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

　　近些年来，在东京神保町和京都、大阪各地旧书店，处处都有中国淘书人的身影。不管是旧书肆还是拍卖场，国人对于早期流失到海外的古籍和古卷都非常热心回购。那么这些古籍到底是通过哪些渠道出去的呢？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日本学者在中国的购书史可以说是个很好的见证。这位名叫高仓正三的年轻汉学学者，在中国生活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因病在苏州逝世，年仅二十八岁。他的病逝，曾引起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狩野直喜、平冈武夫等人的哀叹和痛惜。他们以为，高仓正三对于中国语言学，尤其是吴语的专业研究，已经初见成就，未来可期。欣慰的是，高仓正三在中国近两年时间，留下了一本《苏州日记》，先在日本出版，后由苏州学者翻译成中文出版。从中可一窥这位日本学者在中国的生活轨迹和淘书心迹。高倉正三在苏州的留影

一

　　有段时间，日本奈良大学史学系教授、汉学名家森田宪司特地来到苏州市五卅路同益里三号，举目观望，百感交集，像是圆了一个百年的愿望。七十多年前，他的前辈高仓正三作为外交部研究员来到苏州进行吴语专业的调查研究。当时居住的地方就是同益里三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这里成为他暂时的归宿，也是他人生最后的“家”。

　　同益里是苏州古城区一条老弄堂，这里曾经是上海滩闻人的别宅，也是一些旧家族的故居，建筑风格中西合璧。有段时间电视剧《都挺好》在此取景拍摄，一时成为很多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高仓正三乘船抵达上海的次日，就去书店购买了一些评弹的唱片，随后到苏州定居。在苏州，他接连游玩了虎丘、寒山寺、枫桥镇、留园，还去了老字号松鹤楼用餐。此后他又畅游狮子林、沧浪亭、孔庙等，听昆曲，听评书，拜访俞樾故居曲园、章太炎故居和坟墓等，还请了一位苏州人教他说苏州话。他致信给北京的友人说：“可惜的是苏州的学者和读书人几乎都逃到上海去了……”他只能独自去拜访苏州的名家居所，如在读书湾的惠士奇故居（红豆斋）、十全街的李根源旧居。他在致信给老师吉川幸次郎时提及，他最想见到的学人是陈乃乾和郑振铎，因为他二人都是收藏和鉴别古籍的内行人士。可惜初到苏州，只见到一位东吴大学的教授章赋浏，曾留学日本，因为曾编著过一本《东洋史》，两人也算能谈点苏州往事。

　　平时没事，高仓正三最喜欢的是去护龙街散步，因为那里正是苏州旧书肆的集中地之一。

　　从晚明到晚清，苏州的旧书市场似乎一直是全国收藏家和文人淘书的胜地之一。护龙街上曾留下几十家老字号书店，如来青阁书庄、文学山房、博古斋、艺芸阁等。这些旧书店，高仓正三都曾经光顾过，甚至成为他们的熟客。当年十月九日，他在护龙街闾邱巷口的博古斋购得小说弹词三部，在护龙街吉由巷口觉民书社购得《海上花列传》。高仓正三《苏州日记》中的老苏州地图

　　按照古籍收藏家阿英（钱杏邨）在《苏州书市》的记载：“苏州书市有三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段护龙街，为旧书肆集中地。自察院场至玄妙观，为新书市场。自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为小书摊。护龙街东段，东大街，大华路，间邱坊巷，亦各有一家。”

　　对于这三处旧书市场，高仓正三可以说是按图索骥，常常一再光顾。十月二十三日这天，他在护龙街口一家书店看到一本铅字版《北堂书钞》，这是唐初书法家虞世南的一部著作，按说也不算是多好的版本，但是高仓正三记录说太奇怪了，老板不肯卖给他，理由是此书自用。其实至今苏州还有不少旧书店老板，坚持自备书“非卖品”的原则，并不奇怪。

　　高仓正三在苏州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看上的书，如果老板不在，伙计不敢擅自做主。一九四○年一月八日，他在苏州府前街书店发现道光本《汉学师承记》，虽然其中缺少一册，但伙计说了，老板不在不能出售。使得高仓正三很是遗憾。清代晚期，苏州护龙街出版的经书

二

　　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玄妙观的书店收到了一本《张氏音括》，这是一本成书于一九二一年的方言音韵论述工具书，作者是山东济阳人张文炜，当时是由“民国江苏省立第二中学校友会印行”，此书现在已进入“善本”行列。当时高仓正三只花了两角钱（法币），其中还包含评弹唱本十余册，可谓便宜。

　　但是当时昆曲抄本仍然价格不菲。十月二十七日，高仓正三在观前街东购得一本昆曲抄本，花费三元钱。他还一再惦记之前拒售的《北堂书钞》，特委托这里的店主帮忙留意。

　　有段时间，高仓正三囊中羞涩，深感处在书市却不敢问津的尴尬。但最终还是无法抵御诱惑，硬着头皮去买。十一月四日他在玄妙观牛角浜书市买了《花影集》《古史辨》《义妖传》等书，就是因为架不住店主的推介。有时也会有苏州名家赠书给这位年轻学者。如苏州的藏书家赵诒琛就赠给他吴中名家曹元弼（叔彦）的《颜氏家训义记》和《孙渊如（孙星衍）文补遗》。即使是房东家的书，高仓正三也是处处留心，“房东家有一套重印本的《四部丛书》，我又起了无论如何请他转卖给我的念头……如果能便宜到一百日元左右卖给我的话就好了”（1940年11月10日致高仓克己的信文）。

　　花八角钱得了《国学季刊》第一卷《乐府古辞考》，花八角钱买了一本历史演义小说《天宝图》，高仓正三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自述心情，尽管口袋里已经空空如也。

　　有时候为了寻书，高仓正三也会到苏州外围去兜兜，如在阊门路上一个庙后人家就花八元钱买了一部《辞海》。

　　四部丛刊中的原本《吕氏春秋》花了三元五角美元、《苏州府志》一册十二元、《中原音韵》一部三元六角钱、《古音丛目》四元两角、《文学论集》一册两角钱、《徐乃昌之印》十元钱、《六也曲谱初集》五角钱、《小诗研究》一角钱、《十经斋文集》石印本七角钱;《吴郡金石目》加上《湘子全传》和《马如飞开篇》，一共二元五角;《寄小读者》《女神》《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尘影》《汉代学术史略》《痴人日记》《汉诗研究》《白雪遗音续选》等书一共一元一角。当时兑换十元（日元）钱得法币十二元七角。从这些零碎的记录中，可见当时苏州的书价历史和物价情况。高仓正三一边喊着书贵，可是真正想要的书却没有得到，但还是一边继续从容淘书。十二月十八日这天他出去取新做的鞋子时还不忘顺便买下《中国民间传说集》《中国民进文学概说》《曹植和洛神传说》等书，一共一元一角。早期位于苏州护龙街的文学山房的笺纸（江澄波供图）

　　陈乃乾给苏州护龙街文学山房店主江静澜的信件（江澄波供图）

　　十二月二十一日，高仓正三在致吉川幸次郎的信中提及：“经常有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书商来到这里（苏州）的不起眼的书店，以锐利的目光搜寻各种图书，然后把其中半数以上的好书囊括而去，对我而言，真可以用‘呒不办法（苏州话）四字来形容。”

　　除了淘书外，高仓正三在苏州基本弄清了苏州的一些藏书名家的去向，如过云楼顾氏家族，也是苏州道和曲社的主要曲友之一的顾公可已经“逃往上海”。版本名家王大隆在振华女子中学教学。从事古书买卖的屈伯刚（在苏州护龙街开设“百双楼书店”）也去了上海，藏书都寄存在了苏州大井巷赵诒琛家中。

　　苏州一些书店不只是卖书，还帮人装订散册，并送书上门。江南才子钱谦益的名著《初学集初版》（四部丛刊底本）的铅字版已经到手二十四卷，其他的还需要装订成册。十一月十八日这天，高仓正三花了四元钱委托“来青阁书庄”帮忙装订书钞，可见那时书店业务颇为活络。他要寄回日本的书也委托时在护龙街大井巷口的文学山房帮忙代理。他在文学山房购书，只要给出书目，店里人就会送上门来。十一月二十七日，文学山房就给他送来了定购木刻版《小腆纪年》。对于此事，现在文学山房的掌门人江澄波先生说，那时店里日本顾客不少，主要都是由父亲应付他们，他还在上小学。

　　高仓正三在苏州除了购书和游览外，就是看展览。有一次苏州中山堂举办文物展，除了倪云林、唐寅、文徵明和董其昌的书画外，还有金石、古籍收藏名家吳大澂的部分著作，更重要的是明代苏州袁氏嘉趣堂刻板的《文选》，还有乾隆时期名家张惠言的《仪礼图手稿》，听说是一个叫庄江秋的苏州人出品的。高仓正三在参观展览时，还收到清代大臣林则徐的书法卷轴，据说持有者要调去上海工作，因此托他请人估价，请暂为保存（当时应该是一批作品，高仓正三选择购买一些寄回日本）。

　　为了买书，高仓正三还放弃买相机的念头，“忍痛割爱”买了明清古籍和近代出版的全套《戏考》，以及未知真假的徐乃昌出品金石拓片集。

　　一九四○年六月三十日，高仓正三致信哥哥汇报他的一天买书记录：“昨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发现了《东坡七集》（仿成化本）、《本印斋所刻词》和《石印宋元十名家词》，赶紧花七十元钱把这三部书全都买了下来。在四印斋里，好像是吴文英的《梦窗甲乙丙丁稿二册》较多，还买了《万历本韵府群玉》（五元）等书。”

　　也就是同日，高仓正三又致信给国内好友仓田淳之助报告自己的近日购书书单：

　　《编珠》上海来青阁，毛边纸，三册，四元五角;《事类赋》乾隆，附广或类赋本，四元左右;《韵府群玉》，康熙复万历，五元左右;《分类字锦》，康熙刊，白纸六十四本，六十元（上海）;《子史精华》，苏州复刻（雍正刊？），十四至十六元;《格致镜原》，二十四册，十元，书较好;《天中记》，万历刊，竹纸，卅本，六十元（上海）。

　　当然，高仓正三在购书时也有一些“遗憾书单”，如明代珍稀版本《天中计》、明代无锡华锡麟出品的《事类赋》，清黄丕烈撰的《士礼居题跋》、近代《王国维遗书》等书都没有买到。而且有些书款因为先取书后付款，直到他重病时还在委托偿还书款。而在他病逝后，不少好书都捐赠给了日本的相关研究机构。

三

　　《苏州府志》《清嘉录》《吴县志》《苏州宝卷（说唱艺术）》，以及苏州拓片、苏州年画、苏州碑刻等，但凡具有地方史料价值的，高仓正三都会去认真读一读、学一学，或是寄回日本给一些汉学同道。他对于苏州名家的著作，如顾颉刚的《古史辨》，吴梅的曲学、叶圣陶的小说散文、俞粟庐的昆曲都是非常熟悉。

　　尤其是对于叶圣陶的著作，他是一再追逐，希望能够收全新旧书本。《稻草人》《未厌集》《隔膜》《叶绍钧（圣陶）代表作选》等，只要见到叶圣陶的新作，高仓正三都会及时购买，并寄回日本给需要的友人。他在一九四○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走到玄妙观，倒给我花一元钱买到了叶绍钧的《未厌集》和梁氏的《元明散曲史》。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这两本书都相当有意思。叶绍钧的笔法写得这样，可谓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有些像布尔热（法国作家）式的运笔用词。”

　　二月一日，高仓正三致信吉川幸次郎说：“因现在还没有完全收集到叶绍钧的作品而感到十分惭愧。他的作品相当难翻译，感到十分棘手。”

　　为了能够早日集齐叶圣陶的作品，高仓正三决定到上海去淘淘看。尽管他在信中一再对日本友人提及苏州的书价贵，而上海的书价更是上涨得快。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上海。当年五月，他在上海书市收获了叶圣陶的不少新作品。吉川幸次郎多次督促和勉励高仓正三翻译叶圣陶的作品，并对他多有指导。高仓正三在上海购得《倪焕之》《火炎》《城中》《脚步集》《雪朝》诗集等，但是他希望再把《三四集》《剑鞘》《线下》等收全。为此他还向吉川老师请教，翻译叶圣陶作品应该如何取舍，散文与小说的比例又该如何平衡？为了能早日获得其他缺书，他还向国内的哥哥高仓克己求助，希望能够得到叶圣陶的传记史料，如在日本有《三四集》《线下》等小说集也请及时代购。后来高仓正三跑到杭州买到了《三四集》，短篇小说集《线下》则由吉川幸次郎先期借给高仓正三。

　　从一九四○年七月下旬开始，高仓正三的身体健康陆续出现了问题，可能与水土不服以及工作劳累有关。但他已经开始着手对叶圣陶作品的翻译工作。他对日本国内学者翻译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对于民俗歌谣的翻译简直是相反的意思，文体不统一，语法也不对，让他作为日本学者感到“害臊和遗憾”，从而也更坚定了他继续学习中国吴语以及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决心。

　　爱屋及乌。高仓正三对于叶圣陶当时的游踪也显露出很大的兴趣，他在《文学集林》中偶然看到了叶圣陶已在四川武汉大学执教，大为欣慰。从刊物中读到了叶圣陶当时发表的《乐山通信》，更是感到惊喜。同时高仓正三还从阿英、郑振铎的文章中及时了解叶圣陶的生活状况。苏州古旧书店现在的经营场景

　　到了十月四日，高仓正三致信吉川幸次郎说，老师一直所关心的叶圣陶作品翻译工作已完成一半，“到本月底可完成全部的初稿，请原谅我一拖再拖”。当时高仓正三还在苏州积极研究吴歌、吴语歌谣、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海天鸿雪记》），以及赶赴浙江、上海和苏州郊区多方调查吴方言发音，着手编纂《苏州语发音字典》。

　　同日，高仓正三还致信给资助他的单位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松本文三郎：“学完了上海语会话，就把叶绍钧著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以及《稻草人》两本寓言集译成苏州话。这样，既可用作会话和讲解，还可作方言语汇的搜集。”

　　十月五日，高仓正三致信给哥哥高仓克己提到了自己的腹痛病症，但还是开足马力搞翻译，一天大概可以翻译十张纸（内容）的样子。但此后他的病情继续恶化，甚至要住院、转院。到了年底时，吉川幸次郎还督促他早日回国治疗，似乎对西医能否治好他的病感到怀疑。

　　就在高仓正三还有一个月就要回国治疗的时候，他的病突然急剧恶化，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三日在苏州盘门内新桥巷苏州医院去世，去世前在病床上还在阅读叶圣陶的作品。叶圣陶作品翻译应该没有完全完成，但那些已被译成苏州话的作品很是值得搜索阅读。

　　从吉川幸次郎对高仓正三的纪念文章中可以看出，高仓的其他译文还有不少：“作者留学时还著有《苏州话译稿》三十二篇。他还把民国作家用標准话写的童话、书简和戏曲等改写成了苏州方言，其中一部分将在《东方学报（京都）》第十三册第一分册以及《中国及中国语》第四卷第十一号以后连载。”其他的还有《王子安年谱》《苏州语辞典》等著作在陆续排印中。相信在这些内容中肯定还有涉及沈从文作品的译作。

四

　　除了叶圣陶的作品外，高仓正三还对冰心、周作人、胡适、阿英、丰子恺、巴金、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大为喜爱，常常搜购研读。尤其是沈从文的作品，他先后购买了《八骏图》《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废邮存底》《昆明冬景》《阿丽思中国游记》等，还为找不到沈从文的当时踪迹感到遗憾。他把这些书有些寄给在日本的哥哥，还致信给哥哥说：“新文学大系里除了有关沈从文的小传以外，其他值得一看的内容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是时间不允许他有更多精力去研究沈从文作品了。

　　除了沈从文，高仓正三最想见到的是郑振铎和陈乃乾。根据高仓正三的日记记录，他初到中国苏州后，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去上海拜见几位熟谙古籍版本的名家，尤其是郑振铎和陈乃乾。

　　高仓正三在来之前可谓做足了“功课”，深知要买到好的古籍，一定要先找到相关的人士。陈乃乾早期在上海进步书店担任编辑，后来与人在上海合办中国书店，经营古旧书业。抗战期间，也就是高仓正三来到上海找他时，陈乃乾一边为了生计，帮忙经营朋友的书店，一边则是勤于写作，发表了一批版本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文章。陈乃乾与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旧书店都很熟悉，因此帮助郑振铎收集了不少古籍善本、珍本。高仓正三第一次见到陈乃乾时，北京琉璃厂老字号来薰阁实际掌门人陈济川就在场，当时来薰阁已在上海开出分号。

　　经过吉川幸次郎的介绍，高仓正三在中国书店见到了陈乃乾和陈济川，并去致美楼一起吃了晚餐。但是问及古籍的事情，陈乃乾回答说“现在公署里藏书甚少，南洋中学倒还是有些”。可是他们去了南洋中学却因为门口大水，无功而返。

　　高仓正三在日记中提及在陈乃乾处打听了不少关于书的情况，但到底是什么内容却没有提。而陈乃乾的日记因为缺失了那几年的内容也无法查询。高仓正三说他想急切得到郑振铎收集的一些俗文学资料。同时对于郑振铎的著作《西谛书目》中的一些古籍也渴望购得。如明崇祯六年出版的二十册《柳枝集》和《酹江集》。为此，他还多方搜集《西谛书目》这本书，希望能寄回日本给吉川幸次郎看看。

　　由于受经费有限的困扰，高仓正三也不能随时前往上海淘书或是寻访郑振铎。此后他虽然多次前往，只是见了陈乃乾（陈乃乾还经常爽约）多次似乎也没谈到什么实际内容。反倒不如自己在中国书店淘书实在。有一次趁着等候陈乃乾，高仓正三就买了《毛诗正韵》《康南海传》《闲风集》《书古文训》和《吴越文化论丛》等书，一共花了十五元九角。还有一次中国书店的掌柜正巧要出手一本章太炎的著作，卖主是著名版本学家潘景郑。恰恰潘先生也是高仓正三要寻找的专家之一，可是书买了，潘先生却一直未能谋面。

　　为此，高仓正三只能从当时的文献中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他通过旧书刊《文学集林》查找到郑振铎写作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劫中得书记》，了解相关文献古籍。从《劫中得书记》中可以窥见郑振铎于战火乱世之中搜集保护古籍的现实，使他大为感慨，因为这是前不久发生在上海的真人真事，使得高仓正三觉得很是有趣。但同时他也很清楚，以他日本学者的身份，是很难见到郑振铎了。《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 年版

　　此时的郑振铎正冒着危险，同时以拮据的经济窘况冲锋在搜购中华古籍前线，高仓正三曾经多次光顾过的苏州来青阁书庄、上海中国书店、来薰阁等书店掌柜都曾与郑振铎交往密切。就在高仓正三因为个人原因不愿意掺和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藏书情况调查时，郑振铎正好在联合出版家张元济倾其所有抢购刘氏嘉业堂私藏善本。

五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苏州的天气依旧是冰冻的，残雪尚未完全融化，躺在冷水盘门附近病床上的高仓正三高烧不下。他致信给哥哥说，医院考虑到他的病情不能就此放他出院回国。但他还是渴望着一个月后能够离开苏州，回到故乡去。“想到还有一个月就要离开苏州，真是感慨万千。与其说医院生活不自由，倒还不如说对医院的一层薄薄的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任何紧迫感的气氛怀有好感。在中国的这种感情，犹如救世主一般在帮助我，没有多大痛楚的这种病也没把它当成一回事，因此在精神上一直很充实的，无忧无虑的，从无不眠之夜便是个很好的例证。”郑振铎在书房

　　在信中，高仓正三表示因哥哥一直从经济上补贴他而感到不安，同时对于照顾他的中国保姆给予多倍工资而感到欣慰。一个多月后，高仓正三病逝于苏州医院。他的哥哥前来中国办理后事时发现了这本日记，便带回国整理。一九四三年这本名为《苏州日记》的日记书在日本被弘文堂出版，高仓正三的老师吉川幸次郎在《跋》中写道：“（高仓）克己学士听到弟弟病危的消息后赶紧乘船西渡。（三月）十三日那天，船还在东中国海的海上航行，另据说在他离开人世时，照顾他的护士也正巧不在病房，正可用‘天涯孤独四字来形容了。”

　　吉川幸次郎对于这本日记的内容大为褒扬：“作者把颇具魅力的苏州语的发音带给了我们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在我国的中国语学以及中国语言史上开辟出诸多的新的领域。”此书的书名为吉川幸次郎的老师狩野直喜题写，狩野教授是一位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和敦煌学的著名汉学家。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钱婉约曾致力于日本学者在中国购书史料的研究，她的祖父则是著名历史学者钱穆，她称高仓正三是“吴语研究的开拓者”。

　　此书日本版曾于一九八六年由日本演剧教育联盟资料馆富田博之先生赠予跟随江苏昆剧院人员赴日演出的朱喜先生，朱喜后又把书赠给在叶圣陶故居办公的苏州杂志社，杂志社委托苏州国旅办的孙来庆先生帮忙翻译，并在杂志上连载多期，引起较好的反响。著名作家、杂志社社长陆文夫先生“認为此书（《苏州日记》）的角度较为特别，对沦陷后的苏州文化情状起了‘补白作用，便拍板于《苏州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二期起连载”。

　　二○一四年，此书中文版由古吴轩出版社根据孙来庆先生的译本出版，孙先生在《后记》中提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日本人所记录的中国城市民情，所追寻的中国语言文化、民俗文化、古典文化等，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