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

　　二○一八年因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华读书报》向我约稿，我写了《亲历唐诗研究的黄金时期》一文，介绍入研以来所见到的学风变化。这一变化肇始于以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的兼顾文史以追索唐代诗人生平与唐诗写作事实的追究，引起对唐诗辑佚、辨伪、系年、校注等工作的全面展开，并推进从文本解读到宏观评述、理论探讨的全面繁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结识并了解相关学者的各自成就，能有机会作一番回顾，表达一些感想，自是胜任愉快的工作。由于题目限制，我没有说到的是，在这四十年中，前二十多年突破为多，创获亦丰，但若仍沿旧路，总不免有江郎才尽、变化不大的感觉。虽然我还在继续相关的工作，最近已接近完成全部唐詩的重新写定，自感也有为一代学人作学术总结的欣慰与自得。内心也十分清楚，更年轻一辈的学者已经呼啸而起，凌轹而前，开创了全新的局面。我认识许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都很谦和，也对我很客气，他们的论著我大多得见，就我内心主观的感受，我已经无力跟上他们的节奏。虽然我还在坚持写作，也不希望自己落伍太多，但风气的变化如此清晰，年轻人学历完整、外语杰出、手段科学、武艺周备，都是我心向往之而力不能及的。我还特别注意到，研究中古文史的年轻学人，最初还比较多地步武西方或港台的主流风向，从新社会学到写本文化，从宗教信仰到朝会礼仪，从文本阐释到物质文化，从女性写作到身体书写，等等，确实新潮汹涌，令人目不暇接。此间的年轻一辈学者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抱有好奇的兴趣，有机缘和能力与海外学者作深入的接触和交流，互联网也提供了全球学术资源共享的平台。虽然起步稍晚，但具备了完足的力量，怀抱高远的理想，从追随风气而逐渐引领潮流，是十分可喜的事情。这里仅是笼统地说年轻一辈之崛起，就各个个体而言则仍有很大不同，甚至可能仍不能避免存在一些瑕疵和偏颇。今人常喜说大师远去，不会再有，我则始终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各领风气变化，能坚持者必有大成。

　　李猛出道很晚，接触佛教典籍还不到七年，但进步显著，所获亦多。《齐梁皇室的佛教信仰与撰述》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主体与他研究隋唐之际佛教与政治关系的学位论文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其中许多章节之初稿曾在许多重要刊物上发表，得到好评，当然也听取批评，做过适度修改。

　　本书正编分九章，前八章皆言南齐皇室，第九章述梁武帝《敕答丞下》之文本差异及所涉人事，齐梁之间不太平衡。附录三篇，《梁武帝萧衍的早年行止》，追究梁武帝早期仕履的真相，揭发他即位后对此的遮掩与改写，研究文学或历史的学者，都会感兴趣。后两附录述萧氏各房在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谱系及授爵，涉及面较广，看到作者全面关心时代人物生存活动情况之勤勉。

　　本书各篇，各有所获，我不想作全面评述，因为我不专治齐梁，对此无力作客观深入的评判，只能谈个别感受。有关文惠太子萧长懋的研究，似乎是李猛最早接触齐梁皇室而形成文字的学术论文，学生时代曾有过公开报告，且多次修改。就存世诗歌言，萧长懋的作品太少，只有一句半谶言，如何从中发掘出文本变化与微言大义，确实不容易。李猛坚持于此，反复修改，发表时已面貌全新。他更进而辑录其逸文，最大程度地还原太子的诗文存逸。据此探索这位处于权力核心地位而最终早亡的太子，得以揭示南齐后期政治、文学生活中的许多隐情。

　　齐武帝萧赜是李猛关心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同样毕业于复旦大学的林晓光教授刚出版《萧赜评传》，与李猛是差不多同时所作之分别研究，彼此间很难比较。齐武帝在位之永明年间，是南朝诗风丕变的重要时期。李猛特别关心武帝对佛教之整肃，在改进僧官制度、强令僧官称名、限制出都讲律及沙简僧尼等方面，都有深入的论列，他更看到武帝佛教政策的几次变化，在整顿中更加强信奉与护持，且以断杀的果决，改变朝廷与士人的起居与饮食习俗。在武帝大渐之际，他的次子萧子良也借其时的佛教祥瑞，作出有利于稳定政局的渲染与坐实。

　　李猛特别指出，武帝次子萧子良及其领导的西邸集团，是齐梁转变过程中于政治与文学皆至为重要的关键人物。此说当然前人曾说过无数遍，李猛的着力点与前人稍有不同。一是他对子良与各文人的通信往复有仔细的考按与解读，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子良之文学与佛学核心地位;二是根据僧祐《出三藏记集》中对子良宏大的《法集录》的零星记载，努力追索子良一生弘法倡文的总体成就;他对西邸选址与园、寺结构的考察，当然也展示了南朝文人生活状况的有趣场景。

　　梁武帝《敕答臣下》是围绕《神灭论》热烈讨论的一篇权威文告，且因其中提及相关臣僚六十四人，而具特殊意义。我尤记三十多年前《文学遗产》发表王达津先生关于以《广弘明集》所载《法宝联璧序》讨论梁前期作家生卒年的论文时，骆玉明兄说以前也看过此篇，觉得有价值，遗憾没有及时探讨。这篇梁武帝的诏敕，前此也已引起多位学者之注意。李猛的讨论更加细化，不仅关注《神灭论》两个版本的区别，更补充六十四人中向来以为不可考知的多人事迹，在追明真相中探讨此敕所涉梁初佛教与政治之真相。

　　在本书《前言》中，李猛对自己的研究旨趣与关注思路有较清楚的表达。就我之阅读来看，他的研究可贵处在于，不受专业与学科的局限，全方位地关心齐梁间人事与政治、佛教之任何细节的记录与差异。我曾有幸听他在回复旦大学任教应聘时试讲之一节课，批评他讲课时语速太快，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程度，也很惊讶他讲梁陈间之无数人物，如说同班同学般清晰明白。本书附录他的萧氏诸谱，正是他为撰本书所作之基础工作。李猛至今未出过国门，但他娴熟掌握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海内外学术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在我问学之初，学者很少涉猎佛藏。我后来与一般学者一样，觉得能够掌握《大正藏》与《续藏经》，基本佛典已经很充分。李猛这一代人的看法更进一层，他们认为明清以降，包括日、韩流行的佛典，虽然很权威，但任意改动的地方也多，应该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唐写、宋刊、古钞的各种早期文本，努力还原文本原貌，在文本归属、文意还原及文本解读方面，积极追索古人真相。据我所知，这不是李猛一人之作为，许多年轻一辈都如此治学，真令人感到欣慰。他对海内外学术动态的把握，也因此而能及时更新，具备强烈的前沿意识。

　　二○一三年，李猛从上海师范大学曹旭教授处完成硕士论文后，考入复旦大学，从我学习。曹旭教授是内人本科同学，一直很熟，特别向我介绍李猛是可以培养出来的读书种子，我当然愿意相信。他的硕士论文是写著作郎与南朝文学，踏实而仔细，但切口稍小，似乎不容易展开。我本人对佛教与道教没有深入研究，因曾披览文献，知其中与文学有交集之记载绝不在少数。以前指导过几位学生做佛道与文学关系之论文，居然各有成就，我的指导很有限，皆因为他们悟性尚可，入门得找到方向。李猛往南朝唐初佛教与政治、文学关系上探讨，我已经记不清是否出自我的建议，我仅能记得他从此方面发展，我是给以积极理解与支持的。先生领入路，修行在本人，很高兴李猛发展良好，学术逐渐走向成熟，我对他的未来有充分信心。

　　庚子秋末于复旦大学光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