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所国内知名的百年老校,复旦大学有着颇为悠久且曲折的历史;与国内各家知名高校注重著史修志的传统一样,复旦校史研究成果与资料也已然汗牛充栋,尽管其中大多数未必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但今天有一位校史讲述者,正试图打破这种陈规。上海辞书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讲述复旦旧事的专著,题为《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下简称《相辉》),作者署“读史老张”,为复旦校友张国伟老师。张老师早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曾留校任教十载,如今则是沪上知名的媒体人,工作之余,颇留意母校及其周邊的历史掌故,所以他的书里不仅包含对复旦的深情,而且兼有其扎实的史学训练与媒体人的敏锐。《相辉》一书分为“风景”“背影”“周边”“灯下”四编及附录,以校史中的空间、人物为线索,与读者聊起复旦的家常。比如历史上的复旦校园里,不仅有燕园、简公堂、操场、宿舍、食堂等建筑空间,也有复旦周边的水道与著名的五角场、邯郸路。被人遗忘的复旦校园西段,曾长期被走马塘水包围环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被引入地下,其中有一条总会因雨水而暴涨导致校园变泽国(《复旦的“护城河”》)。复旦正门前的大路,由民国时“魏德迈路”改为纪念“邯郸战役”的邯郸路(《为啥叫“邯郸路”》);今日稍嫌寂寥的国年路、国权路甚至四平路,曾经也算是五角场荒村之中繁华与人文气息并存的地方(《国权路与国年路》)。而校园里的“义勇军”、刀光剑影的“壁报”、一○○号历史系的名流们,则更是校史中最吸引人的细节之一。
人来人往
作者老张对人物的刻画要求很高,他曾说塑造人物如果只有套话,那写出来的不过就是呆板的悼词。所以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正是老张颇为得意的地方。比如著名作家靳以(1909-1959),早年就读于复旦商科,后于内迁的北碚复旦任教国文系。虽然身为文艺青年,但因家里希望他能继承五金产业,靳以在复旦预科毕业后进入当时复旦最好的专业商科继续深造,但他对商科似乎完全无感。他每夜偷偷地写作,写完的稿子用假名投出去发表,不到二十岁就在《语丝》和《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了。在靳以的笔下频频出现其仰慕的前辈学人,如郑振铎、孙寒冰。又如他的写实小说《校长》,刻画了一位中年丧偶、和善可亲的校长先生,这正是靳以求学时候的复旦校长李登辉(《李登辉校长的文学形象》)。当然靳以也会讽刺一些他不甚喜欢的人,另一篇《教授》就描写了一位他就读商科时的任课老师,上课极其无聊,学生的求知欲完全无法得到满足,在学生的刁难下又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背上好像渗出汗来”。老张还发现,靳以与被誉为“东宫皇后”的女同学陈鼎如关系非常密切。据当时另一位女生邵梦兰的回忆,“东宫皇后”有一位哈尔滨男友,被戏称为“皇帝”,而靳以父亲常年在哈尔滨经商,那位“皇帝”甚有可能就是靳以。其实靳以的书信甚至小说里都有不少这位复旦校花的身影,但最后这两人没有走到一起,分手让靳以痛苦许久,多年以后他还梦到陈鼎如,追怀往事,抱头痛哭。
书中校史人物,最有趣也最出人意料的是《谁还记得复旦门房》一篇中的主角们。旧日的“门房”职权大约与今天的保安相似;但其与今日校园中的保安出自各大安保公司不同,当时的门房先生们直接受雇于学校,且学校规模有限,师生与门房间的互动亦远较今日紧密。今天记载中最早的一位复旦门房先生名叫“明顺”,中年人,身材矮小,“人极忠诚”。他原来是马相伯先生在徐家汇天文台办震旦学院时的门房,一九○五年震旦师生出走吴淞,新创复旦公学,门房明顺也随师生们一起来了吴淞,可谓忠诚之至。当年的门房有“一见即识”的基本功,一个礼拜新生的全部信息都了然于胸,仿佛今天的“人脸识别”。据说有一位学生一九三六年毕业赴川,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重回复原的江湾校舍,门房依然能叫出他的名字。另有一位门房“老王”,则每日着长衫,斑斑白发,望之如一位名教授;学生的家信、情书、便条等,一进大门绝对投递无误。那位老王抗战时随李登辉校长留复旦沪校,老王的“记性”,也与李校长的“礼帽”、金通尹的“白发”、李权时的“身材”等一起名列“赫德路复旦人文十景”之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复旦女生宿舍多达三重防卫,其中有一位泼辣利落的女门房先生“徐凤仪”,给那一代复旦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门房们的个人情况留下材料极少,但是他们忠心、缜密、干练的身影,无疑是复旦校史叙述中亮丽的风景。
校长之风
校园里不仅有佳人才子、伙夫门房,旧时最受人尊敬的校园领袖无疑就是一校之长,老张对复旦史上的那位李校长便推崇备至。李登辉(1872-1947),字腾飞,印尼华侨,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大学的奠基人之一,自一九○五年任复旦公学总教习,一九一三年出任复旦校长至一九四七年去世,一生都献给了复旦,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天复旦本部邯郸路这片永久校址,就是李校长亲自下南洋募款购买而得的。但是,老张也略有遗憾地感叹今天的复旦校园里,“李老校长没有雕像、没有纪念碑,他只是一个符号、一段往事”,当然这某种程度上符合他本人在世时的想法。
李校长不仅有其庄重、令人生畏的一面,其活泼可爱的一面也被保留了下来。据说当时如果有人被招进校长室,那一定是要被李校长批评训斥一番的,师生们暗地里称之为“吃大菜”,比如乱剪花木的校工、不好好备课的教师或考试作弊的学生。有一次,一位叫李获海的同学也收到一封“大菜单子”。那位小李因恋爱受挫,精神萎靡了一阵,以为因此要“吃大菜”,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因为小李名字缩写T.H.Lee,与李校长是一模一样的,门房把他的情书错送给了校长,李校长拆阅后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收信人应该是李获海,心里便颇为不安,所以特邀小李来办公室当面道歉。由此可见李校长于尴尬之下仍不失其拘谨与可爱。还有一段,李校长为练习国语,每天与师生一起在食堂共进午餐,因其自幼生长于南洋、求学于北美,三十多岁回到国内时几乎不会讲国语,午饭时间无疑是实战非常好的场合。一次他问法学教授端木恺:“你有没有种牛?”端木答:“我家不种田,没有养牛。”李校长忙用英语解释是问种没种过“Smallpox”(牛痘)。经过四十余年复旦生活,李校长的国语不仅交流无障碍,而且能直接发表演说。一九四七年登辉堂落成,李校长最后一次向师生发表演说时,便基本用国语,那次他让后来世世代代的学生记住了他提出的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在复旦校园寻找李老校长》)
复旦历史上唯一的女校长谢希德(1921-2000)先生同样拥有不凡的人格魅力。老张在《校车从历史深处驶来》一文中,从一个独特视角怀念了他亲历的谢校长往事。身为校长的谢希德住在建国西路,但她上下班很少坐学校所配的小汽车,而常常坐接送教师们的校车。当时的校车其实就是公交车式样的“巨龙车”,其条件可见一斑。当时老张刚留校,偶尔也搭乘校车上下班,亲历过谢校长坐车的场景。谢校长大约每天七点等在站点,因腿脚不便,上车后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都与大家打招呼,车厢内大家聊天时也会偶然插一句话。众所周知,谢校长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八十年代中美关系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但其作为普通乘客的形象,则让今天的读者倍感亲近,也越显其人格的伟大。
复旦红颜
女性是《相辉》一书中着力突出的主题。前述的谢校长、靳以的校花女友及“东宫”女门房皆是其例。原以为,复旦与历史上的著名女校相比,女性教职与校友的数量与名气皆不在上风,但经过老张的考证挖掘,才发现这里的女性成员,多有当日第一流的人物。在《一代名媛的执教情缘》中,老张提到复旦史上著名的三位女教师:毛彦文、蒋碧薇与方令孺。毛彦文(1898-1999)可谓民国时期知名的美女学者、慈善家;吴宓对她的单相思更是民国文坛知名的八卦。留学归国的毛彦文,本来要去暨南大学求职,结果因为没法做女生指导取得免费宿舍,转投复旦。毛作为女生指导,严幼韵、邵梦兰等复旦知名女生都算是她的门生。据说刚来的毛彦文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李校长竟要求她检查女生们的往来信件,这让她无所适从,不过究竟有没有付诸实际就没留下记载了。毛彦文在复旦所历印象最深的事,无疑是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1870-1937)前来求婚。毛女中时的同学朱曦是熊希龄的内侄女,第一次她代为来复旦提亲被拒,结果第二天熊总理亲来“东宫”会客室,校园里的女生们见到美髯熊公,不胜错愕稀奇,这让毛彦文有点下不来台。最终在熊家上下的齐心撮合下,毛彦文终于被打动了,决定请辞与熊希龄结婚。孰知李登辉校长还特别欣赏毛彦文的执教水平,不同意她辞职,后来是熊新郎亲到复旦与校长交涉,才完成了这桩美事。1928 年建成的女生宿舍,因位于校园东侧,被男生戏称为“东宫”
另一位法文系教师蒋碧薇(1899-1978)的知名度同样不逊色。她的第一任丈夫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第二任丈夫则是国民政府高官张道藩,她的父亲还是早期复旦国文系主任蒋梅笙。一九一七年她撕毁婚约,与时为复旦预科生的徐悲鸿私奔日本,这让她的父亲头疼不已。一九三八年复旦因战事西迁重庆后,游学归国的蒋碧薇来到菜园坝复旦任职法文系,后又随复旦再迁北碚黄桷树镇。蒋碧薇留下的记载,多不在学校课堂之上,而是在她的家宴之中,她租住的宅子是北碚复旦教授们少有的聚会中心。黄桷树镇没有一家像样的餐馆,蒋碧薇的朋友们在她家组了个吃饭团,被大家戏称为“光禄寺”(古代宫廷掌管膳食的机构),大家在席上学问时局,无话不谈。宾客之中时任复旦教务长的孙寒冰,于一九四○年在重庆大轰炸中罹难身亡,蒋碧薇深受刺激,因之辞去复旦教职。
“光禄寺”席上同为女教授的方令孺,与蒋碧薇友谊不浅。与蒋不问政治不同,方令孺为当时的进步教授,但二人相处非常融洽。方令孺还与孙寒冰关系甚密,据说孙是方曾经爱过的人,二人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同学。作为桐城派方苞后人及新月派的诗人,方令孺在复旦开设国文及《离骚》《现代小说选》之外,还创作了不少诗歌。一九五八年,随复旦回到江湾的方令孺,因一纸调令要去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不得不离开了依依不舍的复旦校园,但她依然是老复旦时代任职最久的女教授。
与之前的名媛教授稍有不同,复旦农学女教授曹诚英(1902-1973)的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不过她的经历可能远远胜过上述三位名媛的总和。曹诚英早年求学民国东南大学(后中央大学)农科,后自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继续深造,毕业归来已经抗战军兴,曹氏辗转入职北碚复旦农科,在马铃薯栽培方面有重要的研究。后曹随复旦回沪,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复旦农学远走东北组建沈阳农学院,她又以多病之躯毅然前去。动乱期间,曹诚英将个人全部著述文稿交给好友汪静之,并嘱咐死后全部销毁,世人再也没有见到关于曹著文稿的面貌。可是,纯粹的农学专家,不是曹诚英人生的全部,因为她有一位挚爱一生的男友胡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适研究热以来,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被发觉的胡适女友,就是曹诚英;而经过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一书的深挖后,这位敢爱敢恨、文理兼长的新式女孩形象已渐渐丰满,作为胡适的嫂妹、知己,到与胡适音讯相隔,最终一生未嫁,曹诚英绝对是复旦史上最有个性的女教授之一了。
其余的篇章里,还记录了不少复旦的“女神”们,如与北碚复旦短暂结缘的萧红(《离乱中萧红与北碚复旦相遇》)、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时期的李子云(《李子云的军装照》),以及老张曾经采访过的戴厚英(《消失了的灵丘路》),等等。其中,还有一位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来沪女留学生米川阳子,据说拥有山口百惠般的甜美笑容,因此她不仅在书中留下了印记(《曾经落寞的五角场》),想必也为老张留下了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吧。
聚光灯下
读罢全书,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老张绝对是一位资深文艺青年,尤其是在舞台艺术方面,因为在他笔下表现最多的复旦空间,就是各种戏剧舞台。当然,复旦大学无疑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开展现代话剧编排演出的学校,自马相伯先生时代就十分注重话剧、辩论等课外活动与学科教学的配合。马相伯震旦弟子中的李叔同,早年便是位卓越的话剧表演家。初创于复旦公学时期的复旦剧社,其余脉一直延续至今,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复旦剧社:从简公堂到卡爾登》)。书中有大量篇幅围绕复旦的话剧演出、校园明星及教师票友等话题展开。比如考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校园的复旦版《红岩》话剧时写道,当时舞美的幕布都是同学们凑布票自制的,舞台灯是电光源师生们做的,剧中人物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呢大衣是问苏步青校长借的;但国民党军官服借不到,最终竟是用食堂面口袋染色后做的(《复旦版话剧红岩幕后》)。而老张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剧中大反派徐鹏飞扮演者“小董”的身世与晚境,又流露出格外的唏嘘与无奈(《100号里的大师与小人物》)。
早年复旦的文理科大学者们,多有喜好传统戏,书中提到过多次大教授粉墨登场、施展才艺的场景,其中登辉堂上的昆曲“大腕”无疑是中文系的赵景深先生,甚至最惊艳的一次是“赵家班”举家登台演《长生殿·小宴惊变》。核物理大家卢鹤绂先生也会在讲课时唱戏,一次讲到物理学“无规荡步”(random walk)时,卢先生突然踱起了方步,口中念“无规荡步”仿佛“乌龟荡步”。其余如谭其骧、索天章、李振麟等诸位先生,也都留下过校园唱念的掌故(《名教授的梨园逸事》)。
全书正文最后一篇,老张记下了一次饶有兴致的复旦观戏体验:二○一七年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纪念活动中,上演的复旦大学前校长、中文系一级教授陈望道先生的同名话剧。老张自言,在观戏之前曾对剧中可能表现的望老生平,做了一次预测,然皆为中的;不过全剧的情节安排,似乎也未尝让他太过失望,这让作为编剧和导演的笔者有意外的欣慰。笔者彼时尚为一默默无闻的青年教师,与老张亦不曾谋面;且编写剧本的初衷,本为发扬望老与校史本身,遂在舞台上引出刘大白、蒋碧薇、孙寒冰、方令孺、周谷城等复旦先贤。此举虽曾有过不同的意见,但皆被一一坚持下来。日后见到读史老张的这番肯定时,于笔者而言竟有着迟奉知音之感。曹诚英(1902-1973)复旦话剧团成员的合影
结语
一校之史,仿佛一家之史,虽然千头万绪,终究是屋里小事,但不能因为屋里事繁复琐碎、无章可寻,就不给家里的子侄晚辈交代一二—校史也是同理。除却专业的研究者,一校之史最大的读者依然是本校的师生们,相信学校史上的人物、学科与场所空间,多少会让学校师生产生点兴趣。不过相较于此,真正的一校之史体量无疑要大得多,尤其是经历了近代史的百年老校们,希望通过三言两语轻易讲清各自因缘演变的尝试,无疑都是徒劳的。复旦一百一十五周年的历史沧桑,同样不止这一册《相辉》所能裝载,但《相辉》一书无疑给希望了解复旦校史的复旦人与读者们,打开了一扇明窗,更为复旦校史研究开了个好头。老张自谦书中所述仅为“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其实他为复旦人勾起了一个时代的复旦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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