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清

　　凝视纷繁的河岸，覆盖着形形色色茂盛的植物，灌木枝头鸟儿鸣啭，各种昆虫飞来飞去，蠕虫爬过湿润的土地……万物各不相同却又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依存，并将从简单的开端中演化出最美丽与最奇异的类型，生命如是之观，何等壮丽恢宏。

　　—达尔文《物种起源》，苗德岁译

　　一百六十年前《物种起源》的磅礴收尾犹在眼前，人类和其他生命的当下关系却已陷入两难。地质科学家用“人类世”（Anthropocene）来命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意指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力量开始碾压其他形式和力量，不管是从生物层面、地质层面还是气象层面，都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英国《卫报》在二○一九年盘点过一轮数据：因为资本积累过程中需要大量燃烧化石燃料，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从二战前的260ppm飙升到如今的405ppm。随着人类不断繁衍，我们所生活的自然世界也变得更加同质化。如今世界上最常见的脊椎动物是肉仔鸡，数量一直保持在二百三十亿只的水平，因为它是人类制造出来给自己食用的。通过开矿修路、发展城市，人类不仅改变了地球的外貌，也制造出各种复杂的材料和工具，比如智能手机和圆珠笔，这些“技术化石”最终都会埋藏在废墟里，存在于未来的岩石之中。而那些化学物质则渗入食物、森林和含水层，进入全球供应日益萎缩的饮用水。

　　另一方面，“人类世”不仅暗示人类对万物的掌控，更包含非人类对人类行为的反应乃至反噬。流行病学家发现，野生水禽携带病毒的事实让它从报纸的自然版面跳到了头版头条，野生食品生产逐渐工业化带来了“人畜共患病”，禽流感的暴发被描绘成恐怖袭击。埃博拉出血热（1976）由蝙蝠传染给猴子再传染给人，疯牛病（1996）由绵羊传染给奶牛再传染给人，非典（2003）由蝙蝠传染给果子狸再传染给人，下一个病毒库会是谁？加之，病毒每六小时可以倍增一次，在理想条件下，九天就可以从一株增殖到六百八十七亿株，这个数字大约是现在世界人口总数的十倍。

　　“在科学中立性的旗帜下，这个概念传达出几乎是空前的道德政治紧急性。”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人类世”背后的意涵，换句话说，人类社会模式开启了恶之花，资本无处不在的阴影笼罩着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命运。人类要如何自处？在这个孤零零的星球上，人类还有可能获得帮助吗？也许是到了重提“关注的艺术”（arts of noticing）的时候了。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教授、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提出了这个概念，毕竟，“我们用什么观念来思考其他观念很重要”。它并不能保证拯救人类，但可能会打开我们的想象力。

　　“关注的艺术”，即关注到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被遗忘或者很难被看到的东西的能力，就像在森林中寻找松茸一样，“戳进某处空无一物的地面，然后拉起一个肉乎乎的蘑菇。这怎么可能？这里明明什么都没有—然后它就这样出现了”。我们习惯了面对大豆、茶叶、甘蔗这样的种植园产物，一种经济作物撬起一部产业史，描摹贸易打造的世界，掀开人的命运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紧密相连的真相。人类关注财富集中的历史，希望获得新一轮致富的启示。人类寄希望于“进步”解决所有问题，直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打乱这个节奏—不稳定性的含义一望而知：缺乏可预见性，没有工作保底，没有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福利。要如何着手呢？不妨看看松茸，这个迄今没法规模化生产的、丑陋的、难闻的蘑菇给人类的礼物正在于此：它生于艰苦之地，长于意外之中。当一九四五年广岛被原子弹摧毁时，据说最先从一片废墟中出现的生物就是松茸。

　　对罗安清教授来说，追寻松茸的足迹来自真菌学家的偶然建议。他们先用一个有趣的对比打破了选择研究对象的思维定式。因为人类在生命早期就形成了一种确定的形式，成年后也不会突然长出三头六臂，所以人类对于知识和存在的思考，有不少是基于明确的生命形式和年龄长短的假设。相较之下，真菌一生都在改变，随着环境的变化、共生伙伴的需求而变形甚至永生。如果我们人类向真菌学习这种开放性呢？（当然不是在身体样貌上，而是在行动上）我们可以试着不再把不稳定性视为世界运转过程中的一个例外、一个系统失灵的产物，而视之为当下生存的条件，坦然承认自己的脆弱以及对他者的需求。人没有那么独立自足，自私的基因理论将自我复制与历史隔绝，忽略了环境效应影响到的新基因表达。人，需要和非人一起缠绕于这个世界。

　　一段充满意外和合作的旅程开始了。随着进入一个个没有人类英雄的故事，我们的非人类主角渐次登场。每到松茸季，商人们就开始鼓吹松茸“生长在没有任何污染和人为干预的原始森林中”，因而有灵丹妙药之效，但真相是，松茸恰恰需要生长在受人类干扰的森林中，它是一种能够忍受人类制造的一切环境失调的野生菌菇。松茸是一种与某些树木关联的地下真菌的子实体。这种真菌从与宿主树根部的共生关系中获得碳水化合物，也对它们进行供养。松茸使宿主树木能够在腐殖质匮乏的贫瘠土壤中生存。反过来，它们也受树木滋养。这种转化性的互利共生是人类无法人工种植松茸的原因。世界上诸多机构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进行松茸种植实验，但目前为止还未成功。松茸抗拒种植园环境，拒绝高枕无忧地生长，它们需要同森林中充满活力的多元物种的多样性保持交染关系。

　　因此，作为一个对荒野保持敏感、相信大自然自我恢复能力的美国人类学家，乍看到日本森林服务局的加藤先生采取干扰自然的方式来复育森林，有点难以置信。罗安清教授看着不远处那些把阔叶树从山坡上移除的工作—连表层土也被运走了。陡峭的山坡看起来伤痕累累，一片荒芜。侵蚀和土壤流失难道不是坏事吗？加藤先生及时解释道：如果你想在日本找到松茸，则一定要有松树，如果想要松树，则一定要有人为干扰。松树能在矿物土壤上生长，侵蚀可以使这些土壤不被遮蔽。像种植花园那样种植松树并非是加藤的本意，但是他想通过制造一种混乱来帮助森林生长：这是一种让松树受益的混乱，由干扰带来。

　　不习惯思考“干扰”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把这个词与“损害”联系起来;但生态学家所使用的干扰并不总是负面的，也并不一定是人为造成的。干扰一向与万物并存，干扰始终追随着其他干扰。“干扰”作为一项分析工具，需要意识到观察者的視角—也正是“关注的艺术”的题中之义。不但不同的物种看待同一件事情的利弊不同，就算在同一物种里也会出现不同的观点。塔夫茨大学人类学系罗莎琳德·肖对洪灾的研究就展现了这一点。在孟加拉国，男人和女人、城市和乡村、富人和穷人的分组，对洪灾的认知概念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受水位上升影响的程度大小，当水位上升的程度超出自己的承受度，就变成了洪灾。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赛思·里斯教授对自然界灾害的研究更直接指出，生态系统需要干扰才能完成必不可少的任务，例如生产干净的空气和水。每一个龙卷风的漏斗云，每一场森林大火的滚滚浓烟云，都为其所影响的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利益。可以说，单一的评估干扰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干扰从来不是“是”与“非”的问题，干扰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指涉一种开放的、不稳定的现状。

　　把“干扰”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还有里山复育计划。曾几何时，“里山是哪座山”的疑问还犹然在耳，如今它已经成为处理价值混乱问题的典范，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在此间重新联结，数千个里山复育组织在日本各地涌现。里山，这个最早出现在江户时代的词语，现在意指环绕在村落周遭的山、林、川和草原，经由人类适当的干扰，提供动植物多样性的栖地，达到了社会面、环境面和生产面三赢的局面。这并非一蹴而就。二战后的能源革命让年轻人移居城市林地荒废，本地松树濒死，松茸不再，大量依赖进口松茸;广场协议签署后，人们从“付出就有回报”的高速经济梦幻中惊醒过来，进入了迷失的二十年。里山计划中，“经济零成长，也不等于衰退”的倡导让人类重新鼓起勇气，在成堆的异化废墟里捡拾可用之物，保留资源再生的条件，为子孙寻到一条可持续的路径。人类、松树和真菌在物种共生形成的瞬间得到了复兴。

　　实际上，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重生拯救的不仅仅是人类后代，更是人类的当下，如同哲学家唐娜·哈拉维在《情境知识》中提到的，“这种设计的一部分，有意或无意地在向未来招手，制作了现在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如今，各类病原体从偏远的宿主库“迁徙”到国际化的人口中心，世界范围内野生食品生产的资本化是一个重要推手;同时，日益扩张的单一种植和养殖也削减了免疫防火墙，病毒原本可以在多样化的种群中减慢传播速度，也就此失去了免疫断层。进化流行病学家罗伯·华莱士等学者在《每月评论》上讨论新冠病毒和资本循环的关系时指出，由于工业生产侵占了最后一片森林，野生食品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入荒野，以增加供应、扩大销售。结果，最外来的病原体，比如由蝙蝠携带的SARS-2，从食用动物和照料它们的工人身上找到了传播的路径，登上了世界的舞台。工业化生产追求规模，在畜舍、农场、地区层面都不断产生易感的动物，这消除了病原体致命性进化的上限。密集养殖最大限度地奖励了那些传播最高效的病毒株。当公众利益被农场和食品工厂所拒之门外，病原体则洞穿了资本不愿意承担的生物安全。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法国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凯克追着病原体的踪迹走了下去，从鸟类甚至病毒的眼光来解读世界。他在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做田野调查时注意到，非典危机余波过后，当地的三个微生物学家第一次揭示了通过鸟类层面预防禽流感是可能的。当野生鸟类大规模死于某个新兴疾病时，它们扮演了哨兵的角色—尽管发生感染时，鸟类和人类的症状非常不同，例如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的鸟，其消化道會变成血包，而人类的症状则是上呼吸道感染以及肺炎，它们仍然可以向另一个物种做出清晰预警。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对疫情的模拟。由受过小说写作训练的专业灾难管理人员设计出最坏的废墟情形，不仅可以为流行病爆发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为人与动物、捕食者与猎物潜在的遭遇做准备。在这样的模拟演习中，尤为被强调的是如何处理“不情愿的潜在病患”，包括人、宠物。模拟的超现实环境展示了一系列明显的矛盾：人类有可能变得和动物一样，演员变得被动，虚构却变得真实。

　　至此，让我们再次回到松茸森林，“关注的艺术”提醒我们，“人性的本质取决于物种与物种之间的交缠关系”。那些在生命阶序里位属“低端”的物种，在生物政治上往往被视为天然资源，仿佛毫无能动性任人宰割，但其实一直和人类共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行走在废墟之上，所幸有不同物种的接触、摩擦与陪伴，绵密地编织出此间的世界感和社会性，还有那若隐若现的自然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