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章回小说中，三国、水浒皆由宋元说话而来，间或采撷杂剧叙事，成书时间均在元末明初。因为盖以武勇智术著称，坊间乃至学界习惯将两书相提并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将二者归入“元明传来之讲史”。其实，从故事来源和叙事特点来看，这两部作品差异实在很大。水浒不能算是讲史小说，历史上虽有宋江其人，但它是依附历史语境的纯虚构作品，而“讲史”是以文学笔墨演绎史家叙事，这名目来自宋元“说话”之分类，乃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云云（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真正“讲史”的是三国，那是以史实为梗概，章学诚诉以“七实三虚”之说，大致不错。此中分际，拙著《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已有分辨。
但话说回来，因为两书都包含战争与政治伦理内容，作为英雄传奇流传古今，其主题自有一定相似度，自是难免被视为同类作品。例如，明崇祯熊飞馆有一种三国水浒合刊本，书名就作《英雄谱》，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版本。在我看来，三国、水浒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英雄叙事。不过，同样讲述英雄，亦是同中有异，所谓“英雄”的内涵有着不小的差别。
这里姑以“英雄”之义为题，比较三国、水浒叙事要旨，借由叙事话语流变，检视一种审美趣味之变迁，亦大致可见价值理念的衍展与涵容。
一
三国、水浒都是大叙事。前者由汉末乱局导出魏蜀吴三分天下，终以三国归晋为结穴，说的是各方争天下的大事;后者不争天下，争的是某种公平与正义，且试图以江湖道义融入礼治轨辙。相形之下，三国格局更显宏大，但水浒更深刻地触及古代政治伦理问题。从故事脉络来看，二者都具有悲剧调性，悲剧之“梗”，在于某种价值理念：三国亟奉蜀汉为正义，水浒欲以江湖改良廊庙，各具忠勇节义之风，最终皆是事与愿违。自然，令人扼腕方见英雄意概，小说家诉之慷慨悲愤，实乃性格硬核。
不过，小说家之英雄观并非尽在一端，标榜之忠勇节义亦可作不同解读。三国叙事起自乱世刀兵，叱咤风云乃英雄第一要义，如此而论，未脱史家注重事功的见识。小说第二十一回，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从天外龙挂说到龙之变化，渐而说到英雄，又说到当世人物。刘备列数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益州刘璋诸公，试探曹操：“可为英雄乎？”曹操却道：“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曹操关于英雄的定义看似高大上，其实也简单，如谓“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仅此而已。这里没有道德标准，不作正邪之辨，唯有宇宙天地之想。这是所谓“成大事者”的器宇，一向为瓜菜之众所推崇。
作为“篡汉”的奸雄，曹操并未被小说家丑化与矮化，相反，从刺卓、讨卓、迎驾挟天子到翦灭吕布、袁绍，从平定辽东到破汉中张鲁，生动地刻画了一个胸怀大略而百折不挠的性格。至于刘备，小说里多称之枭雄，虽然被赋予承祧汉室的合法地位，但未立蜀汉之前，他曾依附过吕布，归顺过曹操，投靠过袁绍和刘表，一路蹉跌全然不顾节操与体面，竟是一系列含垢忍辱的英雄叙事。显然，在三国语境中，英雄与奸雄、枭雄是一种叠加脸谱，故而曹操大言不惭地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水浒之英雄观，与三国大不相同，首先是没有三国曹刘之辈代汉（或篡汉）、祀汉那种关乎帝业的大目标。水浒寨中百十个英雄好汉信奉的是江湖准则，先不考虑社稷大义，英雄与否在于人格与本事。鲁智深扶危济困，林冲、武松手刃仇家，李逵胆大忠直，晁盖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宋江亦不以女色为念，这都是英雄本色。燕青“百伶百俐”，棍棒拳脚及鼓板笙歌无一不精，这一身本事也落个“英雄领袖”之名。
水浒言称英雄，自是包含风流出众之义，并非都在武艺上见高下。宋江、吴用、柴进不以拳脚棍棒见长，作为梁山领导层人物自然凭人望、才智服众。可是，还有萧让、金大坚、乐和、安道全、皇甫端、孟康、汤隆、侯健、曹正、蒋敬、凌振、时迁……那一大帮人，只是“各有偏才”而已，梁山泊汇聚这些五行八作的技术型人才，尽可“随才器使”，亦皆为英雄好汉。这既是故事安排的需要，亦自隐含一种社会分工的平等意识。
当然，英雄必是忠良之辈，水浒有其道德门槛。宋江听说矮脚虎王英劫了刘知寨的恭人，便说：“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当！”宋江不想做乱世英雄，他是要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回归正常社会，所以水浒之英雄叙事亦带有“去邪归正”的轨辙。
二
三国开篇就是乱局，讨黄巾形成各路豪强，据土拥兵便可称英雄。如吕布来投张邈，陈宫见谓“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说张邈与吕布共取兖州“伯业可图也”。吕布飘零关东之际，仍是一心图谋霸业。想起京剧《白门楼》吕布被缚后一句悲凉的唱词，曰：“某死后汉室中英雄还有谁？”听来悲凉，却未免可笑，当日豪强纷争，早已是遍地枭雄。
汉末杀局亦如战国，诸镇并无道义之念，亦如顾炎武所谓“士无定主，邦无定交” （《日知录》卷十三）。如，吕布“三姓家奴”，袁绍翻覆无常，刘备四处投靠，孙权朝秦暮楚，都是连横合纵之局，彼此都是说翻脸就翻脸。诸镇之下，将士谋臣亦如此。毛宗岗论及曹操如何“驾驭人才，笼络英俊者”，举述尽是背弃旧主之辈，如“张辽旧事吕布，徐晃旧事杨奉，贾诩旧事张绣，文聘旧事刘表，张郃乃袁绍之旧臣，庞德乃马超之旧将，无不弃故从新”（第二十六回总评），可见皆是“良禽择木而栖”的道理。
然而，三国叙事又未必尽如战国，顾氏谓“七国则绝不言王”，而小说里却以“尊刘抑曹”的调子奠立了绝对死忠，大节是“汉贼不两立”。如，关羽封金挂印千里护嫂，兄弟情谊更著君臣之义，之后又有单刀赴会独守荆州的戏码，直是写出一副忠心义胆。不过，后世的江湖兄弟显然误读了刘关张，人家的“忠义”首先是一种政治选择，也就是国家话语之“大节”，本质上不同于水浒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道义。当然，水浒亦讲“忠义”，但水浒的国家观念比较暧昧，这一点后边再说。
三国故事始于黄巾作乱的危难时刻，选择这个节点十分重要，刘关张以“白身”加入这场护国战争，自是超越了游侠的江湖境界。桃园结义的宗旨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就将战国义士“士为知己者死”的人伦原则纳入国家政治话语，是以文学形式奠立一种意识形态。在此后的叙事中，小说家悬拟宗庙社稷为指归，拟定“匡扶汉室”的大目标，实际上将刘备集团和蜀汉政权置于绝对正义的制高点。
以政治态度匡正英雄品格，是三国叙事中值得注意的捩转，从关羽孤守荆州到姜维羁旅托国，小说不断强化蜀汉延续汉祚的正义与悲情，逐渐撇开了乱世英雄的非道义叙事，凝聚于“汉贼不两立”的忠/奸模式。然而，在整部小说中，政治正确与人格意义上的忠诚始终不免发生错位，犹似老话所说“忠孝不能两全”。那么“忠义”二字又当何说？其实，在三国语境中，“忠义”二字多半只能拆开来说。政治正确之外还有正确与否的行为准则吗？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往往见其扞格。书中不难看出，社稷大义与人伦道义往往是舛互颠倒，以致不乏悖谬之例。
所以，不敢问英雄之德何如，这一茬不提还好，一提就错乱。魏延杀韩玄献长沙，来投刘备，诸葛亮欲令刀斧手推出斩之，有谓：“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此谓不忠不义，是从人格上究诘。后来，刘璋帐下张松来献西川地图，亦是出卖其主，同样不忠不义，诸葛亮待之以上宾，却是着眼于战略大局。同样是来投奔刘备，一者是卖主求荣，一者成了弃暗投明。这明显是双重标准，究其然不是“忠”和“义”的问题，看人下菜自是政治利益考量，或有利大利小之分。
诸葛亮先后撺掇刘备攘夺荆州和益州，那两处可都是汉室宗藩。按当初“隆中对”的战略构想，刘备立国的基本盘就是“跨有荆益”，这是吃在碗里又看在锅里的想法，哪里顾得什么“不忠不义”。谁料“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后来丢了荆州，却吞了刘璋的益州，也算是三分天下居其一。奸雄未除，汉室未兴，先是兄弟阋墙、鸠占鹊巢的戏码。小说家的叙事理则附着于宏大的战略擘画，自有一套英雄建国路线—那是因为刘备更有承祧汉室的资格与能力，那是因为刘璋“闇弱”成不了大事……这样的英雄观，弱肉强食是硬道理。
可是，为什么刘备集团依然被视为“正义”化身，甚至还有“仁义”之德？除了划线站队的政治原则，小说采用含垢忍辱的悲情手法亦起到模糊叙事逻辑的效果。且说关羽“降汉不降曹”，听上去镗鞳有声，细想却也别扭。某自谓汉将，何来“降汉”之说？下邳之围，关羽受刘备家眷拖累，不得已归顺曹操，其情有可原（之前刘备就是“免从虎穴暂趋身”来着），但小说家以忍辱负重为之讳饰，别说文章做得过头，这般道来效果终究不错。因为这样的书写自有悠远的精神传统—从西伯羑里之囚到勾践卧薪尝胆，有道是大丈夫能屈能伸，英雄不避胯下之辱，因为忍辱方能成就王伯之业，之后方有刮垢磨光的宏大叙事。
三
桃园结义将民间结契转化为向上一路的政治结盟，却向下传递江湖秘密社会仗节死义之风。水浒里梁山好汉秉承的不是刘备与关羽、张飞的君臣之义，而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之情。其“忠义”不在社稷，不在人主，而在于江湖兄弟。其旨趣不在王伯之业，却以江湖包容庙堂，出来混的皆须循从江湖道义。道在江湖，义在江湖，可谓“礼失求诸野”之注脚。
江湖上的朋友圈不同于熟人圈子，分明是超越亲情与乡邻之情。梁山泊的英雄聚义无疑追随三国刘关张的歃血誓盟，却是放大了求异姓为同志的结义模式。从三国到水浒，从刘关张到一百零八人，谋事者突破血亲姻亲的家族圈子，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农耕社会的宗法习俗。尤其后者，以极度的想象力摆脱传统“家/国”概念，很像是近世社团组织模式。
英雄惺惺相惜，彼此气质使互相接引，就是所谓投契。史进阴差阳错来到渭州，茶坊里偶遇军官鲁达（鲁智深），人家竟知道他史大郎的大名，挽了胳膊带他去吃酒。水浒这部小说亦有《世说新语》品评人物的特点，只是有时并不直接说出。柴进对林冲和洪教头便是两副面孔，林冲恶了高太尉被刺配沧州，柴大官人照样酒食管待，赍发银两。江湖上的名声是口口相传，英雄不问出身，不问亲疏，只从道义上掂量。宋江上山前不过是县衙小吏，可不管走到哪里，人家一听说“及时雨”“呼保义”的名头，多是纳头便拜……
梁山泊号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实以儒家所谓忠恪、孝悌、友爱等伦理之义替代“君君臣臣”的儒家纲常制度。九天玄女以神道设教，提出“替天行道”的章程，乃将王道纳入天道，实际上是虚化实体政权，将国家抽象为某种道德目标，亦将忠诚于赵宋王朝的社稷大义抽象为道德使命，这便与江湖人士所信奉的道义侠义结合无碍。如此而论，道义优于法度，这无疑是伦理价值的重大改变。如，晁盖等人劫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去報信，显然有悖于他作为衙吏的本分与职守，但这正是江湖中人所推崇的英雄操守。在官府与江湖之间，良民的良心已不循从于王法，史进出于“义气”放了少华山的陈达，面对官兵来捉拿朱武等人，他宁愿毁家弃园也不肯将人交与官府。
水浒人物之人格与节操，无关社稷，却关涉社会—从王进躲避强权到林冲绝地反抗，从鲁智深救助弱女到宋江仗义疏财，一切着眼于人之命运与痛感，明显带有人本主义的道德倾向。如果说三国人物满眼是江山社稷，水浒便是将一条条汉子抛入个体命运的旋涡。个体的戏码不需要叱咤风云的大舞台，坊巷、庄院、村店、山寨、衙门，这些场所也是社会关系的构成，是英雄和凡夫俗子共同的生存环境。
于是，英雄的路径发生重大改变。从社稷到社会，从帝阙到江湖，从不言口腹之欲饮馔之事到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就是从三国到水浒的英雄转身。
虽说水浒更见文学想象力，却呈示一幅世俗化图景。三国的英雄谱皆是宗室、方镇和士族豪强，水浒忠义堂上排排坐的却是先前的衙吏狱卒、中下层军官、庄院主和山林草寇。二者相较，不啻从高大上的云端跌入了芸芸众生的尘埃里。英雄的变迁，似乎印证着个体的生命意识，或是人性回归。不过，这里边好像缺了点什么，水浒没有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大牌英雄，没有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英武豪气，没有赵子龙酣战长坂坡的一身是胆，没有张翼德喝断流水的虎豹之吼……相较三国，水浒的英雄气终究不如。
水浒故事不谋求改朝换代，招安之前没有大规模战争，梁山泊与官军的军事对抗多半是突袭性的，即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说到底也只是规模有限的反围剿战斗。如果少了后边的征辽和讨伐田虎、王庆和方腊，还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对梁山泊来说，最难对付的倒是祝家庄和曾头市两处民间武装，那与其说是象征王朝的基层桩脚，不如说是暗示国家正消解于那些庄院堡砦与各处山头。从某种意义上说，水浒亦消解了战争，将战争表现的勇武压缩至行侠仗义的江湖行为，其英雄豪气主要表现于单打独斗的个人除恶，如鲁达拳打镇关西、林冲手刃陆虞候、杨志杀泼皮牛二、武松血溅鸳鸯楼之类，甚至包括武松景阳冈打虎，李逵沂岭杀四虎，等等。
可是，水浒又不能没有战争，梁山好汉已不是独行侠，作为一个武装集团，它必然有其军事作用。书中后三分之一部分，即招安之后的“征四寇”，真正的战争来了。然而，仗是越打越大，盡是昏天黑地的厮杀，却未能真正展示梁山众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小说将梁山好汉投入规模更大的疆场厮杀，用以证明正是那些草莽英雄拯救了这个国家。这个叙事意图到底是实现了，只是那些文字毕竟缺乏个性化叙事，对于梁山好汉形象并未有所增益。
四
不能不说，由宋元说话推演而来的三国、水浒，在讲述英雄事业的同时，明显代入了攘外安内的叙事动机。
三国故事以蜀汉悲剧写宋人之心，逆境奋起的英雄叙事自有寄托，那就是面对国土沉沦的抵抗情怀。自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送给契丹（辽），中原就直接面临来自北方的威胁，北宋立国以来更是备受契丹、西夏、金和蒙古侵扰。宋真宗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契丹纳贡，靖康之变竟让金人掳去徽钦二帝，这种种屈辱成了宋人的心结。蒙元入主中土，不能不使华夏民众之国家认同发生问题。小说家的三国之所以同情弱势的蜀汉一方，重述恢复汉室之旧梦，显然是痛感宋元以后的现实悲况，需要那种悲情英雄召唤国人之历史记忆。自然，三国叙事是以英雄主义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亦是用以表现“弱者胜”的想象（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有“弱者胜”一条）。甭管关羽败走麦城，刘备兵溃猇亭，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寸土未得，想象与情感成就了蜀汉英雄之优胜记略。
其实，宋人面对北方之敌，亦往往想到割据东南的孙吴集团，如辛弃疾、刘克庄一班士流多以孙权抵拒曹操的故事相激励，词曰“生子当如孙仲谋”，曰“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便是以孙权代入抵抗情怀。刘备与蜀汉自是另一选项，因为刘备被认为具有“承祧汉室”的资格，显然更容易唤起国家认同，小说将同情更多寄予蜀汉一方亦自必然。
相比之下，水浒的旨趣偏于“安内”。但它亦有“攘外”的主题，而且直接就跟契丹死磕，那就是宋江招安之后率部去打辽国的故事。不过，徽宗宣和间征辽之役本是枢密使童贯领军出战，按到宋江与梁山好汉身上，荒诞至极却别有心裁。梁山泊既与朝廷和解，不能不替国家分忧，水浒虽不能视为“讲史”，但置于北宋末年的历史语境下，抵御外侮亦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小说家隐去了“联金灭辽”的背景，或有凸显梁山好汉的用意。辽兵由于背后遭到金人夹攻，除了新任辽主耶律淳猝死引起内部讧乱，其两面受敌是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但这真正的历史背景在小说里完全作缺省处理。缺省是省得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故事被嫁接到梁山好汉这边了，而灭辽是大宋与金国的共谋，到头来是引狼入室的结局。关于那场战争，笔者在《水浒地理学》（见《水浒十讲》）一文中有介绍，这里不多说。
水浒更多着眼于解决本土朝野和上下对抗性关系，即江湖与官府的关系，体制外与体制内的关系，下层、中层与上层的关系，实是针对“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容与堂刊本李贽序）的拨乱反正。因为纲纪废弛、秩序失衡，小说想象以江湖规则重建礼治之道，不遑更多顾及夷狄之事。当然，水浒的解决方案是在王权框架内“去邪归正”，这就有“招安”一说。招安通常是朝廷的一种绥靖政策，但水浒描述的招安是梁山泊主动行为，是梁山泊的政治妥协方案，不是所谓投降主义，是倒逼朝廷接纳自己，反过来说亦是以江湖包容庙堂。
以江湖包容庙堂，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构造。小说本意是将宋江作为忍辱负重改造世界的英雄，只是因为这种构想太缺乏现实依据，不可能完整表现以江湖道义改造体制的乌托邦叙事，剿灭方腊归来只能让他黯然出局。
五
如果说三国是时势造英雄，水浒不妨说是英雄造世之作。
汉末乱局，血流漂杵的历史惨象提供了故事原型，而宋元之变则因势导入“恢复大业”的叙事动机。说话人和小说家向人们讲述的三国，是“分久必合”的历史期望，中土沦丧之际需要回肠荡气的英雄叙事来抚慰破损的心灵。
宋元易代，落下“宋室不竞”的惨痛记忆。水浒检讨官场弊端和执政者的迷失，是基于历史反思的深刻认识，成为古代小说中第一部质疑王权体制的作品。所谓“替天行道”，无疑隐含对现世王权政治的批判。当然，小说家只能从儒家庞杂的思想资源中寻求政治解决方案，从沉淀于民间乃至江湖的道德理念中激活平等与正义的诉求，进而想象着变对抗为和解的改良之途。从原初逼上梁山到求得赦罪招安归顺朝廷，水浒故事从头到尾带有一种屈辱感，舍怨愤而求仁义，本是感动世人的笔墨，本义不在英雄传奇，是超越现实政治的思想推演。
有此造世之愿，亦是英雄抱负，宋大哥是尝试建构一种乌托邦图景。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水浒十讲》一书中已有阐述，新近又作《梁山泊的双重寓意》（刊于《山花》2021年第1期）一文加以申述。总之，拙意认为：这部假托历史的寓言小说，具有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一体两面的性质。一方面它表现以江湖道义融合古代圣贤的大同理想，重建礼治之道的文学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推演出一个悲凉而无奈的结局，事实上在它叙述的历史语境中，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悲哉？壮哉？
抑或，宋江才是英雄，真正的悲剧英雄。
六
从弱肉强食到人性关怀，从社稷大义到江湖道义，从汉贼不两立到梁山泊与朝廷的政治妥协，这就是英雄变迁的基本路径。
三国的英雄观，基本上是史家见识，但不能忽视其中的文学意味，正是小说手法将史家鄙俗见解提升为某种超凡的人格精神。如桃园结义重塑国人友情和道义的观念，甚至奠立了一种民间信仰。如蜀汉将领虽败犹胜的优胜记略，亦大大超越成王败寇的叙史规律。所以，关羽被后人奉祀为“关帝”或“关圣”，诸葛亮亦几乎被抬到神的地位。水浒的叙事框架虽说更有想象力，却没有塑造出关公这等“军旅拜英魂”的崇高角色。水浒最具英雄范的应该是武松，可要说“武圣”，还是人家关羽，他武二蹭不上这份荣耀。
甚至，许多读者干脆不认为宋江是英雄，这黑三郎其貌不扬，武功只是三脚猫，终究县衙小吏出身，抹不去“小可宋江”的猥琐相。但英雄不可貌相，细看之下，水浒的英雄观有其内在的价值取向，更有群体化特点。宋江有造世之愿，只是丝毫未能改变世界。梁山一百零八人更是分散了叙述笔墨，零散的单打独斗，个人枪棒拳脚功夫，无论如何比不过人家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威武。
作为纯粹的文学虚构，水浒在一定程度上尚囿于史家治乱兴衰的叙事逻辑，并未做成彻底的寓言作品。可是，文学的眼光不免含混与暧昧，因而亦更耐人寻味。有一点不可忽视，水浒让“强盗”做成英雄，内中隐含某种原罪观念，这一体两面的写法大有深意。其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自是一种预言，乃将人间灾祸归咎于伏魔殿地穴中的天罡地煞，隐隐之中有着针对造反合法性的思辨。这种疑虑不仅是叙述者的表述，亦是梁山高层人物自省。柴进簪花入禁苑，在睿思殿见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心中顿生“国家被我们扰害”的感叹，他割下“山东宋江”四字，拿回去与宋江看罢，相对叹息不已。
读水浒读到最后，不免暗生鲁迅批判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但梁山好汉不是不争，只是未能跳出“千古幽扃”的思想局限。容与堂本末回有《满庭芳》一阕，煞尾曰：“可怜一场梦，令人泪两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英雄传奇也算是一个“去英雄化”的文本。水浒英雄自有另一个名称，就是好汉。英雄好汉可以并称，但好汉终归落下一档，不妨说是英雄的次生名称。
庚子腊月十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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