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仰

　　你的前额纯洁开朗无污点，

　　如梦的眼睛真美妙，孩子！

　　虽然时间飞逝，而你我之间

　　年龄上相差足足有半世，

　　你可爱的笑容一定会评价

　　这一篇作为爱的礼物的童话。

　　我没有见到过你的灿烂的面容，

　　也没有听到过你的动听的笑声;

　　你的年轻生命的未来时日中，

　　不可能想到我这样一个人—

　　只要你现在愿意倾听就够啦，

　　倾听我的这一篇童话。

　　……

　　—选自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卷首诗

　　一八五六年，二十四岁的牛津大学毕业生查尔斯·路特维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买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照相机，此时，摄影这一新生的艺术媒介才刚刚进入公众视野不满二十年，从拍摄到最后冲印涉及机械、物理和化学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術，不过天赋异禀的数学研究者道奇森很快就精通了湿版火棉胶摄影法繁复的操作—这种由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彻尔（Frederick Scott Archer）在一八五一年发明的拍摄方法使用与最终照片同等尺寸的玻璃板，摄影师首先要在其表面涂布一层包含火棉胶、乙醚（或乙醇）、碘化钾等药物乳剂，然后在暗室中把板子放入硝酸银溶液中进行卤化反应，接下来，玻璃板通过相机曝光。这一切都需要在乳剂保持湿润的几分钟时间内完成，因此并不是每一个热切的摄影爱好者都能够掌握这一技术。然而，道奇森作为一个摄影师的名气很长时间内只是在他的朋友之间流传，对于公众来说，更为熟悉的还是他的笔名“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一八六五年，道奇森用这一笔名出版了《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之后在一八七一年和一八七六年，他又陆续出版了续篇《爱丽丝镜中奇遇记》（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以及一首有趣的长诗《猎蛇鲨记》（The Hunting of the Snark），这些作品成就了卡罗尔的文学名声。

　　在当下这个强调“术业有专攻”的时代，我们很容易把卡罗尔当作一位作家，而事实上，他在牛津大学学习和教授的都是数学。文学和摄影是卡罗尔的“业余”爱好，只是在作家的盛名面前，人们即便了解到卡罗尔的摄影，也常常只认为那是他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对新奇技术的好奇尝试。不过，担任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英语教授和苏海克斯视觉中心主任的琳赛·史密斯（Lindsay Smith）于二○一五年出版了《刘易斯·卡罗尔：摄影漫记》（Lewis Carroll： Photography on the Move，中文版2018年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一书，在其中她重新思考了卡罗尔的摄影和写作这两种表达形式之间的关联，通过研究卡罗尔的书信、他拍摄的照片和消费（购买、收藏）照片的方式，以及他对于戏剧的兴趣，史密斯不仅展示了摄影如何与卡罗尔相伴左右，也记录了摄影这一媒介的生命中一个独特的阶段，彼时摄影还是集自然与文化、科学与“魔法”于一身的新兴技术，它与拍摄对象以及与时间的关联，都让当时的人们十分着迷。

　　从一八五六年到一八八○年—据说卡罗尔在这一年拍下了他作为摄影师的最后一张照片，在此间的二十四年中，他大约拍摄了三千张湿版底片，其中一半拍的是儿童，有三十张照片里的孩子是裸体或者半裸状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观看者来说，其中的一些肖像恐怕显得“有伤风化”，然而，在卡罗尔所处的维多利亚时期，呈现儿童裸体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明信片上，这样的作品会被当作艺术来欣赏，实际上，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将儿童的裸体照片看作“天真”本身的图像。在给每一个孩子拍照之前，卡罗尔总是会事先取得他们父母的许可。比如，卡罗尔曾经这样写信给一位八岁小女孩的母亲：“拍下几张安妮可爱的脸庞和身体的好照片，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因为到明年她很可能会认为自己年龄太大了，不再是合格的‘夏娃的女儿（但我希望不是这样）。”同样，在卡罗尔为“爱丽丝”系列故事的灵感来源爱丽丝·利德尔（Alice Liddell）拍摄肖像之前，他也获得了其父母的许可。

　　一八五五年，亨利·利德尔（Henry Liddell）成为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并带着妻子洛里纳（Lorina）、儿子哈利（Harry）和三个女儿伊娜（Ina）、爱丽丝和伊迪丝（Edith）搬到牛津。很快，卡罗尔就和当时九岁的哈利成了朋友，等到他的几个妹妹稍微大一些，卡罗尔也常常带她们一起外出野餐。在一八六二年七月的一个下午，卡罗尔带着三姐妹去牛津附近的河边游玩，在那里他讲述了后来作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故事，当时十岁的爱丽丝对于故事主角用了她的名字感到很兴奋，并请求卡罗尔将故事写下来。卡罗尔最早给利德尔家的孩子们拍照的时间还要往前推四年，一八五八年，他拍了一张现在已经颇为著名的照片，《爱丽丝·利德尔装扮成“乞丐少女”》（Alice Liddell as “The Beggar Maid”），当时六岁的爱丽丝穿着“乞丐风格”的露肩裙子，赤着脚，背靠斑驳的墙面，她微微侧身，眼神则瞟向镜头，似乎透露出一种不属于她的年龄的坚定。

　　将拍摄对象装扮成不同文学或诗歌中的主角，是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颇为常见的做法。在照片中，爱丽丝扮演的并不是任意一位乞丐少女，其灵感应当来自英国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一八三三年的诗歌《乞丐少女》（The Beggar Maid）。这个故事源自英国古代民谣，说的是一位北非国王科菲图阿（Cophetua）对乞丐少女佩妮罗凤（Penelophon）一见钟情并娶她为王后。对于这个传说，有若干种解读和演绎。一种说法是，这个故事象征美和单纯对财富和权力的征服。在丁尼生的诗歌中，也强调乞丐少女的非凡美貌和天使般的优雅。卡罗尔并不是唯一以这一传说为灵感的摄影师，一八七五年，英国摄影师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也拍摄了一幅名为《科菲图阿国王与乞丐少女》的照片，构图中少女和国王分别站在画面的左右两边，这无疑试图再现故事中国王与乞丐少女相见的场景。与之相比，卡罗尔的照片中只有六岁的爱丽丝扮演的少女，倒是颇为不寻常的选择。在十九世纪中叶，摄影尚未找到自己在叙事方面独特的语言，对于“讲故事”这件事，它还需要通过服装和布景来模拟绘画的形式。显然，卡罗尔拍摄这幅肖像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复述佩妮罗凤的传说，或许在对儿童的拍摄中，他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将会阐述的那种感觉：在照片中同时看出“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事”。正如琳赛·史密斯在《摄影漫记》中也写道：“儿童的照片可能比任何其他人的照片更能让人拥有多个时间点存在于单一画面的体验……他（卡罗尔）不仅仅对简单地通过图像保留一个短暂的过去感兴趣，而且还对因此而预知生活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感兴趣。”

　　在此后的五年间，卡罗尔还为利德尔家的孩子们拍摄了不少照片，并且常常带孩子们外出。但在一八六三年六月，他与利德尔一家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嫌隙，有好几个月，卡罗尔都没有与这对夫妇和孩子们往来，虽然后来他们恢复了社交，但卡罗尔再也没有单独带着利德尔家的孩子们出过门。不过一八六四年，爱丽丝还是收到一份来自卡罗尔的礼物，《爱丽丝地下历险记》（Alices Adventures Under Ground）的装订手稿，这正是两年之前卡罗尔在河边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也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前身。作为“爱丽丝”系列故事的作者，这位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教书及生活的单身汉—根据他作为类似研究生（fellow）身份入学的规定，卡罗尔应当成为牧师并发誓禁欲，但他后来虽终身未婚却并未成为神职人员—不断地结识新的儿童朋友（child friends），其中不少都在他的镜头前面留下了身影。从《爱丽丝镜中奇遇记》的卷首诗和后来发现的卡罗尔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真心热爱跟孩子们交流，而他们也都喜欢这位叔叔。

　　一九三二年，卡罗尔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中，业已八十岁的爱丽丝·利德尔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因为她“以小女孩的魅力唤醒了一位熟悉虚数的数学家内心天才的想象力，让他显露出对于儿童心灵的完全理解”，这或许是卡罗尔最后一次被如此单纯地纪念。次年，也就是卡罗尔过世三十五年之后，有人开始对他与利德尔一家友谊中断的原因进行捕风捉影式的猜测。一些颇有野心的作家以精神分析的名义提出，卡罗尔压抑了自己对于爱丽丝的生理渴求。此类分析由此开始层出不穷，在一九四五年，一位传记作家弗洛伦斯·贝克·伦农（Florence Becker Lennon）更是写道，卡罗尔与利德尔一家的矛盾是由于一八六三年他直接向爱丽丝或者通过她的父母求婚，爱丽丝那时十一岁，哪怕按照维多利亚时期的标准，她也远远不到结婚的年龄。

　　然而这些揣测并没有实际证据，它们是后人透过当代文化的镜子看到的与当下类似又稍被扭曲的维多利亚时代。就此意义而言，琳赛·史密斯的《摄影漫记》提供了另一面镜子，正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一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卡罗尔为爱丽丝拍摄的肖像。照片中，十八岁的爱丽丝穿着带有蕾丝的精致裙装，发型一丝不苟，神态镇定地面对相机，这是他最后一次拍摄爱丽丝。两年之后，爱丽丝出现在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照片中，化身为成熟的森林女神波摩纳（Pomona）。在两张照片中，她都没有露出丝毫怯懦和回避。

　　展示卡罗尔拍摄的许多儿童的照片时，琳赛·史密斯更感兴趣的是卡罗尔如何深陷在摄影这种新兴媒介之中。按照摄影理论家及史学家乔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的论述，摄影的开端应该比宣布这一技术方案的一八三九年再往前推几十年，在一八○○年前后的二三十年间，欧洲及其殖民地频繁地出现了一种渴望，想要把人眼看到的稍纵即逝的自然景象自动、快速地凝固下来。在巴钦看来，推动这种渴望的不仅是当时艺术（透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科学（物理、化学、机械、制造）以及社会和经济体制（工业革命、资产阶级的兴起）的各种发展，更暗示了那个剧变的年代中人们对空间、时间和主观性等认知的剧烈变化。出生于一八三二年的卡罗尔或许“错过”了在摄影技术出现之前就表达渴望的时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向世界宣布发明摄影术的时候，卡罗尔才七岁—但他后来的肖像摄影实践无疑再一次强调了这样一种渴望，即对于瞬息与稳固之间不可能的组合的渴望。

　　英国的摄影发明者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用慎重考虑的措辞描述过自己的发明：“最稍纵即逝的事物，也就是影子，即一切飞逝和短暂的众所周知的象征，可以被我们的‘自然魔法的咒语困住，可以永远固定下来……我们可以在纸张上接收到转瞬即逝的影子，把它捕捉下来，用一分钟时间就把它固定在那里，而且非常牢固，不会再有任何变化。”虽然在描述中使用了“稍纵即逝”之类的词汇，但这些早期的摄影实践者们渴望让机械自动复制的对象还是隽永的大自然，相对而言，卡罗尔热衷的拍摄对象本身更具有一种暂时性，因为儿童不可避免地终将长大、衰老、死亡。站在我们这些现代观看者所处的時间点上，卡罗尔照片中的孩子们显然早已死去，但他们在照片中又是鲜活的，就像罗兰·巴特面对他母亲儿时照片时受到的震动—他从照片中意识到她会死的，且他看到照片时她已经死了—我们也会在卡罗尔的儿童照片中辨认出“尚未发生”和“已经发生”其实是一件事，即他们将会且已经死去了。

　　在卡罗尔一八七六年拍摄的两张《佩内洛普·布思比》（Penelope Boothby）中，情况则略有不同，因为这并不是对未来死亡的预告，而是对已然死去的幼儿的一种“复活”。照片中的模特是当时十二岁的亚历山德拉·基钦（Alexandra Kitchin），她是历史学家和基督教堂学院学生乔治·威廉·基钦（George William Kitchin）的女儿，常常被昵称为艾克斯。卡罗尔当时在自己牛津大学的宿舍楼上搭建了摄影工作室，在那儿艾克斯戴上头巾式女帽，穿上漂亮的服装，来到镜头之前，她被打扮成乔舒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一七八八年的画作《佩内洛普·布思比》的样子，这是为布思比爵士三岁女儿绘制的肖像画，其中的幼儿在其六岁时（1791）就夭折了。在十九世纪的人们看来，过早的死亡让一个孩子灵魂不朽，当卡罗尔让十二岁的少女扮演油画中三岁的幼儿，当她决绝的眼神与我们相遇，她简直成了在幻象中复活的亡灵。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便携相机的出现和印刷技术的发展，摄影开始成为报纸杂志中的插图，在大众心目中，关于社会现象的“纪实”（documentary）成为摄影最重要的功能。但对于卡罗尔来说，摄影却与他所喜爱的戏剧形式联系在一起，拥有打开“一个通往幻想和私密的内在世界”的能力。摄影的这一能力也驱动了与卡罗尔同时期的摄影师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创作，她曾经将自己的艺术描述为“虽出自凡人之手却是神圣的”（mortal but yet divine）。作为那个年代颇为先锋的摄影艺术家，卡梅隆想要的是能够传达神圣感的影像结果，而自始至终作为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的卡罗尔更关注摄影将现实转化为幻想的过程。他在一八七五年拍摄的《圣乔治与龙》（St. George and the Dragon）完美地展现了这种转化，照片中艾克斯和她的三个小伙伴在虚构的画面中摆好姿势，布鲁克·泰勒（Brooke Taylor）作为圣乔治，骑着一匹大木马，手握与他小小身躯极不相称的长剑;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蜷缩在地板上，代表着被打败的骑士;休·布里奇斯（Hugh Bridges）披着一张豹子皮，扮演龙。不同于现代的摄影艺术家们通过安排演员创造的完美的超现实“活人画”（tableau），卡罗尔这幅照片的吸引人之处恰恰在于其装扮的不完美，他有意在画面中保留了这幕戏剧发生的场景—这是极其普通的房间一角，然而孩子们却能沉浸其中。站在照片之外，我们明显地感受到那房间属于另一个世界，正如卡罗尔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的卷首诗中进一步写道：

　　屋子外，冰冻霜寒，白雪刺眼，

　　还有暴风的疯狂撒泼—

　　屋子内，炉火熊熊，红光闪亮，

　　那是童年时代的安乐窝。

　　在整个场景的边缘，扮演公主的艾克斯穿着白色睡衣，头戴锡纸皇冠，此时她已经十四岁，似乎站在了童年与成人阶段的边缘，她并未卷入这个场景，而是直直地凝视相机。她似乎是卡罗尔的镜像，一位清醒的梦游者，渴望继续相信自己创造的幻觉形式。在卡罗尔的照片中，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理解罗兰·巴特所说的摄影真谛，“这个存在过”—照片作为曾经存在之物留下的痕迹，为童年时代的异想天开增添了一份真实感。诚如许多人留意到的，一八八○年七月之后卡罗尔再未用自己的相机拍摄。其原因众说纷纭，但琳赛·史密斯在《摄影漫记》中指出，卡罗尔并没有“放弃”摄影，他或许不亲自拍摄，但还是常常从其他摄影师手中寻求、购买照片，或者直接委托他人为自己拍摄。与此同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积极地投入到“爱丽丝”系列故事的舞台剧制作之中，这些为儿童所写的故事，最终由儿童在舞台上表演出来。或许可以说，卡罗尔在摄影和剧院之间找到了复杂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便是梦境成真。

　　本文图片由中国摄影出版社提供