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胜

　　

一

　　英国作家毛姆一直有远东之旅的计划。一九一九年八月，他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先到美国纽约，横穿美洲大陆去西海岸，坐船到香港，之后去上海、北京和沈阳，最后经日本和苏伊士运河回国，可谓壮游天下。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冬季，毛姆在中国境内，事后写下了游记《在中国屏风上》。五十八篇或长或短，原本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却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打开毛姆的这本中国游记，就像是打开一位著名画家的速写本，简单几笔，就能捕捉到万物的神韵。

　　不管是神秘薄雾笼罩的东方古国，还是南太平洋上诡异莫测的小岛，对毛姆来说，都只是风格差异的舞台，他关注的是舞台上轮番上演的一个个鲜活的人，有传教士，有在中国的西洋商人，也有中国文人。

　　毛姆在中国分别会见了哲学家辜鸿铭和剧作家宋春舫，写他们的故事，是书中第三十八篇《哲学家》和第四十八篇《戏剧学者》。

二

　　一九二○年，在北京的毛姆得知这座城市住着有个性的著名哲学家辜鸿铭，就想去拜访，这是他此次艰苦旅程的心愿之一。毛姆这篇拜访文章《哲学家》篇幅相对较长，可以看出毛姆对辜鸿铭的浓浓兴趣。让人不解的是，不知是毛姆的记忆出现偏差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考虑，他在书中把会面地点写成了重庆。

　　当毛姆表示想拜访这位名人时，他的东道主马上答应安排一次会面，但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当毛姆问起时，主人耸了耸肩。“我送去一张便条让他过来，”主人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来，真是个固执的老家伙。”

　　毛姆不认为以如此傲慢的方式对待一位哲学家是合适的，也不奇怪辜鸿铭不理会这样的召唤。他设法给辜鸿铭送去一封信，用他想得出的最有礼貌的措辞问辜鸿铭能否同意他去拜访，不到两个小时，毛姆收到了回复，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北京城的胡同和地名一定让毛姆晕头转向，他在书中没有写下辜鸿铭的具体住址，只说自己是坐轿子去的，“路似乎长得没有尽头，经过或拥挤或冷僻的街道，最后来到一条街上，这儿安静而又空旷，在一堵长长的白墙中的一个小门前，轿夫放下轿子”。

　　张中行倒是在《负暄续话》中记下了辜鸿铭的具体地址：“北京东城，灯市口以南，与灯市口平行的一条街，名椿树胡同，东口内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

　　轿夫敲敲门，过了好一会儿，门上的一个小窗开了，一双黑眼睛朝外看，随之是一番简短的对话，最后同意毛姆进去了。一个脸色蒼白的年轻人，神情萎靡，衣着寒酸，示意毛姆跟着他走。毛姆分不清此人是仆人还是这位大师的门生。

　　毛姆穿过一个破败的院子，被引进一间狭长低矮的屋子，四周全是书，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阴冷、空荡，也不舒适的屋子。只是书桌上一只高花瓶中的黄色菊花，才使这阴沉的屋子有了些生气。

　　六十四岁的辜鸿铭走了进来，四十六岁的毛姆赶紧表示蒙他的好意让自己登门拜访。辜鸿铭请毛姆坐下并开始沏茶。

　　“我很荣幸你想来看我，”辜鸿铭回答毛姆的问候说，“贵国人只是跟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以为每个中国人必然的不是苦力就是买办。”

　　毛姆“冒昧地表示异议”，但“没有抓住他说话的要点”。辜鸿铭将背靠在椅子上，带着一种嘲讽的表情看着毛姆。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毛姆马上明白了朋友糟糕的便条还在让辜鸿铭生气，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便喃喃地表达了对辜鸿铭的敬意。实际上，对人生阅历丰富、洞悉人性，甚至当过间谍的毛姆来说，在见辜鸿铭之前，已经猜到辜鸿铭的心思。而关于毛姆的经历，辜鸿铭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可以说，也不想了解。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子，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有着明亮的大眼睛和厚重的眼袋。牙齿已经缺损发黄。他很清瘦，长得好看的双手，小小的，干瘪得有点像爪子。我听说他抽鸦片。他衣着简朴，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顶黑色帽子，衣帽有些旧了，深灰色长裤在脚踝处扎起来。他看着我。他还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他有一种戒心。（毛姆《在中国屏风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谈话。辜鸿铭孤傲，自我感觉宛如一棵参天大树嘲讽地俯看着毛姆。而毛姆全程表现得很有绅士风度，在毛姆看来，辜鸿铭是一棵和周围的环境早已经格格不入的有点可怜的老树，正在缓慢地走向被人遗忘的国度。

　　“你知道，我在柏林得到了哲学博士学位，”辜鸿铭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毛姆认为，虽然辜鸿铭做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辜鸿铭乐于说一件让英国人毛姆不悦的事情。

　　辜鸿铭不单单是看不起英国普罗大众，他甚至看不起西方诸国全体的普罗大众。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毛姆的内心应该会好过一点。

　　“恕我直言，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因为美国人通常博大、淳朴，却不深沉;英国人通常深沉、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通常深沉、博大，却不淳朴。而法国人呢……既缺乏德国人天性中的深沉，又缺乏美国人的广博和英国人的淳朴，但他们具备另一种非凡的心灵特质—灵敏，这是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首要条件，而其他三个民族普遍缺乏这一特质，”辜鸿铭在那本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因此，要概括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特点，除深沉、博大、淳朴以外，还必须加上灵敏。这一灵敏，它的境界是如此之高，恐怕只有在古希腊和古希腊文明中能看到，此外概莫能寻。”

　　“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和“恕我直言”，都是不容反驳的话语。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和毛姆的《人性的枷锁》都出版于一九一五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本文体不同的书，其实也是同一种书写，都是站在人和人性的角度剖析自己。辜鸿铭是赞叹中国人尚未变质与纯粹的精神，宛如一炉纯青的火焰;而毛姆是感叹自己在人性的大海里，浮沉迷茫，挣扎折磨。

　　辜鸿铭的咄咄逼人和毛姆很有教养的微笑，最后都要放在一个新的更大的天平之上去考察。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毛姆发现：

　　他（辜鸿铭）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最终只是有助于他彻底明白：智慧说到底只能在儒家经典中发现。他毫不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它圆满地回应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过来，又使西方根本上显得空洞……如果儒家学说牢牢控制着中国人的思想，这是因为它解释和表达了中国人的思想，而没有其他的思想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

　　身为小说家的毛姆于一次见面中就得出如此观点，其过人的洞察力可谓名不虚传。

　　毛姆和辜鸿铭的谈话被一个悄悄走进来的小女孩打断，她依偎在辜鸿铭的身边，好奇地瞪着眼睛看着毛姆—这真是很有象征意味的一幕。这是辜鸿铭最小的孩子，在清朝皇帝退位的那天出生。辜鸿铭把自己的辫子拿在手里，说：“这是个象征。我是古老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此时的辜鸿铭更温文尔雅了，收起一身好斗的羽毛。毛姆不禁想起辜鸿铭多少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但没有帝王来赋予他治理国家的重任”。

　　毛姆看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宿命。

三

　　《在中国屏风上》第四十八篇是《戏剧学者》，虽然毛姆在文中没有点出这位戏剧学者的名字，但是宋淇读完这篇速写之后，断定这位戏剧学者正是他的父亲宋春舫（见宋淇《毛姆与我父亲》，收入《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下文所引宋淇观点均出自该文）。

　　宋春舫（1892-1938），浙江吴兴人，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表弟。宋春舫家学渊源深厚，十三岁即在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考取秀才，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于旧新学都有所涉猎。接着远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掌握了法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宋春舫《从莎士比亚说到梅兰芳》，海豚出版社2011年）。宋春舫是中国戏剧的开拓者，现在大众对他多少有点陌生。

　　对观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两次不同的会面场景，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毛姆和宋春舫的见面，时间也是一九二○年，地点应该也是在北京。与辜鸿铭见面时的姿态不同，这一次是宋春舫主动登门拜访毛姆。

　　毛姆眼中的宋春舫“显得有些腼腆”，“说话的声音又高又亮”。宋春舫向毛姆大谈特谈对戏剧的见解，毛姆并不以为然。这又是一次不平等的、不在同一个频率之上的对话。

　　宋春舫认为戏剧应该“激动人心”，这让毛姆“不免感到奇怪”。在这里，我覺得毛姆有点装腔作势，其他部分看似刻薄，其实还算真诚。

　　毛姆理解宋春舫的意思，“要求出色的剧本、精彩的场面、合理的分幕、情节的突兀和戏剧性”。毛姆可能是觉得这只是戏剧的基础阶段，不足论。毛姆认为，“中国戏剧（指京剧）有其精妙的象征性”，正是西方“孜孜以求的观念戏剧”，而另一方面，京剧“也因其沉闷单调渐渐失去生命力”。

　　这一年，宋春舫不满三十岁，又浸淫在“五四”的热情之中，他怀抱着用戏剧改变社会的凌云壮志，兴冲冲地拜访功成名就的戏剧界前辈毛姆，想一股脑儿地向他请教。这种心态很正常，正如你在咖啡馆无意中撞见当红的文艺大咖，也会是同样的举动。

　　“你知道我们的学生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宋春舫对毛姆说。

　　不幸的是，毛姆对此并无兴趣，就把话题转向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我倒是杂乱地读了一些。”毛姆提到了庄子。可见，毛姆对中国哲学确实感兴趣。

　　宋春舫之子宋淇认为毛姆的态度是普遍的挖苦，毛姆称辜鸿铭“哲学家”，是暗示辜鸿铭并没有资格算作“思想家”。我觉得，这应该是宋淇的偏见。“哲学家”这个名称既古老又高尚，因为在接下来的对话之中，毛姆提到了“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挖苦后者没资格算作“思想家”的暗示。

　　“他（庄子）生活在很久以前。”宋春舫旧学功力不差，当然也是熟悉庄子的，但是，此时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事情很简单，宋春舫是想向毛姆请教当下最火热的问题，而毛姆却把目光落在了久远的先秦。

　　“亚里士多德也生活在很久以前。”毛姆低声和悦地说。

　　在文中，毛姆还引用了《庄子》中“望洋兴叹”的典故，说两人的争辩是无益的。

四

　　不少中国读者，尤其是辜鸿铭的拥趸，或者是宋春舫之子宋淇读到毛姆的这本中国游记，感觉不舒服，觉得毛姆态度傲慢、笔调挖苦。

　　不过我觉得这只是毛姆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刻薄与否，只是角度、观念的问题，只要无损事实，我们皆可安然接受。毛姆是站在人性的角度上看问题，对人性看得透的人，温情者有之，刻薄者也有之。

　　实际上，如果让毛姆在乡间散步碰到简·奥斯丁、巴尔扎克，他回去之后写下的印象记，也不会只是夸奖。毛姆的《巨匠与杰作》是一本有趣的书评集，他列举了心目中的十佳小说，顺便把他们头顶的光环一一戳下来。简·奥斯丁衣着品位很差，狄更斯和巴尔扎克虚荣浮华，司汤达是个“渣男”（用现在的话说）。很显然，毛姆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深深地知道，只有洞察作者复杂的人性，才能真正读懂巨匠们的杰作。

　　毛姆所谓的挖苦，有时候只是表象。我们再来举一例。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提到司汤达口吃，读者读到这一段落一定会觉得这是挖苦，但是，如果你意识到毛姆自己也口吃，那么看法就不一样了。一个口吃的人很少会挖苦另一个口吃的人，如果这也算挖苦，那背后是大勇敢、大同情。

　　在《巨匠与杰作》之中，很常见的词正是“同情”，这其实是毛姆“挖苦”背后的底色，只是他在文字中藏得很深，让人不易察觉。“巴尔扎克对蠢人是毫无同情心的。”从这句话我们能读出毛姆的温情。这种同情心，也渗透在《在中国屏风上》，尤其是对长江号子和驮货物苦力的哀叹，读来让人动容。

　　平心而论，毛姆应对辜鸿铭，是很有教养的，他只是准确地捕捉到了辜鸿铭对他的傲慢。毛姆对宋春舫的观察，也算客观。宋淇说，宋春舫的声音，“较高则有之”。宋淇也承认，毛姆最后对宋春舫所发表的戏剧理论也是真知灼见，几乎可以在毛姆《总结》一书中原封不动地找到。

　　以火车做比喻，辜鸿铭是毛姆旅行沿途经过的一座老旧的月台，这个月台已经少有人问津，少有人下车，月台还保留着自己的尊严，回忆早年的光辉岁月。宋春舫和毛姆，是两列相向而行的火车，两人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同，在短暂的相遇之后，又马上分开。这正是毛姆要记录的，要给我们看的景象。

五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是一个思想大碰撞、命运吊诡的大时代。毛姆和辜鸿铭、宋春舫只是烟波浩渺中的三个小小坐标。

　　一九一八年，梁启超辞去段祺瑞内阁财长一职，带随员赴欧洲考察学习，历时一年多，并出版《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在书中认同和推崇西方文化的核心“自由精神”，提倡个体本位的文化理论观，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这和辜鸿铭的想法刚好反过来。辜鸿铭痛心疾首地说，新学正在改变和腐化真正的中国人。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的文学经典，绝不仅是属于汉学家的爱好，它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从而拯救欧洲文明于水火之中。

　　一九一九年，梁启超壮游欧洲一年之后回国，毛姆跨越千山万水来中国壮游。两本书的书名《欧游心影录》和《在中国屏风上》，也可以对观。

　　一九二○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到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毛姆也关注了此事，他在《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写道，他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特意让人力黄包车回头，就是为了去买罗素的新书，“这本书刚到上海”。同在中国的毛姆并没有兴冲冲地跑去见罗素，这很像后来鲁迅对萧伯纳的态度。鲁迅在《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中写道：“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这其实是一句很可爱的话，潜台词是我鲁迅也不差，内心也有一股傲气，如果你们没有邀请我，我不会像粉丝一样兴冲冲地去，如果你邀请我了（鲁迅是接到了邀请），“那就见一见罢”。

　　另外，我认为辜鸿铭也是理所当然知道，一九二○年罗素在北京。他对毛姆说的那句“但英国人，如果你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于哲学而言不是很有天分”，是一竿子打了两个人。

　　一九二○年，美国实用主义集大成者杜威也在中国讲学，毛姆和辜鸿铭在交谈之中也谈及胡适的这位老师。

　　“你研究过美国哲学的现代进展吗？”毛姆问。

　　辜鸿铭用嘲讽的语气说道：“你是说实用主义？这是那些想要信不可信之物的人最后庇护所。我对美国石油比对美国哲学更有兴趣。”

　　一九二○年，毛姆向宋春舫谈起中国哲学时，宋春舫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哲学家，“但自然，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要是你感兴趣，我可以请他来拜访你”。

　　一九二○年宋春舫在北大授课，当时胡适也在北大授课。宋春舫与胡适私交很好。也就是说，宋春舫口中的“我们大学里有一位中国哲学教授”极有可能就是胡适。

　　不知道这是宋春舫的客套话还是真心话，又或者毛姆并不在意，两人都很自然地“过掉”了这句话。毛姆和胡适也就这样相互错过了。

　　一九二一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芥川龍之介来到中国，也拜访了辜鸿铭。在辜鸿铭那个衰败的庭院里，芥川龙之介说不定还能听到毛姆刚离开的脚步声。对于此次见面，辜鸿铭明显要客气许多，也许是中日文化相近的缘故。

　　芥川龙之介说，辜府“地铺草席”（这是对毛姆“地上没有地毯”观察的补充，可能天气变冷了），“不失萧散可爱”，辜鸿铭容颜略似“蝙蝠”。读到“蝙蝠”两字，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芥川龙之介是在挖苦，反而认为他观察准确。偏见，很多时候是在不同文化观念的泥土上悄然生长出来的，我们却浑然不觉。

　　在谈话过程中，辜鸿铭的女公子也和上次一样依旧跑了出来，“先生颇满足，微笑视之”，芥川龙之介“略感伤，唯凝望女公子而已”。（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稚嫩和苍老的对比，其实都深深地触动了毛姆和芥川龙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