，是从时间到空间，再从天到地到人间。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发端时候开始，司马迁就给中国史书的写法，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史书的撰写，既需要把大的空间概念、长的时间概念梳理清楚，也需要把那些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状态描写清楚。可以说，《史记》里司马迁呈现的这种层次感是非常清楚的。
至于细节描写问题，我们先举个例子。宋代的欧阳修尽管对司马迁不无微词，但总体上还是很佩服的。他写过一篇传记《桑怿传》，主人公是一个做小官的人，写得非常生动。欧阳修就此有一段关于《史记》书写特征的讨论：
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
欧阳修对《史记》中传记部分生动情节是否真实记录的疑惑，来自宋代现实中缺乏类似司马迁笔下人物那样的“伟烈奇节”，但同样也是现实中的那位桑先生的事迹，给了太史公一个最佳的穿越式的辩诬机会，让欧阳修意识到古今皆有非同一般的人和事。
《桑怿传》所揭示的问题，其实就是细节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三要素—时、地、人。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时、地的研究都没有问题：时间上，尤其是历史编年的工作，代不乏佳作;地点上，历史地理学科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做得也很好。相比之下，人是比较麻烦的。虽说没有人就无所谓历史，但个人在历史书写中到底表述到何种程度才是合适的，至今仍是一个没有共识的问题。
《史记》描述历史时的层次感，从本纪、表、书、世家到列传五体的这种层次感，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记录，到人的具体活动的描述，司马迁不单纯追求大数据，他更主要的追求，是真确地反映非抽象的人性。这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八书的《平准书》。如所周知，《平准书》牵涉到经济，经济必然牵涉到钱，钱必然要讲钱数。司马迁做过专管文书档案的太史令，最高做到中书令，西汉前期全国性的档案，他自然能很方便地看到，整个的大的数据想必他也都能了解。但《平准书》里凡是记到钱数的地方，没有一处像司马迁写自己的《史记》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那么精确，反而都是大约、约等于。他不知道那些准确的数据吗？当然不是。他是觉得，在史书中，只需告诉读者一个大概的数字，有个印象就行了。讨论经济问题，他更关心的，是经济背后的人。所以《史记》的整个设计，为什么一百三十篇中要花一半以上的七十篇去写人，写各种各样的人，太史公是有非常深入细致的考虑的。但是反过来，他又不是说我只要写人就可以了。我写人，必须有本纪，有表，有书，有世家，有这样全局性的篇章笼罩住，然后再把七十篇列传里面的几百个人挑出来，去展示三千多年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最重要的结论是，细节描写不是文学的专利。历史如果没有细节，恐怕还是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现在有的人把历史或者史书单纯地理解为数据、制度或者个人履历，觉得人的个性、心态、感情都是不重要的，我觉得是不对的。
此外，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都有人在反复讨论《史记》的虚构问题，总觉得书中的人能这么生动地说话，有这么丰富曲折的情节，一定是文学不是历史。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也值得商榷。现实生活中某些奇葩的情节、生猛的话语，是小说家做梦都想不出来的。而透过现实去观照历史，尤其是读《史记》这样的经典文本，就会发现许多人、许多事都是“古已有之”。所以用是否有对话、是否有细节，来判断某个文本是文学文本还是历史文本，显然是有问题的。
《史记》尽管是由子书最后导引到史书上去的综合性文本，但是司马迁作为公认的一流史家，写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他对人本身是有非常深切的体会的。他应该觉得，书写历史，如果我对于人性的东西不能揭示得很清楚，那么历史好像就没有被打开，所以他对抄档案的兴趣并不大。比较《汉书》跟《史记》，做历史研究的人特别喜欢《汉书》，因为数据准确;但是作为经典来阅读的时候，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恐怕还是《史记》，因为司马迁写东西，就好像他在你我面前，跟我们聊天一样。
司马迁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已经不知道了。十六世纪明朝的一部类书《三才图会》里，有一幅司马迁像，我觉得画得非常好：没有胡须，是表示他受过宫刑;眼中隐含忧伤，是表明他对世事有非常深刻的洞察，但又觉得无可奈何。这位身心都受到过摧残，却依然对众生怀有温情的智者所编写的《史记》，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认真地读一读，不是因为它名头大，而是因为其中既有对长时段历史的比较真确的追述，也有很多能够触及人内心的古今相通的感性书写。
本文系作者在新华·知本读书会第八十三期所作演讲，刊发时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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