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年十月八日，旅行途中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给一生挚友沃顿博士（Thomas Wharton）的信中抱怨湖区的集镇—安布赛德（Ambleside）—的客栈太糟糕，没法住。他特别提到镇上最好的客栈也非常潮湿，像地窖一样。他宁愿继续前行十四英里去肯德尔落脚。格雷没有提这个客栈的名字，但在当时，安布赛德最好的客栈是萨鲁塔客栈（Salutation inn），位于小镇最中心的位置，到今天依然是最好的，已经成为萨鲁塔酒店。如果是在今天，格雷没有理由不享受这个奢华舒适的酒店。
背对着酒店往右前方即朝着离开安布赛德的方向走去，大约十分钟不到的步程后，在左手边一个叫“赫尔维林”（Helvellyn）的房子与“避风港小屋”（Haven Cottage）之间有一条从主街道通向个人住宅的私人车道，私人车道的尽头是一栋非常隐蔽的叫“山丘”（The Knoll）的房子。房屋四周的树木藤蔓几乎遮蔽了正面，而它的后面是一座如今已经废弃的卫理公会小教堂。“山丘”里曾住着将社会学家、记者、作家、教育家等诸多身份集于一体的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1802-1876）。这条车道在马蒂诺的时代就已存在，那些来拜访她的人几乎都是乘着马车经过这条车道来到她家门前的。车道右手边，是曾经的卫理公会校舍，它的白墙之上贴着英国标志性的蓝色纪念圆板，第一行是马蒂诺的名字。第二行是生卒年，第三行是她的身份—作家、社会改革家，第四行只有两个单词“lectured here”（曾在这里演讲）。
马蒂诺四十二岁时决定从伦敦搬到湖区定居。在此之前，马蒂诺早已经名利双收。《政治经济学故事集》（The 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马蒂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及法国、俄国、奥地利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小故事来解说复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象的努力，这套书让她在政治经济学的普及方面功不可没。通过她的作品，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等复杂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被更多的人了解到。这套书赚的钱，又被马蒂诺用作美国旅行的路费，于是产生了《美国社会》（Society in America）与《西行回忆录》（Retrospect of Western Travel）。在很多女作家尚忌讳用自己的真名与女性身份发表作品的时候，马蒂诺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上使用了真名，还向世界宣示，女作家不仅有才华创作，而且有能力以写作为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为女性呼吁独立的经济能力与写作空间时，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马蒂诺已经做到了，她用自己的稿费以及借来的部分资金，为自己建立了生活与创作的理想住所—“山丘”。而且，留给后人无限想象的是，“山丘”曾经接待过那个时代各个领域出色的人物，象征着女性作家在文学传统中的融入。
完成美国的旅行以及关于美国的作品之后，马蒂诺在书写小说《鹿溪》（Deerbrook）期间一病不起。长达五年的时间，她几乎无法行走。就是在这次重病期间，她接触了解了催眠术，并且，至少，她自认为，奇迹般地被从未谋面的催眠师亨利·阿特金森治愈。生病期间的马蒂诺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与会客。甚至还完成了《病房琐纪》（Life in the Sick-room）。大病初愈后，马蒂诺在华兹华斯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建议下，在他们附近的安布赛德安家。马蒂诺喜欢湖区的这座小镇，但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于是决定自己买地建房。马蒂诺买了两公顷土地，看着这栋三角墙的房子按照她的要求建成。一八四六年四月七日，“山丘”与花园以及为园丁夫妇建的农舍全部完成。在此之前，她在安布赛德暂时租房子住。在等待房屋建成的两年多时间里，马蒂诺并没有停止写作，完成了《伐木与捕猎法则故事》（Forest and Game Laws Tales）。
“山丘”由灰色的威斯特莫兰郡石头砌成，坐落在一个崎岖不平的山丘顶部，这也是房名的来源。房子面对着温德米尔湖的方向。与房子垂直的那条幽静小道是开放的步道，顺着步道径直走下去便是马修·阿诺德的福克斯庄园（Fox How）及其女儿、女婿—英国第一任教育部长—所居住的福克斯溪流庄园（Fox Ghyll）。一八二○年至一八二五年，英国随笔作家、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也曾经在那所宅子里度过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华兹华斯的家瑞德山庄（Rydal Mount）也在不远处。当初马修·阿诺德的父亲，著名的阿诺德博士（Thomas Arnold）便是在华兹华斯的建议下，与夫人一起在一八三三年于罗莎河畔建立了福克斯庄园。一八四二年，四十七岁的阿诺德博士早逝，阿诺德夫人与她的孩子们继续住在那里。
一八四八年三月，爱默生来到安布赛德，在“山丘”作客数日，并且与马蒂诺去拜访周围的“好邻居”。后来他把这段经历记录在《英国人的性格》（English Traits）中。当时马蒂诺刚从埃及旅游回来，在某个周日的下午，爱默生与她一起到约一英里外的瑞德村瑞德山庄去拜访华兹华斯。爱默生与马蒂诺当时走的就是与“山丘”垂直的那条步道。曾经在萨鲁塔客栈居住过的诗人济慈与经济学家、思想家穆勒拜访华兹华斯走的也是这条路。华兹华斯退休前每天从瑞德山庄去安布赛德印花税务局（The Old Stamp House）上班，走的也是这条路。沿路不仅风景如画，还可以听见流淌的罗莎河水和浓密树叶间的鸟鸣。济慈，《夜莺颂》的作者，是否也是在这里听到了曾经激发他创作不朽诗篇的“不朽的精禽”的悦耳鸣叫？三五步便能看到小道两旁的山坡上横陈着不知何时被雷电劈断的树木。
如今的“山丘”已经变成一个假日酒店，因为疫情，即使是以度假为借口，体验“山丘”的梦想也很难成真，甚至无处征得同意走进那条私人车道，离“山丘”更近一些，只能在步道上远远眺望。通过过往的文字记载，想象着它的宽阔，花园的美，后院里的猪圈、牛棚以及马蒂诺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院子里华兹华斯手植的两棵石松不知是否还在，那座刻着华兹华斯赞赏的文字“光，靠近我！”（Light！ Come visit me！）的石灰岩日晷还在原地吗？走过一层一层的台阶，来到封闭的门廊之下，右手边是光线特别好的起居室，有两扇特别大的落地窗，窗外也有台阶铺砌至地面;左边是马蒂诺用作书房与餐厅的房间，这个房间有一扇大的“八角窗”（bay window）—据说在建造“山丘”时，为了可以欣赏与感受到外面的山景、阳光与变幻的云，马蒂诺特别要求建了“八角窗”。但是，那时在英格兰建房子需要缴纳窗税（window tax）。在这样的情况下，马蒂诺的行为本身无疑就是对既有制度的一种反抗。马蒂诺在自传里也说，想借此举向后人表明，希望自己废除窗税的努力不会白费。除此之外，马蒂诺的大玻璃窗户与她的身体状况也有些关系。马蒂尔十二岁起几近失聪，通过敲门声知晓有人来访对她来说有些困难，所以她在客厅与楼上卧室里都安装了大扇窗户。
在马蒂诺居住期间，“山丘”里放着满墙满屋的书，以及当时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哲学家赠送给她的礼物。有查尔斯·达尔文的兄长、诗人与哲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送给她的银制的日历，有托马斯·卡莱尔的夫人送的拉斐尔画作的复制品，各种赠书、赠画更是散落在这里的各个角落。在马蒂诺本人的描述中，“山丘”完全是一座文学、艺术甚至包括科学聚集的宝屋，充满着友人的礼物与上天的祝福。我们站在房子的对面，看到的不仅仅是马蒂诺一个人穿越时间发出的光芒，还有二楼客房中曾经出现过的光芒万丈的名字，爱默生、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盖斯凯尔夫人，等等。我们试着想象华兹华斯、马修·阿诺德、日记作家与哲学家亨利·克拉布·罗宾逊（Henry Crabb Robinson）在那里的身影。说那里曾经群星灿烂也不是过誉之词呵！
在很大程度上，“山丘”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都是一位文学女性凭借自己的能力打造的一座具有象征意义的房屋。马蒂诺在里面生活、创作，为一些社会活动出谋划策，亲力亲为。
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1816-1855）于一八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在这里与马蒂诺度过了一周的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包括读书、写作、做针线活、拜访阿诺德在内的周围邻居等活动。勃朗特在“山丘”写信给她的朋友“奈儿”（即埃朗·纳西[Ellen Nussey]），详细记录了她与马蒂诺在一起的活动，以及马蒂诺早起晚睡的习惯。她告诉奈儿“山丘”里里外外都很整洁和舒适。也是在这封信中，勃朗特记录了马蒂诺与安布赛德当地人的关系。因为马蒂诺一心为当地人，尤其是下层人民做事，所以很受他们的拥护与爱戴，反而不怎么受那里的上流社会待见。每年冬天，马蒂诺会在卫理工会校舍里为当地工人阶级与商人们做系列讲座。因为那些人平时没有经济能力受教育，也很难接触到报纸书刊等。马蒂诺在这里讲授英国历史、美国宪法，也会将克里米亚战争等时事讲给他们听，偶尔还会讲环境、卫生保健等问题。有时也会有乡绅阶层想听她的讲座，她却总是以没有位子为借口拒绝他们进入。她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底层人民。
汉娜·阿伦特曾就学校的功能说过一些让人难忘，也让人向往的言语：“学校的功能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而不是教他们谋生的技能。”（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等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在校舍中演讲的马蒂诺无疑没有辜负她的教育家身份。勃朗特来访的冬天刚好是马蒂诺的讲座时间，她听完马蒂诺关于历史的讲座，完全沉浸在那些内容中，盯着校舍的墙壁出神。在书信中，勃朗特表示自己并不认同马蒂诺的无神论等思想，但她确实发现马蒂诺行为的一以贯之，让人尊重和爱慕。她强调马蒂诺不是一个单靠作品就可以判断的人，更多的还是要看她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在勃朗特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言行更加高贵和更具有典范性。后来，夏洛蒂·勃朗特的传记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特别记录了这两位女作家的往来恩怨。
虽然《简·爱》出版时，夏洛蒂·勃朗特用的是一個男性的名字“柯勒·贝尔”（Currer Bell），但包括萨克雷、阿诺德、马蒂诺等很多作家都已经知道贝尔的真实身份。勃朗特与马蒂诺的初相识就在于勃朗特感恩马蒂诺的小说《鹿溪》给她带来的快乐，所以给马蒂诺寄了自己的小说《雪莉》（Shirley）开始的。这是女作家之间的相互欣赏。她们曾在伦敦会面，而安布赛德则是她们之间的第二次会面。当时勃朗特身心状态都不太好，面对马蒂诺的邀请，她欣然来到仰慕已久的湖区。勃朗特早年曾与湖畔派诗人骚赛有书信往来，而且骚赛与华兹华斯都曾表示过对她的欢迎。只是由于经济状况，勃朗特来此旅游并且拜访湖畔派诗人的愿望一直没能成真。最终来到这里的时候，三位老诗人都已经过世。不过，湖区的空气与风景对勃朗特大有裨益。勃朗特对马蒂诺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她伟大、善良、有用不完的精力。她在书信中对马蒂诺生活日程的详细记录也让我们了解到，一直在外界看来时常抱恙的马蒂诺的超越正常人的生活与工作状态。
只是，二人的友谊并未持续太久。一八五三年初马蒂诺对勃朗特小说《维莱特》的负面评价是这段友谊中断的导火索。在“山丘”做客时，勃朗特已经见识到马蒂诺的真诚，当时便希望对方日后对她的作品给予真实的看法。于是，马蒂诺坦言不喜欢充斥在小说《维莱特》中爱的类型和程度。虽然马蒂诺践行了之前所允诺的真诚相待，但这样的批评完全否定了勃朗特所深信的。勃朗特在回信中毫不掩饰对这种指责的不满和愤怒—“假如我被押到英国全体批评家的法庭上受审，面对这样一个指控，我的回答将是：‘无罪。”（《夏洛蒂·勃朗特书信集》，杨静远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这是勃朗特此生写给马蒂诺的最后一封信。在信的结尾，勃朗特写道：“与你发生分歧，我感到剧烈的痛苦。”但在马蒂诺看来，这并不是一件严重到会终结二人友谊的事情。直到她发现再也收不到勃朗特的信时，才写信给两人共同的朋友乔治·史密斯问询勃朗特的情况。也是在回复史密斯的书信中，勃朗特再次重申了二人的分歧，并且说她们“最好不要试图做亲密朋友”，希望马蒂诺把她忘掉。她甚至说，“她（马蒂诺）认为是正确和重要的几点意见，在我看来是荒谬绝伦的”。勃朗特无法越过马蒂诺批评自己的那个坎儿，至死也没有原谅她。或许是性格不同，这段终结在勃朗特的关系，在马蒂诺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勃朗特去世后，马蒂诺为她写了一篇文章。无论谈到马蒂诺的一生，还是勃朗特的一生，这一段关系谁也避不开。盖斯凯尔夫人在勃朗特的传记中，特别从勃朗特的方面描述了这段友谊的终结，马蒂诺指责盖斯凯尔夫人所言不实。事实真相如何，后人万般猜测，终也是一团迷雾。
在马蒂诺与勃朗特的友谊开始与结束之间，日后在英国非常闻名的小说家乔治·艾略特也曾拜访“山丘”。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艾略特在写给朋友查尔斯·布雷的信中描写马蒂诺对她如何亲切，又是如何充满活力，光彩溢人。艾略特还把马蒂诺对“山丘”的描写附信寄去，让朋友对这座房子有个了解。当时的艾略特还是著名的《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主编约翰·查普曼的助理编辑，名字用的还是她的本名，玛丽·安·伊万斯（Mary Ann Evans）。要到一八五七年，她才在爱人的鼓励下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阿莫兹·巴顿主教的悲惨遭遇》（The Sad Fortunes of the Reverend Amos Barton），因为故事非常成功，数次被问到名字，才决定以乔治·艾略特作为笔名。
马蒂诺与《西敏寺评论》有着很长的渊源。一八三七年至一八三九年间，她曾为《西敏寺评论》撰稿，主题多是女性和废奴运动，《西敏寺评论》成为她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发声的平台。一八四五年，马蒂诺与艾略特才认识，但当时只是点头之交。直到一八五一年乔治·艾略特在报刊《领袖》（The Leader）上为马蒂诺与她的催眠师、科学家阿特金森的合作作品《关于人的本性与发展准则的书信集》（Letters on the Laws of Mans Nature and Development）一书写书评。这本书信集因为宣扬“无神论”“唯物主义”令马蒂诺几乎名声坏透。书中，马蒂诺承认自己的“亵渎神灵”（Blasphemy），表示要宣扬她坚信并践行的知识与准则。甚至马蒂诺的弟弟，当时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哲学家詹姆斯·马蒂诺（James Martineau）也撰文攻击批判书中的无神论。艾略特在评论中赞美了马蒂诺诚实的探索精神，但也批评了她的无神论思想。或许正是艾略特的这种虽有保留，却很明显的赞美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同年夏天，她们再次在主编约翰·查普曼家相遇时，两人已经成为朋友。一八五二年一月，马蒂诺与阿特金森去拜访了艾略特。艾略特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这次拜访，还称赞了马蒂诺的能量和勤奋。显然马蒂诺也享受艾略特的陪伴，回到“山丘”之后还给艾略特发了邀请函。一八五二年十月，马蒂诺再次发给艾略特一份信笺，这回还附带了一张“山丘”的小图。艾略特与马蒂诺的关系在一八五二年十月达到巅峰，十月二十二日，艾略特去“山丘”拜访马蒂诺。不同于前两次见面中艾略特认为马蒂诺的长相有些让人不舒服的认知，在“山丘”，艾略特发现了马蒂诺的安然与光彩。两人无所不谈，亲密无间，讨论了文学、颅相学与催眠术以及安布赛德建筑协会等话题。后来，艾略特还负责编辑出版了马蒂诺的《爱尔兰来信》一书。
当然，后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些尴尬。马蒂诺从一八五三年开始着手翻译法国社会学家、实证哲学创始人孔德的作品。马蒂诺的《孔德的实证哲学》（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一书并非是单纯的语言翻译，而是将庞大的、难以掌握和理解的孔德思想进行了缩写。这项工作如此成功，以至于法国人将马蒂诺的这本书又译回法语作为教材。孔德本人的作品被陈列在博物馆，或作为罕见作品被珍藏起来。孔德恰好是艾略特的爱人刘易斯（George Henri Lewes）的书写对象，作为编辑的艾略特由此难免生出竞争之心，影响了两人之间的亲密无间。虽然此后艾略特再没有回过“山丘”，但马蒂诺在随后的岁月里有机会都会去拜访艾略特。艾略特对“山丘”的这位经常病恹恹的女主人的精力与勤奋是一直持着赞扬态度的。
马蒂诺的一生多产，写译了五十多部书，收获很多普通与不普通的读者，诗人柯勒律治曾经告诉马蒂诺，自己每周急切地等待《政治经济学故事集》的更新;这套书也成为当时尚年轻的维多利亚公主最喜欢的故事集。维多利亚公主继位为维多利亚女王后依然十分喜欢马蒂诺的书，甚至还邀请她去宫廷。法国国王路易斯·菲利普也安排人翻译她的作品，并且把这本书引进学校，甚至托人向马蒂诺要她的个人信息。俄国沙皇也通过对法文版的阅读对马蒂诺生起敬佩之情。当然后来这两位君主都因为马蒂诺在书写中涉及两个国家专制的一面，纷纷表示了鄙夷之情，沙皇甚至命令烧毁所有马蒂诺的书。但马蒂诺在当时的影响是无人可以匹敌的。
马蒂诺与疾病抗争的经历一直是一个传奇。她十二岁时几近失聪，同时失去了的还有她的味觉与嗅觉。成年以后，马蒂诺也多次重病卧床，甚至生命垂危，但靠着意志，或者她所相信的催眠术，她战胜了疾病。疾病并没有影响马蒂诺的成长与生活，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让她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和学习。二十岁时，马蒂诺已经能流利地说三种语言，用四种文字阅读。同时，马蒂諾也是维多利亚时期最能游历世界的女作家。一八三八年出版的两卷本《西行回忆录》是她除了《美国社会》之外另一部关于美国方方面面的书。美国人并不喜欢这位女作家描写他们国家的奴隶的情况。她的《东方生活：过去和现在》（Eastern life： Past and Present）则是以埃及为中心的对东方社会的观察。马蒂诺并非只是看远处的风景，在一八五五年，已经看遍湖区的她写了《英国湖区指南大全》（A Complete Guide to the English Lakes），书中除了详细的文字描述的路线，诸多著名的山脉、难行却风景美丽的山口、湖区天气等，还有重要景点的插图、整个湖区的住家以及私有或国家机构的地址录。
马蒂诺在世时，无神论毁掉了她的名声，华兹华斯曾称马蒂诺是一个“危险的陪伴”，这些坏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后世对她的认知。就像比她早一些的威廉·赫兹里特，无论是人还是作品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他们的坏名声所掩埋。隐居在“山丘”的马蒂诺不仅从事写译工作，还为《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与《每周纪事》（Once a Week）写了几百篇关于棉花贸易、印度、版税以及其他时政问题的文章。马蒂诺呼吁废奴，讨论女性的职业、婚姻与生存状况，探讨生态环境，等等，她的一些观点今天还在被引用。英国作家、大主教罗恩斯利（H. D. Rawnsley）曾经这样谈及马蒂诺：“无论是作为东方或西方的旅行者，给孩子讲故事的人，历史学家，小说家，教育家或社会改革家，她的声名，实至名归地伟大，都不如她在美国内战期间挥笔作为记者的威力。”（Rev. H. D. Rawnsley. Literary Associations of the English Lakes.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1）作为记者，马蒂诺收到的赞美或者咒骂的书信，多到需要用水桶来盛放。但无论她在思想界如何挥笔能辩，马蒂诺对生活在周围的人们却始终无比友善。除了每年冬天的免费讲座，她将自己图书馆中的书借给安布赛德所有爱读书的年轻人，只有爱书人才能体会在书价如此昂贵的时代，这样的举措是多么的慷慨。老人们在她的厨房里举行圣诞派对。如夏洛蒂·勃朗特所观察的那样，当地的人对她是满怀感激的。学者、华兹华斯信托的主席帕梅拉·伍夫（Pamela Woof）也指出，虽然在思想与公共辩论领域，马蒂诺像一个战士，但是，在安布赛德，在邻居中间对她来说是一件乐事。而且，她不仅给予他们温暖，还给予他们道德力量与知识。她写给邻居们的那些书信表明一个如此举足轻重的人所拥有的善良。（“Harriet Martineau and her Ambleside Neighbours”. The Wordsworth Circle， 2017，48[2]：95-101）一八七六年，写作到生命终点的马蒂诺在“山丘”中病逝。她的善良、正义与慷慨的胸怀让“山丘”在黑暗、无径的山间闪耀着知识之光。
如果“山丘”像不远处的“瑞德山庄”与“鸽舍”一样，成为故居博物馆，这无论是对当地人还是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该会是多么难忘、多么精彩的一次思想之旅。十九世纪的安布赛德可谓群星灿烂，在某种程度上像是湖区的巴黎。对于经历者以及后来人来说，一帧一幕，一人一物，都宛如海明威笔下流动的盛宴。二十世纪，安布赛德魅力不减，依旧是湖区最美的小镇之一，处处都是历史。华兹华斯工作至退休的印花税务局还在，只不过是已经成了需要预约的价格不菲的饭店。罗莎河流经小镇，在主街道上静静流淌。河上的桥屋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否旅游季，这座已经成了安布赛德标志性的建筑物总是有鲜花垂挂门前。我曾无数次在桥屋背后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听河水流淌，看游客来往。看云，听风，闻花香。想象着一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的小镇的样子。想象着无论冬夏都早起徒步的马蒂诺，试着张望远处阿诺德家的烟囱，看看是否依然有烟雾袅袅，试着想象这里曾经是多么车马喧嚣，试着仰望一下华兹华斯诗中的“光芒四射的早晨的天空”。又或试着想象一个喜剧性的画面：拿着助听喇叭筒的马蒂诺与几乎没了牙齿的老诗人华兹华斯在花园的台阶上聊天，试着想象格雷的扫兴，济慈与穆勒的兴奋，试着勾勒小镇和“山丘”的群星灿烂时，那么你或许会和我一样向往安布赛德的前世今生，也会想去看看安布赛德这位最著名的女儿马蒂诺小姐所居住的“山丘”。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