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湘一

　　当今世界，有很多与全人类福祉紧密相关的重大议题，例如气候问题、新冠疫情（COVID-19）。这本应当是科学发挥作用的绝好战场，向公众传递理性清晰的说明，以及有说服力的行为规劝，可事实令人大吃一惊，科学出乎意料地陷入了一场媒体苦战：试图主导公共舆论的科学主流观点，与各种阴谋论、后真相（post-truth），以及一些科学家同行反对者们厮杀在一起。真理不仅没有越辩越明，反而削弱了科学形象的权威性和可信度。部分人急于将这个尴尬的状况归咎于大资本（如石油工业），或者国家出于私利操控媒体，煽动民众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情绪。但在我看来，这是科学的媒体营销术失败的证据。在科学崛起的时代，媒体大规模运用辉格式历史（Whiggish history）写作手法，将科学界的主流知识和提出反对意见的非主流知识对立处理，宣布被驳斥和否决的知识根本算不上是知识，而是谬误。媒体向主流知识靠拢，将科学史塑造成一场又一场真理战胜歪理邪說的胜利史。

　　今天，当公众在媒体为之站台的主流科学意见和其他反对意见之间权衡不决，一定是反智的非理性行为，或者是受到蒙蔽的可怜人吗？诚然，科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很多科学发现无法仅凭直觉或常识去验证，正如罗伯特·M.恩特曼所说：“事实无法为自己开口。”大众与科学家的交流必须使用一整套看起来是由科学家建构的话语和规则体系，但我们不能因此假定，大众拒绝接受主流科学家的意见或建议，是纯粹基于“争夺话语权力”的反智理由，为反对而反对—借由揭发某种“知识”建构的性质或成规基础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来反对该知识的可靠性，进而贬低该知识自我宣称的价值。事实上，大众并不是极端主义的反智暴徒，普通人对科学体系的信赖和掌握程度，远非想象中的那般脆弱，大众相信科学知识建筑在某些更加牢固、非人的东西之上，也更愿意接受科学给出的方法论。

　　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在《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蔡佩君、区立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提及，科学知识最终不是由（不管是个人或集体）人为作用所担保，而是由实在本身所背书;人不是制造者，而是一面镜子。换言之，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生产体系，其规则和运行机制确保其相对于其他知识更加权威和可信，试图将科学知识混同为某种“现代的高级迷信”，更多地出现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论文中，而非在媒体上攻讦主流科学观念的常见手段。

　　反对科学主流意见的人或组织的动机或许是出于各种各样的隐秘私利，但提出反对意见的科学家及其支持者们同样努力使用“科学批判的武器”。主流科学观念之所以陷入争议的泥淖，例如气候问题，政治或者资本只是提供了反对知识的传播动能;能够在主流科学权威的铜墙铁壁上找出裂缝，是因为主流科学观点本身很难做到如媒体宣传中承诺的那样“毫无争议和瑕疵”。负责传播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媒体记者相信，主流科学观点及其公共政策意见有助于增进大众福祉（这个判断在现实中很大概率是正确的），因此过于热情地支持和传播“通俗简易版”的科学知识，同时无视或者否定、奚落反对意见的科学性，这一媒体营销术的背后隐藏着对大众缺乏意愿、耐心和能力去理解高深科学的心理计算，试图用“政治—公益”来对抗科学争议的传播，督促公众实行媒体期望的正确的“一致行动”，结果反而为阴谋论提供了“第一推动力”，进而伤害到大众对于科学本身的信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传统治理智慧和现代科学进步，本质上是相悖的。

　　回顾历史，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吸烟导致肺癌”的科学争议及公共运动，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例子，表明将科学引入公众健康主张时，什么样的姿态更有利于说服公众。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经历了香烟行业的黄金发展，统计学家和医生开始越来越多地发现吸烟与肺癌的数据关联性。但数据统计上的关联性并不能直接推导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比如我们发现每次公鸡打鸣时太阳升起，但我们不能据此推断，是公鸡打鸣导致太阳升起。有些统计关联很容易用直觉和常识判断出来，吸烟问题相比要复杂得多，有人吸烟一辈子也没得肺癌，有人从不吸烟却得了肺癌。如何确认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并宣布“吸烟会导致肺癌”是正确的科学结论？如果吸烟和肺癌之间并非单一因果关系，即吸烟不是肺癌的充分必要因，如何说服公众同意，出台限制香烟行业的政策（例如在香烟包装盒上印刷警告文字）是合理的，而不是政府管制市场自由或者限制公民自由。

　　公开怀疑吸烟致癌论的科学家们并非泛泛之辈，例如罗纳德·艾尔默·费希尔（Ronald Aylmer Fisher，1890-1962），他是英国统计学家、演化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统计学与现代进化论的奠基者之一，道金斯认为他是“达尔文最伟大的继承者”。费希尔认为仅凭吸烟和肺癌的统计关联性并不能证明两者真的相关，也许存在其他未知的因素导致我们观察到了吸烟和肺癌的关联性，比如“那些选择吸烟的人本身具备某种‘吸烟基因，吸烟基因导致这些吸烟者患上肺癌”。这个反论，从科学角度看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本可用于解决此类混杂效应（例如家族遗传、接触其他致癌物等）的“随机对照试验”，却无法在真实世界里应用于吸烟致癌的因果论研究，因为研究者不能随机挑选一些受试者，让他们吸上几十年香烟，只为了观察他们是否会患上肺癌，这在伦理和人权角度看都不可能接受。

　　香烟行业聪明地利用并传播了费希尔等人的怀疑论，不是彻底驳斥吸烟与肺癌的临床统计研究结论，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说服公众相信，吸烟导致肺癌的因果结论至少在科学角度是“可疑”的—尽管公众必须因此承担健康上的成本，但并不能据此主张大众是被烟草行业蒙骗和误导的。我们可以简单痛快地指出，为了实现某种价值，值得通过扭曲或剥夺大众的知情权为代价吗？恐怕很难，一些人基于媒体信息的充分告知，权衡之后仍然选择支持吸烟导致肺癌存疑的结论，可以视作保障其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的理性选择，即使此人以后因为抽烟罹患肺癌，也不能因此断定科学家和政府在香烟行业和热爱自由与香烟的民众面前完全失败，毕竟个体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生活。

　　主流科学家们并不是通过压制反对意见取得媒体营销的胜利，而是升级科学本身，比如对“剂量-响应效应”（dose-response effect）的研究，美国癌症协会发现吸烟者死于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二十九倍，重度吸烟者死于肺癌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九十倍，而戒烟人群罹患肺癌的概率降低了一半。该统计数据表明：吸烟（A）越多，罹患肺癌（B）的风险越高，则A与B之间具备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很大。杰尔姆·康菲尔德和亚伯·利连菲尔德，尝试通过纯数学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难题。他们于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论文中分析道：假设是“吸烟基因”导致肺癌，且吸烟基因导致某些人更容易选择吸烟，那么吸烟基因在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两个群体的分布概率，应该匹配两个群体相差极大的肺癌发病概率，比如非吸烟人群携带吸烟基因的概率是3%，那么吸烟人群的吸烟基因概率就必须接近90%，意思是吸烟基因极其敏感的反映导致个体选择吸烟，这并不符合我们关于人类基因对个体外部行为影响的认识。此外，实验室证据也在补充统计学的不足，例如研究者从香烟烟雾中提取出一种已知的致癌物苯并芘。

　　政府的行动同样值得称赞，美国卫生部卢瑟·特里宣布成立吸烟与健康咨询委员会，首先，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非常平衡，包括五位吸烟者和五位不吸烟者，其中两人由香烟行业推荐;其次，委员会成员都是医学、生物及统计学方面的杰出专家，并且所有成员此前都没有公开支持或反对过吸烟，最大限度地确保其立场的公平公正;第三，委员会没有回避怀疑论者的意见（迫于行业压力也是原因之一），而是直面统计学方法论的不足，委员会于一九六四年发布的公开报告措辞极其严谨：

　　统计方法无法为在关联中确定因果关系提供证据。关联的因果显著性属于判断的范畴，超出了统计概率的表述范围。为了判断或评估某种属性或病原体与疾病或健康之间的关联的因果显著性，我们必须使用一系列标准，其中没有任何一条标准可以单独构成完全充分的判断依据。

　　追根溯源统计学发展史，在高尔顿和他的学生皮尔逊（Karl Pearson）发明并完善了“相关系数”概念的同时，也开创了一个后人长期依赖的统计学思考路径—“存在一个比因果关系更广泛的范畴，即相关性”，研究和计算相关性，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比研究因果性更加可靠的生产知识的方法。皮尔逊将其总结为：“一个特定的事件序列在过去已经发生并且重复发生，这只是一个经验问题，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因果关系的概念给出其表达式……在任何情况下，科学都不能证明该特定事件序列中存在任何内在的必然性，也不能绝对肯定地证明它必定会重复发生。”这种对于认知因果关系的激进否定态度，可以追溯到休谟在其名著《人性论》中明确否认任何两个对象具有使一个为因，另一个为果的可能性。

　　委员会在报告中为吸烟以及未来的其他类似公共卫生问题，列出五条可参考的标准，包括：一致性（比如不同年龄、性别等目标群体研究得出类似结论）、关联强度（存在剂量-响应效应）、关联的特异性（吸烟对应肺癌的显著效果）、时序关系（持续吸烟后罹患肺癌）以及连贯性（包括实验室证据等指向类似结论）。虽然单拆每一条标准都做不到充分完备的因果证据，整个报告也称不上科學意义上的完全胜利—统计学从相关性向因果性跃迁的方法论进步—但从“政治—公益”的角度看，这份报告堪称完美地平衡了科学争议与公众知情，展示了科学融入公共社会生活的正确姿态，是吸烟导致肺癌科学营销术的成功实践。萨拉·米洛夫（Sarah Milov）在《香烟：一部政治史》（The Cigarette： A Political History）中分析说，这个报告是合作型国家的完美表达，公私部门的专家小组通力合作，既塑造出一个权威的共识，也谦逊地承认自身主张的不足，认可反对意见的价值，尊重公众从而成功说服公众接受吸烟可能致癌，并进而推动各类有关香烟行业的立法。

　　人类的大脑痛恨不确定性，在缺乏科学训练或适当科普教育的情况下，普通人的直觉和常识更倾向于将科学等同于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难以理解、令人困惑的概念，几乎等于承认说“我不知道”—这可不是媒体塑造、公众欢迎和期待的科学家的标准形象。当面对复杂的自然系统，科学家不能说明高水平的确定性时，制定公共政策者或媒体推广人员有充足理由担心人们会产生不耐烦和不满的潜在倾向。

　　正如亨利·N.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李萍萍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所警告的那样：“当科学家承认，他们不知道诸如‘疾病在一个生态系统传播这样一种复杂自然想象的所有方面时，公众有时会将此理解为科学家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这样就会导致公众对科学共同体能力的不信任，而不信任的副产品是普通公众更加频繁地对一些狂人、吹牛者和十足怀疑论者所发布的毫无价值的谬论怀有兴趣。在科学权威和确定性的氛围下，这些伪科学家（pseudo-scientists）做出了一些从未经过严格检验的断言，而严格检验正是真科学的基础。”

　　这确实符合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情况，期待科学家的坦诚、政治家的公正以及公众的理性，看起来反倒是一种过于天真、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但是，如果代表科学主流意见的公共政治组织，例如上文谈到的吸烟与健康咨询委员会，否认或隐瞒吸烟导致肺癌在统计学因果关系上的证据不足，将那些怀疑论者一律在媒体上包装成被利益集团（香烟公司）收买的邪恶科学家或者伪科学家，这样真的就能说服公众吗？恐怕不行！通过妖魔化对手，排除棘手的复杂因素，有技巧地借助心理直觉和常识包装传播“科学战胜愚昧”的神话故事，实际上既不能增加科学的权威，也不能帮助科学进步，甚至是有害的。反对者被打上了政治或资本阴谋的标签，被迫噤声，反而压制了科学观念之间有益的竞争和争论。辉格式科学营销术恰恰是在羞辱科学本身，除非我们真的相信科学仅仅是一种现代的高级迷信，区别仅仅在于谁打倒谁。

　　事关公共福祉的“政治—公益”运动，寻求科学的决策就不应当害怕科学的争议，只要争议的另一方同样遵循科学的规范，否则只是将公众推向反智和阴谋论的那一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